无处不在的风险
恐惧和风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有些人最害怕的东西——饮用水中的毒物，空气中的放射物，食品中的农药——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风险，而我们最少害怕的一些事情——开车、饮酒和吸烟——却每年杀死成千上万的人。风险并不是一无是处。没有风险就不可能有个人发展——一个人怎样才能学会骑车呢？从更大的范围来讲，没有改善物种的风险和挑战，就不可能有生物的进化。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我们祖先对之作出反应的种种风险，
本章意在收集美国已知的有关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为本书其余部分
现在让我们把风险看作是自然的生命终结前偶然的死亡事件。死亡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用某种确定的东西来衡量风险似乎有点奇怪，但有时人们也使用其他一些方法，譬如生命非自然地缩短的年数、日数或分钟数。用第一种衡量方法，早死10 年与早死5 年被看成是一样的；而用第二种衡量方法，早死10 年要比早死5 年糟一倍。有些人认为早年的岁月比晚年的岁月更有价值，而另一些人（譬如罗伯特·布朗宁）则持相反的论点。第
七章将较为深刻地探讨有关生命的价值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在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活到50 岁时，人们开始把他称作中年人，据说他曾说过如果多认识几个100 岁的老人，他的感觉会好得多。事实上，我们当中大约有1％的人能活到100 岁，而其中80％以上很可能是女性。目前，夭折的几率是对风险的一个恰当的定义。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几十年来一直在稳步延长。一位1920 年出生的美国人的寿命可达54 岁——女性比男性多1 年——而到1985 年平均寿命已增加到75 岁。世界平均寿命是60 岁左右。美国女性现在比男性能多活7 年，这一数字在降低。因此在过去65 年中我们的平均寿命每年延长约4 个月，如果这种态势再继续75 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可达100 岁，最近有关社会福利基金的偿债能力的危机到那时回想起来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儿童游戏而已。寿命的延长主要是由于医学进步和公共医疗措施攻克了一些易于夺去年轻生命的疾病。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过去20 年中下降了一半，这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落后于其他20 个工业化国家。年纪越大，改善的程度越小。50 岁以后大约每年能延长寿命1 个月，这种延长速度已持续28 年。要活到50 岁，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活到1 岁，95％能活到1 岁的人可望活到50 岁。
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存活率改善方面的区别在过去更为明显。在1789 年《宪章》生效时，即两百多年前，平均寿命的数据保存在马萨诸塞州。在那时的马州，人们在出生时预计可活到35 岁左右，而今天则是75 岁。相比之下，当时60 岁的人预计还能活15 年，而现在增加到了20 年，可见对老人来说，长寿的前景现在比过去好不了多少。当然，在18 世纪末能活到60 岁的人一定是非常顽强的。
我们最终死去的原因是什么？下一页的表格列出了1985 年的主要死因， 曲线图展示主要死因的年龄分布。表格括号中的项
起因死亡人数
心血管疾病
(心脏病)
恶性肿瘤
(肺、呼吸道等)
（机动车）
肺病，慢性
肺炎
糖尿病
肝病
被杀（包括警察）
其他
978,000
（ 771,000 ）
462,000
（ 127,000 ）
93,500
（ 45,900 ）
75,000
68,000
37,000
29,500
27,000
20,000
⋯ .⋯ 合计2,086,000
目是前一项目的分项，在致命事故一项几乎有一半与机动车有关。
表格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快照，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因为我们的人口成分不稳定。美国的出生人数是死亡人数的两倍，所以我们的人口很年轻，这种情况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会使表格有所变动，因为那些主要袭击年轻人的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会显得较为突出。例如，表格下面的曲线图显示癌症死亡率的顶点是72 岁，心脏病是80 岁，因此后者会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而更为突出。（人们不认为癌症是较年轻的人的病症，但它事实上是。）图中以最低的曲线表示意外死亡，它主要是交通事故造成的，顶点是20 岁。（自杀是15—35 岁美国人的第二大杀手）。在非交通事故造成的意外死亡分项中，对此我们并未列入图表，20 多岁和30 多岁的人当中溺水和中毒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跌倒，即意外死亡的第二重要的原因，是60 岁以上的人最主要的死因，其曲线顶点在80 多岁。所有这些与年龄有关的因素都会对未来各种死亡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有影响。医学研究也会影响这一点，它将攻克现在的疾病；生物力学也会发生影响，它会带来新的疾病。 1900 年，美国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肺结核，这一疾病如今在1000 个死亡的人中占不到1 个；而艾滋病当时还属于未知。
还请注意，曲线图展示的是1985 年各种死亡的总数，而不是死亡率。所
有的曲线在达到顶点后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展了一种死亡豁免力，而是因为面临死亡的人减少了。我
们人口中只有大约5％的人超过75 岁，如果我们的人口稳定，按照目前的死
亡率，这一比例会增加到8％。但曲线图中展示的比率告诉我们许多有关相
对的风险。因此，到60 岁，因癌症和心脏病而死的人数大约相同，而到90
岁，心脏病致死的人数是癌症的5 倍。
这些死因中的大多数不仅取决于年龄，而且只是美国此时的具体情况。
奥地利的自杀率是我们的两倍，而意大利只有我们的一半。法国的心脏病死
亡率是我们的三分之一，日本则是我们的五分之一。日本因胃癌死亡的人数
几乎是我们的4 倍。表格的确只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切面，而不是人类的永
久状态。
显而易见的信息是：我们社会中的真正杀手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和癌症
（1985 年，前者占死亡的47％，后者占22％），而技术对死亡率几乎没有
起到什么作用。诚然，美国发生的谋杀中有一半使用了手枪，并且我们100
人中有一人（统计表明）命中注定要被谋杀，但最近几十年手枪技术的发展
却不如手枪的扩散快。手枪并不能表明可能发生的化学和核事故所带来的技
术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公平地问一问最近几十年在癌症发生率的增加方面
技术是否起到了作用，或者人口的年龄增长是否应作为原因。我们在很大程
度上把长寿归功于技术，即使是这样，几乎所有因不同年龄死于各种癌症的
人数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下降。但肺癌和呼吸道癌症是突出的例外，其病因
毫无疑问是吸烟。只有狂热的烟民和烟草商继续否认这一点。例如，在55
岁至64 岁的妇女中，上述这类癌症的死亡率在25 年中增加了5 倍以上，从
1960 年的10 万分之17 到1985 年的10 万分之94。这些妇女在二战以后开始
抽烟，这是当时的时尚，那时对其风险还不清楚。这是对那一时期妇女解放
的标志所付的代价——对这些妇女来说，肺癌比乳腺癌的死亡威胁更大。当
然，在吸烟死亡率方面，妇女还远不如男子的高。男性烟民的比例在过去25
年中下降了35％；而女性的则要小得多，在同期约减少15％。在中学高年级
学生中，吸烟的女生比男生多。对于没有中学文凭的人来说，比例几乎没有
下降。吸烟有它的社会性。
死亡人数表明机动车事故是技术方面的主要死亡起因。如果汽车未被发
明，也就不会发生汽车事故。但骑马作类似旅程的旅行也许风险更大，因而
汽车也可能拯救了生命。当然，这一点是得不到证明的，因为人们永远不会
骑马或步行作同样路程的旅行。即使是现在，每旅行一英里，步行被汽车撞
死的可能性比开车被撞死的要大。人们注意到，如果我们真要拯救步行者的
生命，我们应让他们上车。
其他大家普遍恐惧的技术危险，例如核能，根本没有列入表中，因为它
们造成的死亡人数微乎其微。在核能问题上，大家恐惧的是一个灾难性的事
件，因此去年无人被核能杀死这一事实对恐惧的人来说并无特别的说服力。
发生灾难性事件这一遥远的可能性会带来一大类风险，合理地对待这种风险
——既不要过高估计，也不要过低估计——并不是区区小事。我们当然担心
发生大的核事故，在我写这本书时本国的三英里岛刚发生了一次，没有一个
人死亡，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也发生了一次，迄今为止有31 人死亡。我们确实
担心飞机坠毁的大事故，这种事故每年总要发生一两次；我们确实担心毁灭
性地震，在美国，每一代人的时间就要发生不到一次；我们确实担心大坝倒
塌，等等。有些人甚至害怕外来文明的冲击，这可能比对上面任何一件事的
担心要少些，建设性地对待我们的担心，同时不使我们的文明瘫痪，这是我
们面对的挑战。
除了这些罕见而熟悉的不测事件以外，还有真正严重的技术风险，其损
失在遥远的未来。煤炭和石油的燃烧伴随着地球大量森林的被砍伐，而砍伐
森林又为膨胀的人口提供住宿（我们的人口在增长，我们需要生存空间，我
们有饮食需求），它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稳定而明显的增加。没人怀
疑这会影响气候，但我们不能肯定会有多大的气候变化，什么时候发生，结
果如何。这也许是真实的也许不是。例如，南极和格陵兰冰山的融冰造成全
球沿海地区的洪灾是肯定的，尽管一部分融冰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全球气温
升高的趋势而来，但我们还不能预测会有多少融冰。
由氟化碳引起的大气中臭氧层的枯竭，或者核战争的难以估量的气候效
应（所谓的核冬天），或其他一些大规模风险所造成的健康效应同样也是真
实的。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它们长期威胁着人类，但所有这些都很遥远，给
我们提供了一点时间来作出共同行动。我们是否有这样做的意愿和智慧则是
另一回事了。
二 风险的测量
韦氏《新国际词典》未花?略本（令人敬畏的第二版）说风险是“冒险；危险；严重危险；面对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它说风险和冒险的区别在于，风险常常是更自愿的，而冒险是机遇的产物。冒险本身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我们知道掷骰子赌博是它的一个简化形式，在《牛津英语词典》（同样令人敬畏）中，它的定义是“掷骰赌博游戏，其机遇由于一些任意的规则而复杂化”。这些定义包含了风险的本质，把损失的概念与机遇或概率的概念结合起来。后者是关键，因为不可避免的事也许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它缺乏机遇的因素，不是风险。死亡和纳税被假定是不可避免的。逃避后者要作的努力是冒风险，尽管许多人接受这一风险以获得潜在的收益。
数学把概率定义为0 和1 之间的一个数（一个分数如果你愿意），它测量某事发生的机会。概率为1 意味着某件事一定发生，概率为0 则意味着不可能发生。二分之一或0.5 的概率意味着会有一半的可能性，是输赢各半的打赌，或叫同额赌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从这方面谈到概率，但他们谈到机会，他们甚至为此打赌。讲某一个队赢得足球的机会是二比一，意思是赢球的机会是三分之二，输球的机会是三分之一。赢球的概率因此是三分之二或是0.667，这是一个0 和1 之间的数。机会和概率总是以这种方式相联系，因此0. 01 的概率可以被认为是99 比1 的机会。大多数人更习惯于机会的概念，而不习惯于概率，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打赌的经历。
事实上我们社会中具有最精通的概率实践知识的人很可能是职业赌徒，他们比业余赌徒知道得多得多，业余赌徒把他们的财产浪费在骰子的“胜利系列”和赛马中的幸运数字这一类幻想中。根据最近的一个民意测验，美国人中有一半相信幸运数字。
1.人们熟悉的造成大量伤亡的重大风险，对这类风险我们有很多信息。
恰当的例子是开车和滑翔。
2.低概率的风险，其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认真对待。大地震可以作为一
个例子。
3.这一类可以看作是第二类的延伸——其概率非常低，从未发生过，但
其预期后果非常可怕，值得注意。大气污染引起气候的灾难性重大变化可以
作为一个例子。
4.最后是一类实质性风险，尽管很真实，但却难以估价，因为它们在自
然发生的危险增多时出现。任何一种部分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癌症可作为例
子，其附加的影响很难与“自然”部分区分。
第一类——熟知风险——的一个例子可以是一次驾车在洛杉矶和旧金山
之间往返旅程中死于交通事故的机会。很多人作过这样的旅行，很多人令人
遗憾地死在路上，人们知道生存的机会有多大。平均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年客
运汽车的旅程总计3 万亿英里，而各种机动车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000，
其中只有约25，000 人是在汽车里——我们在第十三章中将看到所有种类—
—因此对一个普通的车里的人来讲，被撞死的机会大约为每旅行1 亿英里一
次。
洛杉矶与旧金山之间相距400 英里，因此夭折的风险大概是十万分之
一，美国人每天死亡的人数是四万分之一，因此这一旅程增加的风险与正常
的不到半天时间死亡一人可能性相等。这一风险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几乎无
人在出发前作风险预测。此外，每一位开车的人都认为自己技术很好，不能
想象会发生任何事故。另外，在我们长期成功地做某件事时，我们就变得自
满了，没有一个活着的司机有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死的直接经验，而乏第一手
知识会影响我们的态度，这是一个自明之理。
我们较详细地对此作了研究，只是要表明在有长期经验和丰富的信息
时，这种人们熟知的风险是如何计算的。既然人们此频繁地在这一特定的线
路上旅行并得到具体数据，就没有必要使用全国性统计数字，我们甚至还可
以按照年轻司机和年老司机、男性司机和女性司机、高速公路和风景路线来
进行划分计算——所有的有关信息都有。这些常见风险易于分析，因为我们
有数据。
对后果的估计要难得多，这涉及个人价值观念问题，大多数人都宁可回
避。例如，典型的机场事故保险单并不只是为旅客的生命保险。如果失去表
格上所列的手、脚、眼等项目中的两项，可以得到与丧失生命相同的保险金，
但如果只失去一项，就只得一半的保险金。可怕的是，这意味着有人对普通
的飞机乘客的身体各部分的价值作了估价，把眼与脚等同起来，等等。（人
们并不总是认为这种交易是合适的。《圣经》的出埃及记中说，“以命还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脚还脚⋯ .。”）
对这些损失分配价值很不容易。在对待有形物质时，譬如财产，谈论重
置费用，修理费用，或某些这种措施是有效的，但对于一些无法替代和无法
修理的东西，那种估价就会失去说服力。（替代人相对来讲较容易，但替代
具体的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产生了一场激烈的有关生命的价值，以至那
些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的不可替代的东西的价值的辩论。美丽的落日的价值
是什么？古老的红木林、或者约塞米提国立公园，或者玛莎大婶的价值又是
什么？
对于第一类风险——普遍和熟知的威胁——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对充足
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获得概率的数值。对后果的估价很难，这是因为常常涉
及到需要主观判断的东西。脚的价值与手或眼的价值真的相等吗？能够安全
地步行穿过马路值多少——每年有8000 名步行者被车撞死。每个角落应该设
有红绿灯和过街引导人的城镇人口应超过1 万？还是1000？还是100？
这个问题和落日的问题把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但又被普遍误解的观点。
有些人激烈地争辩说，为保护生命我们应不惜一切资源，他们对那些试图对方程式的两边都作出估价的风险分析家持怀疑态度。这样做确实需要对生命、四肢以及落日确定一个金钱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要花多少钱来保护它们。金钱毕竟是我们进行交换的媒介，金钱的目的正是使物品能够在不作物物交换的情况下按价值进行交易。但试图为生命确定价值的分析家们只要作此努力，就会受到铺天盖地地诅咒。（当福特汽车公司分析燃料罐碰撞引起火灾的威胁时，曾确定所拯救的潜在生命价值相当于每辆汽车花费11 美元，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不是因为他们为生命的价值选择的数字200，000 美元太小，而是因为他们竟敢确定生命的价值。）反对作风险—益处分析的人所用的标准表达方式是“拿苹果和桔子作比较”，他们认为这不可能。事实上，这揭示了该论据的缺陷。端出一个既有苹果又有桔子的水果盘，
我们很少有人会难以作出选择。在超级市场采购，只有罕见的优柔寡断的顾客才会有困难。人们甚至可以测试消费者对苹果和桔子的不同价格的反应，来获知他们更喜欢哪一个，水果商和超级市场确实这样做了，因此他们可以出售这两种商品。价格体现了出售者的相对成本和购买者的相对需要，这是应该的。当然这些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我们毕竟不是机器。我们作出选择，并常在被迫对此作合乎逻辑的辩护。那又怎样？
对于是否需要红绿灯也可以阐述同样的观点。我们的社会事实上并未表
现出步行者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把一定的资金拨给我们的民主政府，政府
又把这些资金的一部分拨给红绿灯，然后我们都接受剩下的风险。尽管世界
上充满了对生命的价值发表武断意见的人（当然我们对那些对我们来说很亲
近的人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们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
第二类风险的测量更困难。这类风险是真实的，但概率极低，几乎没有
经验的指导，而结果却可能非常严重，我们对此关注是应当的。考虑一下南
加利福尼亚发生一次大地震的可能性，我就住在这一地区。我们偶尔从令人
吃惊的经历中得知我们居住在一个充满着断层、多地震地区，当来自东部的
人被这儿经常发生的小地震所惊吓时，我们却自鸣得意、自视优越。像1906
年旧金山的那种毁灭性地震并不经常发生，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地震是构成
地壳的构造大板块的稳定运动造成的，不可预防。我们可以通过建造更富有
弹性的建筑物，进行研究获得更多的了解和更可靠的预警，改善应急能力，
进行公共教育等等限制地震的损害，所有这些措施都涉及到费用，我们承受
这些费用的意愿应取决于事件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概率。我们从有限
的经验和从理论知识中获得对估测概率的方法，而这两者都不是准确的指
南。事实上，我们只是在等待。
但我们确实在试图增加我们的知识。国家愿意给予多少支持，我们就对
潜在原因作多少研究，这样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稀有的数据来作预测。我们有
地震、洪水和其他自然现象的模型，以及对其发生频率的合理估测，尽管它
们还不完善。由子上次加利福尼亚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发生的大地震距今已近
一个世纪，由于断层的内部压力可以测量并在增加，因此发生大地震只是一
个时间问题。（本书最早写成时，1989 年的加利福尼亚地震还未发生。这次
地震与1906 年相比要小，我们还在等一个“大地震”。）我们不知道它将在
断层的哪一部分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发生的概率和后
果都不能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事微乎其微。在洛杉矶的加
利福尼亚大学，一个学院委员会几年前估计一些旧的建筑物也许经不起一次
大地震，如果发生地震，这些楼又住着学生，就会造成重大的生命损失。但
对这人们没有紧迫感，同时对稀缺的资金人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对于该地区
大坝倒塌的可能性，情况也是一样。
第三大类风险——从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更为遥远。如果它们也不造成很大损失，我们可以不管；但如果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护我们自己。例子很丰富，有些是技术性的，有些技术性不太强。一场大国之间的核大战的后果一定非常可怕，因此我们和苏联人都把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那些减少战争的可能性的设备和活动上。试图在这个国家做一些预防核战争后果的事情（譬如建掩体）不受欢迎，因为这被某些人曲解为接受核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误解低概率的含义对这一类风险造成的后果最严重。低概率仅仅意味着低概率，它并不意味着一件事永远不会发生或可以设法避免。低概率并不意味着0 概率，接受这一事实是正确理解的开始。在核战争问题上，人们必须在认为概率确实无疑是0 的时候才可以坚持说减轻潜在后果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尽管我们都希望并努力避免这样一种灾难，但认为我们能保证成功而且不必考虑失败只是痴心妄想和傲慢自大。根据罗杰斯委员会的报告，这种对概率的误解对1986 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也起了部分作用。
后果严重但概率低（但不是0）或时间遥远的事件还有更多的例子。大陨石对一个城市的影响是可以使成百万人死亡，但由于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根本就不去尝试做任何事。我们已提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稳定增长，它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气候灾难。还有核战争。
这一类低概率但后果严重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四类风险中最有趣的，因为对后果和概率二者的估测必须完全以理论为基础。概率由于不可避免的不定因素来自概率风险估价（后面会更多地讲述这个问题），而估计有可能造成争论和混乱。争论并没有内在的错误——民主制度据说因为争论而繁萦——而不定因素本身是任何科学事业的合法和可敬的特点。但合法的不定因素为煽动家和技术骗子的行动提供了一个缺口，使他们有可能对国家政策产生不适当乃至最终是毁灭性的影响。使我极为痛苦的是那么多的有关技术风险的国家政策是由律师和娱乐界人士决定的。前者表现得似乎是技术专家，后者则用扮演虚构人物获得商业成功。二者都是外行。
这一类风险有很多各不相同的例子。我们这个国家还未经历重大的商业性核事故，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概率法则——如果概率不是0，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我们需要知道事情发生的概率及可能的后果，以及降低概率和减轻后果的最佳方式。我们在核工业的管理方面花费了大量金钱（核管理委员会的预算每年超过3 亿美元），但我们仍不能对“怎样安全才够安全”达成一致的观点。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做的工作已经够了，应该把我们的努力转到别处。过去的15 年里核能界在风险分析领域中取得了许多最难忘的成就，也为地震学（地震会破坏核电厂）的研究获得支持作出了贡献。但大事故发生的概率仍异常难以确定。这为恶作剧的人打开了大门，他们利用了不定因素。
第四类即最后一类风险——因技术而略微增加的已知的风险——常常最有破坏性。它包括一大批的威胁，其概率和结果都难以捉摸。不是因为其后果比较陌生，而是因为我们对它们非常熟悉，它造成的附加损害在我们这个本已不完善的世界带来非 常小的损害。典型的例子是少量自然或商业化学物对健康的损害和少量辐射的后果。对污染（出于健康原因，不是出于美学原因）的恐惧有时像典型的恐惧症，然而威胁却是真实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是
尽一切努力了解它。在估价这些污染物的损害概率时，我们的问题是，尽管它们被大大地夸张，但其影响却很小。在此我们可以作一些一般性的评论，但每个例子都个案处理，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讨论一些例子。
毫无疑问，人与环境中，或者食品或饮用水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在某种浓度下接触一定的时间会引起癌症。但我们不知道那神奇的接触极限，在这一极限内，某种化学物质是“安全的”，而超过这一极限，它就是危险的。了解化学品致癌作用的重要问题在于确定不同接触方式和接触期限的癌症诱发率，这样才能制定把风险减到可接受程度的国家政策。不可能把风险减到0，特别是因为许多最有害的化学物质存在于自然环境中。（花生中发现的黄曲霉毒素是已知最厉害的致癌物之一，但谁会在棒球比赛中禁止食用花主呢？）
困难在于，由于癌症是一种常见病（我们当中有22％的人死于某种癌
症），从统计数字中几乎不可能确定哪些癌症病例是由于哪种原因引起的。
有时某些具体形式的癌症可以与同类接触物联系起来——所以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吸烟目前是美国人肺癌的最主要诱因——但我们无法直接测量在接触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癌症的诱发率。化学品如果有效用的话，它也被每年40万以上“正常”的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所淹没。（某些专家认为氧气是癌症发生的罪魁。如果有人努力从空气中消除氧气，使呼吸变为非法行为，那一定非常有趣。）
少量辐射的后果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大剂量的辐射会造成癌症（或与此相反，可治愈癌症），但同样我们无法知道与普通的宇宙射线和正当使用的医疗或牙科X 射线相联系的低剂量辐射是否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少剂量辐射的后果小得无法测量，也许最小剂量是无害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如果我们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管理社会，即不使我们承受过度的风险，但同时又不对轻微的或可忽视的威胁作出过分反应，那么我们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第十五章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专家们所说的风险防避，这与所有四类风险都有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未区分一件事的概率与其后果哪一个更为重要，尽管概率低且后果不严重的风险被忽略了——这是常识。人们仍然会问能否把一个事件的概率及其后果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测量风险呢？概率和后果哪一个更重要？
开保险公司的人觉得这很容易。他们把事件的概率与潜在损失的数相乘，把结果称作损失估计，用它作为最终的风险测量。如果一件事发生的机会是千分之一，但会造成100 万美元的损失，那么预测的损失是1000 美元。如果可以找到一家非赢利的保险公司的话，这家保险公司会把这作为最低保险费。这种方法可行，因为该虚构的保险公司也许要负担1000 份这样的保险单，这会导致它平均承担一次损失，就用尽它从最低保险费中收集来的100万美元。把概率与损失价值数相乘是优秀的经济学，声誉最好的保险公司以这种方式运作，在最低保险费用上加上管理费、利润、广告费，推销员工资、佣金及其他看得见的必需开支。不管保险合同有多大，他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运作，只要潜在的损失没有使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破产就会导致规则的改变，这一点许多曾经孤注一掷的赌徒都知道。）
但人不是保险公司，有一种学说认为较大的损失应看作比损失的价值所
意味的损失更大，因此必须把它们的概率保持在比乘法程序所建议的更低的
水平上。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一次大的损失要比两次较小的损失更糟，即使
损失的数额相等。能摧毁1 万幢房屋的事件所代表的风险比只摧毁1000 幢房
屋的事件的风险大，即使大大大大大大倍。这一推理使得有些公司要求其两
位高级主管人员不乘同一架飞机旅行。（他们常常乘同一辆轿车去机场，这
样也可能风险更大。）尽管两人分开旅行至少一人死亡的概率要高一倍（哪
一架飞机都有可能坠毁），两人都死亡的概率要小得多，而且避免这一灾难
更为重要。许多人似乎都这么想。
许多反对核能的论据都以风险防避为基础——尽管大事故的概率极低，
但其后果之严重会使人认为技术是不可接受的。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将
使用理想的保险公司的方法，以概率和损失数值的乘积来测量风险。甚至一
些大保险公司有时也会偏离人们熟悉的规则的轨道。1971 年，伦敦的劳埃德
公司被要求签署一份保险单保护卡蒂·萨克烈性酒公司，以备有人可能在那
一年捕捉到尼斯湖湖怪。卡蒂·萨克公司为捉到湖怪提供了一份奖金，后来
它又突然地（莫名其妙地）担心起它可能不得不付出这份奖金。劳埃德公司
无法判断捕获的概率，特别是因为湖怪也许不存在，但它还是签署了保险单，
要求卡蒂·萨克公司支付令人难以忍受的大额保险费用，这笔保险费与任何
合理的损失概率没有任何联系。卡蒂·萨克公司支付了保险费，显然它没有
讨价还价，没有人假装去计算概率和后果的乘积。（对劳埃德公司来说这是
三 对风险的认识
在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的社会里，我们特别关注安全，而在那些较贫穷的地方人们却把风险看作是生存环境中的正常现象不知为什么，认为地球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无风险的生活环境这一奇怪的想法较有地域性，并且是一种新现象，主要出现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即使在美国，这种想法也有地域性差异，西部比中西部突出，北方比南方突出，等等。但这种认识只是个人的观点，不能作为普遍现象。
有一种对风险的认识在原始人中有很长的历史，在当今社会的某些部门仍然盛行，它使得风险比较易于接受。这种认识在许多保险单上出现——即否认风险的存在。保险单常常把问题归因于上帝的行为，暗示所发生的事是由一个较高的权威决定的，而不只是运气。这是宿命论的一种形式。那些坚信我们的不幸是上帝让我们忍受的人不能走得太远了，因为合理的风险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处理风险承受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当然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它具有威胁性，以及我们是否认为我门可以为之干点什么。前者就是本章的主题。
那么如何认识风险？用什么标准确定某种风险是否可以接受？什么东西使得我们害怕某些威胁而又忽视另一些威胁？特别地，在对待极大的恐惧——失去生命时，“风险”一词意味着什么？到现在为止，它是不适时死亡（什么时候死亡是适时的？）的可能性，但风险还有比这更多的含义。承保人公开地、大多数人下意识地对生命的相对价值（缩短和死亡）和各种伤残作某种估价。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机场保险单，我们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基于早期的经历、教育、环境、个性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第一章开始时提到恐惧和风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个人对风险的反应主要取决于他个人的恐惧特征，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恐惧。现在来看一些例子。
相貌对我们当中一些较为幸运的人来说，可以占据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的中心地位。在加利福尼亚，强迫纹身造成的容貌损害被法院看作与残害肢体同罪，然而，自愿的纹身仍很繁荣，因此至少有些人对此有不同的感觉。
当然这取决于纹身的性质，即使在加利福尼亚给未成年人纹身，无论其是自
愿的还是被强迫的，都是非法的。
一些人会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财产，大多数人会冒生命危险保护他们所爱的人，使他们不受伤害，许多抱着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人，会冒死保卫他们的国家，而冒死推崇其宗教条规的人则更是多如牛毛。在紧急情况下应牺牲男人去保护妇女儿童的格言（这一格言仍被恪守，但
现在被认为是性别歧视）
来源于那个遥远的、久已被人遗忘的时代，那时人口短缺，现在的世界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将用两种主要的测量方法来计算失去的那部分生命：偶然发生的不适时死亡和所谓潜在寿命的缩短（YPLL）。后者常常被风险分析家们使用，大部分人常常只把65 岁之前失去的岁月算作真正失去的岁月，这体现了老人承受的风险同威胁年轻人的风险相比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要小的观点（老年公民极少同意这一观点）。有时人们认为一个人所剩的有生产力的生命，其价值与其寿命或与退休前所剩的年月成比例，一个还剩下20 年生命的人因此被认为比仅剩10 年生命的人的价值高1 倍。这样的程序实际上过高估计了暮年岁月的经济价值。但从冷酷无趣味的非人格性经济角度看，老年人和幼儿的消费高于产出，而中年人则养活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大概是不赔不赚，无论是生产力还是个人感情，与剩下的寿命长短都没有直接联系。但医疗统计数字常常采用潜在寿命的缩短，医疗行为的目的在于延长寿命，不是拯救生命，后者是其他专家的责任。根据潜在寿命缩短方法计算，只有65 岁以前失去的生命才算是失去的岁月，那么超过65 岁的就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岁月——这一观点难以站得住脚。我们将模糊地使用风险一词，大多指失去的那部分生命。
即便是“不适时”一词，在用来描述死亡时也构成了问题。疾病控制中心用过早死亡描述65 岁以前的死亡，并以三种形式公布死亡率：失去的潜在生命的年数，潜在寿命的缩短（65 岁以前），过早死亡（还是65 岁之前），和总死亡人数。第一章的表格使用了总死亡人数，心脏病和癌症居死亡原因之首。但老年人患心脏病的比患癌症的多，第一章的曲线图中对此有所表现，因此在过早死亡人数比较表中，这两个原因大致相等。（曲线图表明这两种
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同一直到60 岁，从这一点开始表示癌症的曲线开始走平，并在72 岁后下降，而心脏病却一直在上升。到90 岁，所有死亡中绝大多数起因于心脏病或中风。）如果我们采取下一步骤，根据潜在寿命的缩短计算方式列出65 岁以前的死亡原因，这两种病引起的死亡人数低于无意伤害或事故，无意伤害和事故是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潜在寿命的缩短的计算方法，四种死亡原因的次序是：事故，癌症，心脏病和自杀/被杀。在
21 岁组，事故是最大的死亡原因，其中四分之三是摩托车事故。甚至还有地区差异——根据潜在寿命缩短的计算法，哥伦比亚特区的事故率是美国其他最糟糕的地区的两倍。人们可以在不具体谈到是谁的生命时，询问生命的价值吗？
最常提到的影响个人对风险的认识的因素有：
1.风险是自愿承担还是由外在因素强加的？吸烟者常常以此作为继续抽烟的部分理论依据。“这是我的选择！”对一个在团体中处境相同的成员来说，风险更易于接受，因为相互支持可以打消对采取的行为是否明智的踌躇不决和疑虑。在军界，这被称作集体精神。
2.风险是熟悉还是陌生的？编鬼故事者、狂欢节和煽动家利用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这是低概率风险常常显得比高概率风险更具危害的原因之一——它们肯定较为陌生。最陌生的当然是那些从未出现的风险。
3.风险是会导致即时伤害的，或是算总帐的日子离我们还远？向德玛尔·卡亚姆表示道歉，不要留意远处的鼓声。
4.风险是如何表述的？人们极经不起言语的暗示——风险分析家把这看作是框架问题。
第一个问题几乎不需要讨论。人们非常愿意承担风险，有时为了好玩，有时是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承担风险时，常常对风险的大小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只要他们认为他们在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在70 年代中期特别突出：当时人们普遍拒绝使用强制性的安全带。在短期的安全带自动连锁装置（你不系上就发动不了汽车）的统治期，在一辆新车刚交货时就拆除这种装置是一种时尚，卖车者会免费提供这项服务。由于连锁装置经常被拆开，最后只好取消这种装置。
气袋法有着与强制安全带法律一样的问题。尽管对于这些毫无疑问的救命措施的公开辩论都是关于费用和有效性的（它们在白热化的辩论中被热情高涨的人所夸大），但强迫还是自愿这个潜在的问题起码同样重要。谁会喜欢那些冒充有权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伤害自己的社会改良家？我们没有请他们那么做。
我们已经提到第二个问题——对风险的熟悉程度。人们夸大不熟悉的风险，很多人仍然害怕飞行甚于害怕开车，尽管商业航空的死亡率是每英里十亿分之一，而汽车放行的死亡率比这高10 倍。有时经验证明排外心理，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恐惧是有道理的，但陌生感起着很大的作用。美国人对不讲英语的人的疑惧众所周知。目前最被夸大的恐惧也许与强放射性核废料储存有关，其根源在于对辐射的陌主感。尽管了解此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致认为从本质上这种风险被大大地过高估计了，恐惧依然存在。然而在我打字撰写这本书时，这间屋子里的辐射量要高于核废料储存库顶上的辐射量（由于氡及其生成物封闭在屋里）。任何一个真正害怕核辐射的人都不应该在屋里写书。
第三个因素是产生后果的时间，既更有趣也更微妙。有些风险对生命和肢体造成即时威胁——开车、爬山、在梯子下行走、进入虎穴等等。对于这些风险，我们原则上可以预测出灾难的可能性，判断这些活动与风险相抵可否带来补偿性报酬。坏运气带来的后果既及时又明显，你冒险尝试，如若失败就承担后果。
另一方面，一个接触可怕的疾病（譬如艾滋病或麻风病，或吸烟引起的气肿或肺癌）的人会不会由于接触病人而染上这种病，其后果长时间后才会出现。艾滋病需要10 年以上的时间才发作，吸烟或辐射或接触化学致癌物质的后果要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出现。
有些风险的危害潜伏到遥远的未来，影响到后代。煤和其他矿物燃料的持续燃烧造成的气候大变化（温室效应）估计要在20 到100 年以后发生（尽管也许会来得更早），而反对储存核废料的人则在热烈地谈论1000 年或1万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想象一下1 万年以前的人为我们今天的福利作计划，就可以发现操心要么远的事徒劳无益。1 万年前是克罗马尼翁人的时代，无论出于多么美好的愿望，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怎样为我们提供帮助。）
据我所知，此远见记录保持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州长，他曾为未来将活10 万年（我们希望如此）的人的福利担忧。相反地，如果我们回顾10 万年以前的事，当时人类刚刚在地球上出现，我们可以问一问除了企图生存以外，我们那些早年的祖先还能为我们干些什么。在一切宏伟的计划中，假设我们对人类怀有良好的祝愿，生存即是我们对自己后代的唯一最重要的职责，其他的一切，包括生命的质量，都比不过它。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可能有后代。无论是对后代与我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还是我们能预见他们的需求的设想都不过是自欺欺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可能在未来造成损失的风险呢？我们对风险的关注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时间限度，在这一客观的时间限度以外，焦虑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我们的责任感有多强。太阳的自毁目前预计距今还有几十亿年，为此作准备毫无意义。对那些算总帐的日子距今非常非常遥远的风险，我们当然不要太注意。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风险的关注时限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着并延续到他们的孩子的一生——而对某些人来说，还没有那么远。当然我们应该为未来作好准备并做一些对未来有益的事，这是出于正当的社会责任感，但我们应该做得谦虚而实际。
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对付未来的偶发事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每天都在做——其机制就是贴现，年金或复利也一样。后者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熟悉。有了年金，我们期望以少量的付出在将来得到较大的补偿（安逸的退休岁月），而利用复利，我们自愿放弃使用一部分钱，使它的数目在将来增长。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东西的现值高于未来的价值。（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等等。）没有任何一个自然法则宣称未来不如现在重要，但许多世纪以
来人们表现得像是将来不如现在重要。经验甚至为利率提供了指导。
选择在今年或十年以后遭灾——譬如断一条腿——几乎不会有人决定要
先度过这一灾难。从现在到十年以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我们相信史
蒂文·文森特·贝尼特，魔鬼都会受骗。与此相反，选择在今年获得100 万
美元的礼物或在10 年后继承相同数目的钱，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后者。我们在
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应该贴现未来，尽管贴现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因
素，譬如安全感。银行和投资者把这种贴现当作一种惯常作法，从他们的经
验中可以了解我们的集体智慧。从存款帐户、投资收入和类似的用目前的财
富与将来利益作交换时所使用的利率大小来判断，我们的未来贴现率长期以
来似乎每年在5％和10％之间（当然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这些惯常作法有两种方式：我们愿意放弃目前的好处，以便以后获得较大的补偿，这叫作投资。我们又坚持对将来才交货的东西少付些款，这叫作贴现。原则上这两者是一回事。它和保险的概念只有一步之遥，就是说保险单持有者并不是在等待损失，而是现在付保险费以防将来花费。信托基金与投资相同，资金被储存起来（连同利息）以备将来支取。如果未来支取是为了应付未来的意外事故，并在发生意外事故时付出，这就叫保险，而该投资则叫作保险费。
所有这些金融方面的鬼把戏都基于同一概念——任何注定在未来才有的东西其现在的价值较小，不管它是好是坏。正如上文所说的，这并不具有自然法则的地位，而是观察几千年人类行为而得出的结论。顺便说一句，这里任何一项都不能与通货膨胀混淆，通货膨胀只是使计算物品价值的单位——钱贬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是用金钱作未来计划的媒介的一种额外考虑。
更明确地说，假设贴现率或利率是10％，而投资者想在年底获得1 万美元，那么现在必须投资9090. 91 美元，这样自然增长的利息909.09 美元将使总数达到1 年以后的1 万美元。如果投资者能等两年，所需的投资数额则为8264. 46 美元，以此类推，这样累计的复利和本金在适当时间以后将达到1 万美元。如果有10 年的时间，所需的投资则为3855. 43 美元，20 年则为1486. 43 美元，这开始显得有点像讨价还价了，投资不到73 美分，过100 年可获得1 万美元。（这不是投资建议。）
因此对付未来风险的系统方法是把它当作商业损失，并按每年5％到10％的贴现率决定它目前的价值。1972 年，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命令所有联邦机构在计算任何打算采取的行动的费用或效益时使用10％的贴现率。这是那时该办公室较为恰当的估价水平。这一命令现在仍然有效，但普遍为人们所忽视。
大多数人会同意贴现是应付未来的合乎逻辑的程序（尽管有人会竭力否认这与人的生命和健康等问题有关），但对于“恰当的”贴现率却争议很大。理智的人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价值的区别有不同观点。然而，一旦原则被接受，对风险的决策就会产生戏剧性后果，人们总是对眼前的问题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应该合理地对待未来，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这两种错误都很常见。
第二部分将再次讨论未来损失问题，但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要旨。
1986 年的全球生产总值（地球上所有地方生产的物资和服务的总和）据最近估计为15 兆美元。假设我们知道一个将要降临（譬如由于二氧化碳的积聚）的灾难可能会使其损失三分之一——5 兆美元，并使人类遭受一次大挫折，但这件事200 年后才会发生。按照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的建议，把10％定为适当的贴现率，我们现在可以计算今天要花费多少钱来避免这一悲剧。答案大约是2.5 万美元，作为一次性投资。这一数目既可以现在就用来避免这次
灾难；也可以投资于储蓄帐户，以至到了需要的时候已有5 万亿美元的钱在银行里等着。（你会问什么银行，但银行只是一个比喻。）如果贴现率为5％，今天要花的钱将是3 亿美元，而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很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两个数字对于那样巨大的不幸来说都不显得昂贵——如今一架飞机都值3 亿美元——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可能愿意作这种投资，出于对后代的一种不可估量的责任感。我们可以按照200 年的想法进行考虑。如果我们
谈论的是1000 年以后的事，那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费用可以忽略不计，远远不到1 美分，然而那时距今非常遥远，我们也许干脆不去理会。
这些都与风险认识有关，因为，尽管上面所述的一切从经济上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经济学或复利，因此我们往往把今天的资金浪费在遥远的威胁上。为寻求一个绝对安全的核废料仓库所浪费的数10亿资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点后面我们会谈到。更糟糕的是，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常常在另一方面犯错误，政府和公司领导人都不愿对未来投资。我们的主要行业现在很少支持基础研究，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也是如此。销售今天的产品被认为比开发明天的产品更为重要。躲避未来的伤害似乎比保证未来的利益更为重要，这一怪事令人难以理解。但事情并非总是这样，那些不愿为未来投资的人没有赢得未来。
影响对风险的认识第四个因素是描述风险的方式——这是个框架问题。说明这个问题较容易的方法是：交替地从利益或损失的角度来提出同样的问题要求人们对风险问题作出决策。这样做结果会发现人们通常以冒着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来获取避免损失或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机会；但却更可能努力获取肯定的东西，以保障其获得某一利益。显然，正如所有赌场的观察者所知道的。人与人虽然不一样，但这些是最常见的方式。
证明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设一个1000 美元的奖金，让人掷硬币来决定能否获得，如果投掷失败也不用倒赔。但也可以在未掷市之前就付一笔钱把这事了结了，这种了结方法是在法庭之外的。后一种办法显然是要赢，只有获利的可能，而没有任何损失的危险。但这值多少钱呢？既然获得1000 美元的同额赌注机会创造了平均获得500 美元的期望值，你可能估计人们愿意以500 美元出售这个机会。然而测验表明，平均说来人们愿意哪怕只获350 美元而不掷钱币。人们要得到肯定的东西，即使他们得不到那么多，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有所获得时发生的情况。
另一方面，如果规则有稍许变化，先给参加测试的人1000 美元，然后要他掷硬币决定是否要归还这笔钱，他的决定就变了。这与上面其实是一回事，只是现在钱在他手里，而掷硬币是为了决定承担或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概率还是他有一半的机会保留这笔钱，因此期望值仍然是500 美元（手中有1000 美元，减去必须归还的这笔钱的二分之一的机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已经有了这1000 美元，而且可以享受它。由此可见，赌博似乎是为了避免损
失，而不是为了赢钱。一个数学家仍然建议付出500 美元放弃掷市，或者，如果与上面所述的那种选择一致，他应该甚至愿意付出650 美元以保证净收350 美元。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赌博者仍然建议要以可能连350 美元也保不住的掷币方式来了结，这就是说他更愿意押上一切去赌什么也不损失的运气。对于一个数学家或统计员来说，甚至对一个职业赌徒来说，这种选择没有一点道理，一个职业赌徒一定垂涎欲滴地等待机会碰上这样一个人。
因此人们赌博一般是为了避免损失，但对潜在的得益却比较保守。他们
宁可一鸟在手。这当然是假设他们知道机会的大小——概率非常低的事件，譬如彩票和灾难性事故是由于缺乏信息和了解以及迷信而导致的。在某些测试中，有些人不愿将刚用一美元买来的彩票以两美元售出。在这种情况下，一鸟在手等于无鸟在手。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风险”一词去定义本书的主题，这本身已使问题发生了偏差。如果我们用“安全”一词，那么心理方面的色调就不一样了。在给联邦机构命名时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机构都致力于（至少在名义上）保证安全，没有一个是减少风险。国防部，不管其名字如何，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发动战争；健康与公众服务部对付疾病多于对待健康；司法部主管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在核武器上的花费高于在能源方面的花费；而疾病控制中心，上帝保估，确实在干名副其实的工作。仍然，委婉措词是常规而不是例外。
对问题的设计方式的敏感性远远超出了对风险的估价本身（这种敏感性
有助于解释在风险估计中对低度风险的例行夸张），延伸到业余赌博和业余（部分专业）投资战略这样一些领域。有关风险的设计偏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风险很少以有多少人逃脱的方式来表达。想象一下在描述航空工业的一天时说，“昨天有100 万旅客进行商业旅行，其中绝大多数最终活着到达了目的地”，很少有可能看到这种广告。但我们的公民对此有何看法？大约10 年以前，俄勒冈州一个研究机构要
4 个不同团体的人——妇女投票人联盟、大学生、商业和职业俱乐部的成员以及专家人士——按照风险大小的次序来排列30 种知名风险。对照大学生和专家的答案，他们发现大学生把核能对公众的威胁列在第一位，而专家则将其列在第20 位。专家把机动车列在第一位，而学生把它列在第5 位（在核能、手枪、吸烟和杀虫剂之后），等等。这种事实与幻想之间的差异也波及其他小组，人们所看到的风险常常取决于大众媒介的报道而不是实际的风险。
在引言中我们提到过有关优先性混乱的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即有几十年历史之久的氟化问题。到现在，在整整一代人饮用加了一丝氟化钠（大概百万分之一）的水长大、而且大部分使用了氟化牙膏和漱口剂以后，其效果已经出现，而且很明显。5 岁至17 岁的儿童中50％的人恒牙中一个牙洞也没有；仅在过去十年，儿童牙洞数字下降了40％。另外，有关有毒的氟化物（我们定期食用的许多东西含有氟化物，而剂量大到一定程度确实是有毒的）危害公众健康的可怕预言还未被证实。氟化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绝对的优势，几乎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然而政治压力的结果是，不管专家们的意见如何，大约40％的美国人生活在水源的氟含量低于最佳自然氟化物浓度的地区，且没有加入任何氟化物。10 个最大的城市中有3 个没有调节其水质。在整个洛杉矶盆地，只有两个社区的用水已氟化，而洛杉机市不在其中。实际上，反技术力量使得市政厅的日子非常难过，以致于符合公众利益的行动成了不利的政治行为。没有畅言无忌的选民支持健康牙齿，因此一个把保证能再次当选作为主要关心的焦点的政客是不能把良好的意愿白白耗费在牙齿上的。幸运的是，许多被剥夺氟化水的儿童使用了氟化牙膏。
作为辩论质量的一个例子，最近反氟化出版物宣称，大部分艾滋病病例发生在饮用水氟化的城市。事实上，它还可以同样轻易地说艾滋病发生在设有公共图书馆的城市，同样正确——但同样不相干。氟化物一例体现了人们熟悉的公共利益被民主过程粗暴对待的情形。由于出现了许多以攻击技术和利用恐惧为职业、以此糊口、具有说服力的团体，而且他们被当作专家受到大量大众媒介的热烈欢迎，这一问题已更加恶化。下一章将简要并善意地讨论这一全国性问题及其伴随而来的优先性扭曲的问题。
第四章 风险政治
由于风险是一个容易使人激动的主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有关参与者的情况，一般性的礼节要求这要做得尽可能的公平。否认这种事实是不诚实的，即有些参与者对合理决策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其结果是损害我们所有的人。本章篇幅很短，旨在承认这种事实，即美国和西欧存在大量而有力的直率地反对技术的政治势力，他们在行使其政治力量时几乎完全出于阻碍性目的。德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政策宣言最为公开，而美国的绿色组织的关心焦点则不那么集中。他们在我们许多人心中唤起真正的对简朴生活的留恋之情，这是对这样一种事实的反应，即我们的技术世界的确是更难以理解。我们不知怎么丧失了对我们的命运的控制，这种感觉当然令人沮丧，而反技术姿态却能够撞击出有响应的和弦。反对变革特别是技术变革是许多人的专门职业，“积极分子”一词如今被骄傲地使用，似乎积极本身就是光荣，不管他
是积极拥护什么还是积极反对什么，而后者更为经常。
由于我们社会中一个令人惊恐的趋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正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相互作用更大、电脑比程度更高以及——让我们面对这一点——技术更进步时，我们人口的教育水平却在下降。标准的学术能力和成就测验的平均分数多年来一直在下降，这已不是秘密，尽管分数在80年代初已停止下降，而且从那时起上升了一点，但跟20 年前的分数比仍有很大的距离（低50 点），而测验的难度并没有相应的提高。除此之外，我们学校的课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大减少，作为正当的教育目标，学术成就不被重视，科学和数学已让位给更“相关”的东西，分数的膨胀掩盖了学生及其父母的标准下降的事实。所有这些在任何有声誉的、可靠的研究中都已被证明，并遭到所有有声誉的学者的反对。在我们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地与其国外同伴的竞赛中，结果都成绩最差。在理论上，所有的父母都支持——甚至要求——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但如果这会影响孩子享受生活，或孩子完不成学业将面对难以置信的事——失败的话，支持更好的教育的父母就会大大减少。
这种贬低学业的部分结果是我们人口中相信飞碟和再生的人的比例令人吃惊。我们美国人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地球一年绕着太阳转一圈，而使得学校中有关进化论的教学保持合法性的斗争却永无止境。美国人中相信进化论和神造论的人大约一半对一半。一半美国人迷信幸运数字。最后，这种贬低学业的直接结果是，据估计美国工业每年用于数学补习教育的钱与用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直接数学教育上的钱一样多。
我们当中许多人从电视画面和音响刺激中获得信息，并且根据我们在晚间新闻中闪过几秒钟的单方面的英雄和坏蛋来确立我们对于和平、战争、环境、风险和经济的态度。那些已学会在娱乐节目和电视新闻节目中用5 秒钟或更少的时间处理复杂观点的人知道，他们拥有的观众数量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娱乐价值。
在年轻人当中情况则更为糟糕，他们是在电视氛围中被抚养成人的。根据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个民意测验，报纸阅读者人数从20 年前占人口75％下降到现在的50％，而在18—19 岁的年龄组中，则从60％下降到29％，在30—34 岁的年龄组中，从75％下降到45％；主要是老人，60 岁以上的人仍在阅读报纸。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与任何其他人的一样好，不管他是否有学识，这已成为一个信条，并在学校受到鼓励。
而你，亲爱的读者，你则属于卓越的少数人——你确实在阅读一本书。这不仅是一本书（不管它多么没有价值），而是一本意在使你比在读它之前更有学识的书。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将是作者的错，而不是你的错。我们整个民族的识字程度已处于危险之中。教育部目前的估计是，我们美国人当中整整有三分之一，即7000 万17 岁以上的人不是职业文盲就是勉强地认识字。尽管我们的子女绝大多数中学毕业，这个数字估计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成人人口中75％以上都是中学毕业，而1940 年只有25％），而更多的人是职业性数盲（数字文盲）。这不仅是一支必须在更为复杂和要求更高的劳力市场中得到供应的劳动大军，而且是一批具有权利和特权的人口，包括追求幸福的古老权利。首先他们是重要的选民，对我们国家对技术挑战的反应方式具有决定性发言权。我们的国家是分享民主制的国家，它是每个人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国家。当1983 年3 月第一次写下这些话时，两大党中剩下的11 位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受过科技培训，这不属于偶然事件，（惟一一个受过培训的是最先从竞争中被去除的。）这就是反技术力量的工作背景。上面几段中描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本书的主题，我们马上就把它们搁在一边，尽管它们非常重要。然而，在这里很难做到不提到一个有趣并且也许是有关的故事。据说1968 年对德国妇女的“代表性样板”作了一个民意测验，询问她们希望她们理想中的丈夫干什么工作。列在第一位的是核物理学家。（由于本作者是有核抱负的男性物理学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兴奋的，因为物理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没有许多幻想的机会。）可是在1979 年，类似的测验却得出非常不同的答案，在表的前2O 位怎么也找不到核物理学家，列在首位的是护林员。尽管德国人爱他们的森林，但这种偏爱的变化很大，而追求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又太令人痛苦了。
技术风险以保证公益的方法为民主社会管理事务提供了一个试验场。加勒特·哈丁在他1968 年发表的《民众的悲剧》一文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以自身的利益为目标来作决策，该社会就得不到好的服务。由许多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很容易造成给社会和个人都带来坏结果的局势。他举了一个公共牧场的例子，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增加牲畜中得益，最后导致过度放牧和牧场的毁灭。我们通过接受政府的限制来控制这种问题，平衡每个人选择的自由和共同福利的需求。如果政府本身只能体现个人选择的总和，就像在分享民主制国家那样，这一潜在的逻辑就会瓦解，如果分享者信息不准，则瓦解得更厉害。即使是少数人也会造成真正的损害。
这方面当然是有历史的，作为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自动机械19 世纪初在英国被引入纺织业。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熟练手工工人（其技艺现已不用）被解雇，而他们自己并没有错误。他们的怨恨首先是针对机器本身，特另是织袜机（生产针织袜的机器使得技术不太熟练的工人的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的10 倍多）。从1.11 年开始的5 年中，暴乱和毁坏机器的行为范围不断扩大，一开始是破坏纺织机械，后来发展为破坏其他的各种机器。暴乱者被
称作卢德派，因为其领导人采用了卢德将军的名字，这是以一个也许是虚构的叫作内德·卢德的人命名的，据称他在1779 年捣毁了织袜机，而他却是那个时代以后的人。“卢德派”一词已成为骂人的话，指任何一个强烈反对机器或延伸到反对技术的人。这个词在此非常恰当。
卢德派最终在议会里产生强烈的反应，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把捣毁织袜机定为死罪。自那以后，一些卢德派分子被处以绞刑，该运动被镇压。拿破仑大败滑铁卢以后的经济复苏和1815 年的和平很可能也有助于缓和引起暴乱的失业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