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花?�，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粤人与南学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3]。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4]，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5]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6]。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3。不过，就学术贡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粱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7]。如“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8]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宛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宋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9]。

　　《清史稿》的编撰，取舍不当，疏失较多。就实际情形言，晚清岭南影响较大的学者有二，一为陈澧，一为朱次琦，均主汉宋不分或汉宋兼采。两人门下，各分两支，“东塾弟子分为二派，一派是陈庆笙、梁节庵辈，一派是廖泽群、陶春海辈，廖、陶颇不以陈、梁为然。”[10]但论影响势力，陈、梁无疑大于廖、陶。尤其是梁鼎芬，为张之洞“最深倚重”，与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时讲学契友”[11]，相继被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广州广雅、武汉两湖、南京钟山等书院山长，在湖北时还赞襄学务，几乎等于其幕府中沟通士林的总管。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历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并入值军机，又好结交名士，幕下网罗各种人才，颇有阮元再世之象。张私淑陈东塾[12]，他的鼓吹加上梁鼎芬的作用，可谓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东塾弟子不仅遍及粤中，其学风还远被京师。直到19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13]。

　　至于朱九江一脉，虽然没有官威作后台的显赫，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影响却比东塾门下有过之无不及。其弟子有名于时者，一是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标志。不过，康在学术上走了经今文学的路子，渊源不来自乃师。而今文学在近代思想界的贡献或影响虽然极大，学术上的疑古辨伪，却是语多妖妄怪诞，得不到公认。民初马良、章炳麟、梁启超等仿法兰西研究院发起函夏考文苑，议论人选名单时，“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14]一贯尊师重教的梁启超也公然放弃师说。其二为简朝亮，他虽恪守师训，却颇得真传，“艰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15]。1933年他与柯劭忞相继辞世，学界有“一月之间，顿失南北两大儒”[16]之说。尤其是再传弟子邓实、黄节，后来在上海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与江浙学人结合，一面输入西学，一面复兴古学，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邓实晚年颇颓废，黄节则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其一生学问志业，由简启发，“学简斋（袁枚）为当今第一手”，“而诗歌、书法皆冠绝时流”[17]。

　　陈、朱二门，均以岭南为根据，另外京畿也有粤人以学术名于时者。道咸以后，边疆史地之学兴盛，及至同光，擅长此学者有顺德李文田等。李历任苏浙川等省主考，做过顺天学政，官至礼部右侍郎，“直南斋最久”，弟子门生众多。光绪初元，他与号称京师士林“龙门”的工部尚书军机潘祖荫和“厨顾”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为莫逆[18]，“学问渊博，自经史、词章、天文、舆地、兵法及宋儒义理之学，以至占、筮、医、相、青鸟之术，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19]“精于碑版之学，覃研乙部，而于辽金元史尤洽孰，典章舆地，考索精详”，且“耄而好学，奖掖后进”[20]，在京师学界举足轻重。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办《国萃汇编》，成就虽不高，也形成一活跃小团体。

　　入于民国，广东人赴京求学者为数不少，北京大学的广东同学会，颇具声色。“综海内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余人，而广东居全国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不仅一时敢“称全国最”，而且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从四方至，执业肄习其间者，惟广东人最多，亦最勤学。”[21]同时一批有志于学术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北上问学，加上在政界、财界颇具影响的叶恭绰以及好诗词鉴赏的粤籍世家谭祖任（谭莹之孙）等人的支持和参与，1920至1930年代，相继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形成气候，不仅理工医法商等西式学科人材辈出，中国文史之学亦不乏名家，如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崭露头角的后进罗香林等，以致内部再又分别。1933年陈垣致函容肇祖，赞以“粤中后起之秀，以东莞为盛”，容复函则说：“新会之学，白沙之于理学，任公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者。然白沙之学近拘，任公之学近浅，未若先生朴学沈实精密之不可移易也。”[22]他们在北京时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所以陈推测岑仲勉为粤人，便视为南学将兴的又一例证。尽管他真正引为同调的还是陈垣。

　　清代南学，本有二义，一为国子监在学肄业者之机构[23]，一为地域上的南方之学术。江淮既是全国学术之渊薮，又是南学之代表。所谓“南通北不通”，大抵是江淮人士学术自负的表现。岭南学术，渊源于江淮，后因其人来粤为官任教经商，寄籍者众，与之关系亦多。虽然有人说“陈东塾学出仪真而精纯过之”[24]，江淮学术正宗的看法未必尽然。唐文治受业于黄以周门下，请教汉宋兼采之儒当以何者为最，黄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25]据说陈澧“门下有名者最多”，如梁鼎芬辈，号称“学问品行，博通正大”[26]，以正学自任，但章炳麟还是目为乡愿[27]。章氏指责“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颂，以言谈剿说取人”[28]。刘师培则说：“澧学沟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29]。“惟（陈澧）学术既近于模棱，故从其学者，大抵以执中为媚世；自清廷赐澧京卿衔，而其学益日显”[30]。将东塾学派的祖师门生一概骂倒。

　　戊戌前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大行其道，浙人呼吁“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31]，视康有为之说为“南海伪学”。入于民国，江淮仍为学术重心所在。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会的桥川时雄所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收录民元至1940年间在世、从事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有名于时的人物共4600人，其中从事中国研究者多半仍产于江淮[32]。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苏15人，广东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东、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陕西各1人，其余各省缺[33]。陈寅恪将江淮排除于南学之外，与通行所指不同。

　　不过，陈所谓南学，当不限指岭南，至少还应包括湖南。他与杨树达交谊甚深，誉为文字训诂之学当世第一人。时人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另有余嘉锡，考据目录之学极精博，与杨树达同为在京湘人治朴学者。梁启超称湘粤两省均为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学风大盛[34]。本来清代湘士大抵治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35]后又为今文学流风所被，所以多文人而少学者。但同光以后，湖南的二王一叶驰誉海内外，尤其是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连胡适也说他虽然没有条理系统，毕竟为屈指可数的旧式学者之一[36]。陈家三代与湖南关系匪浅，而且杨树达对北京教育界的看法，很可能是陈寅恪立论的重要依据。

　　二太炎门生

　　所谓“江淮已无足言”，其实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献水平不称其职。

　　民初中央政府教育部人员多产自江浙，亲历其事的王云五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37]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而且就学术而言，江浙为人文渊薮的概念，在北京已经演变为浙江人一统天下，国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本来两浙皆扬州旧属，浙东浙西设立之初，“其范围殆北尽长江之滨，南极瓯闽之地，实包括今江苏、安徽之南部。若以现今行政区域之浙江省而言，此时尚无与江南文化之列也。”宋代两浙学术大盛，但主流皆非发源于浙境，其重要尚在福建之次。章学诚指清代两浙学术分别由顾炎武、黄宗羲开山，而两人学术上之影响，与其所受之影响，皆不在浙江一隅。及至晚清，浙江有俞樾、黄以周、孙诒让，或沟通吴皖，或兼采汉宋，号称三大师，俞、黄分别主持久负盛名的诂经精舍和南菁书院，孙则为清代小学的殿军，影响泛及江南乃至京师。因此贺昌群特意指出：“言两浙人文，似当统括于江南之自然区域，而后可以得其错综复杂之故。若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方便计固可，为考镜学术之源流，窃以为非深刻之论也。”[38]后章炳麟“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为正统派大张其军”[39]，又讲学于日本、京师，培育众多弟子门生，使浙学地位上升。至民国，在浙人占据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章氏门生趁势夺取京师学术阵地。“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40]两浙取代江淮，表明浙人可以自认为居于主导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

　　东京国学讲习会听讲的留学生中，本以川、浙两省人居多，而后来继承章氏衣钵者，却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长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研究，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发展影响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观的制约，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国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1920年代，北大中国文学系、史学系主任分别由马裕藻（幼渔）、朱希祖（逷先）担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学长，国学门主任则是沈兼士，国学门委员会除当然委员外，只有胡适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学季刊国学组虽由胡适主任，12位编辑员中却有8位是浙籍。牟润孙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状态，自有种种因素，不能说孑民先生存有什么偏私之心。不过必须指出，不论资格，不审查著作，办学的人不了解被请人的学术，滥竽充数的流弊，就容易产生。北大当年国文、历史两系有几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选，其故即在于此。”[41]

　　关于此事，1925年“闲话”专家陈源与鲁迅打过一场笔墨官司，后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实“籍”虽然命中注定，若加入同乡会就并非身不由己；而“系”除国文一解外，还可以说是同学会的章系，即鲁迅纠正的研究系、交通系之谓。对此沈尹默坦言：“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42]。所以周作人说人家总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是浙江人专权，“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事出有因”。不过，鲁迅的辩解亦非惺惺作态，因为这毕竟不是正式的团体组织，人在圈内外的感觉不尽相同。周作人自认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许多事情不能参加，鲁迅更从来不以北大教员自居，未参与浙人把持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据圈内人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论在籍与否，马衡的人缘即相对不错。而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在该集团中“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他和年长的马幼渔进北大尚在蔡元培长校之前，“资格较老，势力较大”[43]。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44]。但这还是主干与附从的关系，周氏兄弟虽不以籍和系自居，却因此而受益，其进北京和进北大，背后都有籍与系的关联，在被排挤的旁人眼中，自然仍是同一利益团体中的分子。

　　中国为人情社会，而且实际上地缘较血缘作用更大，同乡同学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绍兴师爷的独占性，据说主要便是靠组织制度的优势而非一方水土赋予一方人的特长。如果处置得宜，或无他人在侧，则至多不过被斥为学阀。照胡适的看法，北大作为最高学府是不妨做学阀的[45]。然而一旦因此而导致负筛选，则难免武大郎开店之讥，甚至怨声载道了。太炎学派代桐城派古文家而兴，本是进步，而蔡元培长校期间，又引进新人，留用旧派，浙人的把持，还处于兼容并包的总形势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尤其是文科中的文史之学，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一支独秀。蔡元培对此十分了然，1921年7月他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道：“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数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亦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46]在别无分店竞争的局面下，本身学术贫乏的北大感受不到外部压力。

　　冯友兰说在不论政派政见以及年龄大小的两方面兼容并包中，“蔡先生把在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47]这多少掺入了后来的观念，且失之笼统。还是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讲得较为具体客观：“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48]1921年吴虞进北大前夕，友人告以“北大是全国文化运动中心（内容姑不必论）”[49]；1925年鲁迅对蔡元培长校以来北大的评价仍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50]。所肯定的都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而不及于学术。

　　对北大学术成就看法的保留，与中国高等教育量的激增以及某些学科质的提高不无关系。到1926年，北京的国立大学增加到9所，地方则有南京东南大学、广州广东（中山）大学、天津北洋大学、上海南洋、同济、政治大学，云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奉天等省均设立大学，浙江、安徽则已成议；而私立者更多，北京、上海两地各30所，加上其他各地，共80余所；另外教会大学在非基督教运动后也提倡中国化[51]。北大的独占地位从此被打破，同类比较中学术水准高低的砝码自然日益加重。当时中国的大学足以言学术者，主要还是文科中的中国学。由于清华举办国学院，燕京加强中国化，辅仁稳步发展，中国大学树旗对垒，北大的学术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而北大在这一领域为浙人把持的状况，较往日有增无减。身历其境的吴虞对此深有体会，常有人与之谈及，“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助出洋，实非例也”[52]等，虽夹杂旧派的鄙夷，毕竟反映部分事实。

　　尤其是国民政府统一后，浙人因前此反对奉系军阀，支持国民党，多受重用，势力还有进一步扩张之势。1928—1931年在北大以旁听生名义进修的吉川幸次郎，对当时北大文学院教师80%为浙江人，以及北大浙人与外部非浙人的矛盾冲突，留下深刻印象[53]。杨树达在日记中多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其严重性已经引起北大学生乃至同籍同门的反感。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两人因而提出辞职，经代校长陈百年、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才勉强复职[54]。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朱希祖，迫其辞职。朱一面撰文辩驳，一面提出辞呈，虽经陈百年慰留，去意已决[55]。1931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而吴承仕、杨树达、余嘉锡等，正是对浙人把持反应最强之人。“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媢嫉之故。”杨树达曾以请吴任教事告马幼渔，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马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余嘉锡因“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拙。”同为浙籍的单丕“愤朱、马辈把持”，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连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56]。他虽然因沈兼士的关系被北大国学门聘为导师，却不能做本科专任教授[57]。唯有同是浙人的王国维，才享有几度拒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

　　对于北大学术水准的欠缺，胡适似有相当的自觉，十年间他反复向师生大声疾呼，不惜危言耸听。1920年，被人恭维作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对于北大全校两年间只能出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的情况感到痛心疾首，称为“学术界大破产”[58]。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其一味主张提高，也承认北大理科并未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59]。时隔两年，北大25周年校庆，胡适再度刊登文章，发表演说，对于该校“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的状况痛加批评，认为本应有世界性贡献的社会科学，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希望“北大早早脱离稗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60]。这次得到李大钊的共鸣，后者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并且断言：“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61]

　　然而，十年后情况仍无多少改善，1931年胡适在北大文学院开学演说时声言：“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62]可惜积重难返，历史系因朱希祖去职，傅斯年代管系务，尚能引进新人，尽管钱穆、蒙文通等并不为主流派所欣赏。而国文系在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改革时，连裁并课程也遭到马幼渔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适才征得蒋梦麟的支持，解聘林损等人。傅斯年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拍手称快之余，认为“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于马幼渔曲意袒护，指马为“此辈之最可恶者”[63]，“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请求蒋梦麟当机立断，不留祸根。并称：“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64]措辞如此激烈，固有胡适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见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

　　1920—1930年代，正值中国学术界人才辈出之时，占尽天时地利的北京大学，因人为因素而不能吸引一流人才，真正形成学术中心，不仅有碍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的目的，本是秉承狩野直喜的教诲，欲用当代中国学人同样的方法治中国学，但在北大三年，听马幼渔、朱希祖的《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甚至包括到中国大学听课[65]，充其量只得到清学殿军的余绪，而不及中国学术的前锋。1933年来华考察交流学术的国际汉学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员，论人则推崇王国维、陈垣，论机构则赞誉史语所、燕京和辅仁，对北大似乎置若罔闻。而浙派宗师章炳麟对弟子们的表现也颇为不满，1922年底他演讲浙江文学时称：“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无历史学问。浙人前以经学著名者甚多，如俞樾等是也。今则浙人已失其根本矣。或谓历史不过是过去的记载，无甚名贵，此皮相之论。……清代浙人，专致力于词章之学，实则若辈所作诗词骈文，亦不甚出色也。”吴虞推测此“殆亦悟其徒多致力于音韵字义，有用少乎者。”[66]虽然章曾在弟子中戏封东西南北天王，晚年却认为“前此从吾游者，季刚絸斋，学已成就。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67]语不及“同籍同系”的浙人，并引戴震的话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68]这在历来对他人苛对弟子宽的章炳麟来说，可谓出言极重了。

　　三新文化派

　　陈寅恪泛称江淮，一则历史上浙西本不限于当时的浙境，二则晚清浙学泛及江南，三则不欲显露讥评时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当隐指非浙籍的其余北大派人士，特别是胡适一流。这里的北大派，并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体概称，而是如今关寿麿所划分，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学余流与西洋诸学，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叶瀚、陈汉章便不在其列一样，不少北大教师还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张尔田便有意划清界限：“民国以后，主讲北京大学，而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大派，仆亦未尝有所附丽。凡我同好，如黄诲闻诸公，皆可为我证明此言。”[69]面对北大日益趋新，他主张坚固团体，以求自保[70]。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旧两派之分，新派以陈独秀为首，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主干，旧派以刘师培为首，与黄侃、马叙伦结合，并得到附属该校的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张介乎二派之间，行动则与新派关系较多[71]。新派的阵地，原在改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向社会宣传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内部，则进行宗旨课程的改革更新。在这两方面，胡适不仅是外来户，而且是迟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72]。1.19年陈独秀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极力排挤之下，被迫离开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新派的重用代表。他进北大主要是陈独秀援引[73]，陈去势孤，校内外两方面事业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系，双方既有不少共识，又存在复杂的人事纠葛。

　　原来浙人把持之事，远不止于文史两系，更关乎整个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职员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其余依次为直隶55人，江苏48人，广东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东各5人，河南4人，广西、山西各2人，陕西、贵州、甘肃、奉天各1人[74]。早期浙人包围蔡元培，旁观者就讥笑怒骂，如钱玄同常到蔡元培处，被讥为“阿世”[75]。在此期间，先后于北大行政举足轻重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和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抗。胡适则逐渐培植自己的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现代评论派”，形成“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竞争的态势。到1926年，据说“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76]。胡适自称：“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77]陈源和鲁迅的冲突，背后即有浙、胡两派矛盾的作用。

　　双方在国学研究领域也时有摩擦。胡适十分推许本派后起之秀的顾颉刚及其《古史辨》，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则因顾与胡适亲近而颇疑忌之，胡适撰文交由顾颉刚在研究所的刊物发表，沈兼士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适担任研究所的委员和导师[78]。顾又认为沈兼士等人“心肠真狭窄，教我如何能佩服！”[79]并指“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仿佛以为人类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来的”观念，“只成一个弹指楼台的幻境罢了”[80]。因此，编辑《国学季刊》时为论文的排列顺序也发生争议[81]。吉川幸次郎称吴承仕、顾颉刚等与浙人不谐，是省籍矛盾的表现。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任国文系主任，以图另立门户，“据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82]双方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厦门大学国学院，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83]

　　尽管如此，双方在提倡白话文，创作新诗，以及疑古辨伪等方面，毕竟还是同道。为了达到主要目的，不能不有所妥协迁就。特别是在校内旧派势力尚大，而社会上反对呼声亦高的情况下，一致对外便成为首选策略。与胡适矛盾最深的沈尹默，认为自己不能去法国进修而改到日本，是由于胡适的反对干扰。但胡适致函青木正儿介绍沈尹默，又称“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的一个先锋。”[84]沈兼士也曾为顾颉刚所编书籍作序。胡适撰写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要代表全体发言，便不得不顾及看法不尽相同的太炎门生的意见[85]。因此，外界看来，北大派仍为统一的整体。而浙人的把持教育，往往又和北大派的争权垄断牵扯联系，只是这一变化附上了新旧冲突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之下，日本朝野提议归还庚款，用以举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此事在中国引起普遍反响。北京大学因为与北洋政府关系紧张，财政受到压抑，很想利用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参与庚款用途计划。早在1922年7月，胡适、蒋梦麟等人就拟订计划，主张提倡东方文化研究，设立历史、自然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中国国立大学设日本文学、历史、法制等讲座，附带图书购置费，以及设日本留学中国学额，在日本帝国大学设中国讲座等[86]。该计划显然使北大享有绝大部分利益。在校方授意下，一些留日出身的北大教授与日方官员合组中日学术协会，积极活动。后来中日双方协议，在北京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在上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87]，北大又有谋划“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引起校外学者的不满。张星烺函告陈垣：“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故图书馆馆长及研究所所长皆宜立于党派之外，且人须气量宽洪也。闻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长之说，烺意此两人甚相宜。柯则为遗老，与世无争，梁则无党，且气量宽洪，可容纳异派人也。”他希望陈垣将此意见转告日方，如公开发表，则愿具名[88]。

　　张星烺的态度多少受其父张相文的影响，后者与屠寄曾为北大国史馆编纂兼讲师，因支持旧派而被排挤。不过日方拉拢北大，是鉴于北洋政府无望，试图找与国民党有渊源者牵线搭桥，以便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尽量保留既得利权。后来形势变化，对北大的态度也随之冷淡。而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学界名声不佳，所以所长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裁柯劭忞兼任。可惜这位意外获赠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的遗老，学问虽号称与沈曾植南北并立，却不能用人唯贤。其亲随并无才学，亦得入选，而狩野直喜一再推荐，中日各方又一致公认的首选人物王国维却被摈于外。

　　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一直是新风气的代表，针对北大派的种种批评议论，往往被斥为守旧。其实，历史的复杂曲折，并非这种简单划分所能概括和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评，勿庸置疑。然而，包括输入新知、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几方面，新文化运动者的“学行浅薄”[89]，恐怕是难以一概否认的事实。赞成新文学和白话文的金毓黻也认为“新文学家之缺点，不在主张之不当，乃在根柢之不深。彼辈太半稗贩西籍，不入我见，日以发挥个性诏人，曾不知己身仍依傍他人门户以讨生活，此根柢不深之失也。尚论之士，宜分别观之，既不能因其主张尚正而为之迴护其失，亦不能因其植根浅薄遂并其主张亦一概抹杀也。”[90]胡适曾对登门请教国文讲法的吴虞说：“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91]这正是不少新文化鼓动者存心破坏以致众从的心理自白。因此，其兴也速，振动社会，带引风潮，声势浩大，颇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但风头过后，内囊就不免尽了上来。所以，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认识，至少应包括其凯歌式行进之后。这时批评者的合理内核也会显现，不能一言以蔽之曰顽固守旧。

　　1920年胡适批评北大虽然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两块招牌，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被恭维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却自称“无论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指责“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呼吁北大同人全力切实求真学问，提高学术程度，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92]。在输入新知方面，胡适的实验主义比《学衡》的人文主义当然要浅而且偏，前者只笼统地拿来不论正邪的当代新思想，后者则主张从文艺复兴甚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源头分清主流与支脉。陈寅恪特别批评从东欧和北美囫囵吞枣的新理论，显然指胡适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和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性质论战。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得到向达、王庸、钱穆等人的赞同。“《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93]这时人们已逐渐趋于摈除门户之见的输攻墨守，“化中外之异端，集古今之流派”，正如早年与《学衡》同道而不排斥白话文的《湘君》所主张：“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94]。

　　新文学方面，形式上的白话文和新诗，不久都遭受严重挫折。白话文虽经大众语的有意矫枉过正而得以坚持普及，新诗却至今仍有争议。今人多误信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总结，以为反对派不堪一击，被新思潮风卷残云。其实胡适为《申报》50周年纪念册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于1922年3月，正值鼓吹新文学如日中天的颠峰状态，而胡适历来讲话内外有别，在北大谈新文化和学术尚能自省，公开评价新文学的成就则不免夸张，对反对声音过早定论。他断言：“《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95]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可以不经创作阶段的检验便大功告成，极盛恰是中衰的先兆。新文化浅薄的弊病很快暴露，证明胡适的预言为时过早。仅仅过了一年多，张闻天就对中国文坛的状况感到难以容忍，他说：“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96]而白话诗文小说，正是胡适一年前诩为成功、成立和进步，以证明新文学成绩大势的几个要点！

　　绝非保守的朱自清综合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丁西林等人的评论，对此分别有形象的描述，他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总名之曰：‘杂志之学’！”“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并借他人之口说：“新诗破产了！什么诗！简直是：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白话诗如摩登小姐，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和八股文“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97]。1922年《学衡》顶风逆流从古典立场立论的批评，如今被新文化主义者自己更加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可见与胡适的指责相反，这种反对论确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仅和不该称为“学骂”的。

　　于是许多过去新的先锋，都转而向着整理国故去深厚自己。“学术上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98]连新文化运动源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应当称作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专业）”[99]，国文系也是重考古，轻创作与欣赏批评，令胡适感到“风气之偏”[100]。不能说钱玄同、刘复是复旧，而闻一多的越来越古便是精深。此风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都是古典文学一枝独秀，而且“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101]。“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者‘台柱’之类的光宠。”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要纠正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的思想，声称：“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102]抗战胜利后，中文系师生的认识分歧有增无减，同学认为所开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有误入甚至受骗之感[103]。

　　有一则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的口碑，最为生动地反映这种世风流变。据说一次跑空袭警报，沈从文从自称为天下两个半庄子中半个的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后者大为不悦，对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104]沈从文曾是胡适推许为在中国公学“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的教新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刘文典则是1920年代初在北大“背时极了”的人物。他虽列名章门，但不同籍，也不得某系的好处，“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而他整整5年，“总是最低的俸”。北大章程规定，以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之声望四项条件为升迁依据，他自认为除末条外，其余均不输于人[105]。而后一条件的取得，显然以新文化为捷径。顺应时势，大可一好遮百丑。鲁迅后来批判策动新文化的北京学者在北伐成功后“身稳”“身升”，“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106]，则获得社会声望的动机目的手段，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刘文典虽然“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胡适说他和钱玄同是北大国文部能拿笔作文的仅有两人[107]；刘曾于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发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长文，批评附会式的西学中源说，分析希腊、中国、印度三大文明系的短长，引证古今中西，很有新锐之气。因为不能趋炎附势，面子又觉得难堪，只好他就。不料时来运转，社会声望的高低也会因时而变。

　　北大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包括胡适推许为不可磨灭的《古史辨》，也是破坏有余，建树不足。旧派的反对自然不足为据，但公开赞誉顾颉刚史学考订超过清代语文学成绩的北大同学傅斯年，背后指其“上等天资，中等方法，下等材料。”[108]极少公开臧否人物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各方公认的学者，当众与私下都有所批评。素来老成持重，又与胡适私交不错的陈垣，也隐加讽喻。他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牟润孙揣度其意指章学诚或章所恭维的郑樵，因为六经皆史之说，在章以前至少已有8人言及。章与郑是胡适和顾颉刚大力发掘鼓吹之人，陈垣称章为“乡曲之士”[109]，实有讥刺力捧章、郑的胡、顾之意。

　　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时贤为三类，前二者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前者当指胡适一流，其次则章门弟子。“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在孙楷第看来，都不过是“凡夫庸流所震荡”的“名浮于实之闻人”而已。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与胡派章门相较，一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一为“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110]。而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111]。

　　四面楚歌之中，北大派不免草木皆兵。1928年1月，因主办《学衡》与胡适等结怨的吴宓主持天津《大公报》新增《文学》副刊，他请赵万里、张荫麟、王庸和浦江清等人相助。不久，因张荫麟与朱希祖反复辩论古代铁器是否先行于南方，马衡便“向人言《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击北大派”。其实张荫麟并无此意，他还曾撰文评论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因“骂得太过火”，吴宓让浦江清删改后仍不敢刊出[112]。“北伐成功后，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了新官僚”[113]，吴宓得知“旧日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事”，与陈寅恪商量善后，表示：“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114]当时北京的清华、燕京、辅仁、中国等校以及北京图书馆的文史学者，不少是被北大排挤之人。

　　四学分南北

　　陈寅恪评语的另一重意思，是所谓南学与北学（即黄河流域）的优劣浮沉。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自不同。朱维铮教授认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115]清代以来，学者论学，每每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早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分先秦学派为南北两支，各有正宗与支流，并据以归纳南北学之精神[116]。日本京都学派论述清代学术史也多牵连及此。但南北学者若扬己抑彼，则为不智。民初《清史稿·儒学传》成，请人评审，吴士鉴提出增加崔述，“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极微渺，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117]陈垣对褒陈澧贬崔述者道：“师法相承各主张，谁非谁是费评量，岂因东塾讥东壁，遂信南强胜北强。”[118]道光初年江藩著《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但他本人籍贯扬州，而且照朱维铮教授所见，本意当在贬斥桐城诸家。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当是近代学术的一般态势。即以旧学而论，民初北京尊奉清代北学正宗颜李学派的，唯有徐世昌的四存学会，其余均为南学派系。直到1920年代末，王重民、孙楷第、张西堂、刘盼遂、谢国桢、王静如、罗根泽、孙海波、肖鸣籁、齐念衡、庄尚严、傅振伦等组织学文学社，因社员多系淮黄流域学者，向达、赵万里名之为北学派，其实不过戏言[119]。

　　南北学之分，又因依据不同而内容迥异。其分法有二，一据籍贯，一讲居处。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不同，多据后者。1922年8月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论中日史学，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120]此即因居处要而言之，因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简陋之人。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沅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知忠信笃行，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121]此北大学派与南雍师生，亦据居处而分别，若论籍贯，则多为南方人士。

　　由此可见，无论言中学还是西学，这时北方为新而较空，南方则旧而较实。蔡元培称尚属幼稚，胡适一派也说不曾组织完备、症结最深、最不满人意的东南大学文哲两系关于东方者[122]，请梁启超来讲国学，任教于此的顾实、吴梅、柳诒征等却在梁出席该校国学研究会时屡与冲突。顾实还讥讽梁摸不到《道德经》的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123]国学运动中，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国文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及南方的几个国学研究会彼此沟通声气，互为声援，共同对抗北大派，这种矛盾还延伸到由北大派生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文史学科。有趣的是，先此黄炎培、蒋梦麟等人曾一度打算将南京大学办成新派大本营，而将北大让给旧派讲老话[124]。

　　南北学既有对垒，也有对流。南方的一些学者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据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胡适虽然在该院筹建时参与意见，但吴宓做主任负责具体事务，其精神必然与北大派相反。由于几位导师或名高望重，或真才实学，胡适还算佩服或礼敬，对较为次要者则不大客气。他骂《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125]实际上参与其事者除吴宓、张荫麟外，均与《学衡》无缘。倒是赵万里、浦江清两位助手的东主王国维和陈寅恪，过去可算是《学衡》的同路人。

　　与此同时，一些北大派成员为避难或谋生，相继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组织国学院，夭折后再赴广州。近代闽南盛产诗人和翻译家，学术则虽有陈衍号称大家，“博闻强记，自经史子集以逮小学金石目录，山经地志，靡所不赅贯”，仍以诗文见长，“与陈散原、郑海藏一时争雄”[126]，且整体尚不足观。而岭南虽出学者，令陈寅恪叹为将来恐只有南学，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激进而好弄新文学的浙人鲁迅的印象是：“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127]傅斯年等人在时，一度表面似有新气象，真相却是“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乃是极明显的”，因为“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128]。于是南下的学者很快又纷纷北上。任教于北大却对北大派不无异词的黄节[129]，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长，不久也挂冠而去，重理旧业。最后连粤籍小生容肇祖也不堪忍受，致函乡前辈陈垣，抱怨广东“学校经费，又值困难，教授人才，又多偏于词章，而学生风气又安于陋简而不求深造”；“南中参考书难得，每有好题目，以参考书不足故辄废然而止”；加之提倡读经复古，“故此现在广州之学风，由质朴而转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转拘守，由驰骛新学而转高头讲章。先生等提倡朴学于外，而故乡竟颠倒其学于内”[130]。

　　浙学成为清末学术中心，因其无论就籍贯还是居处而言均已形成风气。而广东自1920年代争取日本退还庚款时就提出：“广州与北京、上海，同为吾国南北中三部之中心，地位之重要既属相等，关于此项文化事业之设施，广州与上海、北京自应同等参与，与同时实现，此固为无疑义之见解”，希望日本当局了解广州在中国之地位，在广州设应用科学研究所及建广东大学图书馆[131]。但这多少出于政治与地理考虑，而非人文环境的成熟。而且不顾基础一味讲求应用的短见根本违背学术规律，注定会底气不足。此后广东屡有力图证明自己为华夏文化正宗嫡传之举，却始终成效不大，岭南虽出学者却不养学问，粤籍学人往往只能做北学的干将。

　　粤风重商，好急功近利，本不宜于非功利的学问。早年李文田以名士自认，“粤人阔老中少有学问者，师（即李文田）气焰大，往往失欢。”而其视学京畿，却令“北学可以大振”[132]。晚清岭南学术声名鹊起，又由于阮元、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提倡鼓吹。对于高位者执学界之牛耳，邓实等人早有定论，言宋学则“伪名道学，以谀媚时君”，言汉学则“著述虽丰，或假手于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133]此言不免偏激，但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确是通例。学海堂之于广东，开风气之功固不可没，陈垣等人，多少得到学海堂弟子的提携影响，但民国时北学中的粤人，均非其嫡传[134]。而粤学的正宗，在全国反而沦落为旁支。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原因至为繁复，要言之，传承稀则禁锢鲜，有助于博采众长，以树新风。浙学代兴，亦由于此。而学问之道，雍容乃大，非超越功利的无为之为不能奏功。若以急功近利和讨生活的商业市井眼光衡量要求，或如暴发户弄古玩似的装潢门面，投入与产出自然不成比例。

　　1933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再度将学分南北的问题摆上桌面。扬京抑海的沈从文和为海派辩护的杜衡，本来只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立论，后来参战人多，内容也扩大到学术整体。分别的标准，仍是居处的文陋而非籍贯的都鄙，看法却与1920年代截然相反。“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利而撰作。”[135]鲁迅虽然深刻揭示“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毕竟对京派寄予希望，因为“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者文艺上的大著作”[136]。并进而指出南北人互取对方的机灵与厚重之长，而去其愚与狡的弊端，为“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137]。其实，10年间南北学风的逆转，很大程度上便是南人北上的结果。

　　关于京海之争，后来的评论多少离开了当时的语境，掺入主观臆测。未历其境者的附会可谓不着边际，而当事人的曲解就不免别有用心。蒋梦麟批评海派崇拜权势，讲究表面，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各方面肤浅庸俗，而赞扬京派崇尚深刻，力求完美，但有意无意间称“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似乎北大成了汇集北京的各方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所组成的“京派”的代表，“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138]这多少有些自我表功，显示其把握北大之舵时，能够继承蔡元培的方针事业。事实上，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的垄断，调整人事，并学习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成功经验，以图扭转北大文史学科的被动局面[139]。而北大文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似乎也落在清华和燕京之后。清华和燕京两校以学生为主的历史学会，当时十分活跃，北大学生因而有相形见绌之感。史学系学生邓广铭等人试图“以北大再来一次活跃的史学运动”，以改变“我们的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日在趋于消沉，甚至被人讥为‘行将就木’”的面貌[140]。所以牟润孙说：“直到胡适作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国文、历史两系才有改革进步。”[141]经此一役，浙人把持的积弊基本扫除，但要使北大成为全国学术中心，至少文史学科还有待努力。其史学系成绩最好的时期，便是陈受颐当政之际[142]。

　　此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南迁以及北京旧书肆在沪、宁开设分店，南北学风又有对流。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之发生异变。战后更有所谓新海派。南北学风的流动，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进行，惟有南学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近代学术史上以居处而言岭南的几度兴盛，差不多都是北人（此为闽粤人的北人概念）或北学（亦含粤人）南下所造成。其中也包括陈寅恪自己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际所承担的一柱擎天的作用。可惜由此带来成为讲居处的学术中心的大好机缘，都被人为坐失。梁启超曾经诧异阮元在广东和云南同样施为，而结果迥异，此番轮到粤人来自我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