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次在看了露天电影后，却也让我尝到了“乐极生悲”的滋味。那天原本是高高兴兴的，因为白天“分红”了，到场部财务科领了七、八、九三个月（第三季度）的“工资”。那时我们知青每个月“工资”是24元，三个月就是24×3=72元。我将2元钱单独拿出来当零用钱，余下的7张10元“大票子”摞整齐好后放进了我下放知青队时发的木箱里，然后用一把“永固”牌的不大不小的铁锁把箱子锁住。箱子被我擦拭一新，箱盖上还放着我前不久从沙洋商场好不容易买来的一台“淮海”牌半导体收音机——音量音质极好的收音机。为什么说是“好不容易”买来的呢？原因是我父亲在“文革”前就花?了近200元买了一台八晶管的半导体收音机，还配有可背在肩上、可提在手上的优质牛皮收音机套。我曾经在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生活作风的文章，其中有一条就是批讲生活排场，有一个配图，是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孩子，穿着很洋气，戴着一副墨镜，身上像挎包一样挎着一个高档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收音机大小款式和我父亲买的180元的收音机极像。我抽调到苗子湖学校当代课教师后，父亲看我回家似乎“觊觎”那台八晶管的半导体，就说要给我买一台收音机，但要求却很高，一定要买装一号电池的收音机，因为1970年代，2号、5号、7号电池在沙洋地区一般商店里很难买到。父亲刚到沙洋农场工作时有个“手下”，很年轻，姓王，后来应征入伍当了兵，在部队上当了排长，后来转业到了沙洋镇上，当了沙洋镇武装部的部长，他的爱人姓刘，就在沙洋商场里工作。父亲到沙洋办事时曾经带我到过他们家里，王叔叔、刘阿姨都是用茅台酒款待我父亲。父亲对我说，已拜托了刘阿姨，请她们商场进货时给我进一台质量好，装一号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过了段时间，父亲到沙洋办事，带上我，我们到了沙洋镇最热闹的汉津街沙洋商场找到刘阿姨。刘阿姨拿出一个“淮海”牌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们看，并装上一节一号电池让我们试听音质好坏。我一看这台收音机就很喜欢，不大不小，外观质量精良，收音机上“淮海”商标牌子那两个字写的俊秀潇洒，显示调节波段的指针、刻度都亮晶晶、光闪闪；装上电池试音，音质也极佳，开到最大音量，声音依然清晰如初，丝毫不浑浊变音。刘阿姨、父亲见我很满意这台收音机，刘阿姨便开了发票，父亲交了买收音机的钱。

我出门看电影前，忘了关宿舍的电灯，走到半路想起来后，但又不想再回头来关灯，因此，从窗子外面可以清楚看到宿舍内的情况。那时10中队刚刚迁走，房子比较富余，为了图清静我一人搬到原来10中队犯人伙房隔出的一间房里，紧邻我住的房间前面是学校的烧水房。那天晚上在场部办公平房前的露天地放映的电影是国产故事片《春苗》，影片时长约两个小时。电影主题是批判“文革”前医疗卫生事业走“高、精、尖”路线，为少数人服务的不良倾向，歌颂了农村“赤脚医生”的新生事物，响应了毛 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我看完电影《春苗》回到学校，刚一走近我住的那栋房子与烧水房夹道旁，我就发现我走时的宿舍的灯是亮着的，现在却是黑的。待走到宿舍门前，宿舍的门也是半敞着，进房后，我拉了下一头拴在床头上的开关拉绳，灯亮了。我一看箱子上的“永固”锁锁体和锁环“分尸”躺在地上，原来放在箱盖上的“淮海”牌半导体收音机不见了踪影，原本叠放整齐的衣物此时杂乱地揉放在箱子里，衣服上还有不少灰土，显然是将衣物从箱子里拿出来检查丢在了地上，然后又从地上捡起来后塞进箱子里的，白天刚刚“分红”得到的那七张10元“大钞”，原本是放在箱子里衣物的面上，这时也“不翼而飞”了。龚校长闻讯赶来，叫我保护现场原样不要乱动，然后陪我一起到场部找了派出所的年轻干事张坚报案。张坚听了情况述说后，带我们到派出所办公室拿上破案用的工具包，同我们一起返回学校。在我的宿舍里，张坚检测到了箱子上的指纹，将我的十个手指头的指纹也全部取样，最后左看右看，实在也找不出其他的线索，只能是叮嘱我们今后要提高警惕，因为农场人员复杂，环境也利于犯罪分子作案后逃跑等等。罗微老师那时刚刚来到学校，当时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当晚罗微老师没有去看电影，而是一直坐在他的房间里看书。调查时，罗微老师说他没有听到任何异响。事后，郑纯武老师对我分析说，钱和收音机可能就是罗微偷的。她觉得：一是罗微知道我们知青白天“分红”发了钱；二是有电影，他为什么不去看电影，留在宿舍里有作案的时间；三是罗微是刑满释放人员，犯过法的人做这种事可能性更大。我觉得郑老师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但最终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怀疑也只能是怀疑而已。

过了几天，张坚在路上遇到我，告诉我，那天晚上所有取样的指纹全部都是我的，对破案没有起到作用。我也就知道，我这个被偷盗的案子要破是不可能的了。果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起偷盗案早已成为了“死案”，无人再问津；只是张坚同志若干年后，一路高升，官至湖北省司法厅厅长，掌管湖北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前几年又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位子上调任到安徽省任高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