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月令和阴阳五行说（上）
冲虚子
月令和阴阳五行什么关系呢？一言以蔽之，它是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制定的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行为规定，如果套用顾颉刚先生的话，可以定义为中国人的一年四季的行为律。毕竟二千年过去了，现代人已不需要受月令的制约了，但在中医里，所谓的调理、养生的很多思想其实就来源于月令，只不过，很多人并不清楚其中的关系而已。
《黄帝内经》和月令的密切关系比比皆是，对接得最明确的是《素问·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岐伯说：“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不过，这里和月令结合的不是按照五行那样春归肝、夏归心、长夏归脾、秋归肺和冬归肾，而是以每两个月为单位，即正月、二月在肝，三月、四月在脾，五月、六月在头、，七月、八月在肺，九月、十月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在肾。不是以五为单位，而是以六为单位了，增加了头，把心和肺对应的时间调换了过来。
但要说把五行、类似于月令那样的四时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则莫过于《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静。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㶼 热食温灸衣。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肾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静。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
《黄帝内经》中很多诸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这样严格把握发病及病情绵延时间花?点很多，一方面科学地展示了病情发生、发展、痊愈的时间过程，但更有深意的则是对诸如月令神般的敬畏和遵从。所以，不把古代月令的产生、发展等情况搞清楚，就很难理解中医对发病到治疗的时间依从规律，特别是中医养生学对时令的皈依。
月令和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属于一个性质的东西。日历是每天的时间段内可以做的的或不适宜做的事情，月令是以月为时间段内可以做的或不适宜做的事情的规定。月令和我们过去用过的老黄历很像，实际上，老百姓家里的老黄历就是根据月令制作的日历。冲虚子认为，从邹衍发明五德终始说后，他的后学把过去和阴阳五行并没有什么关系的月令，依照阴阳五行的原则做了重新的规定，而之后的医家或医学理论家全盘照搬了月令观念。所以，研究阴阳五行、研究中医就一定要研究月令。
集中表现月令的文献主要有《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五行篇、四时篇、轻重己篇，《逸周书·月令解》，《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等。之后每朝都有月令，如之后的汉崔实的《四民月令》、唐代的《唐月令》等。（张闻玉《<夏小正>之天文观》，载自其所著《古代天文学历法论集》，第2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主要研究在月令制订发展史上有肇始作用的先秦及西汉的月令文献。
汉时，把孔子所定的称为“经”，孔门弟子和后学对“经”的解释称为“传”或“记”，弟子们展转相授的称为“说”。（见刘起釪《古史续辨》第6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隋书·经籍志》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发现了若干篇论说和解释礼制的文章，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戴礼记》。但这个记载可能有误，戴德在汉宣帝时就做了博士，刘向在之后的汉成帝时才可以整理古籍。戴德的弟弟戴仁之子戴圣也编了一本有关礼制的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礼记》（也就是《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的第四十七篇即是《夏小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书。曾经在很长时间，《大戴礼记》被边缘化，甚至被认为是从《礼记》删除出来的，就更不被人待见了。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初的人为因素没有了，才客观公正地看待《大戴礼记》并发现它的价值。现在，基本公认的情况是《大戴》和《小戴》同是整理、解释我们古代礼制方面的书，由于两人的不同眼光，对他们当时看到的资料做了不同的取舍而已。比如，他们都认为历书也应该属于礼制的一部分，但大戴则喜欢古远而纯正《夏小正》，小戴则选择了对当下更有用的《月令》，如此而已。下面是《夏小正》全文：
正月：
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篸。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於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二月：
往耰黍，禅。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丁亥万用入学。祭鲔。荣堇、采蘩。昆小虫抵蚳。来降燕。剥鱓。以为鼓也。有鸣仓庚。荣芸，时有见稊，始收。
三月：
参则伏。摄桑。委杨。韦羊。螜则鸣。颁冰。采识。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祈麦实。越有小旱。田鼠化为鴽。拂桐芭。鸣鸠。
四月：
昴则见。初昏南门正。鸣札。囿有见杏。鸣蜮。王萯秀。取荼。秀幽。越有大旱。执陟攻驹。
五月：
参则见。浮游有殷。鴂则鸣。时有养日乃瓜。良蜩鸣。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启灌蓝蓼。鸠为鹰。唐蜩鸣。初昏大火中。煮梅。蓄兰。菽糜。颁马。将閒诸则。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鹰始挚。
七月：
秀雚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荓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乡。时有霖雨。灌荼。
八月：
剥瓜。玄校。剥枣。粟零。丹鸟羞白鸟。辰则伏。鹿人从。鴽为鼠。参中则旦。
九月：
内火。遰鸿雁。主夫出火。陟玄鸟蛰。熊、罴、貊、貉、鼪、鼬则穴，若蛰而。荣鞠树麦。王始裘。辰系於日。雀入于海为蛤。
十月：
豺祭兽。初昏南门见。黑鸟浴。时有养夜。玄雉入于淮，为蜃。织女正北乡，则旦。
十一月：
十二月：
鸣弋。元驹贲。纳卵蒜。虞人入梁。陨麋角。
我们选取有祭祀活动的月份，就三月吧，翻译如下：参星好像隐藏了起来（不太容易看到了），桑叶舒展着，茂盛的杨柳枝垂掉了下来，羊在嬉闹，蝼蛄在鸣叫，（天气转热），国王赐给大臣们冰块。可以到田野采野菜，从妾到夫人开始养蚕，就要管理养蚕室的事情了。这个月，要举办祈求麦子丰收的祭祀仪式。吁,这时降雨稀少田地有点旱啊。田鼠不见了，好像化成了鴽。桐树刚开了花，鲜嫩的桐树叶像被擦拭过一样。处处可以听见鸠的鸣叫声。
我们选取有祭祀活动的月份，就三月吧，翻译如下：参星好像隐藏了起来（不太容易看到了），桑叶舒展着，茂盛的杨柳枝垂掉了下来，羊在嬉闹，蝼蛄在鸣叫，（天气转热），国王赐给大臣们冰块。可以到田野采野菜，从妾到夫人开始养蚕，就要管理养蚕室的事情了。这个月，要举办祈求麦子丰收的祭祀仪式。吁,这时降雨稀少田地有点旱啊。田鼠不见了，好像化成了鴽。桐树刚开了花，鲜嫩的桐树叶像被擦拭过一样。处处可以听见鸠的鸣叫声。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物候和农事是主要内容，社会生活只占很小部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气候学、气象学知识，都建立在物候观测的基础上的。古代研究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这是了解古代天文、气象知识的基本点。在大量物候观测的基础上从逐步总结、归纳为抽象物，比如，在气象方面的长期的大量的观察，最后总结出十二节气，再到二十四节气，甚至七十六候。再以定好的二十四节气、七十六候指导农事和社会生活。二十四节气名除表达分、至、启、闭意思的外，其余如雨水、谷雨、霜降、惊蛰等等就都是古人观察物候的结果。
我国古代对天象、物候的观察历史非常久远。《尚书·尧典》就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羲和、羲仲、羲叔、和叔四人分别到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去观测东南西北四方中的南方朱雀七宿、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的循行轨迹和出现时间，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用以指导农事。冯时在《殷卜辞四方风研究》一文中指出：“殷代四方神和四方风构成了完整的标准时体系，也就是历制体系。四方神为分至神，四方风则为四节之物候征象。”（《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夏小正》也是为指导农业生产而产生的。语言古朴，描述自然，所观察物象皆为眼前寻常之物，而且都比较简单，文风近于《诗经·国风》，就是王颁冰、祈麦实这样的事情也叙述的极为自然，更重要的是没有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干扰或篡改。和《十二纪》、《月令》相比，区别极其明显。仅阅读文字就可以感觉到其较为古远，思维淳朴。刘起釪先生说：“西人恰特莱（Chartley）据书中所载天文内容考定其书写成于公元前350年左右，则这是关于战国中期天文星象的重要科学资料。”（刘起釪《古史续辨》第6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学勤先生利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经过对主要问题的探讨，认为《夏小正》有古老的渊源，认同《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见李学勤《<夏小正>新证》，载《李学勤文集》第8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张闻玉先生甚至认为《夏小正》古于《尧典》（见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第22-2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以这样说，《夏小正》有较为古远的渊源，成书应早于战国中后期阴阳五行肆虐之时，从文风、文字看，放到西周也未尝不可。或是由晋人传承（晋人住夏虚也同时继承了夏历）未受东方阴阳五行说的影响。
总之，《夏小正》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书。
二、《管子》里的时令
按照《夏小正》的传统和风格，之后的反映历法的篇章就应该是比《夏小正》观察得更细致、更准确、更全面，对农事的指导更具体。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相反是非物候观察和非农事活动大幅度增加，非自然因素大幅度增加。我们先看看《管子·四时》。
可以清晰地看出和《夏小正》的明显不同：一是过去的大量以反映气候、气温等变化的物候大幅度减少，留下的则较为概括，代之以春、夏、长夏、秋、冬五个抽象反应不同气候、气温的名词，既说明天文学和气象学进步到一个新阶段，又说明物候对制订本历法者已经不重要了。二是事情的安排已经由过去简单的农桑、王颁冰、祈麦实，扩大到整修水利、合理司法等从乡间到朝堂的诸多事物，特别是整理出春夏秋冬四季（长夏时间实在太短，故不予安排了）每季要做好五事（大概如此）、五政，期望使历法上升到国家行政和表现治国理念的层面。三是完全阴阳五行化。以“春”为例，“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春季所处方位，所属的星宿，春季的气名，春季的德性等等都配置了。当然，《管子·四时》还处于阴阳五行进入历法的初期，五事、五政的内容区分还不够严谨，增加的属土的这个季还没有取好名字，这一季的行文极为勉强，好像是强加上去的。所配的星宿被后代弃用说明不够合理。尽管还比较稚嫩，但有一点却是开了重要的头的，就是增加了照此办理的好处，如，春季是“五政苟时，春雨乃来”；夏季“五政苟时，夏雨乃至也”；夏之后增加的这个季“岁掌和，和为雨”；秋季“五政苟时，五谷皆入”；冬季“五政苟时，冬事不过，所求必得，所恶必伏”。把做好五事、五政作为获取好的结果的图式，尤其是做人事动上天的获益归因图式，发展到后来就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天人感应。从此，中国的历法抛弃原本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成为唯心主义圭臬。
同书的《管子·轻重己》虽也可以归于月令（时令）范畴，但和《夏小正》、《管子·四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属于给天子制订的工作时间表。
《管子·轻重己》制订了天子在一年四季中的八个节气的以重大祭祀为主的标准活动，不少地方值得讨论。
首先，选取八个节气的问题。我国古代以冬至为一个天文年度的起算点。两次测定就会得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古人称之为“岁实”。古人在大量物候观察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在一年中有多个前后气候明显差异的临界点，如《尧典》中记载的二至（日永、日短）二分（日中、宵中）现象（详见冲虚子《四方、四时以及四方神》），以后逐渐认识到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确定了八个重要的气候变化节点（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十六个重要物候节点（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这就形成了在一年十二个月中，每月两个节气（不含闰月）、全年共二十四个节气的节气结构。刘宗迪说：“二十四节气的这种有序的等间隔排列在汉代《淮南子天文训》中就定型了”（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增订本，第44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轻重己》只选取春始（立春）、春至（春分）、夏始（立夏）、夏至、秋始（立秋）、秋至（秋分）、冬始（立冬）和冬至八个表示季节变化的节气，也即八节，也是抓住了重要节点。
关于夏季服黄的问题。根据五行和五色的配合，夏季属火，应该穿赤色的衣服，本篇却说“服黄而静处”。《吕氏春秋·十二纪》说：“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礼记·月令》和《十二纪》完全相同，都是穿赤色的衣服啊。如果不是传抄错误，那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就有专家认为此处的夏季服黄，加之夏至麦熟祭于太宗时，却突兀地来了一句“出祭王母”和四望，实为王莽篡汉背书。（见马非百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下册第72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汉朝为火德，尚赤。王莽篡汉后，认自己为土德，故尚黄而贱赤，他曾经下诏说：“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意思说高贵的衣服是黄衣，仆役所穿是红衣, 应让郎官和侍从都穿绛红色衣服。郭沫若先生虽认为上述理由不充分，不予认可，但也没有理出让人信服的理由。（见《郭沫若全集》历史卷8《管子集校四》第44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当然“出祭王母”之王母也可能指的是如商的始祖契之母简狄，周的始祖弃之母姜嫄？不妨一想。
第三，《轻重己》表现的天子日历是已有的记载还是《管子》作者的杜撰？《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轻重己》共规定了八个节气的八次活动，除了两次均静处（有点像在家打坐）外，主要是六次重大祭祀。这六次祭祀又分为祭日、祭月、祭星的三次出城到郊外的祭祀活动，另三次是祭祖：祭太宗、祭太祖和祭太惢（？），祭太宗、祭太祖的位置不明，祭太惢也要到城外。立春时要到都城东方的四十六里远的地方设坛祭日，感恩暖阳，何如璋先生认为路程太远，应该是十六里处。可春分的还要到东方更远的地方设坛祭星，比上次远了一倍，看来里程没错。春分祭的是哪颗星呢，注家都缄默不言而笼统地说祭祀天上的星星。夏、周或者晋国绝不可能祭火星（辰星），因为辰星是商人的保护星。如果是夏朝的习俗应该是祭参宿，周和夏有亲缘关系且周承夏礼，晋在夏虚，故他们都该祭祀的是参星，（详见冲虚子《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上）》）。参星升起的时候就是他们准备春耕生产的时候了。郑文光先生说：“参宿是一个群星灿烂、极其壮丽的星座。以参宿一为例，现在的赤经是5时40分，公元前2100年即传说中的夏代初世，赤经是2时20分，即在春分点东面35度。春分前后，所谓‘夏虚’即后来的三晋地区也即如今山西一带，开始春耕生产，此时太阳下山不久，参宿正在西方地平线上闪耀。因此夏族选择观测参宿为春耕生产来临的标志是极为合适的。”（郑文光《中国古代天文学源流》第31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立夏的时候天子静处，这里就不多说了。夏至的时候，正值麦子熟了，天子要祭祀太宗，太宗是谁呢？始祖。立秋之时，黍子熟了，以之祭太祖。太祖是对本族最有功劳的人，一般为始封之人。秋分的时候，谷子熟了，离开国都到西方一百三十八里处设坛祭祀大惢。大惢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没有靠谱的。冲虚子猜想，据前文义，麦熟祭大宗，黍熟祭太祖，谷熟祭的应该是天子的先祖，是不是母性先祖呢？如商的始祖契之母简狄，周的始祖弃之母姜嫄？更为奇怪的是，前文祭于太宗、祭于太祖，我们理解为祭祀太宗、祭祀太祖，而在秋分，祭于太惢，之后由加了一句“号曰祭月”。如果祭月没有问题的话，那对大惢就需要重新理解，即大惢是祭月的祭坛。而“祭于太宗、祭于太祖”也要理解为在太宗的祭坛（类似于秦人的畤）祭祀太宗，在太祖的祭坛祭祀太祖。立冬那一天，天子依然是静处。冬至的时候，天子北出国门到九十二里处设立一个叫发繇的祭坛继续祭祀。到底祭祀谁，上千年也没有搞明白。有人认为“发繇”为“祭繇”之误，当训为“祭玄”（玄为玄冥雨师）；也有人认为“发繇”的意思是祭海。可能是传抄错误，现在已不可知其义了。
上述祭礼的出处在哪里呢？《礼记·祭统》说：“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尔雅·释天》说：“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轻重己》的祭祀和二者看不出丝毫的关系来，它又是来自哪个系统呢？
《轻重己》的性质我们怎么理解？何如璋先生(1838—1891)是我国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我国首任祝日本公使(1876—1882)，后还主管过马尾造船厂。同时是位《管子》研究专家。他认为：“《轻重己》一篇，专论时令，非轻重也，”“拟列《五行》、《四时》之次，附《玄宫》为一类。”（转引自马非百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下册第72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何先生的看法不错，只是没有深思作者的用意。《轻重己》和它篇《轻重》不同，明为四时、五行，实为轻重。我甚至敢于揣度《轻重己》里的祭祀都是作者自己的臆想，真实的用意在天子发出的命令以及对命令的阐论这里，《轻重己》的价值也就在于此。文章一开始就说：“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中心意思就一句话：立规矩。本篇给天子立规矩，天子给臣民立规矩。规矩涉及山林、水土安全，罪犯的惩处和宽宥，鳏寡孤独养育，农田、农具准备，军事物资准备等国家民生。完全是法家的思想。我认为，《轻重己》直接启发了《吕氏春秋·十二纪》，或《吕氏春秋·十二纪》完全继承了《轻重己》的这种思想，故而在此讨论一番。
还有《五行》篇需要讨论。关于其中的五行相配见拙作《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中）》，不再赘述。主要说说和时令相关的内容。
《五行》篇的核心内容是把一年360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等份，从过了冬至开始，各为72天，每个72天都要按照所属的五行德行去施政，如第一个72天为春天，属木德，就要按照木德的特点施政，木德的主要特点是生长，所以，不能砍伐树木，要保护萌芽使其生长，包括所有的幼小的动物和在襁褓中的婴儿，要及时评定官员的功过，要对好的官员激励（鼓励其使好的方面增加），把仓库中的陈粮贷给农户，帮助他们像树木在春天生长一样发展。如果天子没有这样做怎么办，本篇还对天子进行了恐吓式的警告：天子危险，太子危险，夫人或家人都可能死，或者是长子死。其他的都大同小异，就不再详述了。
总之，《管子》一书继承了古代时令思想并予以充分重视。稷下学者们根据发展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新思想，对时令做了重新包装，除了最基本的用阴阳五行（主要是五德）规范和解释时令外，最大的改变就是大幅度减少了对自然时令的关注，《管子》的作者里几乎没有气象学家，所以《管子》里的时令篇都不以月为单位，因为他们做不到这么细致入微。他们的兴趣更多的在政治上，所以自然大幅度地增加了社会政治、人事内容，明显地表达出对王权的积极干预和限制，通过阴阳五行思想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时令的研究没有按照不断深入地认识自然科学这条路子走下去，是极其遗憾的事情。所以也可以这样说，《管子》中的时令更多的是哲学和社会，而非自然科学。面对这样的改变，后人会如何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