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风里——胡适对弟子的教诲与呵护
胡适一生，育人无数。因受了他的指导而走上学者之路且获得大成就者不在少数。作为老师，在学业上，胡适对弟子罄其所有，毫无保留，如他所说，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在生活上，他对弟子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台大毕业的陈之蕃梦想赴美留学，但连买机票的钱都没有，胡适知道后，立即从美国给他寄来支票。圆了陈之蕃留学梦，他后来在美钻研物理学，成为大家。当陈之蕃经济条件有了转机后，把支票寄还给了胡适，胡适给他写了封回信：
“之蕃兄：
谢谢你的信和支票。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
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刊’，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蕃接到此信后大为感动，说：“这是胡先生给我的最短的一信，但却是使我最感动的一信，如同乍登千仞之冈，你要振衣；忽临万里之流，你要濯足。在这样一位圣者的面前，我自然而然的感到自己的污浊。他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原因是：永远有利息在人间。……我每读此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终其一生，陈之蕃对胡适执弟子礼甚恭，每次谈到胡适，他话语中都包涵一股真挚而浓烈的感情：
“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因为有春风，才有绿杨的摇曳；有春风，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风，大地才有诗；有春风，人生才有梦。”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胡适的春风，催开了多少青年的求学之梦；胡适的细语，润泽了多少学子的干渴心田。
罗尔纲：“这一点小小的工作，都是从适之师给我的训练，给我的教训得来的。”
在中国学术文化源流中，师承关系极为重要。不少大家就是在名师的言传身教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人生，踏上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历史学家罗尔纲在胡适家中亲炙五年，潜心苦学，深得胡适的治学精髓，从而终生受益。
一九三０年初夏，罗尔纲即将从中国公学毕业，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走研究历史的道路。当时，胡适即是中国公学的校长也是他的业师，于是，他给胡适写了封信，请胡适推荐他去某个研究机关或图书馆工作，胡适表示无能为力，但却对他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罗尔纲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你想，能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当然是一桩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罗尔纲身体瘦弱，少年时生了一场大病，从此蜷缩在死亡的阴影里，怕提到死字，怕看到棺材，胡适知道这一点后，就开导他说：“你见过张菊生先生的。他青年时也很多病，因为善于保养，所以现在到了高年，身体还很好。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
胡适的话给了罗尔纲一种鼓舞，从此，他走出了死亡的阴影，变成了一个乐观自信的人。
罗尔纲在胡适家的工作就是辅导胡适的两个儿子的功课，另外抄录胡适父亲胡铁花?先生的遗集。辅导功课，很轻松；抄录遗集，却很繁难。
“胡铁花先生全集，除了地理学的论文有其学术上的价值外，其全部记载，乃光绪间一部有关外交的、内政的、军政的、河工的史料。他的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类，约有八十万字。要抄录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为铁花先生太忙了，在他的底稿上，东涂西改，左添右补，煞是难看。抄写的人，除非十分小心，并且有耐性，是抄不下去的。有时还得用校堪方法，如在抄申禀时遇到那里实在看不清楚了，就得拿书启或日记里面那些记同一事件的部分来对堪，方才可以寻得他改削的线索出来。”
胡适为何让罗尔纲做这样的工作呢？主要是为了培养他的耐性，因为研究历史，最需要耐性。
遗集抄完后，胡适又找来几个《聊斋志异》的不同版本，让罗尔纲做对勘工作。在此基础上，胡适写出了两篇重要考证文章。罗尔纲以助手的身份参与了胡适的写作，因此获益良多。
“适之师写成《蒲松龄的生年考》后，他又写一篇《醒世因缘传考证》。这一篇考证，适之师经过五六年思考的工夫，方才审慎的动手撰写。其难度远在《红楼梦考证》之上，最足以代表适之师的考证方法。这篇考证的主题，是解答《醒世因缘传》的作者是谁这一个难题。适之师解答这个难题，经过几许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细心的考证，终于得到完满的证实。适之师对这篇考证很高兴，他说他这一篇考证故事，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可以给将来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个有趣味的例子。所以他在引文上就写上了一句‘鸳鸯锈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的话。适之师平时教人做考证有两个法则：一个是大胆的假设，一个是细心的求证。我十分荣幸，在适之师草稿的时候，我就读到这篇考证，给我莫大的启发。”
胡适一家待罗尔纲细心周到如同家人，当罗尔纲母亲病重，他决定回家尽孝。临别时，他对胡适及其家人产生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于是，他给老师留下了 ，略表谢忱。胡适读后，回了封信：
“尔纲弟：
我看了你的长信我很高兴。我从前看了你做的小说，就知道你的为人。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你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继续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三） 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我用了这些‘命令词气’，请你莫怪。因为你太客气了，叫我一百分不安，所以我很诚恳的请求你接受我的条件。
你这一年来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谢，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
适之”
读了胡适这封信，罗尔纲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记住了珍贵的“不苟且”的三字师教。
罗尔纲回家后在家乡中学教了一阶段的书，由于心细，用功，教书过程中，他在教科书里发现两出错误，就写了两段小札寄呈胡适求教。胡适看后，很高兴，在回信中对他的考证表示赞赏：
“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谨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古人所谓‘子归而求之，有余师。’真可转赠给你。”
上大学期间，罗尔纲曾想在上古史方面做点研究，是胡适的及时点拨让他改弦易辙的。胡适在看了罗尔纲写的关于上古史方面的论文后，说：“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办法帮助你。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
罗尔纲说，胡适这番话对他来说，简直是“黑夜明灯般的指示”，此后，他放弃了对中古史的研究，把目光投向新的研究领域。
“不疑处有疑，方可进步！”这是胡适常对罗尔纲说的一句话，它对罗尔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适之师教我懂得怀疑，教我要疑而后信，而引动我开始太平天国研究的动机，便是由于怀疑薛福成所述张嘉祥故事的传说，结果，史实给我证明了薛福成记载的虚谬。这一件事对我以后研究太平天国史有至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太平天国史事，当时官书野乘已经传说纷纭，加以清季有一班人又特意伪造太平天国文献借来鼓吹革命。所以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史，除非先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具有辩伪的功力去从事鉴别史料，考证史事，恐怕不免堕于五里雾中，难见真面目。我一开步走就存着怀疑的态度，我觉得我的步伐不会走错。以后我怀疑洪秀全与朱九涛的关系，怀疑洪大全，怀疑石达开的诗文与其出身等等，都是继续这个步伐进行的。其后几年，我把我的怀疑一一的考证出来了，便在太平天国史上开了一种辩伪考证的风气。一点一滴地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去。这一点小小的工作，都是从适之师给我的训练，给我的教训得来的。”
胡适对罗尔纲一向很温和、宽厚，但倘若罗尔纲在写作时犯了信口开河的毛病，胡适的批评也极为严厉。
胡适第一次严厉批评罗尔纲是在1935年春天，当时，罗尔纲在《大公报》第七十二发表书评《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的书评。在这篇急就章里，罗尔纲对《聊斋文集》的批评过于随意，胡适看了此文，大为光火，他对罗尔纲说：“聊斋《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的好文章还有不少哩，你概括的说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
对胡适的批评，罗尔纲心悦诚服：“我回到家中，立刻把适之师的教训记在副刊我那篇文章上面。几年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播迁，那张副刊，我总好好的保存着，为的是要珍重师教。”
然而，不久，罗尔纲又犯了一次率尔操觚的毛病。一九三六年夏，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文中的结论同样下得草率、武断。胡适看了这篇文章，和上次一样生气，就写一封很严厉的信责备弟子，在这封信里，胡适有几句话显得特别语重心长：“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罗尔纲知道，胡适对自己，是因为爱之深才责之切的，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他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
一九三七年春天，罗尔纲出版了一部《太平天国史纲》，这部书的很多结论同样很片面。胡适看了这部书，再次责备弟子说：“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学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白话文哩。”
响鼓要用重锤敲，倘若没有胡适的严厉批评严格要求，罗尔纲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也许就不会那么一丝不苟了。
罗尔纲曾在北大考古室做助理，其间，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对罗非常赏识。后来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就推荐罗尔纲去清华接替他，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没想到，胡适不同意。罗尔纲想不通，很长时间未去胡适家中拜望。不久，罗尔纲又找了另一份工作，才去胡适家辞行。胡适看到他，立即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了北大吗？我为你着想，还是在北大好。你到别出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
听了胡适这番话，罗尔纲这才理解了老师的一片苦心，感动得满眼是泪。
后来，因家庭方面的原因，罗尔纲还是去了南方工作，没想到不久就染上疟疾，久治不愈。胡适便给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写信，请专家为罗尔纲治疗。抗日战争时期，远在美国的胡适还给妻子江冬秀去信，让她设法资助罗尔纲一家。可以说，胡适是罗尔纲学问上的老师，也是生活上的恩人。
吴晗：“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曾听过胡适的课，正是在胡适所讲授的“中国文化”班上，吴晗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深得胡适赏识。胡适还将此文推荐给大东书局出版，吴晗因此得到八十元的稿酬。吴晗后来去北京，没有这八十元，恐怕就很难立足了。
论文获胡适的肯定，吴晗便开始给胡适写信求教。吴晗给胡适的第 ，谈的是关于整理《佛国记》的事。吴晗在信中写道：“我现在所能根据的只是一篇《汉魏丛书》内的《佛国记》，版本很坏，我想找到一部较好的版本，把它标点校对出来。另外再把《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传》校对一过，订在一起或者把它出版，使研究的人可以得到许多方便。此议是否可行？如可，先生能否供给我必要的书籍或替我代借？”又说：“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吴晗对胡适的景仰在此信中表露无遗。
胡适不久因故离开了中国公学，学校中的其他教授不能令吴晗满意，再加上手头有一笔稿费，吴晗也决定去北京寻觅深造的机会。
吴晗到北京后，经顾颉刚的介绍，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使，这段时间，他草成了一篇将近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初稿，把它寄给了胡适，并附了 ，信中说了写此文的经过，所引证的材料以及修订的设想等。吴晗在信中还希望胡适能“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还请胡适能为他提供一些有关的参考书。
胡适收到此信后的第二天就回了信，信里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写定时我想看看，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在我家。”这封信是吴晗和胡适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长达数年的密切的师生关系由此拉开序幕。
在胡适的鼓励下，吴晗后来考取了清华大学攻读历史。但是，由于当时吴晗家境破落，上学费用没有着落，情急之下，吴晗向胡适求助。胡适当即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字咏霓）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了 ，要求校方给予特殊的关照，信的全文如下：
咏霓
子高二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攻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
两兄帮忙。此事倘蒙
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或可观他的学力。
弟：胡适
有了胡适的强力推荐，清华大学极为重视，为吴晗安排了一份整理大内档案的工作，报酬是二十五元大洋。丰厚的薪水，不仅解决了吴晗学费和生活费，尚有余钱寄回家养老。
为了让吴晗能安心求学，早出成果，胡适还借给吴晗四十元作为入学后购书所用。胡适的举动令吴晗大为感动，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胡适对他的“盛意深情”让他“今生愧怍无地”。
吴晗入学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第一次和他谈话就劝他专攻明史，而吴晗对秦汉史更有兴趣。一时拿不定主义的吴晗写信给胡适，胡适回信建议他听蒋廷黻的话，专治明史，胡适的理由如下：
“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的建议坚定了吴晗治明史的决心，而他的这一决定也让胡适大为满意。胡适相信自己的眼光，知道只要经过一番打磨，吴晗这块“璞”很块就会成为“玉”的。为了让吴晗尽快入门，他给吴晗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
“（１）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之中的碑传，亦须用此法。
（２）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出版。
（３）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作’，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４）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５）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在信里，胡适把自己治学的看家本领和盘托出，表明了他对吴晗寄予厚望。
吴晗读了这封信，感动且叹服，在回信里说：“先生所指示的几项，真是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说干就干，吴晗立即将胡适的指示付诸行动：“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１）人名（２）书名（３）记事三种，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杂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在胡适无私而精心的指导下，吴晗学业上突飞猛进，不到几年时间发表文章六十多篇，有不少文章堪称大手笔。由于成绩出众，成果丰硕，吴晗毕业那年，有两所大学抢着要他。胡适高兴地写文章宣传这件事，鼓励更多的学生能像吴晗这样埋头苦读。
胡适曾送给吴晗一幅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吴晗把这幅字挂在书房里，时刻激励自己。
顾颉刚：“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
研究历史，当然要读大量的书，但光读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新的眼光，才能发人所未发，另外，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面对那些杂乱无章的材料，你除了头晕目眩就是束手无策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科学的方法，研究者会如虎添翼，材料的“生米”才会煮成学问的“熟饭”。对顾颉刚来说，正是老师胡适给了他新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难怪他要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
一次“打击”
胡适初登北大讲台，只有二十七岁，很多学生对这个留美博士充满怀疑，私下议论说：“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凭什么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第一堂课，胡适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抛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这一改动，对满脑子三皇五帝的北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打击。许多同学非常不满，可顾颉刚毕竟是肯思考有主见的人，几堂课听下来，渐渐接受了胡适的观点，他对周围的同学说：“胡先生读的书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那时候，傅斯年是顾颉刚的好友，顾颉刚在他面前力挺胡适，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听后，也表示赞赏，他对顾颉刚说：“胡先生书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路是对的。”
如果没有这次“打击”，顾颉刚虽然依旧会读很多的书，但只能像那些老先生一样成为“两脚书橱”，而听了胡适的话，他既具备了看材料的“眼光”，也掌握处理材料的“方法”。
听了胡适的课，顾颉刚如同在隧道里摸索的人突遇一道光，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顾颉刚这样说：“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今授墨子，甚能发挥大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当为有统系的研究，……意欲上呈校长，请胡先生以西洋哲学之律令，为中国哲学施条贯。胡先生人甚聪颖，又肯用功，闻年方二十七岁，其名位不必论，其奋勉则至可敬也，将来造就，未可限量。”
在给妻子的信里，顾颉刚吐露了他对胡适的“羡慕”：
“我看着适之先生，对他真羡慕，对我真惭愧！他思想既清楚，又很深锐；虽是出洋学生，而对于中国学问，比老师宿儒还有把握；很杂乱的一堆材料，却能给他找出纲领来；他又胆大，敢作敢为。我只羡慕他这些，不羡慕他的有名。想想他只大得我三岁，为什么我不能及他？不觉得自己一阵阵地伤感。”
“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
正如顾颉刚女儿顾潮说的那样，顾颉刚的学问是与胡适密切相联的。民九秋天，东亚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有胡适写的长序。顾颉刚读了序，大有启发，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会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胡适的长序仿佛开了顾颉刚的天眼，他突然开窍：用老师的研究方法，不是可以梳理很多从远古一路流传下来的故事吗？比如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比如《列女传》里的故事等等，他想，“若能像适之先生考《水浒》故事一般，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看他们是怎样地变化的，岂不是一件最有趣味的工作。”
同时，顾颉刚又想起胡适在《建设》上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他瞬时又明白了另一个道理：“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
顾颉刚以前是个戏迷，看戏时曾有过种种困惑，现在在胡适文章的启发下，这些困惑一一冰释：“
“……我们用了史实的眼光去看，实是无一处不谬；但若用了故事的眼光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又如戏中人的好坏是最容易知道的，因为只要看他们的脸子和鼻子就行；然实际上要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分出好坏来便极困难，因为一个人决不会全好或全坏；只有从古书中分别好人坏人却和看戏一样的容易，因为它是处处从好坏上着眼描写的。它把世界上的人物统分成几种格式，因此只看见人的格式而看不见人的个性。……。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没有胡适的言传身教，顾颉刚哪里会获得“新的眼光”，哪里会对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而没有了“新的眼光”，读书获得的材料只能是散兵游勇成不了气候，有了“新的眼光”，你就可以运筹帷幄，把书本里的材料组成正规军，能攻善战，攻无不克。
“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有段时期，顾颉刚手头紧，胡适安排他标点《古今伪书考》，想让他得到一点报酬。标点这本书，本该几天可以完工，但顾颉刚办事很认真，事事求完美，他在给该书做注时想把书中所征引的书都注明出自哪卷哪个版本，也要把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生卒年及籍贯等均标出，这样一来，工作量就非常大。结果，为了做一个完备的注释，顾颉刚几乎翻遍了北大图书馆。一、两个月下来，注释还未做完，但却把古人造伪和辩伪的事弄清了。于是，他告诉胡适，想把前人的辩伪情况算一个总账，建议编辑《辩伪丛刊》。胡适自然很高兴，这比标点一本书的意义大多了。更重要的是，通过标点这本书，通过编辑《辩伪丛刊》，顾颉刚的学问大有长进。
顾颉刚的勤奋认真，胡适大为赏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对顾颉刚的此次行为大加赞赏：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其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辩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辩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
顾颉刚的成功固然与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有关，但胡适让他去标点古史也为他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事实上，顾颉刚人生中的几次重要的改变命运的契机都是胡适提供的。
１９２２年，顾颉刚由于祖母病重请假回家，经济上一下失去了来源，胡适便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预支酬金每月五十元，以解决生计。为了编好这套书，顾颉刚决定把《诗经》《尚书》《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先做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他把这三部书里的古史观念细细比较，忽然发现了尧舜禹的地位存在很大的问题。排在末位的禹早在西周就有了，而排位靠前的尧舜到了春秋末年才有的。也就是说，传说人物越是后来出现的，其辈分越靠前。比如伏羲神农在史书上比尧舜出现得晚，但却是尧舜的前辈。至此，顾颉刚以前看戏时种种凌乱的思绪，看胡适论文时所受到的种种启发，统统被照亮，在那一瞬间，他认为他看出了史书的奥秘：“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我们知道，顾颉刚的这一假设是他对史学的重要贡献。胡适推荐顾颉刚编纂初中历史教科书，本想解决顾颉刚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却促使他在学业上的飞跃。顾颉刚的认真、敏锐固然可贵，而胡适的促成之功也不能埋没。
１９２３年，胡适因患痔疮在上海治疗。当时，胡适在北京主编两种报纸：一、《努力》，是发表政论的，一周出一期；二、《读书杂志》，是发表学术性论文的，一月出一张，附在《努力》里发行。胡适到上海后，政论性文字有高一涵、张慰慈等替他写，学术性文章却无人代笔。恰好在上海，胡适看到顾颉刚，就请顾来写学术文章。顾颉刚一口答应，当时他手头正好有一篇文字是和钱玄同讨论古史的，就将这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在这篇文章里，顾颉刚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这一观点的提出，如同在史学界引爆了一个炸弹，一时间，众说纷纭，一片哗然。多数人骂，少数人赞成。在这关键时刻，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在文章里，胡适对顾颉刚的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此言一出，顾颉刚在史学界的地位便固若金汤了，批评声就像远去涛声，渐行渐远，终于销声匿迹。
顾颉刚像孕妇，肚子里学问的“胎儿”甫一成形，胡适总能适时地给顾颉刚打上一剂催产针，仿佛，这边“珠胎”刚“结”，那边已心有灵犀。另外，在顾颉刚“临盆”时，胡适还不辞辛苦充当“助产士”的角色，从而让娇嫩的“胎儿”顺利出世，健康成长。当初在课堂上，胡适给顾颉刚播下知识的种子，后来在社会上，胡适又帮他“产”下学问的“胎儿”。胡适对顾颉刚可谓恩重于山。
顾颉刚生活遭遇青黄不接时，是胡适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学业上陷入山穷水尽时，是胡适及时地指点迷津，碰上这样的老师，是顾颉刚一生最大的幸事。
苏雪林：“我对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弥笃。”
我们知道，胡适是苏雪林的大学老师，且苏雪林对这位老师十分崇敬。在一篇文章里，苏雪林写道：
“我之崇敬胡先生并不完全由于同乡关系，所以这一层可以撇开不谈。
说到师生关系，也很浅。我只受过胡先生一年的教诲。那便是民国八年秋，我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的事。胡先生在我们班上教中国哲学，用的课本便是他写的那本《中国哲学史》上卷。……他那时声名正盛，每逢他来上课，别班同学有许多来旁听，连我们的监学、舍监及其他女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后面。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将毗连图书室的扇塥打开，黑压压地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倾听这位大师沉着有力、音节则潺潺如清泉非常悦耳的演讲，有时说句幽默的话，风趣横生，引起全堂哗然一笑，但立刻又沉寂下去，谁都不忍忽略胡先生的只词片语。因为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当时的胡适，是留洋博士，北大名师，光彩照人，声名显赫，他在苏雪林心目中的形象堪称完美。并且，胡适对苏雪林（当时还叫苏梅）也青睐有加，曾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帮她打赢了平生第一次笔仗。
1921年，还是女高师二年级学生的苏雪林在《女子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狠批北大学生谢楚桢的《白话诗研究集》，由于苏雪林此文“文字厉害得像刀剑一般犀利”，引起了谢楚桢支持者们的极为愤慨。有位支持者化名“右”写了篇《呜呼苏梅》刊发在《京报》上，此文语言同样犀利无比，刺得苏雪林不敢做声。后有人指出，“右”即该书编辑之一易家钺，随即又有八位京城名流在《京报》刊发《启示》为易家钺开脱。胡适看到了这则启示，很不满，就也给《晨报》写了《启示》，要求这八位名流拿出否定作者是易家钺的证据。胡适这则《启示》刊出后，同情支持苏雪林的文章多了起来，易家钺在京城呆不下去，只得去了上海。胡适的一则《启示》，就四两拨千金般让苏雪林反败为胜。
苏雪林初出道时就得到了胡适的鼎立相助，后来的苏雪林一直视胡适为恩师，而这位恩师也对这位女弟子关爱有加，每每在关键时刻，援之以手。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
1958年4月，胡适从美国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9年初，他深感台湾大专院校教授薪水太低，便与政府相商，设立“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给研究科学者以高于教授薪水的津贴，其中有文教组委员十数个名额。苏雪林得知此事后，立即给胡适写信，表示想申请参加文教组的愿望，随信附上近3000字的申报屈赋研究的内容提要。胡适看了这份提要，对苏雪林研究屈赋的方法很不赞成，但他还是帮了苏雪林的忙，使她的研究员申请批准了。
胡适了解到中院的徐芸书和杨希牧两位老先生赞成苏雪林的屈赋新说后，就把她的论文《天问疏证》交给他俩审阅，不久她的研究员申请批准了。胡适后来曾对苏雪林的一位朋友说，徐、杨二人对苏雪林非常同情，非他二人审阅，恐难得以通过。苏雪林因此明白：胡适虽然不赞成她研究屈赋的路径，但还是对她表示出了同情和偏袒之心，
一般来说，胡适是不殉私情的，可这一回，因为同情苏雪林凄凉的晚景，他很是费了一番心思。
由于苏雪林一直过着独身的凄苦生活，胡适对她因同情而特别关照。不过，生活上可以特殊照顾，学术要求却容不得丝毫含糊。
当苏雪林想研究屈赋时，胡适要求她必须按照王静安的严谨方法来研究。苏雪林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在胡适看来是也错漏百出，不堪卒读。胡适便在信里指出：“你依据那部赶忙钞写卖钱而绝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砚斋评本》，就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我觉得是最不幸的事。曹雪芹残稿的坏钞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勘的资料，不是供我们文学批评眼光来批评咒骂的。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钞，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有同情心的无限悲哀。雪林，我的话没错吧！你没有做过比堪本子的工夫，你就不适宜做这种文字，你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就听老师的好心话吧！”
为了让苏雪林接受自己的建议，胡适不惜采取哀求的语调，可谓苦口婆心到了极点。苏雪林知道胡适说这番话确实是为她好，最终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放弃了对《红楼梦》的研究。
苏雪林对鲁迅有过非常刻薄的批评，骂鲁迅是“诚玷污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知道后，对苏雪林提出严肃的批评，斥责她此语“尤不成话”，并指出“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为了说服苏雪林，胡适又说了下面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学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苏雪林一直把胡适视为恩人，视为命中贵人，久而久之，这个命中贵人就演变成了圣人。
“我对于当代学人，其该钦敬者我亦予以适当的钦敬，对于胡大师竟由钦敬而至于崇拜的地步，常称他为‘现代圣人’，其实胡氏生前，他的朋友及学生便背地里喊他为‘胡圣人’了。我们中国人把圣字看得太重大，只有孔子一人称为‘大成至圣’，孟子只好称为‘亚圣’。……我以为程张朱陆及王阳明是可以称为圣人的，称胡适之先生为圣也是丝毫不嫌其过分的。”
称胡适为圣人，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却充分表明在苏雪林心目中，胡适占据着怎样高的位置。到了晚年，苏雪林对胡适的敬仰与爱戴之情越来越深厚，她下面这段话就是明证：
“我对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尔弥笃。记得去秋在南港胡先生第二次请我吃饭时，我坐在他客厅里，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疑幻疑真的感觉。孔子、朱熹、王阳明往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及历代若干有名哲人学者也都不可再见，而我现在竟能和与那些古人同样伟大的的人，共坐一堂，亲炙他的言论风采，岂非太幸运了吗？”
周汝昌：“胡适之先生的影响没人能比。”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对于“机遇”，季羡林的理解如下：“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也就是说，遇到恩师乃人生的重要机遇之一。这样的机遇，红学家周汝昌赶上了，在他求学期间，有幸与胡适结下奇缘，无意间成为胡适在大陆的“关门弟子”，如果不是胡适将价值连城的海内孤本脂批本《红楼梦》慨然相借，如果不是胡适动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为周汝昌搜罗各种秘籍，周汝昌是不可能登上“红学”的堂奥的，甚至与“红学”擦肩而过也是有可能，因为以他的身份和家境，他实在没有研究《红楼梦》的条件。
周汝昌的四哥也喜欢读书，一次他翻阅亚东图书馆排印的《红楼梦》，读了卷前胡适写的考证文章，大有兴趣，就给正在北京燕大读书的周汝昌写信说，由于胡适先生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人们才对曹雪芹其人其事有了了解，而敦敏的《懋斋诗钞》，坊间一直寻不到，你在京中，不妨一试，找到这本书，或许对曹雪芹的了解就更清楚了。没想到燕大图书馆藏书极富，周汝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一找便得。他根据这本《懋斋诗钞》写了一篇考证小品，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版上。胡适读了这篇小品，给籍籍无名的周汝昌写了封信，信中颇多鼓励褒扬之语。胡适此举足见他对人才的爱惜和对青年学子的关切。
“汝昌先生：
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葵末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
匆匆问好。
胡适
卅六，十二，七”
收到胡适平易近人、谦逊坦诚的信，周汝昌感动、兴奋之余也滋生了“得陇望蜀”的念头：为钻研红学，进一步向胡适求教求助。研究《红楼梦》，要翻阅大量的稀有书籍，而周汝昌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查阅这些书，谈何容易，无奈之下，他寄希望于胡适。
“研究清代史籍一难；研考八旗文士二难；研考并非高官盛誉的‘下层’的文士，无人知重，绝少记载，则难上之尤难。我没办法，没良策，便想求助于胡先生——以为他定然交游广，品位高，在我想来老北平又是文人荟萃之区，私人藏书家该是不乏其人。我想恳请他‘汲引’，辗转求情——借书不同于乞求‘借钞’，其事不同于谋财求利，或者会有仁人君子慨然大启库斋。”
在信中，周汝昌还大着胆子向胡适借阅他所收藏的海内孤本脂批本《红楼梦》：
“材料的来源，不外清初诗文集、史乘笔记、曹氏自己著作三者。我已请求赵斐云先生帮忙我，向富藏清初集子或笔记的名家借阅。清初集子我翻了不少，材料也多，只是还有些集子明知其中必有材料而只是寻不到的。先生如有藏书友好，亦乞介绍，此其一。
其二，曹寅的集子我只见了诗钞六卷，是最早刊本。先生旧曾借到诗文词并别钞全集，这个我必须一看。先生还能从天津或北平替我代借一下吗？
其三，要轮到先生自己头上。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全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希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
寄出这封信，周汝昌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毕竟，他和胡适素昧平生，他有何资格向对方提出这一连串的要求呢？且向对方借“海内孤本”更属不情之请。倘若胡适一口回绝，也算再自然不过的事。
不久，胡适主动约周汝昌见一次面。原来，胡适在信中了解到周是一个好学的青年，但也有过于自信、固执的缺点，就想利用面谈的机会委婉提及这点。
和周汝昌面谈时，胡适首先肯定，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功绩，其次表明他不同意周汝昌对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随后，他委婉地提出，做学问要虚心求证，不宜固执己见，最后，他鼓励周将考证《红楼梦》的工作继续下去，并慷慨答应借出价值连城的脂批本。周汝昌辞别前，胡适还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胡适论学近著》送给周汝昌，说，有空不妨翻翻，有什么感想可来信谈谈。
胡适平易的态度，温和的教诲，慷慨的行为，让周汝昌终身难忘。在后来给胡适的信里，他表示了这样的崇敬之情：
“适之前辈先生赐鉴：
前造谒，蒙不弃款谈，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此匆匆数分钟间与先生一面，使我感到欣幸光宠；归来后更是有许多感慨，这个复杂的情绪，不是几个字所能表达。”
由于脂批本《红楼梦》非常珍贵，且纸张已有些黄脆，周汝昌怕损坏不敢多翻，于是决定录一个副本，但由于当时正值暑假他住在乡下，时间紧迫，来不及请示胡适，只得“先斩后奏”了。开学回校后，他给胡适写了封请罪信：
“适之前辈先生：
七日我又回到校中了，最引以为慰的事是甲戍珍本又随我平安回来了。自借得以后，我便时时怕有闪错，那时没法见您的面。不过有两点我必须先向您请罪：
一、《论学近著》原来很新，经一暑期三人阅读（我的两个长兄也十分爱看您的书），却已变旧了。但只是封面。我很后悔自始不先包一个书皮，那硬面看去很坚固，但脊侧却禁不得翻弄。
二、脂本是毫无零损，新整如故的，我心里还稍舒服些；可是我们未曾征求先生同意，便录出一个副本来。原故固然是由于第一我们太喜爱太需要这本子了；但第二实亦因为原本过于珍贵，纸已黄脆，实实不忍看他经过翻弄而受损害。我们虽然加了十二分小心，但多翻一次便眼看着他多一次危险；若要充分利用而又同时珍惜这本子，唯一的办法便是录副。若是先写信征求先生同意，往返耽搁，我暑假满后一来平，这件事便没法办了。我四兄在家，一手迻录，专人之力，一心不二用，整整两月才完工。这真是把握千载难逢的良机，稍一犹疑，立失交臂了！有了副本，原本才遭受了最低限度的翻弄。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
胡适收到这封信，没有怪罪周汝昌的冒昧行为，反而很高兴，在回信中夸赞了他的做法：
“汝昌先生：
我读你信上说的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戍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论学近著》，给你们兄弟们翻旧了，我听了也感觉高兴。
从信中可看出，胡适早知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越是孤本，越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价值。曾有传言说胡适通过垄断资料的方式来做学问，这显然是不实之词，周汝昌所录的副本就是明证，而后来，胡适把价值连城的原本也捐了出去。
周汝昌勤奋好学是块做学者的料，但人无完人，前文曾提过他有固执、过于自信的缺点。所以胡适不厌其烦在信中劝他要虚心，要撇开成见。为了不挫伤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胡适在批评周汝昌时总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可周汝昌还有一个毛病，喜欢文言，反对白话文。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思想委实有点落伍。一次，周汝昌在信中，竟说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个“大偏见”，并说把《红楼梦》列入《白话文学史》是胡适的一厢情愿，因为“曹雪芹当日并不曾想把《红楼梦》列入《白话文学史》中！”
周汝昌这次的信口开河惹恼了胡适，他没想到一个年轻人头脑会如此守旧顽固，一气之下，胡适在来信中打了个大大的ⅹ，然后又写了 对周的观点进行批驳，口气严厉，言辞激烈。信写完，胡适又有点后悔了，他想年轻人犯错在所难免，如此激烈地批评他，恐怕会给对方造成不小的伤害，于是他又写了封口气委婉的信，对前 中的“火气”做了解释，并劝慰对方不要生气。
当周汝昌同时接到语气截然不同的两封信，顿时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不禁感慨道：
“人的心地心田，各有不同：我平生所遇仁厚长者也不少，但是能像胡先生这样宽厚而又体恤一名青年的事例，实在想不出还有他例了。今在此衷心谢罪，自悔为人行文，万不可轻薄儇佻，那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自此，周汝昌放弃了写文言文的陋习，而是牢记胡适的忠告：“你的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洁净，力避免拖沓，文章才可以有进步。”
正是在胡适的耐心教导下，周汝昌才渐渐找到了写作的窍门，才慢慢摸到了做学问的路径。
解放后，大陆曾发动全国范围的批胡适运动，和胡适有过交往的人，为了自保不得不撰文批判胡适，周汝昌也别无选择。不过，旅居海外的胡适，完全理解周汝昌身不由己的处境，那些虽充满火药味却言不由衷的文字，没能让胡适改变对周汝昌的印象。当周汝昌的著作《红楼梦新证》出版后，胡适非常高兴，在给朋友的信里，把周汝昌大大表扬了一番：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另外，胡适还买了多部《红楼梦新证》，分赠好友，并四处推荐，夸赞这是一部好书。弟子学问上有长进，胡适是打心眼里高兴，所以四处传播，惟恐天下人不知，其兴奋与喜悦之心，溢于言表。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有这样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