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咏物词的绝唱--论《乐府补题》与碧山词的寄托
宋德祐二年（公元１２７６年），元军统帅伯颜兵次临安城下，谢太后携恭帝出降。偏安江南一百五十年的南宋王朝宣告终结。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冬，江南浮屠总管杨琏真伽，盗发会稽南宋诸帝后陵。宋末词人周密在《癸辛杂识》别集“杨髡发陵”条中记载道“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气竟天，……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至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又“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镇之，名曰镇南。”（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条引《唐义士传》）。杨髡盗发宋六陵后，义士唐钰（玉潜），太学生林德阳（景曦）等人，收诸帝后遗骸共瘗之，且自宋故宫中移取冬青树植于冢上。元代统治者的暴行激起汉族士人的极大愤怒，纷纷拒绝宦事新朝，隐居山林，吟咏以终。遗民词人王沂孙，周密、张炎、陈恕可、仇远及唐钰本人等共十一人结社填词，先后共用五个不同的词牌，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五物，共得词三十七首，编为一集，名曰《乐府补题》，借咏物之词以写家国之恨。
清人厉鹗最早发现这一卷咏物词的寄托之意，他的《论词绝句十二首》中云“头白遗民涕不禁，补题乐府在山阴。残蝉身世香莼兴，一片冬青冢畔心”一诗，即指此事而言,自注云“《乐府补题》一卷，唐义士玉潜与焉。”夏承焘《周草窗年谱》附录《乐府补题考》一文，认为这一咏物集子“为自来词家所未有，宋人咏物之词，至此编乃别有深衷新义。”对于有关的人、地与事，也都有所考证。据夏氏之考证，《补题》中所赋“龙涎香”、“莼”、“蟹”等，皆指帝王而言，赋“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
《《乐府补题》对于后世词人具有深远的影响，清康熙前期《乐府补题》重现于世，引起了清初词风的嬗变以至影响了清词总体的发展轨迹。“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清·朱彝尊《乐府补题》序）从朱氏的感叹中，我们可以窥见《乐府补题》在清初词人中引起的共鸣。
作为南宋咏物词的最高峰，《乐府补题》代表一种旨在创立新的诗歌表现方法的努力，诗歌中的描述已不再是纯然的描述，而是包蕴着个人情感。这样，咏物词便成为一种理想的间接表意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诗人借助象征与托喻来表达他们的内心。
以《乐府补题》咏白莲诸词为例，一组共有十首，一律调寄《水龙吟》，题为“浮翠山房拟赋白莲”。今试举其中三首：
素鸾飞下青冥，舞衣半惹凉云碎。蓝田种玉，绿房迎晓，一奁秋意。擎露盘深，忆君清秋，暗倾铅水。想鸳鸯正结，梨园好梦，西风冷，还惊起。
应是飞琼仙会，倚凉飚，碧簪斜坠。轻妆斗目，明珰照影，红衣羞避。霁月三更，粉云千点，静香十里。听湘弦秦彻，冰绡偷翦，聚相思泪。（周密）
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腻。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
别有凌空一叶，泛清寒，素波千里。珠房泪湿，明珰恨远，旧游梦里。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生水。（唐钰）
翠云遥拥环妃，夜深按彻羽衣舞。铅华净洗，娟娟出浴，盈盈解语。太液荒寒，海山依约，断魂何许。甚人间别有，冰肌雪艳。娇无那，频相顾。
三十六陂烟雨，甚凄凉，向谁堪诉。如今谩说，仙姿自洁，花?心更苦。罗袜初停，玉珰还解，早凌波去。试乘风一叶，重来月底，与修花谱。（王沂孙）
从这几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素鸾飞下，舞衣半惹凉云碎”，“太液池空，霓裳舞倦”，“夜深按彻羽衣舞”“娟娟出浴”，无不把白莲与杨贵妃这一高贵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暗示了被咏者非同寻常的身份。据野史《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白居易《长恨歌》亦有“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之句，皆可为佐证。
据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发陵后，“独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馀，其色绀碧，髻根有短金钗”云云，谢翱曾作《古钗叹》一诗，即为此事而发（诗云：“白烟泪湿樵叟来，拾得慈献陵中发。青长七尺光照地，发下宛转金钗二”）。前文已经说过，白莲与杨贵妃的形象密切相关，白莲词中主要意象泪、黑发、坠地金钗则使人联想到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些描写：“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合流”，恰恰正是这些头发和头饰的意象，以及其他类似的和杨贵妃有联系的事物，构成了咏白莲诸词的中心意象。
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白莲”二字从未在词中出现，但词中每一处意象都呈现了白莲的基本特质：莹白、清冷、淡雅、纯洁、沉静、忧郁。对于所咏物的直接指认的缺席，反给词章平添了一份优雅。这种手法正符合了沈义父《乐府指迷》中“咏物忌犯题字”之要求。在用典方面，周词中的“金铜仙人”典及三词皆有的洛神典，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和文际联系，通过这些指向词外某件事物的典故，我们体会到词中的细节是怎样历史性地连接起来的。在白莲词中，太液、明珰、宝玉、碧簪、露盘、海山、舞莲的意象一再出现，织就了厚密的意象网络，读者被不断引向其他的事物而把它们当作词章的真正含义：“太液”既让人联想起贵妃之典，也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临安的皇宫，而碧簪让人联想起孟后发髻一事，海山则与帝 殉难的崖山有关。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把语言分为两个轴线，“一方面，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称为句段（syntagmes，又译为组合）”，“另一方面，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我们管它们叫联想（associations）关系。”（《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语言所传达的意义不仅是根据组合轴的排列而出现的一串实质的语言，同时还要依赖其联想轴所隐存的一串潜藏的语言来作界定。要想了解一个字或一个语汇的全面意义，除了这个字或语汇在组合轴中出现的与其他字或其他语汇之关系所构成的意义外，还应该注意到这个字或这个语汇在联想轴中所可能有关的一系列的语谱（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由于《乐府补题》创作的特殊时代背景，并且被考证出与一二七八年杨髡发陵一事有关，人们在读解词章时由其中的意象网络生发一系列联想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乐府补题》不仅以遥寄深沉的故国之思为宋词谱就了瑰玮的殿末之章，还以其特擅的曲隐寄托之笔，将咏物词的功能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王沂孙。
二、王沂孙的咏物词
王沂孙是南宋末年的一位词人，生于宋、元易代之际，身世沦微，姓名不见于史传。清查为仁和厉鹗撰《绝妙好词笺》于“王沂孙”下注云“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二卷，又名《花外集》”，碧山传世作品，今日仅见《花外集》一卷，加上自《绝妙好词》辑录的七首，自《阳春白雪》辑录的六首和自《花草粹编》辑录的一首，共计六十五首。然而，就是这一位除六十多首词外别无作品传世的作者，在有清一代的词学评论中，曾经获得过极大称誉。
“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清·张惠言《词选》）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云“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又云“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词人者盖如此。”但五四以来的一些现代批评家对碧山词却颇有微辞。胡适《词选》批评碧山咏物诸篇“不过是晦涩的灯谜，没有文学的价值”，又说他“曾做元朝的官，算不得什么遗民遗老”，胡云翼的《宋词选》认为他“表达不明确，反映没有力量”，“不过是一点微弱的呻吟罢了”。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亦批评碧山词“晦涩堆砌，时有不连贯和莫知所云的地方。”从表现技巧和内容情意品评诗歌，原是古今中外共同使用的两项标准，而得出的结论却如此悬殊，主要因为一般评者往往缺乏周到客观的了解分析，仅凭一已的主观感受和狭隘的道德标准，作出了武断的评价。
“《词选》云‘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自是确论。读碧山词者，不得不兼时势言之，亦是定理。或谓不宜附会穿凿，此特老生常谈，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诗词，有不容穿凿者，有必须考镜者，明眼人自能辨之（《白雨斋词话》卷二）”下面我们以碧山的代表作之一《齐天乐·蝉》一词为例，来分析一下王沂孙咏物词的寄托之意。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这首词是《乐府补题》中的一首，隐晦纡曲，深婉有致。起句“一襟余恨宫魂断”点出题目，据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记载“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嚖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词人不从蝉的生活环境或身姿形态发端，起笔直摄蝉之魂魄，“断”字更写尽了齐后尸化为蝉的凄断飘零。继之以“年年翠阴庭树”，描绘了齐后生活的孤寂凄清，暗用李商隐《蝉》诗“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之意。“离愁深诉”上承“宫魂余恨”，“重把”与“年年”相呼应，足见“余恨”之绵长，“离愁”之深远。蝉与人至此趋于吻合。“西窗过雨”一句，由大自然一个小小的变化，引出了窗内之人对窗外之蝉的相对的想象。但碧山并不直写哀蝉经过这一变故后的惊恐，却藉窗内之人的感觉来暗示蝉的被惊起，以“瑶珮”暗写蝉被惊起时振翅之声；以“玉筝”写雨后哀蝉声的清脆宛转。其下接以“镜暗妆残”，一位美丽哀婉的女子形象便跃然纸上。“娇鬓”用魏文帝宫人莫琼树“制蝉鬓，缥缈如蝉”典故（见崔豹《古今注》），骆宾王《在狱咏蝉》亦有“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之句，亦以“云鬓”喻蝉。碧山此句明用此一故实，然却暗与前文对女子的联想完全打成一片，不着一点牵强之迹。而且“玄鬓”之典出之魏文帝宫人，又正与开端齐后化蝉相互呼应，正所谓“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周济《宋四家词选序》）
过片“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从“金铜仙人”写起，貌似离奇，却含意深远。相传蝉以餐风饮露为生，承露盘自汉宫移去，本已暗中寓记了盛衰兴亡之慨，此哀蝉无露可饮，则其生命又危在旦夕，故继之乃云“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写哀蝉临秋时的凄苦心情，微薄如许的病羽残翼，濒临死亡的枯槁形骸，又能禁受几度斜阳日落的凄凉景况？“馀音更苦”，言蝉身虽将亡，而鸣声犹自不断，听来倍感凄苦。在更苦的馀音中，将要僵死的蝉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后的回顾，故继之以云“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结句“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宕开一笔，转而回忆往日的欢欣，“薰风”指南方吹来的和风，是蝉生命中一段最美的日子，而今则年华已逝，往事难寻，只有在余音的哀苦中，对当日的繁华欢乐作徒然的追想。
此词并见于《花外集》和《乐府补题》，辞句略有不同，可见碧山在写作此词时，似屡次修订。在四印斋所刻《花外集》中，附有王鹏运的一篇跋文，文中所引用端木埰 的解释，对此词细加比附，完全以猜谜的方式做解说，以致被胡适讥讽为“信口开河，白日见鬼”。但如果我们把这首词中的托意完全抹煞不提，也非适当的态度。
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将读者分为数类，其一是一般性的读者，他们只是单纯阅读，无意对作品作任何分析解说；另一种是超一层的读者，对作品有分析评说的意图；还有一种读者，带有一种背离作品原意的创造性，他们把作品当作一个起点，透过自己的想象对之作一创造性的诠释。但是，一切解说，无论其带有何等新奇的创造性，都必须以文本（Ｔｅｘｔ）中蕴含有这种可能性为依据，而伟大的作者，大多能够在其作品中蕴含有足以引发读者联想的丰富潜能。仍以此词为例，首句“宫魂”就字面而言，可暗示对朝廷覆亡的哀思，就用典而言，可让人联想到南宋诸后妃陵经发掘后尸骨被弃之草野的悲惨。下阕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之典，不仅含有盛衰兴亡的易代之悲，而且就当时历史背景而言：临安沦陷，诸陵被掘，宗器重宝被掠夺一空（“命伯颜就邀宋内侍王埜入宫，收宋国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七十）。“病翼惊秋”一句中蝉的形象，与南宋灭亡后还幸存于元代的王沂孙自己，又密切相关。结句透露出作者对于故国承平往日的怀恋。
下面我们再以王沂孙的另一首咏物词《庆春宫·水仙》为例，探讨一下碧山词中的象征托喻之意：
明玉擎金，纤罗飘带，为君起舞回雪。柔影参差，幽芳零乱，翠围腰瘦一捻。岁华相误，记前度湘皋怨别。哀弦重听，都是凄凉，未须弹彻。
国香到此谁怜？烟冷沙昏，顿成愁绝。花恼难禁，酒销欲尽，门外冰澌初结。试招仙魂，怕今夜，瑶簪冻折。携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
据周密《浩然斋雅谈》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沦陷后，三宫被掳北上。宫嫔王清惠北行途中作《满江红》一阕题于驿壁之上，旨意哀切，在中原传诵一时。历来词学家都认为王沂孙此词似为此事而作。
上片从亡国前写起。“明玉擎金、纤罗飘带，为君起舞回雪。”用曹植《洛神赋》“若回风之流雪”典。写出宫中美人的体态与舞姿，又句句与水仙花切合，措词十分精巧。水仙花白瓣黄蕊，被词人联想为“明玉擎金”；长叶披离，被联想为“纤罗飘带”；“君”字一语双关，虽非必指君王，却又暗含此意。“柔影参差，幽芳零乱，翠围腰瘦一捻”极写水仙身姿绰约，芳香阵阵，腰围纤细，亭亭玉立，引起读者无限怜爱。从上片后半开始，词人将水仙花进一步人格化，遗貌取神，描写亡国后的宫女。“岁华相误，记前度湘皋怨别。哀弦重听，都是凄凉，未须弹彻。”用有关湘妃的传说，暗示了词中主人公的身份与处境。
前阕在凄凉的余音中咽住，过片以唱叹提起：“国香到此谁怜？烟冷沙昏、顿成愁绝。”昔日玉楼金阙中的国色天香，竟被驱赶到塞外的苦寒之地，着一“顿”字，更增添了一种盛衰兴亡，转瞬全非的悲感。至此，从辞宫去国的“怨别”、“哀弦”、“凄凉”，一直写到塞外飘零的“愁绝”，把悲悼南宋灭亡的情绪推到顶点，接着，更从气候的凛冽难耐表现遗民心灵上的严寒，依然把人与花糅合为一。同时换头处“国香到此谁怜”引出了惜花之人，即作者自己。
“花恼难禁，酒销欲尽，门外冰澌初结”三句，步步递进，曲折地写出了惜花人家国俱亡的切肤之痛，可见碧山词的深沉厚重。“试招仙魄，怕今夜瑶簪冻折”巧用岑参“都护宝刀冻欲断”之意，化刚劲为悲惋。由水仙的花瓣萎落，联想到“瑶簪冻折”，写得寒气逼人，同时也刻画了奇寒中的凄美，倍觉笔力峭拔。“冷”、“冰”、“冻”三字，以天气的严寒表现在异族统治下的现实，道出了词人彻骨的冰冷。结句“携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以“金铜仙人”之典，将思绪拉回至对故国的哀思。“落”字下得尤为悲咽，落月之光，本已凄惨，就连这凄惨的月色也是暂时的，故宫即将沉入长夜之中不复可见。
从历史上看，咏物之作一般都具有隐语之喻托与巧谈之铺陈的性质。前者往往属于政治思想压抑下的产物，后者往往属于文学社交活动中的产物。而就写作方式来分，大致可分为出于思索安排及出于直接感发的两种写作方式。两宋的咏物词，自苏轼首肇其端，其后的周邦彦、辛弃疾、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张炎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就寄托遥深而言，实在无有过于王沂孙者。
王沂孙出生在一个特别适合咏物词发展的时代，而他的天赋也特别适于咏物词的写作。这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终于造就了一代咏物词的大家。
王沂孙生于南宋理宗年间。宋季三朝政治昏暗，国势衰微，加之此时蒙古崛起于北方，在灭金之后大举侵宋。理宗死后，度宗昏愦，贾似道专权，终于将南宋送上了必亡的途径。恭帝德祐二年临安城破，继位的端宗死在流亡途中，１２７８年，陆秀夫负帝 蹈海而死。此时王沂孙不过三四十岁。他对于南宋覆亡的深深悲慨难以直言。再就南宋时代之文学背景而言，咏物词的盛行，与文士喜好结社填词的社会风气有关。“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这种集社填词的风气，虽经南宋的覆亡而未歇，《乐府补题》中所收的王沂孙与当时著名词人周密、张炎等共同集社填写的咏物之作，便是证明。而且因南宋危亡的时势，更使得咏物词之托喻性及社交性做了融会的结合。所以说王沂孙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最适合咏物词发展的时代，而王沂孙的咏物之作，也就兼具喻托性及社交性两种特质。
王沂孙词的寄托与西方艺术理论的象征托喻之说有共通之处。就象征来说，我们关于诗歌意义的广泛联想是否符合作者的意向是无关紧要的（谭献云“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復堂词录叙》），而在托喻中，作者的意向是必要的。然而，这两者都不足以单独概括王沂孙的咏物技巧，首先，碧山词似乎在象征与托喻之间同时具有双重焦点；第二，它们以托喻方式指向一个政治事件，而非西方托喻那样指向某种真理或道德观念。就王沂孙所禀赋之才质而言，他也具备了特别适于写咏物之作的一些重要质素。荣格创立的分析心理学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一种为内倾，另一种为外倾，“内倾情态的特征是通过主体有意识的，与客体的要求和主张相对的目标坚持主体；而外倾情态正好相反，其特征是主体服从客体的要求，”（《分析心理学与诗的艺术》）咏物词的写作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思索安排为主，一类以直接感发为主。前者重在有深思的功力，后者重在有深情的锐感。王沂孙恰恰在这两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以王沂孙的《齐天乐·蝉》为例，当时同赋此调此题者有九人，而有关“蝉”之为物的一个最普遍的联想，便是蝉餐风饮露的生活。所以很多咏蝉之作，都写有与“露”相关的描述，吕同老有“绰约冰绡，夜深谁念露华冷”，王易简有“绡衣乍着，聊饮人间风露”，周密有“露洗余悲，暮寒声更咽”，陈恕可有“露湿身轻，风生翅薄”及“与整绡衣，满身风露正清晓”，唐钰有“蜕痕初染仙茎露”，唐艺孙有“向枝头占得，银露千顷”，仇远有“薄剪绡衣、凉生鬓影，独饮天边风露”。这些词句，虽皆工丽贴切，但与碧山“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数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碧山这三句由“蝉”与“露”之关系所引发的联想，寄托的含义，要比其他词人丰富与深刻得多。
三、碧山咏物词寄托的特点
一、胸次怡淡、中正平和。
碧山词感情低黯深挚，外表平静却又沉哀入内。与同时代的大词人张炎相比，虽不如玉田苍凉清畅，而深远妍和更胜一筹。“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除学问，境地外，造就碧山词寄托的独特性的，正是性情。陈廷焯在论“沉郁”时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雨斋词话》）这里所说的“沉郁”，已将风格与寄托合为一体，“体格之高”、“性情之厚”，造就碧山词“沉郁”的特点。“少陵每饭不忘君国，碧山亦然。然两人负质不同，所处时势又不同。少陵负沈雄博大之才，正值唐室中兴之际，故其为诗也悲以壮。碧山以平和中正之音，却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词也哀以思。推而至于国风离骚则一也。”（《白雨斋词话》卷二）他的“沉郁”不同于杜甫的闳中肆外，而是“胸次怡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之气。”（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胸次恬淡与和平中正是密切相关的，二者互为因果，但碧山本性并非恬淡，他是奉行“中道”而“只以唱叹出之”，故恬淡是见于外者，深厚才是内里。
二、性灵中出，追琢中来。
“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如王碧山咏新月之眉妩，咏梅之高阳台，咏榴之庆清朝，皆别有所指，故其词郁伊善感。”（沈祥龙·《论词随笔》）沈氏道出了碧山词“借物以寓性情”的特点。这种寄寓通过什么途径呢？况周颐《蕙风词话》中说“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斯为上上乘。”又云“咏物如何始佳？……题中之精蕴佳，题外之远致尤佳，自性灵中出佳，从追琢中来亦佳”王沂孙以善感善觉之心，遇可感可觉之境，能在性灵流露的同时，精心构思，组织形象，将“性灵中出”与“追琢中来”统一在一起，达到极高的成就。《花外集》以咏物为主，而咏物中又多有寄托，碧山才秀人微，又无藏山传人之想，其寄托确为性情流露。“看来碧山为词，只是忠爱之忱，发于不容已，并无刻意争奇之意，而人自莫及，此其所以为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张炎《词源·咏物》中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碧山词的“追琢”除常用的比喻、比拟外，还以幻化、象征、暗喻等手法，来“节取以托意”，使之“深于兴”。碧山词中常见的“骊宫”、“太液”、“铜仙”、“铅泪”、“宫魂”、“真妃”、“罗袜”、“汉苑”、“秦陵”等意象，都是以用典作寄托，这在前文中已加讲述，但由于出自性灵，为情造文，而不事雕琢。因此，“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其气清，故无沾滞之音；其笔超，故有宕往之致。”（清·戈载《七家词选》）
三、餍心切理，言近旨远。
清人论词，多言寄托，尤以常州词派最力，张惠言《词选序》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沈祥龙《论词随笔》解释意内言外说“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怏，于言外有所感触”。钱钟书曾为之辨析：“夫言外之意，说诗之常，然有含蓄与寄托之辨。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管锥编》）但二者都未能道尽碧山词的独特个性，相比之下，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所说的“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庶几近之。碧山对国事深怀忧虑，宋亡后则无比悲恸，又以其敏感的心灵去感觉周围环境，移情于物，使内心情感与所咏之物融合无间，正是“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深郁之笔”（陈廷焯语）达到“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周济语）的境地。不浮泛，不游离，既不空廓，又不拘泥，读其词非仅能得所咏事物之形神，且能感触体味其中情理。
四、结语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分析了《乐府补题》中的象征性。以“白莲”为例，同一组词分享着类似的意象，就总体而言，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中心象征（白莲）和同一历史事件（发陵），虽然各自带有很不相同的暗示性含义。并且，这些意象所交织成的网络，引起读者无穷的联想。我们也分析了王沂孙的创作和他咏物词中的寄托。但后人对碧山之作也颇有微词，认为晦涩难解。据叶嘉莹教授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用字方面，碧山往往透过自我的感觉想象使用一些新异的字；二是句法方面，碧山往往为了加强某些艺术效果而使用错综的结构；三是在章法方面，往往把“人”与“物”作交错叙述；四是在用典方面，把所咏之物与事典及所托之意结合，现代读者不谙典故，自然感到晦涩难解。清代张惠言等常州派词人之所以过于推崇碧山词，是因为张惠言推尊词体，倡比兴寄托之说，而王沂孙的作品最适于用比兴寄托来诠释；晚清的陈廷焯等人处于渐趋衰亡的时代，与碧山所处的南宋末年的背景相仿，藉此寄托他们的抑郁忧思；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极力反对以比兴寄托喻写幽隐情思的作品；建国以来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其更是诋毁有加。另外，我国自古以来便将文艺价值依附于道德价值之上，而忽略其纯艺术价值（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十三》）。如其为纯文艺作品，无丝毫道德价值，则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扬雄《法言·吾子》）。陈廷焯认为碧山词“缠绵忠爱”，而胡适也以王沂孙入元曾任庆元路学正为失节，都是受道德标准的影响。只看到碧山对故国的怀恋，便将碧山词推为词中极轨，固是不伦；然因其无力反抗现实，就将之贬抑过甚，也有欠公允。
总之，不论就表现技巧抑或感发寄托而言，两宋的咏物词到了王沂孙的时代，已然无以复加。《乐府补题》与《花外集》咏物诸篇，为宋词合奏一曲凄凉千古的绝唱，铸就宋代咏物词的最后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