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选（六－十）·新文学的源流
——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的统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义法，
桐城派的变化，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
如上次所说，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
文的时代。所以能激动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桐城派古文也
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领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称之为桐城派者，是因他们通是安
徽桐城县人。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
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到。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
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吴汝纶和严复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为
他们是桐城派结尾的人物，另外也还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现在且可不必
去看。
左传——史记——韩愈——归有光——方苞
柳宗元
欧阳修
三苏
王安石
曾巩
从此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
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
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
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
[收]①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
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
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
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两方面的所[长]②合而为一，因而有“学行继
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
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
股文作家。
关于清代学术方面的情形，在前我们曾说到过，大体是成这种形势：
一，宋学（哲学或玄学）
／语言
二，汉学＜
＼历史
三，文学
（1）明未文学的余波
（2）骈文（文选派）
四，制艺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
以为如此。照他们的说法，应[该]③改为这样的情形：
1．义理—— 宋学\
2．考据—— 汉学 |
/ 诗词 ｝桐城派
3．词章 ｛ 骈文 |
＼古文/
4．制艺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
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
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
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
：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
今人赵震大约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编的《方姚文》的序文中，
然则古文之应用何在？曰：“将以为为学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
子而已。”人之为学，大 率因文以见道，而能文与不能文者，其感觉
之敏钝，领会之多寡，盖相去悬绝矣。……
另外，曾国藩有一段话也能对这意见加以说明，他在《示直隶学子文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
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
差。……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觉得单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够用，所以又
添了一种“经济”进去，而主张将四种东西——即义理，考据，词章，经
济，——打在一起。
从这两段文字中，当可以看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来，即所作虽为词章，
所讲[乃是]④义理。因此他们便[是]⑤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张。
在文词方面，他们还提出了所谓“桐城义法”。所谓义法，在他们虽
看得很重，在我们看来却并不是一种深奥不测的东西，只是一种修词学而
已。将他们所说的归并起来，大抵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文章必须“有关圣道”——方苞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
风化不苟作。”姚鼐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如“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
”所以[凡是文章必须要]⑥“明道义，维风俗。”其实，这也和韩愈等人
此外他们所提出的几点，如文章要学左史，要以韩欧为法，都很琐碎
而没有条理。比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花?《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的一段话：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
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
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为现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说不明白的，
是他们主张文章内要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东西：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
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理”是义理，即我们之所谓“道”；“声”是节奏，是文章中的音
乐分子；“色”是色采，是文章的美丽。这些，我们还可以懂得。但神，
气，味，律等，[意义就]⑦十分渺茫，使人很难领会得出。林纾的《春觉
斋论文》，可说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经验谈，而对于这几种东西，也没有
说得清楚。
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并且，越是按照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
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
看不出来。不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
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⑧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
八大家的还好。虽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思[想]⑨所谓“义法”，却[始]
⑩是不能赞成，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
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
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
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
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
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
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
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
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
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
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
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
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在严
译的《天演论》内，[有]⑾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
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严复用周
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
《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
林纾译小说的功劳算最大，时间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⑿不正
确。他译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
为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
些地方和韩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记》，和韩愈的文章既都有价值，所以
他们的也都有价值了，这样，他的译述工作，虽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人的
西洋无学问的旧见，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
张，而其根本思想却仍是和新文学不根同的。
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
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则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
在袁世凯作皇帝时，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后来写信给人也很带
复辟党人气味；而林纾在民国七八年时，也一变而为反对文学革命运动的
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是汉学家。汉学家和新文学本很少发生关
系的可能，但他们和明末的文学却有关系。如我们前次所讲，明末的新文
学运动一直继续到清代初年。在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来]⒀的，是汉
学家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内《妇学》一篇中大骂袁枚，到这时公安竟陵
两派的文学便告了结束。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在汉学家的手里死去，
后来却又在汉学家的手里复活了过来。在晚清，也是一位汉学家，俞曲园
樾先生，他研究汉学也兼弄词章——虽则他这方面的成绩并不好。在他的
《春在堂全集》中，有许多游戏小品，《小浮梅闲话》则全是讲小说的文
字，这是在同时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没有的。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
金圣叹差不多，也是将小说当作文学看。当时有一位白玉昆[作过一部]⒁
《三侠五义》，他[竟]⒂加以修改，改为《七侠五义》而刻印了出来，这
更是一件象金圣叹所作的事情。在一篇《曲园戏墨》中，他将许多字作成
种种形象，如将“曲园拜上”四字画作一个人跪拜的姿势等，这又大似李
笠翁《闲情偶寄》中的风趣了。所以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
派的路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
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做着这件工作。来到民国，
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才很明瞭地意识到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学
革命的旗帜来。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
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这句话
说得颇对，我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
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
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 也即是公安派
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
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
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
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
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肖毛校记①[收]：此处初版本作“放”字。
②[长]：此处初版本作“专”字。
③[该]：此处初版本无“该”字。
④[乃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⑤[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⑥[凡是文章必须要]： 此处初版本写作“文章必须得”。
⑦[意义就]： 此处初版本写作“则意义”。
⑧[意]： 此处初版本写作“意味。”。
⑨[想]：此处初版本于“想”字后多一“和”字。
⑩[始]：此处初版本写作“始终”。
⑾[有]：此处初版本写作“曾有”。
⑿[非常之]：此处初版本写作“同样的”。
⒀[来]：此处初版本无“来”字。
⒁[作过一部] ：此处初版本写作“所作的”。
⒂[竟] ：此处初版版本无“竟”字。
第五讲 文学革命运动
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
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
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
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①所以相同
用白话的理由
清末文学方面的情形，就是前两次所讲到的那样子，现在再加一总括
的叙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考试时已经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
策论了。其在社会方面，影响却依旧很大，甚至，[直到现在]②还没有完
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全盛时期的汉学，到清末的俞曲园也起了
变化，[他]③不但弄词章，而且弄小说，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
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圣叹，有的像郑板桥和袁子才。于是，被章实斋
骂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复活在汉学家的手里。
第三，主张文道混合的桐城派，这时也起了变化，严复出而译述西洋
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林纾则译述文学方面。虽则严复的译文被章太
炎先生骂为有八股调；林纾译述的动机是在于西洋文学有时和《左传》《
史记》中的笔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态度方面，总已有了不少的改变。
第四，这时候的民间小说，比较低级的东西，也在照旧发达。其作品
有《孽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响，在这变动局面[中]④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的是梁任
公。他是一位研究经学而在文章方面是喜欢桐城派的。当时他所主编的刊
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
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
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
自从甲午年（1894）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中间经过了戊戌政变（1898
），以至于庚子年的八国联军（1900），这几年间是清代政治上起大变动
的开始[时期]⑤。梁任公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
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
过[那]⑥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
不同。他是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
的目的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
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载的小说多是些“政治小说”，如讲匈牙利和希腊
的政治改革的小说《经国美谈》等是。《新小说》内所登载的，比较价值
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如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政治小
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和其他的侦探小说之类。这是他在
文学运动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
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这也可算他的特别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时候，也受
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文集》《自由书》《中国魂》等[
书]⑦，都非常有兴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讲。
是“笔锋常带情感”，因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过一篇《罗兰夫人传》。在那篇传文中，他将法国革命后欧洲
所起的大变化，都归功于罗兰夫人身上。[其中]⑧有几句是: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
彼玛志黎，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
因这几句话，竟使后来一位投考的人，在论到拿破仑时颇惊异于拿破
仑和梅特涅既属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样不同的性格。从这段笑话中，
也可见得他给予社会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了。
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
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
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
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
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
文有两点不[同]⑨：
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⑩写”。那时候却是由
八股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之一，序文
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
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 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
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
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
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
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
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
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
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
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
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
不过那时候的白话作品，也给了我们一种好处：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
无聊。同样的东西。若用古文写，因其形式可作掩饰，还不易看清它的缺
陷，但用白话一写，即显得空空洞洞没有内容了。
这样看来，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
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
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
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⑾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
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⑿渐渐输入得很多，
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民国四五年间，有一种《青年杂志》发行出来，编辑者为陈独秀，这
杂志的性质是和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差不多。后来，又改名为
《新青年》，[及至]⒀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长，他请陈独秀作了文科学长，
但《新青年》[杂志仍由陈]⒁编辑，这是民国六年的事。其时胡适之尚在
美国，他由美国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意见。但那时的
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
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
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
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
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
则仍无多大差异处——这是我们已经屡次讲到的了。
对此次文学革命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
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本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才得输入中国的，而参加文
学革命运动的人们，也大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
《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
读过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反动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观念之故。
严林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
其结果势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动摇不可。所以怕极了便出面反对。林纾有一
封很长的信，致蔡[孑民]⒂先生。登在当时的《公言报》上，在那封信上
他说明了这次文学运动将使中国人不能读中国古书，将使中国的伦常道德
一齐动摇等危险，而为之担忧。
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形，没有详细讲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独秀文
存》和《胡适之文存》，便可看得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钱玄同和刘半
农先生的文章没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学评论》（王世栋编，新文化书
社出版）可以找到，这是最便当的一部书，所有当时关于文学革命这问题
的重要文章，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⒃的两方面的论战文字，通都收进里
面去了。
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
全相同，对此，我觉得还须加以解释：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学革命运动者主张用白话，明末的文学运动者并
没有如此的主张，他们的文章依旧是用古文写作，何以二者会相同呢？我
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这意见
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为所以要用白话的理由是，
（1）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
现在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
对于他的理由中的第（1）项，在第二讲中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是
以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
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
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
再转[而入于]⒄“言志”的路。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
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许是必
对于其理由中的第（2）项，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因此死活也难分。几年前，曾有过一桩笑话：那时章士钊以为古文比白话
文好，于是以“二桃杀三士”为例，他说这句话要用白语写出则必变为“
两个桃子，害死了三个读书人”，岂不太麻烦么？在这里，首先他是将“
三士”讲错了：“二桃杀三士”为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来源是
《晏子春秋》里边所讲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⒅系三位游侠之士，并
非“三个读书人”。其次，我以为这句话就是白话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
们讲话时说，“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说“两个桃子，”“三士”亦然。
杀字更不能说是古文。现在所作的白话文内，除了“呢”“吧”“么”等
字比较新一些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古字了，如“月”字从甲骨文字时代就
有，算是一个极古的字了，然而它却的确没有死。再如“粤若稽古帝尧”
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
不能说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古字的缘故，现在，这句子中的几个字，还都时
常被我们应用，那么，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
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⒆的本身并没有明瞭的界限。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
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因此，
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活，——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
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
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谈话不同，他们的谈话是
以不发表意见为目的的，总是愈说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 我们既然想
把思想和感情]⒇尽可能地多写出来， [则其]（21）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
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
才可以“独抒性灵”。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
之后，赶即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
们若用白话将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出来，则可以看得出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
去。从这里，我和那位朋友间的密切关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来。若用古
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
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
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的古
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
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
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
相符。又如现在的“大学”若写作古代的“成均”和“国子监”，则其所
给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对。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达现在
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们都知道，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而不要为敌人[所消灭]（22）。
因此，选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须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
枪炮，枪炮只有射击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现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剑。不
过万一有人还能以青龙偃月刀与机关枪相敌，——能够以青龙偃月刀发生
比机关枪更大的效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万一有人能够作到
呢，则青龙偃月刀在现在也仍不妨一用的。文学上的古文也如此，现在并
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瞭地写出他的思想感情，较诸用
白话文字写还能表现得更多更好，则也大可不必用白话的，然而谁敢说他
能够这样做呢？
传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语言，用颜色，用音乐或文字都可以，
本无任何限制。我自己是不懂音乐的，但据我想来，对于传达思想和感情，
也许那是一种最便当，效力最大的东西吧，用言语传达就比较难，用文字
写出更难。譬如我们有时候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却有很多：有时因为考
试成绩好，有时因为发了财，有时又因为恋爱的成功等等，假如对这种种
事件都只用“高兴”的字样去形容，则各种高兴间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
这样便是不得要领。所以，将我们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样完全描绘出来，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还想将它们的原面目尽量地保存
在文字当中，结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语言的白话。这是现在所以用白话的
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张，原也是同一纲领——同是
从“言志”的主张中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在明末还没想到用白话，所以只
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
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我常
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
则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文中选出百来篇形
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有如学唱歌，只须多记
住几种曲谱：如国歌，进行曲之类，以后即可按谱填词。文章读得多了，
等作文时即可找一篇格调相合的套上。如作寿序，作祭文等，通可用这种
办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们也作三段，五段则也五段。这样则教者只
对学者加以监督，使学者去读去套，另外并不须再教什么。这种办法，并
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的作古文的[人们]（23），的确就是应用这办法的，
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这样主张过，但难处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
者全生平的历史都写进去，有时则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
那时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履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
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
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
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
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
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得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
须回复他，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
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物，但八行书准可写满。
（2）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
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
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
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
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
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
现在有许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虽用白话，但乍看来
其形式很乎常，其态度也和旧时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旧时的文
人却绝不相同。他已受过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他
对于生死，对于父子，夫妇等[问题]（24）的意见，都异于从前很多。在
民国以前人们，甚至于现在的戴季陶张继等人，他们的思想和见地，都不
和我们相同，按张戴的思想讲，他们还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现在的青年，
都懂得了进化论，习过了生物学，受过了科学的训练。所以尽管写些关于
花木，山水，吃酒一类的东西，题目和从前相似，而内容则前后绝不相同
了。
肖毛校记①[之]：此处初版本写作“的”。
②[直到现在]：此处初版本写作“如从前所说，至今”。
③[他]：此处初版本无“他”字。
④[中]：此处初版本无“中”字。
⑤[时期]：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⑥[那]： 此处初版本写作“这”字。
⑦[书]： 此处初版本无“书”字。
⑧[其中]： 此处初版本写作“在这篇文字中，”。
⑨[同]：此处初版本写作“相同”。
⑩[怎样]：此二处初版本皆写作“怎么”。
⑾[应]：此处初版本无“应”字。
⑿[已]：此处初版本写作“都已”。
⒀[及至]：此处初版本写作“这时候”。
⒁[杂志仍由陈] ：此处初版本写作“仍由他”。
⒂[孑民] ：此处初版本写作“元培”。
⒃[改革] ：此处初版本写作“革命”。
⒄[而入于]：此处初版本无此三字。
⒅[原]：此处初版本无此字。
⒆[字]：此处初版本写作“学”。
⒇[我们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 此处初版本写作“要想将我
们的思想感情，”。
（21）[则其]：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2）[所消灭] ：此处初版本写作“打死”。
（23）[人们]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4）[问题]：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13:58 00-6-13
附录一
论 八 股 文
我查考中国许多大学的国文系的课程，看出一个同样的极大的缺陷，便是
没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讲义。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
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
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
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
在现在大家高呼伦理化的时代，固然也未必会有人胆敢出来提倡打倒圣经，即
使当日真有“废孔子庙罢其祀”的呼声，他们如没有先去好好地读一番经，那
么也还是白呼的。我的第二个[提议即是]①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
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
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
的起源。所以，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地讲过之外，在本科二三年应礼聘专家
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
这在我是十二分地诚实的提议，但是，呜呼哀哉，朋友们[似乎]②也以为我是
以讽刺为业，都认作一种玩笑的话，没有一个肯接受这个条陈。固然，人选困
难[的确也是]③一个重要的原因，精通八股的人现在已经不大多了，这些人又
未必都适于或肯教，只有夏曾佑先生听说曾有此意，然而可借这位先觉早已归
了道山了。
八股文的价值却决不因这些事情而跌落。它永[久]④是中国文学——不，
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中国文化的结晶，无论现在有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这总
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实。八股算[是]⑤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
怪，被英雄剁做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
妖形怪势上[面]⑥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我们先从汉字看起。汉字这东
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
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
有如对联，“云中雁”对“鸟枪打”这种对法，西洋人大抵还能了解，至于红
可以对绿而不可以对黄，则非黄帝子孙恐怕难以懂得了。有如灯谜，诗钟。再
上去，有如律诗，骈文，已由文字的游戏而进于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文起八
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
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
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而且破题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灯谜，至于有些
“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
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
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
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
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
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不幸我于音乐是绝对的门外汉，
就是顶好的音乐，我听了也只是不讨厌罢了，全然不懂它的好处在那里，但是
我知道：中国国民酷好音乐，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知道了这两点，
在现今的谈论里也就勉强可以对付了。我常想中国人是音乐的国民，虽然这些
音乐在我个人偏偏是不甚喜欢的。中国人的戏迷是实在的事，他们不但在戏园
子里迷，就是平常一个人走夜路，觉得有点害伯，或是闲着无事的时候，便不
知不觉高声朗诵起来，是“空城计”的一节呢，还是“四郎探母”，因为是外
行我不知道，但总之是唱着什么就是。昆曲的句子已经不大高明，皮黄更是不
行，几乎是“八部书外”的东西，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也乐此不疲，虽然他们如
默读脚本，也一定要大叫不通不止，等到在台上一发声，把这些不通的话拉长
了，加上丝弦家伙，他们便觉得滋滋有味，颠头摇腿，至于忘形：我想，这未
必是中国的歌唱特别微妙，实在只是中国人特别嗜好节调罢。从这里我就联想
到中国人的读诗，读古文，尤其是读八股的上面去。他们读这些文章时的那副
情形大家想必还记得，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畹华先生唱戏时差不多，有人见
了要诧异地问，哼一篇烂如泥的烂时文，何至于如此快乐呢？我知道，他是麻
醉于音乐里[哩]⑦。他读到这一[出]⑧股：“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
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
典要，”耳朵里只听得自己的琅琅的音调，便有如置身戏馆，完全忘记了这些
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歌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地陶醉着了。
（说到陶醉，我很怀疑这和抽大烟的快乐有点相近，只可惜现在[还]⑨没有充
分的材料可以证明。）
再从反面说来，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纯粹是音乐的。它的第一步自然是认题，
用做灯谜诗钟以及喜庆对联等法，检点应用的材料，随后是选谱，即选定合宜
的套数，按谱填词，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从前有一个族叔，文理精通，而屡试
不售，遂发奋用功，每晚坐高楼上朗读文章（小题正鹄？），半年后应府县考
皆列前茅，次年春[间]⑩即进了秀才。这个很好的例可以证明八股是文义轻而
声调重，做文的秘诀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
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
中国人无论写什么都要一面吟哦着，也是这个原故，虽然所做的不是八股。读
书时也是如此，甚至读家信或报章也非朗诵不可，于此更可以想见这种情形之
普遍了。
其次，我再来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
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已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
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前清末年有过一个笑
话，有洋人到总理衙门去，出来了七八个红顶花翎大官，大家没有话可讲，洋
人开言道：“今天天气好。”首席的大声答道“好。”其余的红顶花翎接连地
大声答道好好好……，其声如狗叫云。这个把戏是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
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
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
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我们
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
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
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
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
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
是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种事情[恐怕]⑽是不大愉快的，有些
人或者要感到[苦痛]⑿，有如洗刮身上的一个大疗疮。这个，我想也可以各人
随便，反正我并不相信统一思想的理论，假如有人怕感到幻灭之悲哀，那么让
他仍旧把膏药贴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可[罢]⒀。
总之我是想来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纲领只此一句，其余的说明可以算是多
余的废话，其次，我的提议也并不完全是反话或讽刺，虽然说得那么地不规矩
[相]⒁。
案此文原刊一九三○年五月十九日《骆驼草》，得周先生同意附载于此。
平白附记，九月。
肖 毛 校 记
这篇文字，我至少在我的三种书里发现过，其一是在影印本《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中，其二是在《周作人全文类编》中，其三是在影印的全部《骆驼草
》周刊里（上海书店1985年9月影印，定价4.5元，印数2000）。
由于它最先刊登在1930 年5月19日第二期《骆驼草》周刊上，因此，我主
要用《骆驼草》本作底稿，参照我的影印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加以校对。
校对结果如下，具体我没有指出哪个本子的对，怕影响了别人的判断。但我想，
何处该采用《骆驼草》本里的正文，何处该采用影印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里的正文，编者一般似乎都不大明白，只是乱抄，还不出校记，这怎么得了？
录里是对的。
正文的编辑情况也是如此，编辑经常乱做改动。因此，华东师大这个编者
的编辑水平不是很高明，而且他不出校记的做法也很不好——也正因此，自校
对这本书以来，我写了很多的校记，这也是不得已的。
①[提议即是]：此处初版本作“提议：便是”字，《骆驼草》中写作“
提议即是”。
②[似乎]：初版本无此二字，《骆驼草》本有。
③[的确也是]：此处《骆驼草》本是这样写，初版本写作“也的确是”。
④[久]：此处《骆驼草》本是这样写，初版本作“远”字。
⑤[是]：初版本无此字，《骆驼草》本有。
⑥[面]：初版本无此字，《骆驼草》本有。
⑦[哩]： 此处《骆驼草》本是这样写，初版本写作“呢”。
⑧[出]： 此处《骆驼草》本，初版本写作“中”。
⑨[还]：初版本无此字，《骆驼草》本有。
⑩[间]：初版本无此字，《骆驼草》本有。
⑾[恐怕]：初版本无此字，《骆驼草》本有。
⑿[苦痛]：此处《骆驼草》本是这样写，初版本写作“痛苦”。
⒀[罢]：此处《骆驼草》本是这样写，初版本写作“能”字。
⒁[相] ：此处《骆驼草》本是这样写，初版本无此字。
11.15 00-6-19
附录二
第一卷目录
周新序
周序
自序①
袁伯修文钞：
论文上
论文下
西山五记（以上录《白苏斋类集》）
袁中郎文钞：
雪涛阁集序（《瓶花斋集》）
叙小修诗②（《锦帆集》）
识伯修遗墨后（《潇碧堂集》）
叙陈正甫会心集（《解脱集》）
叙咼氏家绳集（《潇碧堂集》）
碧晖上人修净室引（《解脱集》）
满并游记（《瓶花斋集》）
高梁桥游记（《瓶花斋集》）
西湖一
西湖二
西湖三
西湖四
孤山
飞来峰
灵隐
龙井
烟霞石屋③
南屏
莲花洞
御教场
吴山
云栖④（以上录《解脱集》）
袁小修文钞 ：
中郎先生全集序
阮集之诗序
淡成集序
宋元诗序
花雪赋引
西山十记⑤（以上录《珂雪斋集选》）
钟伯敬文钞：
诗归序
隐秀轩集自序
问山亭诗序
自题诗后
谭友夏文钞：
虎井诗自题
自题西陵草
秋寻草自序
退寻诗三十二章记
客心草自序
自序游首集
自题湖霜草
自题秋冬之际草（以上录《谭子诗归》）
秋闺梦戍诗序（《媚幽阁文娱》）⑦
刘同人文钞：
水关
三圣庵
满井
高粱桥
极乐寺
白石庄
水尽头
雀儿庵
西堤⑧（以上录《帝京景物略》）
王季重文钞：
落花诗序
倪翼元宦游诗序
南明纪游序（以上录《王季重杂著》）
游西山诸名胜记
游满井记
游敬亭山记
上君山记
游广陵诸胜记
再上虎丘记⑨（以上录《文饭小品》）
纪游
剡谿
天姥
华盖
石门
小洋（以上录《游唤》）
陈眉公文钞：
文娱序（录《媚幽间文娱》）
茶董小叙
酒颠小叙
牡丹亭题词
花史跋
游桃花记（以上录《晚香堂小品》）
李流芳文钞：
西冷桥题画
题孤山夜月图
题两峰罢雾图
题烟霞春洞图
题法相山亭画
题西溪画
云居山红叶记
题紫阳庵画
云栖春雪图跋
题雪山图
题六和塔晓骑图
云栖晓雾图（以上录《西湖卧游图题跋》）⑩
张京元文钞：
湖上小记十一篇⑾
倪元璐文钞：
谑庵悔谑钞小引⑿
祁止祥稿序
叙萧尔重盆园草（以上录《鸿宝应本》）
第二卷目录
张宗子文钞：
瑯嬛诗集序（录《瑯嬛诗集》）
四书遇序
陶庵梦忆序
夜航船序
西湖梦寻序
一卷冰雪文后序
跋寓山注
跋徐青藤小品画（以上录《瑯嬛文集》）
岱志
海志
五异人传
自为墓志铭
金山夜戏
金山竞渡
闵老子茶
姚简叔画
彭天锡串戏
柳敬亭说书
张东谷好酒
西湖七月半
湖心亭看雪
及时雨
龙山雪
庞公池（以上录《陶庵梦忆》）
明圣二湖
大佛头
冷泉亭（以上录《西湖梦寻》）⒀
祁世培文钞：
寓山注小序九篇（《寓山注》） ⒁
金圣叹文钞：
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
论诗书札八则（《唐才子书》）⒂
李笠翁文钞：
海棠
芙蕖
竹
柳
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十一款（以上录《笠翁偶集》）
沈君烈文钞：
云彦小草叙
赠高学师叙
考卷帜序
赠瑞偶伯序 ⒃
廖柴舟文钞：
小品自序
丁戌集自序
选古文小品序
自题刻稿
自题竹籁小草
半辐亭试茗记（以上录《二十七松堂文集》）
俞跋
后记
附录一：名家小传
附录二：书目介绍⒄
沈先生所编近代散文钞原名冰雪小品选，大抵以明季公安竟陵两派
为中心，自万历以至清之乾隆，“文学革命”散文方面之新文学，搜罗
几备矣。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钞，则
供给吾人以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沈先生
并嘱编者为记数语焉。
（平白）
（附录近代散文钞篇目完）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全书完）
（肖毛注：自此，《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已结束。以后的四篇
附录是编者出于无知另加的，等我把那些也修改完，会另外抄些精彩的
书评出来的，请留意。）
肖毛校记：
①此处初版本有“自序”二字，这个本子没有。
②[叙小修诗]：此处编者写成了“小修诗叙”——如果编者看了这
篇文章，绝不会把名字写错的，我怀疑编者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尽管
它全文不长。
③[烟霞石屋]：此处初版本写作“烟霞山屋”，是错的。真奇怪，
这个错误编者怎能发现？
④：在“云栖”一篇后，此书编者居然多抄了“湖上杂叙”的题目。
然这篇也是中郎的文字，但初版本所附的目录里没有，编者为何要擅自
加上去？
⑤：此处的顺序全乱了，我按初版本重新排好了。而编者是这样排
的：“花雪赋引，淡成集序，阮集之诗序，宋元诗序，中郎先生全集序，
西山十记。”天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排。
⑥：此处的顺序也乱了，我已按初版本重新排好如上。编者原是这
样写的：“诗归序，问山亭诗序，隐秀轩集自序，摘黄山谷题跋语记，
自题诗后（以上录《翠娱阁钟伯敬合集》）”其中的错字我已经改了，
请参照。但“问山亭诗序”初版本写作“问山亭诗后”，非也——这个
错误编者又是怎么发现的呢？我还是感到奇怪。
⑦：此处的顺序也乱了，我已按初版本重新排好，改正错字如上。
编者原是这样写的：“诗归序（录《钟谭评选古诗归》），袁中郎先生
续集序（《谭友夏合集》），虎井诗自题，自题西陵草，秋寻诗自序，
退寻诗三十二章记，客心草自序，自序游首集，自题湖霜草，自题秋冬
之际草”。
其中，有胡乱加入的与初版本不符的，除删去外别无可说；还有一
点，“退寻诗三十二章记”初版本写作“退寻诗三十章记”，是错的，
编者居然能发现，也是希奇；最可气的就是编者把“秋寻草自序”写成
“秋寻诗自序”了——我们的谭先生就那么可怜，为了找到一首诗就寻
觅了一个秋天？请编者找来这篇文章看看吧，只要你看了原文一眼，就
知道作者寻的是草，不是诗！
⑧[ 西堤]： 此处初版本写作“西提”，显然是错了，编者能发现
这个错误，并不希奇，小孩都能的。
⑨：编者原来把“再上虎丘记，游广陵诸胜记”这两篇的顺序编颠
倒了，可这已经不算大错了。
⑩：这里的错误气得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先看看编者原来是怎么
编的吧：“李长蘅文钞：紫阳洞，云居寺，西冷桥，两峰罢雾图，法相
寺山亭图，胜果寺月岩图，六和晓骑图，永兴兰若，冷泉红树图，断桥
春望图，南屏山寺，雷峰瞑色图，紫云洞，涧中第一桥，云栖晓雾图，
烟霞春洞，江干积雪图，峋嵝云洞，孤山夜月圆，三潭采莼图（以上录
《西湖卧游图题跋一卷》”
和我上面的目录比，可以发现编者胡乱添了很多篇目，一定是抄糊
涂了的缘故。由于我手上李长蘅的文章不多，没法一一指正多余的是否
也是李长蘅写的，但即使是他写的，也不该收在这里——编者是在编自
己的书吗？还有，“李长蘅文钞”初版本写作“李流芳文钞”，虽然“
长蘅”是作者的字，编者也不该乱写的。我怀疑这里的实情是这样的：
编者觉得把沈启无的目录照抄下来不显本事，便聪明的找了些相关作者
文集的目录来，准备对照一下，结果，虽然改正了一些错误，但另外更
多加了错误：乱排顺序，乱抄篇目等——因此才弄得一塌糊涂。如果编
者看过这些原文的全部或部分，或者只是老实地照初版本的目录照抄，
一定不会有这么多的错误的。演砸了！编者！
⑾：此处初版本没有注明11篇的具体数目，可编者却把他们全抄了
出来，具体是“九里松，韬光庵，上天竺，断桥，孤山，苏堤，湖心亭，
石屋，烟霞寺，法相寺，龙井”，虽然我们感谢作者的好心，但编者这
么做已非初版本的原貌，所以我没有采用——这也看出，这11篇目录是
编者从别的书目里抄出来的，证明了我对于编者的有关推断。
⑿[谑庵悔谑钞小引]：此处编者写作“叙谑庵悔谑钞”。
⒀此处详见我抄出的目录，别不多说，免得把我气坏。总之，我改
过的是对的。编者原来是这么写的：“四书遇序，陶庵梦忆序，西湖梦
寻序，夜航船序，一卷冰雪文后序（以上录《瑯嬛文集》），瑯嬛诗集
序（录《瑯嬛诗集》），岱志，海志，五异人传，自为墓志铭，跋寓山
注二则，跋徐青藤小品画（以上录《瑯嬛文集》），金山夜戏，闵老子
茶，湖心亭看雪，金山竞渡，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 ，彭天锡串戏，
西湖七月半 ， 庞公池，及时雨，龙山雪，张东谷好酒，院圆海戏（以
上录《陶庵梦忆》），明圣二湖，大佛头，冷泉亭（以上景《西湖梦寻
⒁ ：此处注释的原因同⑾，编者将目录分解如下：“水明廊，让
鸥池，踏香堤，小斜川，芙蓉渡，回波屿，妙赏亭，远阁，柳陌”。
⒂：此处编者写为“论诗手札九则《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
和初版本不同。我也不知道哪个对，因为我讨厌金的文字，几乎没买过
他的文集。
⒃：此处编者不但把顺序错编成“考卷帜序，赠瑞偶伯序，云彦小
草叙，赠高学师叙”，还把他们误移到张宗子文钞的末尾处了，我都改
了过来。
的平白附记也没有收，是我根据初版本自己录入的——如果是朋友忘了
扫，那还没什么，如果是编者忘了编，那么的话......
另外，编者到底是谁？连抄个目录都不会，也能编书，也敢编书？
真是世道变了......
13:32 00-6-20
附录三：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书君
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
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加以周先生那“冷冷然”的语
调，和它的幽默的“幽默”（Quietistic Humor），我们读完之后更觉
得它十分地 companionable。惟其书是这样的好，评者愈觉得为难：要
赞呢，须赞个不休；要评呢，又不愿意糟蹋这本好书。当然，那种评论
普通文学史的手段——评论作者之标举不当（sins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在本书是用不着的，因为作者本意只是“偶然标举，意
不求全；”对于本书理论上有不同意的地方，例如，作者纯粹的“为文
学而文学”的见解——我名之曰文学的“自主论”（Autonomy），亦无
须讨论，因为这不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我的方法，只是把本书全部地接
受，而于其基本概念及事实上，加以商榷，或者说是补充琐碎的地方，
都存而不论。但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一节尚待专家来讨论，此处恕从
略。
本书的基本概念是：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
这次文学革命运动，趋向上和主张上，不期而合，或者用周先生自己的
话，“无意中的巧合”，因此周先生颇引为“奇怪”的事。我看，这事
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文学运动同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能“合”；又
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而非遵命的，所以他们能“不期而合”——假使“
有期而合”，便是遵命的了。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
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
西崐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做作的形式文学
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剽贼”，欧的反对“挦撦”，
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诚然，周先生把唐宋
元的文学，叙述得太“大意”（Cavaliarly）了。韩柳之倡两汉三代，
欧梅之尊杜韩（关于欧是否也尊杜的问题，不能在此讨论），正跟公安
之倡白苏一样（严格地说，白苏并称，只有伯修，中郎称东坡而遗香山
），不过是一种“旧瓶盛新酒”的把戏，利用一般人崇远贱近的心理，
以为呐喊的口号。不幸，韩柳的革命是成功了，而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
；欧梅的革命也成功了，也只能产生遵命的文学；公安竟陵的革命，不
幸中之大幸，竟没有成功（照我所知，两派的声势，远不如“七子”的
浩大〕，所以才能留下无穷去后之思，使富有思古之幽情如周先生也者
，旷世相感起来。这里，似乎不无成败论人的“抗不来格事”（Complex）
；当然，普通成败论人的标准，在周先生是反过来了。
周先生把文学分为“载道”和“言志”。这个分法本来不错，相当
于德昆西所谓Literature of Knowledge和 Liteature of Power。至于
周先生之主“言志”而绌“载道”，那是周先生“文学自主论”的结果。
这种文学自主论袁枚在他一首致友人论文第二书里讲得差不多有周先生
那样的清楚，我们毋庸讨论，只是，周先生以“文以载道”和“诗以言
志”，分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派，这原是很普通的说数，研究历史
的人，都知道有这种Diaclectic Movement。不过，周先生根据“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来分派，不无可以斟酌的地方，并且包含着传统的文
学批评上一个很大的问题，“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
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
想者。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
的只是“诗”、“文”、 “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其缘故也
许是中国人太“小心眼儿”（Departmentality）罢！“诗”是“诗”，
“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文以载道”的“
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
谓“文学”；而“道”字无论依照文心雕龙原道篇（一篇很重要的参考，
而蠹鱼生活中所载雪林女士之文以载道一文，竟没有提到，却引了无数
老子淮南子的不相干东西）作为自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
惯而释为抽象的“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的存在的；而“诗
”呢，便不同了。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Genre）较低，目的
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
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
”地把它“持”（Control）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
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
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
，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他人不用说，举
周先生所谓“桐城派定鼎的皇帝”为例罢；读过姚鼐的诗的人，一定会
和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那样想：“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
重轻”！周先生书中曾引过刘熙载的话，我们更把刘氏艺概为例罢；刘
氏在旧批评家之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但是在艺概一书中，文概和诗
概划然打作两撅！文概里还是讲“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诗概里
便讲“性情”了。这一点，似乎可资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人的参
考。
本书讲公安派颇详细，讲竟陵派不过寥寥数语，这当然因为公安派
在理论上比较有发挥。但周先生因此而谓公安派持论比民国文学革命家，
如胡适先生，圆满得多，这也许是一种立异恐怖！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
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
譬如周先生引中郎所作雪涛阁集唐文而加以按语谓：“对于文学史这样
看法，较诸说‘中国过去的文学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现在所走的道路
才对’‘要高明得多’，而不知中郎致张幼于一札中也仿著七子的口气
说过‘唐无诗，秦汉无文，诗文在宋元’那种一笔抹杀的不甚‘高明’
的话。”又如以民间歌谣如打枣竿，劈破玉之类与宋元诗混为一谈，似
乎也欠“高明”，（附带地讲一椿有趣的巧合，中郎的提倡民间文学，
诚无足怪，而一意复古的巨子如李空同，也令人意想不到地提倡民间文
学，参观诗集自序及拟乌生八九子后附郭公谣自识。从来讲明文学史的
人，对于这一个有趣的Rapprochement都没有注意到）。此外枝枝节节的
刺谬，亦不在少数，例如在答梅客生一书中，捧东坡为千古无两，而在
上冯侍郎座主一书中，对徐青藤那样捧法，则“卓绝千古”的东坡又出
青藤之下了。在致张幼于一书中，把汉唐一笔抹杀而推重宋元，而在答
梅客生另一书中偏又说：“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之学而已；其他事
功文章尚不敢与有宋诸君子敌，遑敢望汉唐也”！徐青藤又似乎被王阳
明挤出了。诸如此类，虽不必—一举出，我们可以想像中郎的善于自相
矛盾了。更有一件有趣而周先生没有讲到的事，就是袁中郎多少有和周
先生相似的地方——主张八股的（参观时文叙、与友人论时文诸篇）。
我们知道周光生的主张讲八股，是为了解旧文学起见；中郎则不然，他
为“时文”的“时”字所惑，以为“时”即“不古”之谓，所以居然以
“时文”当作“天地间之真文”。就这一点论，袁中郎的识见，远不如
周先生自己来得“高明”了。
周先生又举出几个人如金圣叹、李笠翁，以为他们皆受公安派和竟
陵派的影响的。不错，这几个人都是文学上的流星，向为正统文学史家
所忽视，诚然有标举之必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正
统文学上的影响，例如它们与明清间“宋诗”运动的关系，尤其是钟谭
对于王渔洋诗学的影响；这许多问题，一般文学史书都没有注意，我的
意见，与周先生完全一致，不过为补充周先生之说起见，故提到这许多
问题。
在初，我已经声明不谈标举的问题，但是看了附于书后的近代散文
钞目录之后，又忍不住要说一句话。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
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记
得钱牧斋初学集里有为他作的状或碑铭。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
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
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
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并且，我知道，叶公超先生对于这本书
也非常的喜爱。
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
”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
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
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
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
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
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
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
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
丽呢”！后之视今，正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
因”的事情？
把周先生的书批评了一大套，并不足以减损它的价值。这本书无疑
地能博得许多称誉，无须我来锦上添花，虽然如裴德所说，最好的批评
都是称誉。
选自《新月》
附录四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佚名
运动为题作连续讲演。邓恭三君记其讲词，经周君校阅，易名中国新文
学的源流，同年九月在北平出版。
周君自谓：“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并非依据西洋
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盖“民国以
后的新文学运动，有人以为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适之先生……以为
白话文学是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
为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就要这样走下
去”，周君意不谓然，以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
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此两种力量（或思潮）如说评书者所
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次之新文学运动，不过两思
潮中之一（曾经一再隐现于文学史上者）之再度显现而已。此一点，发
前人之所未发，确为周君独到之创见。
书凡五讲。第一讲汎论关于文学之诸问题，略论文学的定义范围起
源用途及研究之对象与预备知识。此中意见已散见周之各著作中，但系
统的立论，此其第一次。全书之最精彩部分，为第二讲。其中提出所谓
两种思潮：（甲）诗言志——言志派，（乙）文以载道——载道派，前
者为“即兴的文学”后者为“赋得的文学”；或如鲁迅所说，一为“革
命的文学”一为“遵命的文学”。试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下列诸时期：（
一）晚周（二）两汉（三）魏晋六朝（四）唐（五）五代（六）两宋（
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国，则单数诸时期悉为
言志派，而双数为载道派，核之文史，若合符节本书固题名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在周君之意，欲说明新文学运动必先稔知前此之文学为如何，
故本书即自明末之新文学运动说起，中经清代之反动，由此反对乃产生
最近之文学革命运动。明末之新文学运动与民国以后之运动，其为言志
派思潮之兴起，殆完全相同。故胡适之“八不主义”实无异明末公安派
三袁（宗道、宏道、中道）及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主张之复活。故得一结论曰：“
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
学运动的原因”。明末之文学运动，至清季乃渐衰微，虽有金喟李渔郑
燮金农袁枚诸人，而袁氏已为绝响。当时有力量者实为八股文与桐城派
古文。其下第三第四讲即分论清代文学之反动（上）八股文（下）桐城
派古文。周君尝在骆驼草周刊上发表论八股文一文，主张研究中国文学
之学生必读八股。“因为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
，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
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八股之
规则奇繁，流弊滋多，其引起反对乃属当然的。清季自洪杨乱后反对八
股之势力即发动，迨及康（有为）梁（启超），始得政治上的成功，而
八股势力在社会上之思想方面文学方面，则至陈（独秀）胡（适）等正
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始见动摇，桐城派自曾国藩扩大范围，吴汝纶严
复林纾辈已渐与新兴起之文学运动接近。然及后新文学运动兴起时，诸
人卒成反动者，则两者立于反对地位，严林之基本观念在“言道”，而
新文学之基本观念在“言志”也。自甲午战后，文学方面即随政治而时
时动摇时时变化。此时实为上一时代之结尾，下一时代之开端，而梁启
超当其冲。一俟西洋科学哲学各方面思想输入，第五讲之文学革命运动
的新时代遂产生矣。
周君认定中国文学中“言志”“载道”两派思潮互为消长。新文学
运动初非新奇，不过言志思潮之再兴殊为确当。于此不独为中国文学史
得一新观点，且为中国新文学源流得一新解。即补充之，谓时下新兴普
罗文学为载道思潮之再起也可。
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
附录五：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孙福熙
“新文学”的名词，已经是听得比“大烧饼油条”的叫卖声更是讨
厌了。为什么讨厌他呢？第一因为没有人明白解释新文学是什么东西。
第二因为大家把新文学看得很神圣，不敢否认，甚且不敢对新文学发生
一点疑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五次
的讲演，详述什么是文学，中国文学的变迁，与革命的新文学所以产生
的原因结果。周先生把历来的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种主张，
依时代而互为消张。新文学的产生重在“言志”，是必然的；而将来的
趋势必得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又是“载道”的了。
不明白新文学与自以为明白新文学的人，谈翻阅一遍。因为这书文
字的清晰，而且例证丰富有深味的缘政．看一遍就要两三遍十廿遍。
从此知道“新文学”不是肉麻的名词。
选自《艺风》
附录六：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主
这是作者在北平辅仁大学的讲演。共计五讲：第一关于文学的诸问
题，第二中国文学的变迁，第三清代文学的反动上一一八股文，第四清
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第五讲文学革命运动。附录一：论八
股文，附录二：沈启无的近代散文钞篇目。
这两三万言的小册里，已能把二三百年来文学变迁的大势包罗无遗，我
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本领。
这本书可注意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述说明代文学的革命由于袁宏
道等的公安派，就是现在的新文学革命，也受了他们底影响。他说：“
最近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他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
是文学的革命者，他主张用成弘体来改革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天傭子
集》集里面，几篇论文的文章，都很有见地。至于与艾千子对敌的张天
如却是一个复古的作家，那时候他两家打笔墨官司，就等于民国八九年
的时候，蔡孑民胡适之和林琴南对抗差不多；不过张天如，运用政治的
手腕，把艾千子打败了。
周先生仅把公安派来代表文学的革命，这与胡适之作白话文学史把
杜甫白居易都拉到白话文学作家里来一样的见解，因为他们所宗的是什
么，就把古来的作者当作什么了。
第二点，他把八股、古文、骈文、新文学，画成一张表出来，他说：
“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而也稍偏于形式方面。以感情和形式并重的,
则是这时期的新文学”。所列的表，和所叙述的话，都很能中肯。他又
说：“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这辈的人，如加多起来，势必制成文学的堕
落”。因为文学是一件艺术品，须际于兴会，和所遇的环境，才能做出
一篇好文章来；要是拿他当饭碗来谋生活，那出产品决不会好的。这一
点，我们很表同情。
这本书仅叙到胡适之俞平伯就完了。对于郭沫若成仿吾，在首章虽
然叙及，但说到新文学运动以后底作者，始终没有提及。也许“普罗”
和写实的文学，对于周先生不合脾味，所以不说了罢！
编后记
本书由编者根据上海书店影印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
底本加以校订整理。同时，为了便于大家对该书有更多的了解，在附录
中收入了中书君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佚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孙福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主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四
篇文章。由于本人学识有限，目前这个校订本难免会有错误，望专家学
者指正。
在审订这套丛书时，给予的帮助。也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王焰小姐的热
扬扬
1994年9月
肖毛校记：
先说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这四篇附录中，除作者“中书君”
外，其余的文字不是盲目的吹捧就是没话找话，胡乱讽刺，根本不值一
提。而中书君的那篇文章，当初看过之后，觉得作者读的书很多，文中
倒也有些正确的意见，尤其在后面。但是总的来看，作者虽然书读的多，
可有些读死书，钻牛角，爱故意显示他的英文，他的意见多数也荒谬的
很，似乎是不懂文学的新手所写。有些周作人的错误，他虽然发现，却
说不清楚；而周作人的精髓，他基本不懂。
总之，这个人的“胡搅”和“学识”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当然，
我觉得他的新文学修养远不能和周作人比。后来，我在《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史》（许道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定价：18元）里偶
然知道，“中书君”原来就是著名的钱锺书！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悔我上面的评价，所以先把它们记在这里再说。
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是很出色的，这点谁都承认，但他对新文学文学的见解
就远不如周作人，这是我所承认的。我非常喜欢钱锺书的《围城》，但也
感觉那本小说在结构等方面有极大的缺陷——我喜欢它，主要是由于语言
风格的缘故。
别人对钱锺书怎么看，尤其是对他的这篇文章？那是别人的事，我
管不着。不过，我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抄一段关于“中书
君”的这篇评论的意见出来，因为这本书的印数只有2000册，恐怕一般
人没看到过：
“钱锺书的吉光片羽未透破周作人批评观点上的特征，也是事实。
当时有分量的反响，大都指出历史循环论对周作人带来的局限，忽视了
时代和社会所提供的新因。”
因此，对这四篇附录，我只是改正了错字就完事了，没有写有关具
体字词的校记，因为我认为不值得。对了，忘了说了，这四篇文字本来
不是收在初版本里的，而是收在陶明志编的《周作人论》（上海书店19
87年3月据北新书局1934年初版本影印，定价1.40元 印数6000 ）里。
编者自作聪明，把这些烂文字收为附录，实在不象话。
如果知堂地下有知，我想也不会赞同编者的做法的。为什么呢？请
看下面1966年3月18日周作人寄给曹聚仁的信中的这一段话：
“…且说陶明志编之《周作人论》中，除苏雪林文最有内容之外，
余悉是阿谀余漫骂的文章，可谓有识。”
可见，周作人对《周作人论》里的文章的态度如何。另外，《周作
人论》里还收了一篇陈子展写的名为《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漫骂文
章，为什么编者没有收录呢，它也是评这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呢:-)
到这里，这本书终于校对完了。这时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我真幸福，
手里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初版本的影印本，不必受本书编者的气。
看编者的“编后记”，知道编者手里也有《周作人论》和《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的影印本，而且我们的版本可能还相同，未免悻悻。《中国新
文学的源流》影印本的印数只有4500本，为什么让编者买到了一本呢？
多么可惜呀，应该留给别人读才对。再看编者的“编后记”，知道编者
的文字水平也差，那么点意思，罗嗦了那么多字，真是浪费纸张。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对后记
在一是由于我很忙，二是由于天太热，没心思写东西，就只好把两种我
认为最好的评论摘抄出来，用来代替我的评论了。
其一，是两则许道明的评论，摘自其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这观点我只部分赞同：
“坚持言志和即兴的原则，表达自我，注重个性，仍旧是他的发脚点
；…自觉沟通现代与传统，这是他的用心；而将新文学归结为传统个性
主义文学的复兴，则是他的结论。”
“钱锺书的吉光片羽未透破周作人批评观点上的特征，也是事实。
当时有分量的反响，大都指出历史循环论对周作人带来的局限，忽视了
时代和社会所提供的新因。”
后一则我在上面的校记里抄过，这里再抄一遍，因为它们分别谈了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优缺点，说的很客观，尚不失为一家之言。
其二，是司马长风在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里的有关评论，
我不但基本赞同，而且还表示佩服，所以要抄多一点。
司马长风是谁呢？其实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可能是台湾或者香
港人，写过三本《中国新文学史》，出版后争议很大，曾经和夏志清或
者柏杨（？）等人为此书吵了很久，具体我全不了解，没法多说。我上
中学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听说了这三部书，却不知道哪里出版。后来，
在书店举行的香港图书展上看到了这书，可能卖几十人民币吧，总之我
是买不起——那时国内一本400页的书，定价虽然才2元左右，我还买不
起呢。1996年8月7日，我在旧书摊居然看到了这套书的中册（1978
年11月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再版本），虽然封皮破得不成样子，我
还是买了下来，因为只卖两元。回来经过我的修补，这书看起来居然还
很新呢。奇怪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居然盖着“郑州瓷厂工会委员会”
的印章，那么它是怎么跑到哈尔滨的呢？
不多说了，还是抄录这书里的评论吧：
一、《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优点：
“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有系统和最具创造性的文学见解。”
“…以即兴解释言志，以赋得解释载道，尤具卓识，使他的文学见
解达到通透无碍之境。”
“周作人这部书主要旨趣有二：（1）是使新文学运动与中国文学传
统衔接（2）摘清史上文与载道的面目，从而冲洗当时的新载道派。就前
一问题说…他使新文学的根须插入传统的土壤，这一点极具历史意义。
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扭转。就后一问题说…他鞭挞新载道派…高标言志
的正路，实为那个时代的空谷灵音。”
二、对两段《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原文的理解：
（一）“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
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
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
（二）“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
剁做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
怪势上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又，“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
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
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
着雪茄。”
第一段话意在根绝人们把文学当作政治工具，那是糟蹋文学，同时
失去文学的资格；
第二段话在讽刺用文学“载道”的人，是八股的妖风复活。他这些
三、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这是最精彩的评论部分：
造成创作心灵于社会现实的阻隔。这使笔者悟出他的理论须挖深一层，
踏进一步才能烛照道理之全及他之所蔽。
载道与赋得，言志与即兴…这两组观点是不能等同的，必须进一步
区别。载道是内容的限制，赋得是形式的限制，有了这一区别，可产生
左列四组观点：
（1）赋得的载道（2）即兴的载道（3）赋得的言志（4）即兴的言志
赋得的载道，是说奉命被动的写载道文章；即兴的载道，是说自觉
主动的写载道文章…也可以说是言志…也有个性流露…不过…终因虔于
载道之故…也足以窒息文艺。
赋得的言志，直说是被动的言志，确切的说是有限度的言志…不是
海阔天空任鸟飞了。
即兴的言志，是说既不载道，思想也没有框框，这才是圆满的创作
心灵，才能产生第一流的质地和色香俱佳的散文。
周作人之所蔽是在赋得的言志，即有条件，有局限的言志，这虽是
对周氏的批判，同时也是周氏理论的发展。
好了，都抄完了，朋友们以为如何？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16:31 0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