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转载)
历史上，中、日、朝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领域十分宽广。在这部经常为三国人民引为美谈的史册中，我们注意到，在兵器与武艺的交流方面，也写下许多精彩篇章，其中尤以剑刀武艺的交流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般说来，中、日、朝的古代武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民族风格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由于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使三国在武艺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共生现象，不少具有共同特点的东西一直遗存到现代。显然，这些共同点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以剑刀技艺为主体的所谓“短兵”体系，从来都是中国古代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朝武艺交流的重心所在。这个问题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牵涉到许多尚待探索的史事，而我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今后的努力，特别有待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总之，历史上三国之间的武艺交流活动，直到今天还在以体育文化的形式延续着，并且显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这一点着眼，研究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就自不待言了。首先对古代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活动进行研究的，是已故学者唐豪先生。（1）步唐先生之后尘，1980年，我发表过一篇研究中日剑刀武艺交流的文章，曾被译介到日本，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出于对此问题的特殊兴趣和责任感，我不断搜求新的材料，认识也有所跟进，早就萌生旧作重写的念头。在这篇新作中，我将把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补写进去；同时，为了扩大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又将中、朝武艺交流的若干史事也纳入其中。然而，既限于个人水平，又限于所用资料毕竟以中国文献居多，论述恐仍旧不免于偏隘。
先父马凤图（健翊）生前对保存中国的日本双手刀法非常珍惜，不但要我郑重保存因流传不广而幸未遭到流俗浸染的刀法，而且一定要下功夫去研究它的渊源，认真清理明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多家双手刀图谱，使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显扬当世，传存后代。我1980年那篇旧作，就是遵从先父的嘱咐起笔的，然而初稿完成时先父已溘然作古，正式发表竟一直拖到“文革”恶梦醒来以后……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度撰写这篇文章时，的确深深感觉我的研究进度太过滞缓，至今为止，仍然还有很多问题说不大清楚，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思之，真是愧对先父遗教，不免为之汗颜。
一
我国的武艺起源极早。它的内容和形式总是因时变易 ，时代不同，特点各异。同时，在武艺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产生了军旅武艺与民间武艺的分野，还贯彻着技击因素与健身因素依存消长的矛盾。总而言之，武艺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发展史同样也是相当复杂的。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古代，在冷兵器在战争中据于主要位置的历史条件下，武艺的社会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在战争中和各类社会冲突中的防身杀敌之效。因此，它的内容就不能不以临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同兵器形式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由此推之，任何武艺形式的传播与交流，也必然以兵器的传播交流为先导，为载体。
一般认为，早在周、秦时代，我国制作的剑刀等兵器就已传入日本，其传入途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的古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日本与古代韩国之间存在一条所谓“海北道中”的交通路线，历年来，在日本北九州发现了大量的先秦铜剑和铸剑的铜范。在北九州发现的很多“是锋刃锐利，具备完整特色的中国产品”。（3）而相同的兵器在韩国原属弁韩、辰韩的庆尚南北道也多发现。多年前，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先生曾经指出：“这些事实说明，中国文化产品的铜剑、铜铎，远在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代，就经过弁韩、辰韩、对马等地，先传到博多湾沿岸，然后传到筑后、丰后方面。因此可以推断，这条线是当时的主要交通线，恰好同《书纪》中所说的海北道中一致。”（4）另据汪向荣先生说，日本列岛弥生时代，其青铜文化分成两个文化圈，一是铜铎文化圈；一是铜利文化圈。所谓铜利文化圈，就是指北九州地区发现的大量“铜利器”，其中主要是铜剑等兵器。在佐贺县的瓮棺土葬的原始古坟地带和怡土郡的支石墓中，都发现了为当时统治者用于陪葬的铜剑等兵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些随葬品中，除了极少数可以认为是当地仿制者外，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上来的舶载品。”在铜利器传入同时，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入，这为铸型（熔范）的发现所证明。（5）在朝鲜半岛的许多地方，都挖掘到中国先秦时期的铜剑，进一步证明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早期交往中，剑已成为传递文化和联络感情的媒介物之一了。（6）
到了汉代，中国制作的各类短兵器，尤其是铁制环首大刀，曾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短兵器形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大刀兴起于西汉初期，它是在剑，特别长剑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一种新式短兵器。由于汉代铁制环首大刀刀形轻便，锻造精良，战阵实用之效很高，因此特别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1962年，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栎本古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柄东汉中平年间（184－189）中国制作的铁制环首刀，刀身镌有“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等金错铭文。（7）这柄刀的形制、铭文格式及刀的质地，与1974年出土于我国山东苍山的东汉永初六年（112）铁制环首刀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用反复加热、多层叠打、表面渗碳的工艺制作的优质含钢铁刀。（8）中平刀作为殉葬品出土于日本古墓，证明墓主生前喜爱之深，也成为汉刀传入日本的可靠物证。据《日本武器概说》的作者未久雅雄说，日本各地曾有不少汉刀和日本对汉刀的仿制品出土。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士所用的兵器，“特别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的”（9）。汉刀的大量流入日本，对日本刀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从日本古代兵器史著作中所看到的日本古刀，许多都具有明显的汉刀特征。据《中国兵器史稿》的作者周纬先生说，汉刀的仿制品在日本随处可见，“常有收藏至数十器者”。
可以肯定，古代中国的剑刀，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进入日本的，但也通过两国间的正式交往进入日本。最著名的例证就是三国时日本邪马台国同曹魏之间的交往。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于魏明帝曹睿景初二年（2.8）六月，派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通好。魏明帝盛情接待这些友好使者，并回赠了一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五尺刀二口”。其后，两国互通使者，多次来往，在魏国每一次馈赠日本的礼物中，也总是有刀。 证明到三国时代，中国制作的刀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郡兰水町江田船山古墓中，曾发现刻有汉字铭文的日本大刀，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五世纪中期的遗物，约当中国的南北朝时代。（10）这柄刀的发现，证明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三国以后。日本考古学家小野胜年先生曾说，著名的日本正仓院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古代中国的剑刀；“献物帐”上还记有“唐式大刀”、“唐刀”等名目。（11）所谓“唐式大刀”应指唐代军中盛行一时的陌刀，这种刀的样式在中国已无实物可证，只有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几柄唐代实物。（12）这些都证明历史上中国剑刀对日本的影响是久远的，至少延至唐代，中国剑刀仍在继续传入日本。
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大量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他们融合成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很多贡献。据日本古文献《雄略纪》、《书纪》等的记载，汉代的大陆移民往往以其手工技艺被分为“部民”，如手人部、衣缝部、鞍部、画部、锦部、陶部等，这些“部民” 给日本带去各种手工技艺，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没有关于金属锻铸工匠移居日本的记载，但有诸如弓削、矢作等兵器制作者，可以肯定，中国的剑刀锻造工艺必定也传入日本。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中国兵连祸结，加上各族政权凭借武力互相吞并掠夺，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迫使不少中国人涉海移居日本，这些移民同样也是按其技艺分为部民。这时期，因为传统的朝鲜半岛路线被阻断，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主要转向南朝，于是南朝文化对日本产生很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南方，特别是吴越地区，以精美的剑刀锻铸工艺闻名天下，同时楚地的长剑武艺独步海内，历久不衰，直至汉代还是“奇材剑客”的渊薮。相信这些都可能随着日本与南朝关系的持续发展而传入日本。（13）隋唐两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那时，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的成员，除了各级官员以外，还有各种专业人员，其中总有占总数近半的“射手”，实际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还有“锻生”和“铸生”。这些人员的配备，主要是为了预防船舶漂流遇险，但他们入唐以后必定在本专业上学到很多东西，并将其带回日本。（14） 我们注意到，入唐的日本官员和留学生也有对兵法武器感兴趣者，如著名的遣唐副使吉备真备就是一位大唐兵法兵器的爱好者，然而他每次带回日本的中国兵器中，只有马步漆角弓、平射箭、射甲箭等各式弓箭，却没有剑刀。（15）这是否说明此时日本自产的剑刀已相当精良，再无须从唐朝引进。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花纹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至衰退。与此同时，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16）大致自宋代开始，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随着时代的推移，输入量愈来愈大，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谴弟子喜因奉表来谢。在喜因赠献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铁刀”。实际上，宋代日本剑刀已通过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中国享有“宝刀”之誉。请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诗人说，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17）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造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从诗人的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而且装饰也极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价购求，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虚语。据日本《宇治拾遗物语》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国人）借来六七千匹之物。”（18）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正由于此，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19）到了明代，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传播日远，声誉日隆。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确有穿坚断韧之效。从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赐”，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对日本进献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紧接着，永乐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种也增加了。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为例，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长刀一百柄，总计二百零二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两份记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20）由于文献记载缺失，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过统计，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这些优质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21）当然实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贸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贡”名义，携带私物以进行贸易。所带“私物”中尤以剑刀居多。对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贡”携带剑刀“毋过三千把”。（22）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买，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止，并没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向慕中国”的外夷表示“朝廷宽大之意”，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23）但是，为了对中日贸易有所控制，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船，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与日本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必须携带明朝所颁发的“勘合”，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规定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艘。显然，这个限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调整，增加到人员三百，船三艘，但仍坚持十年一贡。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规模、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贡献方物”，所献刀剑就是上面所讲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国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自进物”，实际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给价很优，“一把刀在日本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可见当时利润竟达四五倍。”（24）后来进口数量骤增，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便跟着落下来，但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日船所带国王“附搭品”和“自进物”中，一直以剑刀为主项，输入量也持续上升。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计数，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万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这只是所谓“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就应该不少于二十万把。（25）
第三，走私。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动。整个明代，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这是无庸置论的事实。明代禁兵之律甚严，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别是日本剑刀，以其质量精美，“中国人多鬻之”，（26）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可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明崇祯七年）五月以后，严禁输出兵器。（27）然而，走私活动恐难禁绝。明末清初的广东，市面上就有“红毛鬼子”叫卖日本刀者，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当然可以从澳门进入内地。（28）总之，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只是我们无从考知其数量罢了。
在明代，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这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据清修《续文献通考》卷1.1《兵器》载，洪武十三年（1380）设置“军器局”，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正烈，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纬曾说，在中国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29）
二
宋代以后，日本剑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与日本剑刀大量输入的同时，倭寇的侵扰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剑刀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参与这一话题的有文学家，还有军事家、民间武艺家和科学家。一种国外物品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牵涉面如此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发端创始，“日本刀”成了一个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这一现象传到明清两代，一直绵延不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唐顺之，他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挥笔写成一首《日本刀歌》。其中咏道： 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绿绠， 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行。 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炯炯！ 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闻到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 日陶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30） 唐顺之是明代学人中出类拔萃的博学家，他精通武艺，也参加过抗倭战争，他的《日本刀歌》不仅为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特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日本刀的珍贵资料。当时上乘日本刀的刀身都呈现各异光花纹，这正是汉以前中国优质剑刀的特点，古代相剑家们的本领之一，就是根据这些纹理来判断一柄剑刀的质地和品位。（31）“身上龙文杂藻行”，显然是指一种龙形配以藻饰的花纹。明末遗民学者屈大均曾说，日本刀刀身的纹饰种类很多，有龙虎细纹、旋螺花纹、芝麻雪花纹之类。（32）埋藏深井的说法未必可信，但一把出色的剑刀，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锻炼，并需经过一番特殊处理后才能成功，这一点，在中国的古籍中也不乏记载。唐顺之以外，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也写过一首叫《倭寇刀子歌》的诗，对一把据传是“倭王”所铸造的日本刀备加称颂。（33）万历间文学家宋懋登曾有《日本刀记》一文，文字不长，不妨录之如下，以见明代文人对日本刀的崇尚和寄情之深：“丙申秋日，侍师於真州公署，时余年二十八矣，犹有不羁之思，从师乞日本长刀一口。师尤之曰：泰宁之朝，安用三尺？余对曰：锋锷可仪。佩之几年，真成鸡肋，竟赠之武人。此刀风雨夜，时飒飒有声，时晨离鞘常二寸许，亦灵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讣南奔，值夜，复宿是馆，弦月积雪，风景凄然，回念壮心，恍如隔世。日月不居，老将至矣，此英雄所以抚髀而泣也。”（34）宋懋登所表达的，其实是中国文人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的书剑情怀，是一种以剑比德而寄志深远的精神境界，同类作品在古代诗文创作中并不罕见。然则，不同的是，古人习惯于使用诸如太阿、湛泸、青萍、龙泉一类宝剑名称，在宋懋登笔下却换成了“日本刀”。这是一个蕴义深刻的变化，它包含着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也是日本剑刀的综合优势所造成的文化幅射力，确实使中国士人不能不为之折服，不能不对之产生敬重之情的显证。中国文人对日本刀剑的题咏之作，在明末清初达到高峰。举例说，明末清初广东著名诗人陈恭尹、梁佩兰、王邦畿等人都有《日本刀歌》传世；清初诗人李锴、周茂源、马维翰等也有同名诗作。此外还有《琉球刀歌》，清初诗人陈午亭、顾河图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见到。这类诗数量不小，我们就不一一引录了。日本刀的犀利精美，以及它的人文象征意义，使它必然成为受到普遍喜爱的收藏品。在明清时代，收藏者除了上面例述过的汤显祖、宋懋登这样的文人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嘉靖年间主持东南抗倭战争的名将胡宗宪曾藏有一把所谓“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屈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35）这是日本刀中的无上精品，屈大均在澳门曾多有所见，住在澳门的“澳夷”也都非常喜欢这种伸屈自如的软剑。（36）有趣的是，就连明清之际以色艺志节冠绝一时的江南名妓柳如是的案头，居然也有一柄倭刀。崇祯六年（1633），柳如是与华亭举人宋征舆（辕文）交好，二人情谊笃深。后来，宋遭母亲斥责，柳又为地方官驱赶。于是，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请宋来商议对策，不想宋竟怯懦退避。柳大怒，“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表示二人感情的了断。（37）这足以说明日本刀传播之广，亦见制作精美的日本刀已经成了中国人雅俗共赏的把玩之物。
除了题咏、收藏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曾注意到日本刀的制作工艺及其制度规格等，但深入研究者并不多。毋庸讳言，明人在这方面是相当迟钝的，对日本剑刀的优良工艺，赞赏感慨者多，仔细考察者少，研究仿制者更少，至今我们尚未发现明代人（包括清初人）关于日本剑刀制作工艺流程的调查研究之作。就以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为例，他曾说：“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倚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又说：“其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耀。”（38）仅此而已。武术家程宗猷（冲斗）也曾说：“（日本刀）锻炼精坚，制度轻利，鞘把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喜磨整，光旭射目，令人寒心！”（39）这类誉美之词，都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真正对日本刀用心做了记述的，似乎只有两家，其一是嘉靖间东南御倭主将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其二是明末广东遗民屈大均。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2《倭国事略》中，有“倭刀”一节云：“（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吝重价而制之，广延高师而学之；其贫者所操不过下等刀耳。善运刀者在前，冲锋可畏，颇有限也。中国人不知，望之辄震而避焉。擒获倭刀，亦莫辨高下，混给士兵，故志之。）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杂用。又一剌刀，长尺者谓之解手刀；长尺余者谓之急拔，亦剌刀之类。此三者乃随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长柄者乃摆导所用，可以杀人，谓之先导。其以皮条缀刀鞘，佩之於肩，或执之於手，乃随后所用，谓之大制。又有小裁纸设机刀，出长门，号兼常者最嘉。上等：上库刀。（山城国盛时，尽取日本各岛名匠，封锁库中，不限岁月，竭其工巧，谓之上库刀。其间号宁久者更嘉，世代相传，以此为上。）次等：备用刀。（以有血漕为巧，刀上或凿龙，或凿剑，或凿八幡大菩萨、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宫，皆形著在外为美观者。）”这段文字万历年间又被李言恭的《日本考》所全部照抄，故颇有传播，是嘉靖以后明人了解日本刀制度、类别的主要依据。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是一位深怀报国之志的文武兼备人才，被茅元仪称赞为“古今一奇士”，（40）。《筹海图编》是在胡宗宪的具体支持下完成的，而发凡起例则是受了唐顺之的启示。郑若曾留心海防，对日本、朝鲜、安南等问题均有研究。他对日本刀的记述没有说明材料来源，但可信度较高，不是一般文人的稗贩文字可比的。屈大均（1630――1696）是明亡以后南北遗民群体中的翘楚人物，是著名诗人、史学家和博物学家。他在《广东新语》卷16《器语》曾对日本刀有所记述：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唯刻上库者不出境。刻汉字或八幡大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镂镌金银者，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软者，以金银杂纯钢炼之，卷之屈曲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或旋花纹，或芝麻雪花。礬之以金丝礬则见，所谓绕指欝刀也。古有鱼肠剑，屈曲如环，此亦其类。刀头凡作二层，一置金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夷往往佩之。又有两刃如剑，隐出层纹，可沾积毒药，然皆不可多得。”屈大均的这段文字，是明清人关于日本刀的所有记述中最详细，也最具体的一家。首先，他的记述来自他在澳门和其他地方对日本刀的考察，以眼见为据，自然比之那些以耳代目者的文字准确度要高。其次，这与屈大均本人的学养识见有关，也与屈大均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理念有关。大均是胸怀复明之志的杰出人物，他是文人，但非常注意军事方面的问题，他写在《广东新语》卷十六中的兵器各条，每一条都很札实，很详细，反映出他用心之深和用功之勤。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都是切实可用的军事技艺，比之明代一般“捃拾陈言，横生鄙论”的兵书来，（41）相距何啻天壤！屈大均对日本刀的细心考察，还有他对日本刀法的概括总结，与当时很多抗清志士对日本曾寄予希望的心理是一致的，是有所寄托的。从远处讲，这是戚继光实学实用精神的继承；从本人讲，屈大均不亏是一代博学通儒，他懂得兵器与武艺之间相辅相成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道理似乎很浅近，然而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明代那些侈谈兵学的无聊文人了。
三
以“相击”为主要形式的剑技，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的一种短兵武艺，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时代，剑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剑成为身份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剑术已经相当发达，击剑蔚为专学，特别是在东南的吴越地区。群雄并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随着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显著提高，击剑活动更为普遍。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剑技为人效命的“私剑”、“剑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后来“侠”的滥觞。产生了关于剑术的专门论说和著作。这种风气延续到西汉仍很兴盛，击剑风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长击剑“立名天下”，职业剑客奔走豪门。（42）风气之下，甚至连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学习击剑，显然这是一种时尚，是文人高自标置的表现。（43）
我国历史上，击剑活动大致从周秦一直延续到了隋唐。隋唐以前，古人常常以文章、击剑相提并论，体现了一种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诗人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抵卿相。”便是脍炙人口的一例。（44）在我们看来，这种风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是孔子文武不偏废的思想的发展。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间习武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自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意识社会化，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45）加上古代兵器和武艺也在不断演进变化，汉以后，剑在战阵中崇高地位让位于刀，剑逐渐衰落了。于是，剑的存在形式也从“相击”慢慢地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及至明清，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之类成了社会上剑的主要表现方式，古之“剑客”也变成了侠义小说中半人半仙的超人。
可以推知，我国古代历久不衰的击剑之风，击剑的实践技术和理论，一定会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滚滚长河流入日本。
在日本，人们至今把剑刀武艺的比试统称为“击剑”，这显然是对中国古语的借用。日本人民在传统上称佩刀为“剑”，称日本刀的实用技术为“剑道”。又称刀为“太刀”、“大刀”。这类术语也都源自中国，正透露出中国古代剑刀武艺对日本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一部叫《剑道》的剑术专著，卷帙为三十八篇。这部书应该是我国汉以前许多“剑论”的集粹，卷帙之多证明了古代剑论的发达，也可证明“剑道”一词为中国所固有。这部书早在隋唐以前就已失传，（46）“剑道”一词亦不复为后代沿用。日本武道至今保存并使用这个词，再联系到日本剑道的许多古老特色，使我们相信，包括《剑道》在内的我国古代的剑术论著和有关技艺确曾传到日本。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曹丕《典论·自叙》中，有一段曹丕自叙学剑始末的文字，其中最称精彩的一段是讲他与奋威将军邓展以甘蔗代剑进行比试的经过，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更是我们研究古代击剑细节的珍贵资料。已故的武术史家唐豪先生，曾以曹丕自叙比剑的动作名称与日本剑道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曹丕的“中其臂”，即日本剑道的击中“右笼手”。曹丕的“中面”和“正截其颡”即日本剑道的“击面”。曹丕的“突以取中”，正是日本剑道的“刺喉”。此可证明日本剑道称刺为“突”，也来源于中国。（47）唐豪先生认为，这些击刺部位及名称术语的谙然相合，反映了日本剑道与中国古代击剑之间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我以为唐先生的结论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我国现代武术中的短兵，举凡刀、剑、鞭、简之类，基本上都是用一只手执器柄，练习者的功力水平主要通过完成“套路”来进行观察评陟，官方将这种形式的评分确定为“竞技武术”，对抗性的器械竞技形式在我国久已寝废不行。而日本的短兵主要是双手执柄，功力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有规则的竞技形式确定。相比之下，日本短兵的代表形式“剑道”，更多的保存了实战性，内容质朴，方法简练，有利于训练人们勇敢精神和顽强、机智等品质，自来是日本传统教育体制中训练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方法。双手执柄的刀法，在日本历史久远、流传有绪，应该肯定它是古代日本人民在短兵武艺领域里一项风格特异的创造。但是，如果寻根求源，我们就会发现，日本早期的双手剑刀法也应该源之于中国。日本的剑道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双手剑刀法的基础上，经过日本武士长期改进和充实后逐步形成的。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双手执柄的剑刀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可以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只是过去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罢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些必要的考辩。
前面谈到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剑的鼎盛时代。但是，从春秋到战国，剑的形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春秋之剑短，战国之剑长，长短的变化几乎是成倍数的。春秋青铜剑，以举世瞩目的越王勾践剑为例，通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36。而战国铁剑的长度却常常在100厘米以上。解放初，湖南衡阳出土了楚国铁剑14件，其中最长者达140厘米。（48）近年，在湖北宜昌发掘到的一柄铁剑，通长120厘米，把长30厘米以上。（49）这类例证不胜枚举。剑的长短之变，固然同当时金属冶炼锻铸技术的发展和剑在战争中的实用意义的提高有关，但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就是剑的实用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的短剑，基本上属于自卫武器，其把柄一般在10厘米以下，无庸说是单手执用的。战国到汉代的长剑乃是进攻性武器，其把柄往往在20厘米以上，显然可供双手握柄，不然柄长非但无宜，反而有害。剑身长，把柄也长，其剑的功效主要以“击”来分析，这种长剑至少在用于劈砍（击）时，只有双手握着把柄，才能砍杀裕如，充分发挥其威力。所以，《庄子·说剑篇》载，当庄子身着剑服，以剑士身份向喜好击剑的赵王游说，时，赵王首先问他：“夫子所御剑（或作杖）长短何如？”正反映了战国时长短剑的技术分野已很明确，人们的认识很清楚。
我们根据出土实物的分布情况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战国铁制长剑首先兴起于楚国。这种锐利的新式短兵器，加上与之相应的一套击刺技术，提高了楚军的战斗力。所以，秦昭王曾经深怀忧虑地说：“吾闻楚之剑利而娼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吾恐楚之图秦也。”（50）楚国之后，崇尚武功、勇于革新的秦国也采用了这种长剑，《史记·荆轲传》记载，秦始皇所佩之剑就是长剑。1974年，临潼县始皇陵俑坑出土的两柄青铜剑，通长都在80厘米以上，其中之一达到91厘米，也属于长剑类型。（51）在楚国， 长剑被称之为“长铗”，意即“长把剑”，这个名称本身就足以说明长剑的技术特点。但是，由于对“长铗”一词的解释古今学者不尽相同，认识上不免有歧异，还需要做些诠解。
“长铗”一词，见屈原《楚辞·涉江》及《战国策·齐策》。 为《楚辞》作注的汉代学者王逸说：“长铗，剑名。其所握长剑，楚人名曰长铗也。”杨雄《方言》也说：“长剑，楚人名曰长铗”可见，“长铗”是楚人方言应无疑义。然则，“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本来为先秦古籍作注的汉晋学者们，早就有明确的解释，如晋司马彪云：“铗，剑把也。”（52）依此顺推，“长铗”自然就是“长把剑”。但到了清代，程瑶田、阮元等学者，囿于所见先秦青铜剑多是不同地区出土的传世品，不能全面反映古剑形制，他们各自以所见古剑为根据，一反古训，别出新义。程瑶田说：“铗为剑室，故称长铗。剑把安得称为长乎？”阮元又说：“长铗即夹也，腊也。……以其夹剑身也。”（53）由于程、阮二氏在古器物的研究上都有突出成就，阮氏又是一代学坛领袖，因此，他们的解说容易为大家所据信。至于现代《楚辞》注家，多数人直接注为“长剑”或“剑”，这种解释虽然不算大错，但也容易给读者造成“铗”是剑的一般代称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战国策·齐策》写得清楚，那位弹铗长歌的冯谖，先是“依柱弹其剑”；“复弹其铗”；进而“复弹其剑、铗”。可见这里的“剑”与“铗”是指同一柄剑的不同部位而言，“剑”言其身，“铗”言其把。正表现了冯谖意气越来越疏狂。（54）另外，《庄子·说剑篇》载庄子对赵文王云：“天子之剑，以燕奚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赵为夹。”此处“夹”为“铗”之通假字，与锋、锷、脊、镡同为一柄的各部位。庄子在叙述一柄剑的各部位时，先言锋，未言铗，基本上自上而下，叙述本身已清楚地表明了铗就是剑把。事实上，“铗”字的剑把含义是由“挟”字引伸来的。《说文》：“铗……一曰挟持。”段玉裁《注》：“一谓读若挟持之挟。”可知“铗”当读如“挟”音。
到了汉代，剑虽然仍旧分为长、短两种形制，但长剑已遍及海内，短剑则日趋减少。同时在长剑的基础上，又脱胎出了环首大刀，也就是史书中所常见的“长刀”。东汉以后，长剑终于渐渐衰退了，长刀成了军中的主要短兵器。近年，在安徽阜阳西汉功臣夏侯婴之子夏侯灶的墓中，出土了通长120厘米、把长28.3厘米的铁剑，这是西汉长剑的典型。（55）前几年，在云南大关、昭通曾出土通长125厘米、把长23厘米的铁剑，这都是东汉长剑的典型。（56）西汉中期以后，通长110厘米以上的长刀，考古发掘所获极多，这种长刀的把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表明在可供双手握把这一点上，长刀承袭了长剑的主要特点。在我看来，厚背薄刃的刀型终于取代双刃锐锋的剑型，象征着短兵实战技术进一步向“击”的方向的偏重。因为对普通士兵来讲，掌握“击”的技术显然要比掌握“刺”的技术来得容易，在群体作战的状态下，特别是骑兵作战，用“击”的频率比“剌”要高，杀伤机率也往往比“刺”要高。同时，这一改进也相应简化了兵器制作工艺，提高了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长剑向长刀的演进在短兵器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一个必然。 我国历史上，长刀的使用期是相当长的。前面提到魏明帝赠卑弥呼的“五尺刀”。合今制约120公分，自然也属长刀类型。大致到了魏晋以后，汉代式样的长刀才逐步从军中退出，但至唐宋以后，关于长刀的记载仍然不绝于史书。当然，长剑的衰退也不是说它就从此消声绝迹了，从史书中看，至少在五代和北宋初，长剑又曾活跃在军旅中。五代时，后梁、后周都曾设置过长剑军，一般选用最骁勇的将领担任指挥，似乎是军中最重要的“选锋”，这是五代兵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原因何在，犹待考求。（57）通过以上对名物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确认汉代以前我国有双手剑刀法的存在，而且我们相信，这种剑刀法一定会随同中国制造的剑刀一起东传日本，开日本后世剑道体系之先河。除此而外，我们再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呢？换言之，在我国古代剑刀武艺的遗存文献中，有没有双手剑刀法的图谱呢？
四
明代末年杰出的军事著作家茅元仪，在他的旷代巨著《武备志》中，收进了一部双手剑谱，这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双手剑谱，它是我国古代武艺文献中的瑰宝，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茅元仪在剑谱的序言中写道：“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编中有诀歌，不详其说。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其势法具备。固知中国失而求之四裔，不独西方之等韵，日本之《尚书》也。”（58）茅元仪在《武备志》卷104《器械三》中再次提到过这部剑谱： “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于阵，以失其传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其式更不可缓矣。剑无今古，即《武经》之二种而图之。”显而易见，在茅元仪看来，包括唐太宗的“剑士千人”在内的我国古代剑技家们，其施于战斗的剑法主要是双手剑法，不是后世那些“只好看，上阵无用”的一般剑法。他所说的“断简残编中有歌诀”的“歌诀”，应即他与“朝鲜势法”一起收在《武备志》里的《剑诀歌》，这是他从唐荆川的《武编》中抄录来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剑诀》，现在虽不能依诀演练，但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很清楚，茅元仪认为剑法在明代已经失传。茅元仪的这一认识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古之剑法在明代已经失传，并不是茅元仪一人之见，而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其中包括戚继光。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就没有收取剑法，甚至也没有收录刀法，这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明代何良臣在其《阵记》卷2《技用》中，也曾明确指出：“军中诸技，唯刀剑法少传。”宋懋登《九龠集》卷2《钱氏剑策序》有云：“盖余之再游长安也，与英六周千侯交甚欢，千侯尝谓余，古法不传者三：曰剑术，曰坑法，曰画眉。坑法太惨酷，而画眉都确男子气，皆君子所不道。独惜剑法不传，使万世之抱孤忠、怀阴孝、纫深恩者，无从泻其至情，至阴阳日月，反覆薄蚀而不已，则君子不能无遗憾焉。” 被茅元仪称之为“朝鲜势法”的这个剑谱，毫无疑问出自中国某个佚名武艺家之手，不但茅氏在序言中确认了这一点，而且剑谱本身的许多特征也足以证明。我们应当深深感谢古代朝鲜的武艺家们，是他们为我国保存了这部在茅元仪的时代已很难见到的无上珍品。它的发现，证明中国古双手剑法曾传到朝鲜，也证明这种剑法还有可能不绝如缕般地保存在民间，只是被官方所漠视。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又不足为怪。需要指出，由于剑谱本身结构上的缺陷，文字术语上的时代隔膜，今天我们试图透彻地解读这部剑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专门下功夫去做。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只能稍稍做些介绍。
这个剑谱除了“初习四法”外，实际内容是四法，共二十四个图势。四法是：格、洗、击、刺。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剑法的传统术语，在古文献中可以大略考见其渊源。但在总体上已经虚花化了的当代中国剑术里，这些古典术语早已渺无踪影。如此精赅的古典术语竟不被当代武术界所沿用，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四法之中，格、洗是防守法，击、剌是进攻法。二十四个图势，四法各占若干势子。其中格法四势；洗法一势；击法最多，为十四势；刺法五势。从四法各占图势的比例上，就清楚地看到，双手剑的进攻法以“击”为主，以“剌”为辅，这正是它不同于一般单手剑法的最大特点。“朝鲜势法”无疑是很古老的，现在要考定它形成的具体时代有很大难度，关键在于在中国文献中它差不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可资参照的材料太少。图势的绘制年代应该比较晚一些，我们不妨先就绘制年代提出一些看法，聊备大家参考。
我以为剑谱的绘制年代不晚于元明两代，或者还要早一些。首先，二十四势的谱词中，有不少词语在元人小说《水浒传》和元杂剧中也可见到。试举三例：其一，剑谱“击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头击”，在图势中排在第四势，是“霹击上杀”之法。唐豪先生认为“豹头击”即日本剑道中的“诸手上段之构”；我以为此即通备双手刀法之“力劈华山”。按，以“豹头”命名，与《水浒传》林冲的绰号叫“豹子头”寓义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上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也是“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王利器先生认为，《水浒》中的林冲从武艺、绰号都是模拟张飞而来的，是以形象为绰号。（59）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拟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剑的动作名称中。其二，谱内出现最多的是“掣”字，这个字在《水浒传》的打斗描写也时常见到。如：第二回：“王进野却不打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搠进来。”第九回：“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条棒，使个旗鼓。”第十四回：“只见侧阳首篱门开着，一人掣两条铜鏈。”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个字，是明代武术资料中所没有的，这应该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习惯用词。 其三，剑谱第十二势“钻击势”的谱词有“鹅行鸭步”一词，亦见《水浒传》第三十二：“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桥时，只是鹅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得快？” 三例或能说明剑谱还保留了一些元代语言特色，证明它的术语的形成要早于明代。其次，剑谱的不少技术术语，如：裙拦、诱赚、直符送书、朝天势、兽头势、白蛇弄风、泰山压顶等，也见于明代武艺图籍中；但有些术语则不见于明代武艺图籍。见于明代者，分散在枪谱、棍谱、拳谱中，而这里却集中在剑谱中。不见于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词在风格上与明代有较大差异。这一方面说明了古典武艺术语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剑谱所特有的词语在明代已不再使用，并被其它武艺形式所借用。再次，谱中绣像人物画、刻俱很精彩，很传神，动静分明，把位步势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人物服饰是明代小说绣像人物的常见服饰，绘画风格与明代徽刻小说绣像插图相近。
综上，我初步认为，这个剑谱所记录的是宋元以来流传有绪的双手剑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为这个谱本的，则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艺家。至于它如何能传到朝鲜，茅元仪大致在何时得到它，这些问题并非毫无踪迹可寻，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先放下来，待以后再谈。 唐豪先生曾拿这个剑谱与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剑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较，他发现日本剑道的五个“构”，即五个基本刀势。与这个剑谱中的五个势子相同，因此，他进一步认定，日本的双手剑刀法，是以朝鲜为桥梁由我国传去的。他还认为，经过元朝蒙古统治阶级对民间练武的一再禁绝，我国的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经失传了。（60）唐豪所做的比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说已很有说服力了，因为剑谱图势的相同，只是一种静态比较，不足以证明这五个剑势的劲力要求和运动脉络也相同，因此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剑谱中的一部分动作，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击”法，与日本剑道动作如出一辙，若合符节，这真实地反映出中日双手剑刀法之间的渊源关系，证明我国双手剑刀法确曾东传日本。至于到了明代我国双手剑刀法基本失传的问题，我以为，原因复杂，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历史原因，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论，从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剑法，主要是双手剑刀法在明代已成广陵绝响，但也不能排除它仍旧被一些民间武艺家所传习。也就是说它还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视而已。精通武艺的明代抗倭名将领俞大猷，曾师事民间武艺家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据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纪》载：“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又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即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尽剑术，益悟常山蛇势。”（61）李良钦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个小传，引录如下，以稍见其人。传云：“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精于剑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62）同安，明属泉州府。荆楚地区正是长剑的发源地，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出产“勇士奇才剑客”。（63）到了明代，可能还有流风余韵绵延下来。“荆楚长剑”的具体内容已无可考知，但从上引资料来看，俞大猷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一个“击”字，极为传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质，就是说这种剑法的主要形式是“相击”，不是单练，不是一般用于表演的“套子武艺”。又，“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这十个字同样传神的勾勒出了长剑的技术特点。击剑技术的一个最基本最常用的攻击手段，就是攻击对家的前臂和执剑的手，因为这里是对家距离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继光所谓“枪是伏腰锁，先札手和脚。”（64）道理是相同的。曹丕与邓展比剑，自云：“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进一步证明这是源远流长的击剑技法。“朝鲜势法”第三势“左翼击”云：“法能上挑下压，直杀虎口。”也是击手之法。最后一点，李良钦与俞大猷击剑，用的必是竹剑或木剑，是一种代用剑，只有如此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掌握技术，进行竞技活动，不然就不能“批手”。此处一个“批”字，正透露出李、俞击剑的训练竞技性质。 “荆楚长剑”是古代长剑在明代的孑遗，这个判断应该不会有大错。由此却引出三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俞大猷确实掌握“荆楚长剑”，而且是此道中之高手，但他为什么不载诸文字，没有给后世留下一份长剑图谱。俞是云文云武的淹贯博通之才，平生著述甚富，为什么就不肯稍动笔墨，将长剑精义长留在天壤间。俞氏有《剑经》一书，其中也多处提到乃师李良钦，但所谓《剑经》其实主要是讲南方棍法，还有其它一些武艺内容，就是没有具体的长剑法。1987年我在点校《剑经》时，曾反复研读《剑经》，当时觉得俞氏可能将长剑技法融入到了棍法之中，俞氏借棍存剑，有些微言妙义须深明此道者自已去漫漫品玩，心领神会，不然何以称棍法著作为《剑经》？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剑经》中确能读到一些有助于悟解长剑技艺的内容，但一是很少，二是很隐晦，总有雾里看山之感。以俞大猷的襟怀气度，为什么会这样做，难道也是出于“秘不视人”的狭隘思想？如确是如此，则李良钦“荆楚长剑”不能传存后世，俞大猷便不能辞其咎。
第二个问题。茅元仪称，“朝鲜势法”是“好事者”得之朝鲜的，而这位“好事者”是何人，他没有说明，成了一个谜。按，茅元仪的《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这部书使他名声腾起，不久便以“知兵”受朝廷征用，充任“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院辽东，抗御后金南侵。（65）这说明他得到“朝鲜势法”，不是在出征辽东之时，而是在此之前，在编撰《武备志》时就已经得到。我的推想，从朝鲜带回这本剑谱的“好事者”，很可能是一位参加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入朝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浙籍军人，当时称“浙兵”，又称“南兵”。浙兵是戚继光一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劲旅，万历援朝之战中曾有数万浙兵入朝作战，《朝鲜李朝实录》称他们身着红衣，“劲悍无敌”，倭寇见之“怃然有惧色”。（66）带兵将领中的浙人骆尚志（绰号“骆千斤”）等精通武艺，曾主动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并从军中选派教师向朝鲜军队传授枪、剑、狼筅等武技，内容基本上都是戚继光在浙江备倭时所编选的武艺，从而形成所谓“朝鲜十八般武艺”。这是中朝武艺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武术史上的大事，因为朝鲜王室十分重视从明朝引进的各种武艺，特由官方汇编成书，才使得许多中国不传的古典武艺内容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因为中朝两国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我以为从朝鲜带回“朝鲜势法”的“好事者”，很可能是入朝浙兵中的某人，茅元仪也是浙人，他见到这本剑谱便是情理的事了。
第三，李良钦、俞大猷的“荆楚长剑”与“朝鲜势法”之间有无关系，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万历间入朝作战的南兵系统中有一支福建步兵，带兵者游击将军许国威。许国威字元真，武进士出身，晋江人，与俞大猷是老乡。许是帮助朝鲜练兵和传授武艺最多的人物之一，李朝官方对他非常敬重，说他“能文词，有义气，与经理杨镐亲好，镐被参，国威率诸将官上本申救。”以年序计，许国威能赶得上俞大猷，他所带的军队可能是俞大猷系统的，不能排除他本是俞的部下或门生。明人著《谭襄敏（纶）轶事》载，俞大猷曾经选“少壮力能举二百斤者千余，教以荆楚剑法。嘉靖三十四年战于何家礛，大破倭。”（67）照此，许国威确有学过“荆楚长剑”的可能。那么这个所谓“朝鲜势法”是否即许国威传到朝鲜的“荆楚长剑”呢？有趣的是，李朝正宗时期（约当清代乾隆后期）的朝鲜官员们不承认有所谓“朝鲜势法”，他们甚至认为：“茅元仪深叹剑术之不传，自撰其谱，又传其图，一则曰得其诀于朝鲜；一则曰得其式于海外，托意渺茫不测之境，神其说而使人信之其微旨矣。”（69）然而，他们汇编的《武艺通谱》中，却收录了一部《锐刀谱》，其内容与《武备志》的“朝鲜势法”基本一样，所不同者，一是改剑为刀；二是比“朝鲜势法”多了四势，凡二十八势；三是有全套刀法的演练套式。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总之，“朝鲜势法”的来路和它与《锐刀谱》的关系，不是现在能够说得清的。有明三百年间，中朝两国的武艺交流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绝非本文所能容纳的，我们只能先谈到这里。
五
如同中国的剑刀制作技术传到日本一样，中国剑刀技法传到日本，经过日本人民长期实践探索，他们发扬了中国剑法“持短入长，倏忽纵横”的传统优点，（68）摈弃后世中国剑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流弊，创造出以技法朴实严整、劲力充实流畅为主要特点的日本式刀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武士根据充分利用地形、空间以发挥人自为战的要求，创造出了一套变换极其迅速灵活的步伐，把漂疾湍悍的大劈大杀，同进退轻捷结合起来。在对战中，为了“甚便旋转跳跃，用短制长”，甚至不着甲胄，“裸形赴斗”（70）加上器械精良，使技术与兵器相得益彰。与唐、宋以后的中国一般剑刀法相比较，日本刀法确有许多技术优势。
从明代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当明代中叶，日本海盗对我国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侵扰中，日本刀作为倭寇最主要的战斗手段，曾对中国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日本刀法引起了明朝将领、武艺家和各种人士的注意。戚继光在十二卷本《纪效新书》卷4《短器长用解》中说： “长刀，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何良臣在其《阵纪》卷2《技用》中说： “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明末徽州武艺家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也说： “其用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常败于刀。”诸家之中，除戚继光之外，要数晚明“岭南三家”之一的番禺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语器》中的一段描述最为精到： “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 很清楚，上引各家对日本刀法的着眼点，首先都在步伐上。程冲斗说的“左右跳跃，奇诈诡秘。”屈大均的“横行疾斗，飘忽如风”，“蹲以为步，退以为伐。”都是讲步法。还要以茅元仪说的最清楚：“长刀，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其次，双手执用的长刀兼有长、短兵器的特点，故长兵器、短兵器都难对付。所谓“短器难接，长器不捷”正是戚继光得之于实战的甘苦之言。至于屈大均说的“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这些话非常专业，不像是一般文人的笔墨，我怀疑要么屈大均曾练过日本长刀，熟悉长刀法势，要么就是录自日本刀法的图谱中。日本刀在澳门很多见，日本刀法在广东也有流传，所以屈大均学到这种“岛中之绝技”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71）
日本刀法除上述优点外，从明人记载看，倭寇用刀还有两个特殊伎俩。第一，倭寇临阵，惯用双刀。“手舞双刀，刀长五尺余，手腕运动，开锋甚长。其刀飞，通身如雪，无间可击。”（72）所谓双刀其实是一长一短配合使用。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战功》，本是小说，但内容以史为据又稍加演义，详述胡宗宪设计剿灭汪直、徐海等海寇始末，基本可信。其中讲道：“原来倭寇交战时，左手持着长刀杀战，却不甚便利，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与他交战，只用心对付他左手长刀，却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虽用心对他长刀之时，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头已落地矣。胡公细细访知此弊，却叫军士专一用以对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同类记述还有一些，以我所见到的，但都不如周楫讲得明白浅显。
第二，倭寇最善整磨刀身，使之经常保持光亮锋利，作战时可以立断坚韧，同时在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也给对方造成心理威慑效应。最喜欢采用的作战队形是所谓“蝴蝶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云：“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 对于日本刀的这些长处，一些优秀的明朝将领，都曾认真加以研究，寻求对应办法，同时也用心引进其刀法，借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这中间，戚继光具有荜路蓝缕之功。戚继光不愧为一位精研覃思、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针对倭寇善于个自为战以发挥长刀优势的特点，他从民间武艺中吸取了大量技艺，创制了“长短兵迭用”的“鸳鸯阵”法，以集体的“齐勇”来对付单个倭寇。（73）实践证明这是打破长刀优势的有效办法。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纪效新书》时，收取了长、短兵的各家武艺，甚至也收进了“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论及者，他唯独没有收取短兵武艺。他不无遗憾地说：“世传刀法甚多，传其妙者绝寡，尚候豪杰续之。”可见，鉴于日本刀法的技术优势，他对当时我国刀法的选取抱审慎而宁缺毋滥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对倭作战时获得了日本长刀的“倭夷原本”，“又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后来他改十八卷《纪效新书》为十二卷，内容有删有增，这部刀谱是增收的内容之一。《辛酉刀法》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写成的《隐流之目录》及其“习法”，后面是戚氏的演练法。《辛酉刀法》合中日两国刀法为一谱，在中日剑刀武艺的交流史上不失为珍贵的文献。（74）
从《纪效新书》中看来，嘉靖四十年前后“戚家军”虽然已具规模，但尚未配备日本式的长刀，证明戚继光还没有系统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他的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刻成时，我们从该书中看到，长刀及长刀法，已经成为正在北方防御蒙古人的“戚家军”的主要装备之一了。这时，按照戚继光的精心布署，首先，骑兵也配置民长刀，在最基本的“队”的建制中，两个鸟铳手是正副队长，但要求二人“仍习双手刀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鸟统手，“给长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给短刀、或给长刀。每当操练时，如假设敌人为骑兵，持长刀者“以原习倭刀进法”，下砍马腿，上砍马头。如假设敌人为步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或者“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为上等”。（75）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国军队里来，实现了唐顺之早就提出的“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头”的宿愿，充分反映了戚继光勇于学人之长为己所用的可贵精神。（76）
继戚继光之后，天启、崇祯间，武艺家程宗猷又专门研究了日本刀法，于天启元年（1621）刊成《单刀法选》一书，对引进日本刀法做出了卓越贡献。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说：“器名单刀，以双手执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余故访其法，有浙师刘云峰者，得倭之真传，不吝授余，颇尽壶奥。”程宗猷字冲斗，出身徽州休宁望族，程氏一门俱崇尚武艺，故明清之际程氏武名广传东南。宗猷是一位“凡有名师不惮远访”的爱国武艺家。在得到浙师刘云峰的传授之后，他又亲自走访了当时以刀法闻名南北的毫州武艺家郭五，经过比较鉴别，发现刘云峰所传刀法“胜郭多矣”。进一步验证了日本刀法的实用价值。但是，可能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刘云峰得自日本人的刀法“有势有法而无名”，程宗猷为使这个来得不易的刀法传之久远，便“依势取像，拟其名。”著成这部至今仍可参照图谱演练的《单刀法选》，为日本刀法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有成绩的贡献。清代初年，具有反清思想的遗民学者吴殳，曾着意结交天下豪杰，留心海内各家武艺，对日本刀法也做了一番研究和整理，著成《单刀图说》一书。吴殳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唐有陌刀，战阵称猛，其法不传。令倭国单刀，中华间有得其法者，而终不及倭人之精。”（77）因此，他以日本刀法为主干，吸收了“渔阳老人”的剑法，创编了双手刀法十八式。吴殳的刀法，以左右撩刀等八势为核心，以“避虚就实”为以短破长的要点，在刀法上表现出与程宗猷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认为： “此十八势习之精熟，虽未能合于倭法，而中国花法，皆退三舍矣”。吴殳一生努力探研武艺之道，经师甚多，见闻广博。但启蒙老师是常熟人石电（字敬岩）。吴殳在其著作中没有写明他的日本刀法是否得自石电，但另据曾经和吴殳一起受业于石电的清初理学家陆桴亭的记述，石电本人“与浙人刘云峰同学倭刀，尽其技”。崇祯八年（1635）石电在安徽宿松死于张献忠农民军之手。据说他平时曾说过“步战唯长刀最胜。当马毖步斗时，公（石电）仰天叹曰：使吾得长刀，贼不足尽耳！”足见石电确实精于日本刀法，而吴的日本刀法完全有可能得自石电。（78）这样看来，吴殳与程宗猷的日本刀法实际上出于一源。
然而，不难看出，程、吴两家刀法有同源异流之别。程氏单刀全学日本刀法的本来风貌，他的谱中连拔刀、鞘刀等细节也都效法“倭式”，大有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的味道。吴氏则力图揉合中日两国的刀法为一体，他的十八势是双手、单手变换执柄，其中有明显属于中国剑刀的东西。这使我们看到，从刘云峰、石电、程宗猷到吴殳，我国武艺家对日本刀法的学习已今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一个由彻底引进到力图揉合创新的阶段。我们在练习中曾对程宗猷、吴殳两家刀法做了一些初步比较，觉得吴氏刀法简明扼要，易于掌握是其优点，“避虚就实”之说也不无道理。但是，他的八个要法，主要是从假设对方所执为长兵设计的，他自己也说得明白：“击虚之法易见，击实之法则在斫其枪杆。枪杆被斫，不断折必粘住；杆被粘住，则不能闪赚颠提，刀更进步，必伤人矣。”这样，就使得他的刀法无论方法或劲力上都不能不有局限性，如果对方也执长刀，或者执长兵而步伐便捷，“击实”之法将可能沦入武艺家所忌莫深焉的“拙力”境地，其人必危！同时，短兵破长，要点在于步下疾速灵活。早在汉代，人们就说：“利剑长戟，手足健疾者胜”。（79）后世武艺家也有“短见长，脚下忙”之说。
如前所论，日本刀法又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突出优点。吴氏固然也强调步伐，但他的刀法立足于“就实”之法，故大体上是一步一势，并未显出应有的灵活性来。这样看来，虽然吴殳对程宗猷的刀法屡有微词，但实际上程宗猷到底是个中里手，吴殳不能不相形见拙。总之，程氏刀法来自于“倭之真传”，吴氏学识广博而聪明绝顶，但他的强项是枪法，长刀不是他的擅场，于是终究不免有想当然的地方。所以，他自己也曾不无感触地说：“斫削粘杆，余本得自渔阳老人之剑术，单刀未有言者，移之为刀，实自余始。安得良倭以亲灸之！” 六 自明代以来，我国如戚继光、刘云峰那样的武艺家们，积极致力于日本刀法的学习和引进，加上有程宗猷、吴殳等人的整理著述，这就使得人们对威名赫赫的日本长刀法终于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这丰富了我国的武艺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明代军队的战斗水平。
可以说，我国古代传去日本的双手剑刀法，经过了日本武士们的充实提高，又在明代带着东瀛风貌回到我国，这是一个含载丰富的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朝鲜一直是重要的参与国，起着特殊的作用。朝鲜不只是在中日间起着沟通作用，而且也不断地汲取中、日剑刀武艺的精粹，逐步形成了具有中、日两国特点的朝鲜刀剑风格。迄今保存在韩国的多种中、日古代刀剑武艺图谱，就充分地反映这一点。清代，中国的传统武艺形式发生了最后一次重要变化，这当然与清朝建立者是来自白山黑水的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由日本传来的双手刀法在晚明时期曾相当活跃，坚持抗清的南明残存力量有人在用日本刀，清军也在用它，说明日本刀的还有相当大的用武之地。（80）但入清以后，虽然还能看到例如乾隆皇帝对日本刀剑的珍重，（81）但日本长刀及其刀法似乎又归于沉寂，至少我们在清代军队的兵器装备中看不到日本长刀的身影，也未发现传留下什么著作。原因何在？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清代兵制和武艺结构者发生了变化，例如，清代重骑兵，八旗主力以骑兵为主体，双手执用的长刀不适合骑兵使用，于是军队对日本式刀剑的需要量就大减，使用技艺也随之漫漫消沉下去了。然而，日本双手刀法被我国民间武术家们所珍惜，一直传存到今天。
清代末年，河北盐山县武术家黄林彪得双手刀法于天津纪氏，黄视为珍秘，只传给大弟子张玉山及晚年所收弟子马凤图。张玉山一支后继无人。马传给二弟英图及长子广达等。1925年前后，马凤图在张家口察哈尔都统府任参议时，曾应张之江将军之嘱，将部分双手刀法改编成为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作为西北军大刀教材实行推广。晚年，指导我对双手刀法诸问题进行研究，以探幽发微，正本清源，使双手刀法正脉得以传存。这就是我一直从事双手刀源流及其刀法精义研究的由来。约略与黄林彪先生同时，有吴桥桑园谢德恒兄弟以阴手枪、持枪枴及双手刀法驰名京南，三种器械都是武林珍秘，足见谢氏得艺之精，识见之高。得谢氏之传者为静海县独流镇刘玉春，还有任相荣等。刘玉春字春霖，出身殷实之家，世代习武。他强健多力，又善能纵跃，勇捷善斗。民国十年前后，曹锟在保定练兵，为眩耀所谓“尚武精神”，特在军中设“武术营”，聘刘玉春、任相荣充任教习，传授双手刀法，当时称双手刀为“苗刀”，故又称武术营为“苗刀营”。入苗刀营者多是河北省沧州一带喜好武术的年轻人。得任相荣之传者，主要是在苗刀营任教官的沧州佟仲义先生；得刘玉春之传者较多，有郭长生、萧福善、赵世奎、石青山、丁超勇、孙玉铭、张凤梧、陈凤岐等，多是苗刀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双手刀法为什会改称为“苗刀”，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之谜。考之明清史籍，确有“苗刀”这个名称，如屈大均就提到过“有苗刀，其纹以九簾为上，轻便断牛。”（82）但，那是指西南少数民族苗族所锻造的刀，不是指一种刀法，更与日本刀法风马牛不相涉。所以，先父马凤图认为改称苗刀并不早，应该就在曹锟设置苗刀营时期。当时很可能是出自对日本刀的忌讳，也会考虑到如沿用程宗猷、吴殳的“单刀”，又容易与一般的单刀混淆，于是便改了名字。然而不能不说这一字之改很不高明，十之八九出自某位浅人。武人往往不学，晚近以来传统武术术语多有被妄改者，如改“闪赚腾挪”为“闪展（或作‘战’）腾挪”之类，例不胜举，“苗刀”之改当属此类。
民国十六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初，经张之江倡导，双手刀被列为馆定教材，在馆任职的马英图和郭长生，将原来传授不同的双手刀法做了一番融合调整，又参照古谱，重新制定了一个套子，为便于流行，仍使用“苗刀”这个名称，称之为“二趟苗刀”。当时为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敌忾，曾将一起势的三个“迎推剌”（即程宗猷刀法中的“迎推刀势”），改称为“三剌东洋”。这个“二趟苗刀”曾经相当流行，国术馆早期学员会练的人很多。它的基本结构与程宗猷《单刀法选》差别较大，但主要刀势大部相同，与吴殳刀法的不同之处就比较明显。马、郭二人的成功合作，足以说明晚清河北省内黄、谢两支双手刀法的源头都可能出自程氏，或是直接源自“浙人刘云峰”。考清楚这个问题难度很大，我们只有耐心的求索和等待，期望着会有新的材料被发现。
当今海内以苗刀鸣世者不一而足，一向沉寂的苗刀，近年颇有些热闹气象。因为苗刀名气大，又有某种神秘感，加上商品经济给武术观带来的巨大冲击，于是，各式各样的“苗刀”纷纷“脱颖而出”，专家们也就纷至沓来，著书立说。但恕我直言，不管他是谁，不管打着什么样招牌和旗号，或得到那一级武术官员的支持，获得了什样的“段位”和头衔，这些都不是证明确有“真才实学”的凭据，不能证明你的“苗刀”货真价实。武术家的真本事要通过综合考察来评定，但凭“钦定”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当然，鉴别真伪往往需要时间，时间能使一切显露真容，各就各位。假冒伪劣之类可以得一时之利，如果想着就以此得长久不衰之利，那也未免把武术这问学问看得太好摆弄了！
前代双手刀主要传人中，佟忠义先生是一家，但现在是否还有传人不得而知。先父马凤图、先二叔马英图合为一家。郭长生先生是一家。当代人里能真正传习双手刀法真义的人并不多。原因很多，前代武术家们十分珍视这份遗产，总不肯轻易授人，怕的是传人不当，一旦落到低层江湖人物和品行不良者之手，就会发生衰变，好好的东西也会被糟蹋掉。苗刀是渊源有自的古典武艺的精华，能完整的传存下来就是因为传授严，如果滥传一气，恐怕也早就变味了。再者，真正的好东西只有功力醇正而学养宏深的武术家才能拿得起来，浮慕浅学之徒，往往急功近利，不求甚解，更不肯下大功夫去深研精习，所以根本上拿不起如此沉重的东西。以我之所知，当代双手刀法代表人物可举于伯谦、张群炎二人。
已故的于伯谦先生是东北武术大家郝鸣九先生的弟子，又曾问学于胡奉三、杨俊峰等名家，遂以翻子、戳脚等艺见长，成为当代东北翻、戳拳法的第一人。伯谦在东北大学毕业，有很好的文史根柢，又加上好学勤思，博闻强记，一生汲汲追索传统武术精粹，对各家武学不设户限，广采博取，触类旁通。30年代初，东北军夏鹤一团在沧州驻防，夏是郝先生的弟子，便邀请乃师到沧州小住，同时邀来李书文、李霖春、马英图等人与之相聚。伯谦弟兄陪郝鸣九同往。期间，从马英图学习苗刀，苗刀传到东北是由此开始的。40年代初，伯谦又专程到甘肃寻访马凤图、马英图，再次得到二位前辈指教。伯谦强学多识而功力醇厚，对苗刀精要悟解良深，在劲力的表达上尤其能刚柔得体，转环自如。据当年与伯谦一起练武的罗文源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说，伯谦刀法纯熟，劲力浑厚，极富勇猛剽悍之势，曾得到凤图、英图二师的赞赏。伯谦的苗刀传给弟子史春霖、范垂绂等人，但十人不幸俱已作古。伯谦的孙子于刚等人犹能传承家学，世守伯谦的苗刀。
张群炎先生是我十分熟悉和敬重的一位武术家，同伯谦一样，他也是我的师兄。与伯谦相类似，群炎在武术上也称得上是融会博综之才。他曾问意拳于王芗斋先生；后曾师从郭长生先生练通臂。1966年底随厂迁到兰州后，又长时间出入马凤图先生门下，实际成为马凤图晚年弟子。群炎一生受到三位名师教益，还接触过很多或显或晦的武术家，经见之广，艺缘之深，可谓得天独厚！他功底札实，膂力过人，双臂和腰腿都有极好的灵活度，因曾专攻猿公腿法和地躺，两条腿韧健劲捷，上下左右运用自如，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武术腿功。群炎的苗刀得自郭长生先生，曾与马英图高足弟子牛增华相濡以沫，互有启发，到兰州后又得到马凤图指教。他的苗刀得益于传授正，用功勤，领悟高。最重要的，又肯努力参照古代图谱，寻根溯源，阐幽发微，直逼先贤堂奥。说实在的，这是许多人做不到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也总是受到先父生前的一再奖许。“文革”中，我们曾朝夕相处，忧喜与共，当时唯一的乐趣就是在先父指导下研习武术，从陆合枪到风磨棍，从劈挂拳、八极拳翻子拳到鞭杆的五阴、七手……当然，也包括苗刀。我正式确立苗刀为研究对象，是受了群炎的启发，在刀法运用上，从基本刀势到起落辗转、进退坐作，都受到群炎的教益，至今心存感念。以我之平生所见，也以我之武学素养和识见，我以为当代真正懂得并能表达苗刀精义的人只张群炎先生一人而已。其他没有显山露水的高人也许还有，我没见到，不敢妄断有无。仅以我所亲眼经见者，包括官封的“大师”之流，均不足以与群炎同日语。至于商品化大潮之下，某些钓名射利之徒，胡编滥造“苗刀”以自炫，蝇营狗苟，妄自得意，何足道哉！
“苗刀”是中日古代武艺交流的珍贵结晶，尽管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我们对它的研究还很肤表，许多问题还不曾涉及，甚至于不曾提出来作为讨论的话题。同时，深入挖掘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这方面的工作也还远远没有做好做足。总之，我这篇东西也仅仅是起了个头而已。当代中国武术不断浅薄化的浊浪已经浸漫到了传统武术领域，连苗刀这样的古典武艺精品也不能免受其害，真不能不让人忧心如酲。于是，尽我所能的考证一下双手刀的源流，借以揭示一下中国武术这问学问的深广，希望能有助于苗刀从浅薄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也希望对大家一起来重塑中国武术尊严有所助益。文内如有错误，恳望专家不吝批评。
注释
（1）、（47）、（60）：唐豪《古代中、朝、日剑术交流的若干考察》，载《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六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
（2）：马明达《历史上中日两国剑刀武艺的交流》，载《体育科技》总第五期，人民体育出版社，1980年。
（3）、（4）：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一章《远古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5）、（7）：汪向荣先生《邪马台国》第三篇《两个文化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6）：参见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第三章第六节，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8）：《文物》1974年第12期：《山东苍山发现东汉永初纪年铁刀》。参见《考古》1977年第2期，夏鼐先生《考古学与科技史》一文。
（9）：转引自唐豪《古代中、朝、日剑术交流的若干考察》，出处见注（1）。
（10）：见《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一书；参见贺昌群先生《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
（11）：小野胜年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讲话，载《考古》1964年第12期。
（12）：正仓院陌刀，见日本原田淑人《正仓院的手 和唐代陌刀》，载《东亚古文化论考》。
（13）、（14）：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一篇第二、三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15）：日本《续日本纪》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条。
（16）、（25）、（29）：周纬《中国兵器史稿》
（1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五。
（18）：转引自迁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参见余又荪《宋元中日关系史》第一章：“日本商品入宋者，为砂金、水银、硫黄、松杉等木材。莳绘、水晶、刀剑、扇等亦多。”
（19）：据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云：“日本商品之输入于元代者，则为黄金、刀剑、扇、莳绘……等。”
（20）：日本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三卷，转引自汪向荣先生《明史日本传笺证·附录二》，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21）：据英国人薛理、日本人稻田合著《刀剑与鲛》，转引自周纬《中国兵器史稿》。
（22）：日本迁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23）：见《明史·日本传》；《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3，永乐元年九月。
（24）、（25）：《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篇第二章《足利幕府与明朝的交通贸易》
（26）：明张燮《东西洋考》卷6《外纪考·日本》：“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丛书集成本。
（27）：日本林恕《华夷变态》卷1。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篇第四章。
（2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刀》。参见马明达《澳门与中日剑刀贸易》，载《中外关系史论丛》总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1）：参见马明达《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载《敦煌学辑刊》总第三期，兰州大学，1983年。
（32）、（36）、（8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刀》。
（33）：《汤显祖集》卷11。
（34）：王利器先生辑本明宋懋登《九籥集》卷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35）：明徐《笔精》。
（37）：清钱肇 《质直谈耳》卷7《柳如之轶事》。转引自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页6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8）：宋应星《天工开物》卷5。
（39）：见程宗猷《耕余剩技·单刀法选》。
（40）：茅元仪《武备志》卷209《御海洋》批语。
（4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子部兵家类·阵记》
（42）：《汉书》卷65《东方朔传》：“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
（43）：分别见《史记》、《汉书》本传。
（44）：李白《上韩荆州书》，见《古文观之》。
（45）：均见清颜元（习斋）《存学编》，载《颜元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
（46）：按，《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艺文志》均已不载，说明隋、唐以前已经失传。
（49）：《考古学报》1976年第二期：《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该报告没有写明剑柄的长度，此据图版目测。
（50）：见《史记·范睢传》。亦见刘向《说苑》。
（51）：《文物》1975年第十一期：《临潼县秦俑坑诫掘第一号简报》。
（52）：见《庄子·说剑》郭象《注》引；《战国策·齐策》鲍彪《注》同此。
（53）：见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桃氏为剑考》；阮元《揅经室集》卷5。
（54）：按《史记·孟尝君列传》一律写作“弹剑而歌”，这是司马迁的改写，抑或别有所据，不能说司马迁释“铗”为“剑”。
（55）：《文物》1978年第八期。
（56）：《考古》1965年第三期。
（57）：《旧五代史》卷19《梁书·王重师传》：“剑矛之妙，冠绝一时，文德中，令董左右长剑军。”又，卷21《梁书·徐怀义传》：“由是累迁亲从副将，改左长剑都虞侯。”又，卷124《周书·刘词传》：“同光初，为效节军使，转剑直指挥使。”按，新史作“长剑指挥使”。
（58）：茅元仪《武备志》卷84《阵练制·练十七·教艺三》
（59）：王利器先生《耐雪堂集》上编《水浒英雄的绰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61）：见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107。（62）：清雍正修《福建通志·艺术》卷3。
（63）：《汉书·李陵传》：“（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形式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
（64）：戚继光《纪效新书》卷10《长兵短用说》。
（65）：《明史》没有给茅元仪立传，其生平略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参见任道斌《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66）：《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册十一《正宗实录二》。
（67）：转引自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六《倭寇之戡定》注（137）。
（68）：朝鲜《武艺通谱》卷首《序》。
（69）：《史记·司马相如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吕氏春秋·剑伎》语。案，今本《吕氏春秋》无“剑伎篇”，当为佚文。
（70）：明赵士祯《神器谱·或问篇》。
（71）、（80）：：参见拙作《明代刀法得自佛郎机考》，收在本集中。
（72）：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五《倭寇之伎俩》引《平攘录》卷4。
（73）：《明史·戚继光传》载，戚继光以南方多薮泽，不便驰逐，乃因地形创制“鸳鸯阵”，屡败倭寇。“鸳鸯阵”制度见《纪效新书》卷2。
（74）：《辛酉刀法》被茅元仪收入《武备志》卷84。
（75）：均见戚继光《练兵实纪》卷1、卷2。
（76）：见前引唐顺之《日本刀歌》。
（77）：吴殳《手臂录》卷3。
（78）：陆桴亭《陆世仪先生文集》卷6《石敬岩传》。
（79）：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
（81）：据《朝鲜李朝实录》正宗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朝鲜贡使送来各种物品，乾隆首先将“倭长剑一柄取入，其余诸种并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