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文昌会馆或海南会馆的历史变迁(转载)
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位于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和海南原本是连在一起的，但从距今7000万年前的新生代时期开始，地壳的升降和断裂不断发生。后来由于地壳的不断运动，受到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雷琼断裂的沉降加剧，海水入侵，使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分离，从形成琼州海峡，海峡范围，东起海南岛的木栏头和雷州半岛南部徐闻的山狗吼沙，西迄海南岛的临高角和雷州半岛徐闻的驼尾（灯楼）角，长48海里，最窄处10海里，最宽处20海里，常用的秀英至海安的航道为18海里。海峡海底高低不平，航道浅水处水深2∼3米，最深处119米。琼州海峡是中国内海，是大陆联系、支援海南岛和南海诸岛的近便通道，是中国舰艇出入北部湾的主要航道。战时控制此海峡，对保卫华南沿海，支援保障海南及南海诸岛意义重大。所以海峡北岸的徐闻历为海南岛与内地联结之要地，为历代兵家看重，汉、唐、宋、明、清军及国民党军均曾派重兵防守。
早在公元前214年的时候，随着秦朝军队向南方进发，闽越一带的老百姓纷纷南逃，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海南岛，另外一部分人来到了雷州半岛南部。到了西汉，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中原汉人不断南迁，雷州半岛南部的人口也迅速增加。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大批人氏从中原、闽越等各地分别迁入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南部，从事垦荒种植和捕鱼。徐闻位于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之间，西接北部湾，东连南海北部，是两广沿海的孔道，北部湾通往南海的咽喉，是海南岛和大陆之间的海上“走廊”。徐闻三面环海，形似一叶靠岸的小船。海南的人们称之“海北”，从三国时期开始，吴赤乌年间(2.8∼251)在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县建立珠崖郡，领徐闻、朱卢、珠官3县对海南岛实行“遥领”。到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复立珠崖郡，统治整个海南岛，郡治还是设在徐闻县。由此可知，原来孙权所立珠崖郡，不在海南岛上，是在雷州半岛的南端合浦郡的徐闻县境内。徐闻当为孙吴用兵海南的基地，故在用兵之前，先在此建立珠崖、儋耳郡。南北朝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高凉、齐康、朱崖均为洗夫人所辖，所治仍在徐闻。至隋朝大业初年（公元605年）改合州为合浦郡属禄州，后又复拆置徐闻郡，仍辖海南诸县。元朝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徐闻县隶属海南海北道安抚司，十七年（公元1280年）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隶属海南所管辖。直至清乾隆三年（1738年）高雷廉道析出雷州归海南道，道台治驻海口的琼州府城，徐闻县仍隶属之。这些史籍的记载都真实地显示了两岸曾为互相隶属、同根同源的关系。
由于人口来源的相近性，使雷州半岛南部徐闻的语言与海南地方方言十分接近。而海南人谦虚、低调的生活态度和质朴的情感，所具有的固守本分、随遇而安、谦和敦厚的性格特点与徐闻当地人非常相像。且两地民间敬仰同一个伏波将军，拜祭同一个冼太夫人，供奉着同一个妈祖。就连历代的被贬官员，也是先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的，宋代被贬儋州的苏东坡以及现今海口五公祠所纪念的李纲、胡铨、赵鼎、李光，都能在雷州半岛找到他们当年吟诗作赋的踪迹。从语言、饮食、习俗，到气候、资源、物产，海南与海北的相近性可以顺手拈来。因此说起两岸的关系，真可以说虽是岁月翻卷，沧海桑田。海峡造成了距离，但却无法隔断彼此之间的联系啊！
二、两岸自古就已有相当密切的经贸往来
徐闻位于琼州海峡的北面，与海南岛一水相隔。从岭南大陆而言，其是沿海最南端的突出处，是交通海外的重要港口之一。唐代名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载：“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日：“欲拔贫，诣徐闻”。从这一记载可知，作为一个重要的沿海港口，其虽无内河行船与陆路交通的优越条件，但因为船从番禺等地出发，沿大陆沿岸行驶，必经琼州海峡，徐闻是此中必经之地，以补充淡水食物等给养。另外，做为一个商业都市，汉代徐闻确已囤积大量货物以远销海外，“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当时海外贸易当十分活跃，贸易量较大，其作为重要的商业港口都市已日渐为人所重视。不然的话，《汉书 地理志》在论及海外贸易那一大段记载中就不会明确提到徐闻，民谚也就不会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说了。另据《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上也记载：秦汉时期，随着海上交通运输工具及航海术的逐渐发展进步，海外商贾来中国沿海贸易的活动日增，以番禺、徐闻、合浦等商业城市为代表的岭南商业区域逐渐形成壮大，这些都促使岭南越人积极经营，出海贸易，最终导致海外贸易活动的全面开展。由此可见，当时全国的出口商品由诸水道云集合浦郡徐闻县的港口出口，进口商品亦由此远销中原内地，成为当时国内外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
很多人都认为，自从汉代的港口丝绸之路之后雷州半岛南麓就一直衰落至今，而且除了只有农业外没有什么产业了，其实这种说法是有些偏颇了！事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从很多史料文献上都可以找到，明清时代的徐闻，贸易业和加工产业相对于很多地区来说还是较活跃的。比如说参看我国著名学者、中国外贸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启臣先生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上记载。清代前期的广东对外贸易，主要是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二十年(1685—1840年)的150多年的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时期。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规定番商“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后的80多年，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少量在江苏的苏州、浙江的宁波和福建的厦门进出口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的广州、潮州、惠州、徐闻、海口等港口贸易的。另据《粤海关志》卷九记述，粤海关负责管理整个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下辖省城大关及澳门、庵埠、梅菜、海安、乌坎、海口七个总口。由此可见海安总口和海口总口皆为粤海关的7个总口之一，海安总口负责人由雷州府同知兼，下辖东西乡、白沙、博赊、南樵、对楼、田头、锦囊、雷州、赤坎、乐民、廉州、山口、钦州等13个小口，由此可发现当时就是连湛江港前身的赤坎也只是海安总口辖下的13个小口岸当中的一个而已。可以说此时的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海安港和海南岛的北岸的海口港仍有很活跃的海上交通贸易，而且合作颇多的。而且《英国蓝皮书》也记载：“中国经营贸易的港口为广东省的广州、潮州、南康、惠州、徐闻、江门及海口... ... 另据《徐闻县志》上所记载，除了早期海安港开往海口、西营的客货轮外，清末民初的1.12年徐闻就已有海安至香港、澳门，海安至汕头、广州各2艘的专线轮船开通往来，采取人货混运的模式来运营。而早在清代中期以前从海安就已有商船来往于广西北海、防城，石城的安铺，越南的西贡、海防之间了。
从加工产业方面来说，据《徐闻县志》上记载，从唐朝贞观年间开始，徐闻城乡就已创办土糖寮和土糖店，因此出现制糖工人。至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全县开办的土糖寮多达600多间，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为榨季，每季需要雇佣季节性工人达3000人以上。雍正元年，徐闻沿海大量兴建盐场，出现制盐工人。民国22年，广东省农林局主办的徐闻垦殖场就购进机械自动榨糖机一部，首次利用电力机械来进行生产，当时在琼州海峡两岸雇佣的工人和技师、技工就达上百人，出现了琼州海峡两岸地区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人。
其实从科技应用层面上来说，雷州半岛南部和海南岛也更非人们想象中的南方蛮荒夷人之地，而且在很多方面都领先全国的，其中我国开通最早的民间无线电通信就是源自琼州海峡两岸的：《徐闻县志》上也记载，清光绪十年(1884年)徐闻县就开始架设有线电话，建电报局在县城南门城楼。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徐闻城至海口互通电报，安装德国产的火花式无线电收报机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而据《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及《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中“近代前编”中均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琼州海线中断，当地电报局即在上海礼和洋行购置无线电报机两副，分设琼州、徐闻两处，并采用长波无线电通信，在琼州海峡两岸地间开通了民用无线电通信业务。另外据《海关档》载，琼州海关税务司在信函中称，该局“机器的有效通信距离为80英里，充电的发电机是德国货，电刷和整向器都很清洁，显然是得到了正常的照料”。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南方第一家邮局在琼州海关内成立，隶属琼州海关税务部。民国元年（1912年），海口邮电局在徐闻开办了第一家邮电分局。从两地的产业和海关、邮局的隶属关系上就可以看出琼州海峡两岸的经济和地理一脉相承，人民血浓于水。
三、琼人在徐闻拥有相当广泛的商业和人脉关系
海南商人是徐闻当地民间势力最大的商业团体。琼州不仅靠近徐闻地、一衣带水，而且由于饮食和风俗习惯两地非常相近，徐闻在各个方面均深受海南的影响，比如说徐闻话，就整个的雷州音而海南调，说起话来的音调跟海南话几乎一模一样，加之两地经常走动、通婚，这造成几乎每位徐闻当地人或多或少都有海南血统、在海南都有亲戚，由于语言、血缘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徐闻人和海南人几乎是你我不分。从明清开始，海南人就已在海北积起了雄厚的商业网络，在徐闻的海南人有文昌、崖县、定安、琼山、儋县、乐会（琼海、万宁）、澄迈等县的商人，但又以琼北的文昌、琼山人居多。海南人所经营的商号被称为“南行”，以经营布匹布料、铁器、香炮、菜种、理发美容、书店、金银铺、烟馆、茶楼酒馆和槟榔行等为主。
而说起古时旅居徐闻口岸发家的海南人，就不得不从文昌人说起，文昌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北部，和徐闻县一样建县制历史悠久，公元前110年即汉武帝元封元年建县。古称紫贝县，公元627年才改为文昌县，文昌邑文化发达，教育兴盛，被誉为“文化之乡”，以前著名人文学者陈铭枢的《海南岛志 人民》对文昌人的论述时如是说：“文昌在海南东部沿海，文昌之民，冒险而务新。由于接近大陆，风气开通较早，其民富冒险，务进取，南洋各岛多其足迹……”。但由于土地较为贫瘠，加之文昌人又有很强的开拓、创新和向外迁徙谋生的习惯，大批的农户和小手工业者为求得一线生机而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而徐闻和文昌一衣带水，就算在古时的小风帆木船的时代乘船顺风半天即可到达，所以从明朝开始，就已有相当一部分的文昌人沿琼洲海峡北渡来到邻县徐闻经商，由于文昌徐闻两县地域相近，语言风俗习惯也相似，当时旅徐的文昌人有很多是一家一族迁居过来的，从而当时旅居文昌人有很大一部分在徐闻城定居下来，经几代以后他们也以当地人自居了，虽然如此，但他们仍不忘文昌原籍的浓浓乡情，经常在一起聚会。由于原文邑会馆碑近年散佚，我们无法看到原有的碑文，但据徐闻城内看过文邑会馆建馆碑的文史学者和文昌乡亲回忆，由于地望相近，海南人进入徐闻的时间远比潮州人、广府人、高凉人、钦廉人都要早，所以建立会馆的时间也比潮州人和广府人都要早，大约在明朝嘉靖年间，旅居徐闻的文昌同乡就集资在县城观音山下的玄武楼之南面购进一亩余地兴建起了文邑会馆，当初建立这所会馆的初衷是联络同乡人感情，解决在徐的文昌人或初来或路经徐闻的文昌人的生活困难的，其时的文邑会馆据说只起了几间房舍，供渡海过来的同乡借住，剩下的都是空地，拿来堆放文昌人运过来的货物的。
明朝时期，随着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的提高，徐城武东大街一带由于交通和居住方面的便利条件，商品交换特别方便和频繁，武东大街就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圩市。到了清道光年间，县城（宾朴城）拓至东门外、南门外一带均为居民集居点，主要有长达1000多米的武东大街，以及文古坊、首坊、文东、荣曲、米行、打铁等街道，其它小街均以登云塔为中心，绕武东大道为主轴东西分布排列，而从观音山迁过来、道咸年间建成的海南会馆正是处于登云塔旁边的中心黄金地带。可见当时海南人在徐闻的势力之大，其时，米行、鸡行、薯行、屠宰行、牛行、羊行、猪仔行、竹子行、蔗尾行、槟榔行、铁器行、糖行等交易场所均设在以海南会馆为中心的几条街道，而海南会馆在这几条街道都拥有常住铺和出租商铺门面。
海南人经营布业、成衣业和槟榔行方面在徐闻是很有名气的，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徐闻县城内的布业和成衣业兴盛，武东大街中间那段至现香港街出口一段昔日就叫“布行街”，这里布行、布店和成衣店几乎全是海南文昌人在经营，直到民国时期到解放前，那时徐闻城内有两个生意十分兴隆的“隆发”和“泰来”布行，就是由文昌人黄来文开设的。而在“泰来”布行斜对面的一家成衣行“源兴号”，这家从清末民初就已开始营业的衣行则是由文昌人邢谷桐开设的，由于邢谷桐态度和蔼可亲、为人热情、童叟无欺，在街坊中人缘很好，所以这家衣店也是民国时期时县人制作衣裳和预订布料的首选之地，现邢谷桐的后裔乃在徐闻县城民主街附近一带居住。除了这几家比较有名的布行、布店，另外还有一家也是由文昌人开设的大型布行“丰隆号”，由于来这个布行做生意的外地商客很多，布行就在旁边开办了一家旅馆，铺名也叫做丰隆旅馆，那时坐黄包车的人常会吩咐跑车伙计说到“丰隆”那边去，就是这个典故了。而在槟榔行经营方面，众所周知，海南人对槟榔是很在行的，宋代赵汝适《诸蕃志》 “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由于深受海南人的影响，徐闻人重槟榔的习俗由来甚久，且传承至今，槟榔多用于婚姻礼仪方面的有很多地方。清代和民国时期徐闻县城的多间槟榔行全部都是由海南文昌人开设经营的。
徐闻的铁器交易和金银业加工行业跟海南人是分不开，徐城的打铁街因打铁匠集于此而得名，除了打铁行几乎所有集中于打铁街，该街既是铁匠的居家之地，又是铁器农具的加工交易场所。明代始设于此，清乾隆年间因海南人的加入兴盛，文昌人李宏赞、李亚九、林有宥到此开设第一家大型制铁行，从琼州带来的制铁工艺和技术大大改进了徐闻的铁具生产流程，主产锄、铲、刀、斧、镰、钗及钩、钉等。清末民初共有100多家，从业人员600多人。至徐闻大匪乱后1940年，仍有铁匠人105人，当时生产值6万多元。除了铁器交易行业外，徐闻的金银铺生意也全由海南人经营，清末至民国初年，海南籍人潘宝盛在徐城武东大街开设打银铺，前期以打银为主，而后兼营打金，潘宝盛约有资本1万多银圆。而后，祖籍文昌的李东南也开设金铺专营打金，公开挑战潘宝盛，李的资本较足，其金铺内常有黄金1公斤以上。其后，祖籍文昌的徐城居民孙兆周开设了“乐金行”，开创金铺既从事加工金银首饰，也炒卖金银的经营方式。其加工金银首饰一般按价值收取加工费20%。“乐金行”一直经营至建国前夕才停业，这家金银铺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民主、文塔、文古一带海南人及其后裔的金银铺当时多达10多间。
另外，从清代至民国时期，徐闻的理发店和美容店也是清一色的由文昌人开设。比如说民国时期徐闻城内最有名的两家理发美容店吧，靠近登云塔附近的一家叫做“月宫”的理发馆是由文昌人谢进松开设的，这家理发馆有从上海进来的烫发等新型的用具，其实这家“月宫”理发馆只是在民国后期比较有名气。而先前还有另外的一家开设在香港街、曾经大红大紫的理发美容店叫做“丽影”清颜店的，则由也是文昌籍人的周汉明开设的，这家理发美容院在民国的初期非常盛名，可以说民国初期在徐闻城提起这家“丽影”几乎无人不晓。当时周汉明绰号叫“汉仔”，据说原本是专门来往海南和海北贩运布料和南货批发给徐闻的海南老乡生意的，后来由于一次海上事故导致货物尽失损失惨重，不得不另起炉灶做点其他的行当，由于资金尽失一开始“汉仔”最低落时曾在海安港码头当过苦力，后来几经折腾数年后又东山再起，在徐闻县城香港街一带开设了这家“丽影”清颜店重新当起了老板，由于“汉仔”本人能说会道，以前也曾做过专门贩布料和南货的老板，所以社交关系特广，其长袖善舞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多久“丽影”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并越搞越大，据说当时位于香港街中段的这家“丽影”的装饰是十分堂皇的，整个营业场所分为上下两层：前后场分男、女间，楼上楼下烫发间，从上海购进当时最为先进的铁盘椅，从海口请来烫发师，从广州采购使用进口化妆品，采用长条玻璃镜及瓷盆，用自来水笼头洗头，店员一律着洁白服装，并有专人招待顾客。而为了把其他同类的店铺压下去，“汉仔”投入血本，每周皆定期从海口和西营请来顶级的师傅来为大众服务，有一段时间，徐闻城内和海安港商埠的那些富贵的妇人甚至要提前几天去“丽影”店领取排期的铭牌来预约才能在周末定到位来理发和美容。要不是徐闻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匪乱致使所有东西都毁于一旦，恐怕“汉仔”的这家“丽影”还是会一直风光下去的！
时至今日，古时海南人的金银铺、打铁街、理发店、槟榔行、布行、烟馆、甚至妓院都已烟消云散在历史中，昔日的风貌正经受现代生活的冲击。然而时间尽管抹去了岁月留下的痕迹，但是抹不去旅居徐闻的海南人记忆中曾经拥有的荣耀。
四、海南会馆话今昔
至于海南会馆何始起建的确切日期和准确的规模，由于会馆碑记被埋，已无确切的记载。但据旅徐的文昌籍乡亲反映，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文昌人就在徐闻建起了文邑会馆，开始只有两间房产和一个院子，原址在徐闻县城内观音山下的玄武楼一带。徐闻的海南会馆原本不叫海南会馆，而称文邑会馆，文邑是文昌邑、文昌县的意思，由于明清时期来徐闻经商和谋生的海南人以文昌人为多，据调查，当时旅居徐闻城内的海南人约有80%以上是来自文昌县，所以初始命名为文邑会馆。到了大约清代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海南岛内其他县份人士的到来，原来被称为文邑会馆显然已不合时宜，所以海南各县的乡亲又筹划另迁新址建较大的海南会馆，而在当时潮州人和广府人已在武东大街临登云塔的两侧建起了会馆，而且都是气垫宏伟的两地传统建筑工艺，所以清嘉庆初年，海南籍客商在徐城东关内外共置有六所常住铺，并于道年初年把观音山故址的文邑会馆房产卖给了钦廉人，然后在登云塔旁买下一幅处于市区中心黄金地带地皮来建商馆，清朝咸丰四年(1854年)冬，旅徐海南客商开始募集款项，筹建会馆，由于工程浩大，开支不足，被迫向广府人的当铺以抵押的方式抵去常住铺来筹集建馆经费，这种做法在现在看来无可非厚，但当时向广州人典当的行为使很多旅徐海南商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地群众也哗然不已，作为一个大的商业群体，竟然要到典当物业来建会馆的地步！当时的会馆主持和会董全部承受不了乡亲们的同声指责而黯然下台。到了清朝咸丰七年，由徐闻城内的“首富”、旅居徐闻的文昌籍人第二代客商王载礼等人主持募捐，历经四年积钱三万陆千文银，加息五百五十千文银，在赎回所抵押的六所常住铺，又以这六所常住铺以建起了一个大型的会馆为主体，当时会馆和六间大的常住铺呈一字连接状排列分布在登云塔东西两边街，槟榔行、北边街南等处，会馆的主体是一座大型的中国传统瓦顶的建筑，屋顶嵌着一颗很大的珠式装饰物，一入城见到海南会馆的龙珠就知道快到城内了，这令徐闻人印象犹深！
在海南会馆里，来自海南的商人们说着地道的海南方言，和旅徐乡亲们及当地人一同欣赏琼剧表演。而海南会馆的六间常住铺宇（清末还向潮州人谈判购进一间，共七间）等公产，则用于出租和经营来筹集经费为生活困难的乡亲谋福利等。其实这是会馆成立之初最基本的宗旨，可以说会馆在维护同乡权益及热心社会公益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大匪乱时期，海南会馆曾身在城门外及海南人多次组织城内商家集资购枪抗匪等原因而屡遭劫掠，破坏严重，后来由于又在日军侵华期间被日军飞机炸至大部坍塌成危房无法居住，而且由于当时馆内有数名馆员在轰炸时死亡，所以房子被废弃了很久，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海南会馆已名存实亡，没有什么号召力了，而且房屋破损无力维修，民国后期曾作为出租徐闻平民医院作为院舍，当时虽然会馆前部分被炸塌，但后半部建筑还基本保持完好。1950年底解放初期的徐闻县人民管委会一纸公文强制下令广府、潮州、钦廉、高凉和海南等会馆及附属同乡学校要即时全部解散，不得私自结党集社搞聚会，海南会馆的所有房产由有关单位接收，1953年徐闻县人民政府的房管部门又把海南会馆的房舍大部分配给了齐康医院医院（徐闻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使用，小部分交由私人居住建房，后来年徐闻齐康医院迁到了现在的健康路去了，海南会馆原馆除了部分由私人作房外，大部分又给徐城卫生院使用。
这些其实在解放前的《文邑（海南）会馆常住铺续捐姓氏碑》部分是有记载的，此碑共有五通，原置于海南会馆内，后因会馆被拆，全被置于徐闻县的灯光球场内。说起这个灯光球场，大概三十岁以上的徐闻当地人都会有记忆，而据《徐闻县志》上的记载，徐闻县原建有国民竞技场，位于县城内的北前街北侧（现署前街一带），占地约30余亩，建于匪乱结束后的民国25年，场内设有篮球场、足球、排球和各种田径活动场所和演出台，但在1964年后这个国民竞技场被废弃，而导致这个竞技场被废弃原因是1964年在位于红旗一路与东方二路交叉处建于了县人民广场，这座广场占地100多亩，分为灯光球场和田径运动场两个部分，灯光球场原为游泳场，这个游泳场是民国时期徐闻城内富豪文昌人李为豪的私人游泳场和私家花园，后改为灯光球场，此球场低于地平面约5米以下，面积1500平方米，篮球、羽毛球和排球等场地均设于其内，四周有条石铺成的台阶十多级，可同时容纳数千人就座，由于当时兴建时用料紧缺，县有关部门就把海南会馆全部拆卸掉，石料和建筑料拿去建广场之用，在这个过程中海南会馆的建馆碑和条石全部被拆掉运往灯光球场做底和台阶，从一个容纳数千人的球馆的石阶就可以想象海南会馆规模之宏大了。据说，在拆卸会馆时，附近的居民曾到会馆的建筑中拾得砖雕数块，其雕工十分精美，还有会馆的窗棂及门框的料都是上好的海南黄花梨格，全被人哄抢一空；所以这个球场的兴建对于旅居徐闻的老一辈的海南乡亲来说是最为无奈、痛苦、心酸和刻骨铭心的，因为会馆作为乡团曾经的聚会场所对老一辈海南人来说从精神上真的很难舍，但当时囿于那个政治年代又不敢公然站出来反对拆迁，怕被扣上封建集社复辟的帽子，最后只得无奈地接受这座曾经历经辉煌而又历遭磨难的会馆消失的命运。更为可惜的是 1997年李孟花?将灯光球场的前门改建为16层高的芳都大厦，在土建过程中又致使这几支记载海南人在徐闻建立商馆《文邑（海南）会馆常住铺续捐姓氏碑》的碑记不知去向，甚为遗憾！后来到了公元2002年，在海南会馆原址的徐城卫生院迁走，现会馆的旧址已被卫生部门和房管部门换置转卖给私人建房，原址已经面目全非。
除了这间海南会馆外，海南人在徐闻县城其实还有另外一处地产。众所周知，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魂归故土，跟广府人在徐闻购买土地来设置本籍先人的墓场不同。由于海南距徐闻的地望相当近，所以以前海南会馆的另外的一个职能就是帮助在客死在徐闻的海南人厝柩和将棺榇运回海南老家，但由于海南会馆又位于徐闻登云塔旁的最闹市区，出入极为不便，因为当时如请徐闻那些“土作”（专门从事丧葬事务的人）的话，按照徐闻的风俗，抬棺是要用“八仙”式的，即八个人从四个方向横着来抬的，这样子就会馆的位置来说连出都出不去了。所以海南会馆当时大概在清代中期又曾出资在徐闻县城南郊的九坛铺买下一小幅地皮搭起一个厝寮来作为暂时停柩的舍丙，叫做琼人义庄。可是由于就算从九坛铺这个位置抬棺到海安港还有较长的一段路，棺木是重物，要请牛车拉到海安，同时请很多个“土作”轮流换置抬棺才能装上海安码头，到了海安港又要上船和船家协商运费价钱，过海到了海口码头还要另外想办法托运回老家。加之按中国人的看法死人棺材这东西在商家看来是比较晦气的事情，所以船家往往趁机抬价，每次扶柩归乡所须兴师动众，花费颇巨。如果在海北的乡亲不是很有钱的话是办不了的，而由于旅徐琼籍乡亲人数众多，作为会馆也不可能照料得了那么多的，而且以后子孙从徐闻还要每年定期渡海回乡扫墓更是不易。于是后来到了清朝末期不少海南后裔将死去的亲属直接在当地择地下葬，这样就造成九坛铺附近的这间琼人义庄就长期空置而逐渐废弃了。由于地处远郊，所以当时的海南会馆也没人去顾及这幅厝寮舍丙的事，日晒雨淋久未使用后厝寮倒塌，日久后人们都淡忘了这附近还有这幅海南会馆的地皮，所以至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当时的海南会馆的舍丙究竟具体在什么地方了，只有老一辈的乡亲依稀还记得有南郊曾有过琼人义庄这么一回事！
明清时期至民国初年，琼人在海北的地盘已不仅仅局限于县城一带，除了县城这一间大型的海南会馆和一幅琼人义庄地皮外，还有两间在徐闻下面乡镇的琼州会馆。其中一间建在英利墟，原因是清光绪年间，由于县北英利墟商贸渐隆，旅居县城的海南商人遂又发起在当地再兴建了一座琼州会馆，这所会馆只有一间房舍，现已无址，只在有关文献上偶有记载。
另还有一间比较特殊的功能的琼州会馆，这就是县东南境的龙塘镇石桥墟—温张墟的琼州会馆。据说在当时东部的龙塘石桥墟—温张墟—深井墟、麻寮墟一带的商埠有很多商铺都是琼人在经营的。这个会馆大约成立于清朝中期，是当时海南商人经常来往贩卖牛只和进行商业贸易的落脚地。据考证，匪乱前石桥墟—温张墟—深井墟一带是非常热闹的墟集，又是雷琼较大和较有名气的黄牛交易集散地，而牛只和牛皮自古就是海南重要的商品。所以，当时由海口、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地操牛只和牛皮贩卖生意的商人经常来往于这一带的牛市从事牛只和牛皮买卖，为了方便来往的乡亲和客商，于是当时有一位名叫林蓬生的海南澄迈人倡议，由大家合资在石桥墟—温张墟附近共同出资建立了这一琼州会馆。据说在匪乱前这一带建有茶楼、旅店、商店等，尤其是民国时期在这里国民政府还曾在石桥墟—温张墟—深井墟一带附近建成了雷南公司，将这些私营的分散的小胶园收购过来，并着手建立起愚公楼、公家楼和大水桥三个国民橡胶垦殖分场，而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有多辆汽车等先进的运输工具，公司的负责人就是海南籍人梁民兴，管理层人员中有很多人也是原籍海南的南洋归侨。记得笔者2002年前在龙塘镇政府办公室工作时听当地村委会干部说起石桥墟—温张墟—深井墟的这家琼州会馆的遗址仍在，但后来再去查访时却被告知已经由于各种原因被废置难以寻获了，只有石桥—温张墟的遗址仍有一丝当年的遗迹。
琼剧旧称“海南戏”或“土戏”，徐闻人和海南人都俗称“斋”，属南戏一支，和粤剧、潮剧、汉剧同称为岭南四大剧种。斋戏（琼剧）是在明代海南流行的杂剧(源于弋阳腔)的基础上，吸收闽南戏、徽调、昆腔、潮州正音戏、白字戏(潮剧)、广东梆黄、和海南民歌、歌舞八音、傀儡戏、道坛乐曲等逐渐形成的一个弋阳腔支系的地方剧种。琼剧的艺术遗产丰富。它的传统剧目分三部分：一是文戏（以唱功为主）二是武戏（以做功、武打为主）三是文明戏，又称时装旗袍戏。解放后经过整理、改编、创作和移植其他剧种的古装、现代剧目。从明代算起，它的历史已有350余年，比被称作国粹的京剧历史还长100多年。这种戏剧在徐闻全县各乡镇皆时常有演出，由于海南人及其后裔在徐闻众多，而且徐闻人一般都通晓海南话，所以斋戏（琼剧）又是徐闻人民最为喜爱的戏种之一。
琼剧用海南方言（俗称海南话．属闽南语系）演唱，清代俗称“土戏”，琼山、海口一带俗称为“斋”，清末民初又名“海南戏”；因其形成于古称琼州所在地琼山，因此国外琼籍华侨谓之“琼州戏”、“琼音”。“琼剧”之称始于1932仿傀儡戏产生的，但是，还没有确凿的佐证。据琼山和海口两地老人及琼剧艺人相传，明清时，福建正字戏和白字戏（潮剧）都曾在海南岛演出。《海口舆地志》和《海口福建会馆碑志》均有“闽广大船停泊白沙津深，……常有潮广剧演唱”的记载。所谓“潮广剧”，即正字戏和潮剧。今琼剧有些曲调与潮剧相同或相似。据此，土戏是在正字戏、潮剧曲调的基础上，改用土音演唱，其间又吸收当地民歌及歌舞八音乐曲，于清中叶以前发展形成。
徐闻县在明清时期很久以前就有业余琼剧团，从明清起至现今，仍有海南本土的专业戏班和业余琼剧团到徐闻演出，以海滨乡镇、渔港、县城和盐林场为多。民国年间，角尾、龙塘、迈陈、城南、白沙埠、海安一带的群众也曾组织过业余琼剧团，经常在当地演出，当地的群众由于戏剧演出的濡染，群众也常会传唱斋戏（琼剧）小曲怡情取乐。据《徐闻县志》中记载，在民国23年（1934年）徐闻县开征特种消费税、戏捐抽收，其中琼剧戏班4元，戏剧剧本每本征收30元。
清末至民国初期，徐闻城内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琼剧团——艺光琼剧团，这个剧团从海南文昌迁来的，由徐闻当地的琼籍团体资助的，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而且当时海南历史上最为著名琼剧剧作家文昌人吴发凤也曾多次到徐闻县来寻找琼剧艺人陈丽梅求助，在陈的新梨园班在徐闻全县各地开戏演出。而在徐闻县的白沙埠的传统，每年正月廿七、廿八、廿九都会汇演琼剧（徐闻人称之为斋戏），场面热闹非凡，四乡八邻皆赶到白沙埠欣赏这场“文化盛宴”，斋戏（琼剧）中文戏的小生大都手执白纸小扇，以示文雅、潇洒。花生鼻梁只涂小块白粉，扇子往往插于颈间，脚多于前后左右伸缩，以表轻浮放荡，表演不大讲究。斋戏（琼剧）中武戏的开功属南派，使用铁、铜武器，还渗有杂技、魔术的表演。斋戏（琼剧）的唱腔曲调优美，慷慨激昂，悲伤忧悉，喜怒衰乐，尽在曲中。目前，斋戏（琼剧）由于其精湛程度在徐闻地区的演出率和受欢迎程度渐渐超过雷剧而跃居首位。
由于地域相近，徐闻县民俗在各个方面都深受海南民俗的影响，其中徐闻的年俗也有海南味，比如说两地就都共有上军坡这个一样的春节节俗。这是为纪念冼夫人而举行的民间奉祀活动，也是在徐闻和海南地区相传1300多年的乡情民俗。冼夫人(513—603)，是公元6世纪我国南方百越民族中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历史上第一位深得民心的英雄。她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引进种植技术，发展生产。相传南方当时境内不安，民不聊生，冼夫人出军治乱，使各地群众过上了太平日子。为纪念冼夫人，每逢她这次出征的纪念日(农历二月初九至十九，海南及徐闻两地根据冼夫人当年的实际到达时间而定纪念日)都举行纪念活动。各村组织秧歌队、舞狮队，摹仿冼夫人当年出军仪式，两军对垒，起舞欢歌。这就是“军坡节”——俗称“发军节”。
除了两岸共有的斋戏（琼剧）和“上军坡”习俗外，以前在海口市的三江一带还有一种琼语的公仔戏，这其实也是木偶戏、傀儡戏或手托木头戏的一种，为有别于各地的木偶戏，而将表演时必有八音和琼剧配合的地方戏种叫做公仔戏。表演较简单，就是在八仙桌前，绣绒和绘画的布景上龙凤呈祥，导演者站在幕背，以便操控。幕后是八人组成的八音队。鼓乐响处，手牵偶线的演员开始演唱。这种公仔戏，经常过海到徐闻地演出，风靡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一带，深受徐闻群众的喜欢和欢迎的。在抗战时间，琼崖地下党工作者北渡来徐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广大的基层一开始也就是利用改编斋戏（琼剧）的戏剧小曲、海口三江木偶公仔戏等方式文艺演出来进行宣传，待人们接受后然后再深入组织群众办夜校，学文化的。
六、两岸人民曾经同甘共苦、殊途同归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海南人身上有一种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群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精神特质，就是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也就是说海南人无论在哪里都会克尽厥职，发表正论，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做的事。比如说明代名臣、海南人海瑞在不满朝政腐败，毅然向明嘉靖皇帝递上了直言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在递上奏本以前海瑞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当时他的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但海瑞却没有逃跑，他独自一个人凛然坐在府邸的正厅大堂上守着给自己预备的棺材等死。其浩然正气可见一斑！
同样，旅居在徐闻的海南乡亲在危难时刻也具有一种不屈服的硬气：民国9年（1920年），徐闻县发生空前绝后的山匪作乱，不少百姓涌入县城避难，海南会馆立即开放会馆住宿处及7间常住铺免费接济灾民，馆员并加入当地乡勇队抵抗土匪的进攻，至民国9年农历5月25日，土匪大肆攻打县城，城内10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毁，其中就包括海南会馆的多间常住铺，当时的民国徐闻县府已经自身难保，县长的父亲和小老婆等家属都因来不及逃跑而被匪徒擒获，乡民也被迫纷纷逃避，而旅徐闻的海南人则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气慨，海南籍大佬出面与潮州、广府、高凉、钦廉等商帮联合起来。有的海南人甚至捐出所有家资，紧急筹资购枪支弹药来组成商团兵勇抗匪徒，这是事实，据说当年就有一位居住在徐闻城内首坊附近开设纸墨笔砚店的韩姓的文昌人曾把店内全部货物拉到海口和西营去低价处理掉，并把妻儿全部转送回文昌，再把所得资金全部捐出购枪，誓死抵抗匪徒，保卫家园！当民国9年农历5月28日，土匪攻陷县城时，由海南会馆馆员及当地居民组成的商团兵占据城外的制高点登云塔，居高临下，射击土匪，他们在塔上坚守了三天三夜，打死土匪数人，钳制了土匪的行动，使城内外众多商铺和居民免遭劫难。
而这种气质也同样与生俱来地深深感染着旅居徐闻的海南人后裔：徐闻县东南沿海有一条村庄叫做海南村，其村的历史比较悠久，据《徐闻县地名志》上的记载：明成化二十二年，关姓就已由海南岛文昌县迁此始居，因怀念故里而取名海南村，清代中期符姓也由海南文昌县迁入，此后该村又有多姓从海南文昌县迁此定居，所以直到现在村名一直保持为“海南”村不变。民国时期，徐闻山匪作乱，生灵涂炭，海南村也多次惨被山匪攻击和焚毁，在县邑大部分村庄纷纷被杀或逃离家园的情形下，面对现实的海南村人不堪忍辱，他们毅然选择了奋起反抗的义举。民国15年（1926年），海南村则在全县率先开创了按人丁、田亩和牛数派捐，规定每人捐毫银五毫，作为抗匪伤亡者的医疗和埋葬费用的先例。所以从那时开始，海南村几乎被各路悍匪视为眼中钉，民国21年（1932年），雷州著名匪首蔡阿兰等人誓要荡平海南村，当年的3月初开始聚集匪众4000多人前往海南村，1932年的3月21日匪从在乌辉塘与徐闻森林警察大队相遇，森警队一排排长中弹身亡，匪帮也被击毙十多人，由于匪众太多，森警撤退，匪众于22日进入海南村，但遭海南村民的顽强抵抗，当时的海南村村民也已购置好的枪支弹药，誓死抵抗山匪，捍卫家园。村民们一边抵御，一边派人通知当地政府和驻军。22日驻愚公楼的国军剿匪主力梁国武团得悉后，派出数百名荷枪实弹、装备精良的官兵于23日凌晨会同撤退的森警队开进海南村围攻蔡阿兰匪帮，在海南村村民们的协助下，战斗相当激烈一直战至第二天，双方伤亡惨重，幸好梁国武团增援部队赶上，才把这数千人的匪徒压服。至第二天下午土匪突围进入龙塘深山密林，梁国武团和村民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也鸣金收兵休战。是役，双方单单死亡就达200多人，伤500多人。这场战役被称为雷州半岛最有名抗匪的“海南村之战”！
而清末民国初年时徐闻发生的大匪乱使全县境域都几近焦土，社会动荡不安，海安港口和徐闻的城区早已不复以前的繁华，所有工商业被破坏、民用设施被损毁殆尽，全县一片焦土。乡民为了生存无奈逃亡，而海南人正好有到海外谋生的习惯，其时海南人及时伸出援手，提供了出逃谋生的门路，据考证当时徐闻民众大多数也是通过海口港和文昌清澜港混入海南人的行列坐红头船出埠到海外谋生的。除了跟着海南人外逃至南洋外，还有很多海北人逃到海南本地避难。而即使到了海外，徐闻人和海南人也都自称为同乡。据悉，以前在南洋新马一带，徐闻籍人一般都是自愿加入海南会馆的为多。而且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下市仔地区，早在清朝年间海南人和以徐闻人就联合组织起了最早的同乡会——琼雷会馆，这个会馆的规模和人数相当于潮州、广府、客家、福建的社团来说也毫不逊色，在当地的华人社团中占了主流地位。
七、海南的语言、文教宗教和饮食习惯对徐闻产生过的影响巨大
徐闻雷语和海南话同属于闽南语的分支！由于两地地理上靠近和海南交流的频繁，现在的徐闻雷话已是全部带海南话腔调，比如说徐闻话只有吸气塞音声母，与正常的雷州话差别很大，所以从严格地来说，把徐闻话列入已是海南话的一个分支更为合理。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据《湛江市志》语言篇上的记载：徐闻县靠近海南，长期受海南方言的影响，所以两地语言比较接近。而徐闻中西部和县城等，包括徐城、南山、迈陈、西连、龙塘、海安等地语言与海康雷城语相异很大，有些字读音相差甚远。例如：“电视”，雷城读为tie21 zu21，徐城读为tie33 ti21。同时，雷城、徐城两地语调也不同。徐闻中西部地区与徐闻东北部靠近雷州的地区的雷话语调也有差别。如“信访”，徐城就读为ti21 p‘a24。可以说，由于徐闻雷语语调的进一步琼语化，现在讲类似海南话口音的徐闻雷语人数已占80%以上。现徐闻只有东北部的新寮、和安、锦和等与雷州接壤的小部分地方的语言与海康雷城语言是相近的，但占徐闻讲雷语人数的比例已经是较少了
除了商业外，文化事业也是海南人在徐闻涉足较多的一个行业。比如说书店，民国时著名的私营书店20年代的“永福书店”（1927年创办）就是由海南文昌人符祥东开设的，30年代的“新方书店”、“附城书店”、“墨香书店”，40年代的“立基书店”、“瑞隆书店”等均为海南文昌人创办和经营。而现代的徐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均与海南人有密切的关系，如据《徐闻一中校志》上所记载，1938年该校创办时，教导主任就是由毕业中山大学的海南文昌人李蕃炽担任，其他的琼籍骨干还有教英语科、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海南文昌人陈绍经，教语文的、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海南琼山人陈传文，而主教美术科的是原籍海南琼海的南洋华侨、毕业于日本国立艺专的曾中朗等人。就是到了现今，活跃在徐闻教育界的海南人仍不乏其人，如曾担任原徐闻县教育局局长、人事局长、徐闻一中校长的琼海人苏英岸，原徐闻县教育局副局长定安人吴云珊，原徐闻中学副校长、现负责徐闻县实验中学筹建工作的海口人李恂谟，原徐闻二中副校长文昌人莫治熙，任教三十八年、被授予教育模范的原徐闻中学教导主任琼海人黄培群，徐城一小副校长文昌人吴爱兰等人。
据湛江地区宗教资料的统计，徐闻宗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基督教信众竟然占了全湛江地区十个县(市)、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徐闻的基督教就是清代从海南岛跨海传入徐闻的，据《徐闻县志》上的记载，清同治元年（1862年），基督教自海南岛传入徐闻县内，当年美国牧师纪路文、西典俊等人先后从海口进入徐闻传教。而海南的信众也多次来到徐闻传教，徐闻早期入教的信众也多次去海口学习，这就形成了基督教在徐闻的迅速传播开来了。
另外，海南人在徐闻，在饮食特点上对徐闻当地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海南过去虽属广东，而其菜系是绝对入不了粤菜一派的，其饮食文化虽交流较少，但在全中国来说自成一格，很有地方特色，以清淡爽口著称。比如说海南文昌鸡及鸡饭，就是圆滑香脆可口，咀嚼中溢满整个口腔；还有抱罗粉、羊羹、椰子饭等等，这些美味食物全部都在徐闻落地生根，并改良成具有当地特色的食品，如徐闻的羊肉粥、徐闻鸡饭，很多方面的都深受海南风味的影响；而现在徐闻人推崇备至的椰子饭更是直接源自海南！
八、移民的历史:海南人到海北定居的原因和模式分析
海南人到海北定居有很深层、复杂的历史和人文因素的，但其原因和模式，按时间年代和成因从近到远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工作分配和人事组织调动上的需要类型。由于徐闻位于海南的北面，所以以前很多分配到徐闻工作的海南籍干部都调侃笑称自已为“北上干部”，这一类型在民国时期即开始，民国时期原国民党徐闻县党支部书记长即由海南琼东（今琼海）人李遴汉担任，而国民党县长廖国彦也是海南定安人；建国后至海南建省建经济特区之前来徐闻任职工作的海南籍人又比民国时其的要多，因为这类“北上干部”以上世纪50、60年代为响应党的号召从海南渡海北上支援徐闻土改的琼籍工作队员、自愿到徐闻地方工作的琼籍干部的纷至沓来而使旅徐人数达到又一个高峰期。那时单单从海南调来下乡到徐闻各乡镇的海南籍支援土改工作的干部就多达数百人，在徐闻各乡镇担任公社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海南籍干部竟然占了全县乡镇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这些50、60年代来徐闻工作的支援土改运动的“北上干部”绝大多数都在当地落地生根，他们的子女也在徐闻生活和工作，近几十年来又形成了琼籍“北上干部”的第二、三代；这部分琼籍干部的后裔在徐闻当地土生土长，有很多人又后来成为徐闻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徐闻整个发展进程。可以说由于地望相近，人员流动频繁，从五十年代至今海南籍人在徐闻县担任主要领导的大有人在，如原县委书记昌江人王昌、原县委书记文昌人符再泽、原县委书记琼山人吴昌仁、原县人民政府县长文昌人梁定雄、原县委副书记文昌人邝世发、原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琼海人庞贵、原副县长昌江人周郁文、原副县长定安人周杰、原副县长文昌人翁海、原县委常委文昌人李嘉庭、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祖籍文昌附籍徐闻的邢如礼、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琼山人陈文伦、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祖籍海口附籍徐闻的宁琼芬、原县委常委琼山人吴必兴、原县政协副 定安人吴碧廉，原法院院长、政法委书记文昌人邢谷丰、原法院院长文昌人张太炎等人。另据统计，建国后在徐闻县工作离休后享受正县处级待遇的干部中有相当多是琼籍人，我们略查一下《徐闻县志》上发现就有9人之多。而在上世纪50—80年代属于各类院校毕业分配类型来徐工作的琼人也为数不少，如曾担任湛江琼人海外联谊会秘书长的高级律师林明广就是文昌人，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原本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1960年调回徐闻县纺织公司百货公司工作。
海南建省设经济特区后这种类型旅居徐闻海南人的数量就急据锐减，除了这些年毕业于师范院校、医科院校的学生少量分配到徐闻的中学任教、从事医务工作及驻军部队的琼籍军士外，行政部门从海南分配或调动到徐闻来工作近年更趋于零。究其原因来分析一是1988年海南建省和设经济特区后，而徐闻县在行政管辖上仍隶属于广东省，由于分属两省，跨省调动已经是难度相当大的；二是海南是经济特区，而在行政上隶属广东湛江的徐闻是普通地区，经济特区享有很多其他地区无法拥有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扶持，海南和海北双方的经济发展进程也是今昔非比，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从现实利益上来说现在是没有人想从经济特区跑到普通地区去就业的。
二是“海北爹”类型的。即徐闻人收养海南孩童为子嗣，所以称徐闻人为“海北爹爹”，这一类型的迁徙是比较特殊而却又是在徐闻地尤其是县城和沿海地区大量存在的。清末民初，徐闻历经空前的大匪乱，当时雷州半岛南部的土匪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作乱时间之长，为害之惨烈，在广东、甚至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罕见的。徐闻县民死伤无数，匪患期间，徐闻全县1000多条村庄中有800多条村庄惨遭烧掠，造成十室九空，其中上百条村庄被完全毁灭，上千户人家被杀绝，匪乱后由于徐闻县全县人口只剩4万余人，比起匪患前的28万人减少了七分之六，鉴于此，广东省府只好发布公告，并用修路、发放耕牛、修建房屋、指导帮助耕作、发放耕作物资、发放购置物资的银元等方法，要求外逃的徐闻难民返回原籍重建家园。计当时广东南路绥靖公署办事处的统计，匪乱之后，全县共只招回难民3663户，共8956人。而这些难民重回家园后也只看到一片焦土、满目疮痍，心中无限悲戚！有的家庭只剩下一个人，就算是夫妻两人都幸存的话也已身心俱疲，但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明中国人是比较讲究传宗接代的，为了子嗣问题，当时徐闻县人会去海口收养甚至直接用银元去购买子女回来养育以传宗接代、传承家业。去海南收养和购买孩子的这种现象在民国年间直至解放前后在徐闻都非常流行，尤其是县城、沿海的海安、龙塘、前山、迈陈、角尾、城南一带为多，造成现在的徐闻有大量海南人血统后裔，但需要指出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被养儿童长大成人后并不知道自己的来历，这类型的海南移民的数量究竟是多少无法统计，如笔者的祖母是年少时被家人以六块银元从海口转卖到徐闻西乡的琼人后裔，由于不识字，所以她成人后无法描述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原来的姓氏和姓名，只不过是她身上带过来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海口调塘都罗×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祖籍地村庄的名称；另外，笔者的堂舅杨敬盛先生在徐闻县卫生部门从事医务工作，其父就是从海口被徐闻东部沿海的龙塘人收养的，在海口的原姓是陈姓人家，杨父成人后多次回海口寻亲，其在海南那边的家就在海口的中山纪念堂隔壁，至今仍跟海口的家人有来往，在海南和海北各有一个家和家人，两边都是家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国时期徐闻人口的极度缺失，这种隐形的现象在徐闻是非常多的。所以现在有人指出，海南人血统及其后裔约占徐闻居民人口的25%—40%是在相当层面上可以值得推敲和商榷的。
三是经商和谋生需要的类型。这一类型从明清开始即有之。据明万历《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载，明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琼北发生大地震，琼山与文昌交界的沿海地区有72个村庄的房屋和人畜尽沉没于海底，死伤甚众，余生者生活异常艰难。文昌和琼山等地的很多村民都驾着小渔船，渡过琼州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谋生和经商，海南人涉水到海北谋生的时间要比广府、潮州、高凉、钦廉等族群要早很多。从清代初期开始，由于文昌人移居徐闻县城和海安所城经商和置业者甚多，所以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有“徐闻城内半文昌”之说，意为徐闻县城内的人士有相当多的人为海南文昌人的后裔和有文昌人血统关系的。当年，海南人进入徐闻城后一般都选择在文古坊、文塔坊、榕树园和武东大街一带居住，又以文古坊为多，当时文古坊一带由于海南人居多又被广府人、高凉人和钦廉人称为“海南街”，由于海南话和徐闻话太过于相近，所以广府人和钦廉人、高凉人分辨不出来，只经常把住在文古坊的人叫做海南人，而不管那里的居民的祖籍是不是海南的。《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也记载，海南文化以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区别，而在海内外来说与海南习俗相同的，则还有居住在隔海相望的徐闻之地的居民...因而徐闻地也有“小海南”之称！
四是村庄、宗族自然迁移或战事迁徙的类型。这一类型的历史就比较悠久了，《徐闻县志》的“人口源流”一篇所记载，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派遣都御史潘蕃、总兵毛锐率兵镇压海南儋州符南蛇的黎民起义，海南儋州和临高一带的群众大量被迫逃往海北的徐闻西区定居，造成现在徐闻很特别的西乡口音。另据《广东通志》上所记载，清代海南岛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规模较大的有儋、澄等5县农民起义和多港峒黎民起义等。从以上史料可见从明代到清代中末期，海南都发生过多起的农民运动，持续和间断的战争使海南处于一阵阵的兵荒马乱之中，大批的农户和小手工业都破产，他们为求得一线生机而纷纷离井别乡出外谋生，而对岸沿海的徐闻就是首选，因为当时徐闻和海南分别隶属于雷州和琼州两府的两个衙门，就算是参与过起义的所谓乱民暴民，经过改名换姓，这两边的官府查究起来也不易。所以当时其中就有一部分海南人整个家族沿琼州海峡水道北渡到了徐闻。
现在经查族谱资料，现徐闻县龙塘镇赤坎村、麻湖村林姓清代来自海南琼山的白马坡（现海口市）；而徐闻县徐城、曲界田洋和韩宅、上坡村的韩姓明代嘉靖年间从海南文昌迁来定居；前山镇丁村、山海村的村民明代从海南文昌迁来始居；前山三石村陆姓从海南文昌迁来定居；徐闻夏姓居下洋镇弄坡村，明代从海南文昌迁来定居的；前山镇还有一个“海南”村，据《徐闻县地名志》上所记载，村中关姓和符姓明代从海南文昌迁此定居而形成村落的，因怀念祖籍地而称为海南村，并一直沿用至今；而徐闻县龙塘镇孔吟村《黄氏家谱》中记载，黄家的祖先劳公，因“充户首有有甲户陈有远梁春军累逊海北中元丙寅年禁船无求往居海北徐闻县孔吟村”，无疑这本族谱上面写得已经很清楚，孔吟村的祖先黄劳是清代从海南文昌县冯坡镇白沙村迁居徐闻县孔吟村的。曲界镇城家、后寮村吴姓也是清代由海南文昌迁来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