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午石风：异域形象与自我审视——薛福成的西方观察

线材百科2021-11-26中国结知识问答184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晚清著名维新思想家。1865年起投身洋务运动，1889年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出使期间写有《出使四国日记》，全面记录了他在欧洲各国的所见所闻。作为近代中国人西方观察的重要资料，《出使四国日记》对西方社会的描述、评价，对近代中国人的西方形象塑造起到了巨大的参考作用，而作为直接的西方观察者，其对西方社会描述的选择性和评价的标准，又反射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因此，薛福成的西方观察，既是一种异域文化的描述和异域形象的塑造，也是西方文化映衬下的中国文化的自我审视。

　　一、西方文化描述和西方形象塑造

　　薛福成对西方文化的描述，既是一个思想家的文化自觉行为，也是晚清政府对出使人员的具体要求的结果。在1892年1月19日给总理衙门的咨呈中他引用了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总理衙门“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一片的内容：“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等因。”[1]8对出使、出国游历人员的此项要求，可以看出晚清政府面对未了解的西方世界的忧虑和对了解西方世界的一定的渴求。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的写作就是在这个具体要求下开始的，因此，西方社会的现实描述和西方形象的塑造就成为他的首要目的。

　　薛福成对西方的观察和描述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展开的，对西方的商业、军事、医学、地理、教育、科技、政治、风俗等方面的具体所观所感，从感性的直观接触到理性的思考评价，构成了薛福成西方社会描述和西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内容。

　　薛福成注意到了欧洲对商业的重视：“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 [1.159对于军事，他说：“西洋各国，陆军以德国为最胜，水师以英国为最精，固已然。不必英与德业，余观各国营伍，无不步伐整齐，操练精熟，多有一定步骤，非可尺寸逾越。”[1]85对西方医学，他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中西医理不同，大抵互有得失。西医所长在实事求是。凡人之脏腑筋络骨花?�，皆考验极徽，互相授受。又有显微镜以窥人所难见之物。或竟饮人以闷药，用刀剜人之腹，视其脏腑之秽浊，为之洗刷，然后依旧安置，再用线缝其腹，敷以药水，弥月即平复如常。如人腿脚得不可治之症或倾跌损折，则为截去一脚而以木脚补之，骤视与常人无异。若两眼有疾，则以筒取出眼珠，洗去其翳，但勿损其牵连之丝，徐徐装入，眼疾自愈。此其技通造化，虽古之扁鹊、华佗，无以胜之。”[1]111西方社会对地理学的重视也引起了他的关注：“西人皆知舆地之学。每村塾中，童子七八岁者，先读舆地诸书，四壁悬地球诸图，塾师随时指示。怠十三四岁时，则又择舆地书之精者读之。盖凡为官为士为兵为工为商，皆当周知舆地，惟其童而习之，所以无人不洞悉形势，谙练世务。”[1]99对于西方教育，他更是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评价：“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政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其书多，曲折该备，有读之十年不能馨其奥者。平日所见所闻，莫非专门名家之言，是以习之而无不成，为之而无不精。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为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商，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1]241西方科技的进步对与薛福成以至晚清一代人来说，其意义自不待言：“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其根源非有殊也。”[1]16对于西方的政治，薛福成也以一种开放的眼光给予了描述：“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1]147而对于西方的社会风俗和法律之有异于中国者，他也进行了记载：“子女年满二十一岁，即谓有自主之权，婚嫁不请命于父母。子既取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者不相闻问。虽较之中国父子贼恩、妇姑勃谿者，转觉稍愈。然以骨肉至亲，不啻推远之若途人。国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殴。子殴父者，坐狱三月；父殴子者，亦坐狱三月。盖本乎墨氏爱无差等之义，所以桀戾若此。”[1]220

　　突然投身到一个与中国文化相异的异域环境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信息如巨浪扑来，现实中的西方形象与想象中的西方形象的巨大落差，对于晚清一代的中国人来说，对其心里的震动和冲击是十分巨大的。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思维的近代思想家，薛福成在亲身经历后对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西洋各国经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至其所奉耶稣之教，亦颇能以畏天克己、济人利物为心，不甚背乎圣人之道。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今之刑赏与众共之之意。”[1]220“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牴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徵之。”[1]71

　　通过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描述，薛福成塑造了一个现实的西方形象，对晚清中国人的西方形象进行了纠正，他说：“欧美两洲各国勃焉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绝大关键，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横绝地球而莫与抗者，不过恃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实皆创行于六七十年之内，其他概可知矣。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1]79他希望通过这个西方形象的建立，改变晚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态度，以真实的认识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

　　二、中西文化对比下的中国文化的自我审视

　　薛福成在完成对西方社会的描述和西方形象塑造的同时，也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评价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批评，完成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自我审视。正如他在《出使四国日记》的“自序”中所说的：“知之而不图所安，非所谓狃于积习，粉饰自欺者欤？大抵今古之事百变，应之者无有穷时。平天下者，平其心以絜矩天下，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1]9对西方的描述和评价，其本意是“知我之短，知人之长”。

　　正是在对西方的观察、思考和对照、反思中，薛福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提出了批评。面对西方科技的发达，他反观中国：“顾吾谓中国数千年来，材致迭兴，固未尝无好学深思之士造乎其极者；第自《周礼?冬宫》一书既佚，而操艺者师心自用，擅其片长以眩于世；学士大夫又鄙弃工艺而不屑道，而古先圣哲所作述之绝学遂亡。讵知泰西诸国，殚亿兆人之智力，潜窥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日臻富强以雄视宇宙耶？……吾华读书之士，明其道者忽其事，工师之流，习其业者昧其理。多未明晓西法，故不能互相引证，抉其精要，然其学未尝不可攻而能也。”[1]16在对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缓慢原因进行分析时，他注意到了中国人对科技的轻视是造成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明其道者忽其事，工师之流，习其业者昧其理。”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科学精神的缺乏的弱点的批判，使薛福成的西方观察由表征的描述进入到了文化批判，对于晚清时代而言，其意义相当巨大。

　　在对西方的军事进行了考察之后，他指出西方在军事上屡胜中国的原因：“宋明以来，右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材。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泰西诸国，选将练兵，皆出学校。武备一院，选聪颖子弟读书十数年，再令入伍习练。虽王子之贵，皆视为急务。历练既深，又多学问，故无不精娴韬略。夫西人选择精，读书久，阅历深，而始能当一兵，其所以制胜者在此。一隶营籍，则平日见重于闾里，如中国诸生之列胶庠。即年满告退，亦有半饷以赡其老。所以能使乐于从事，不惮致其毕生之力，而将才亦因以辈出也。”[1]85在他看来，中国军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军人素质的低下、军事教育的缺乏和军人待遇的缺失。这与早期洋务派专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器械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军事人才培养和保障的问题，为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具有倡导的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皆是重农轻商，商为四民之末，在考察了商业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后，薛福成对比了中西方对待商业的态度，并对国人轻视商业的认识和态度提出了批评：“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亦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业。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1]27

　　除了对科技、军事和商业等方面进行对比和批评以外，薛福成还对中国人的知识取向的偏执提出了批评：“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造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縻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无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1]80

　　薛福成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批评，其用意就在于纠正中国人的社会观、文化观，提倡取长补短，向西方学习。他说：“礼失求野，岂彼智而我独愚？特中土习为游谈，具平日留心讲习者良少耳！”提倡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主张和具体措施：“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然各国事理与中国不同。彼借游历以传教者无论已，其他或默计中裔相通道里，或私绘山川形势，或考求物产盈虚，或测探煤铁矿苗，非空劳跋涉者。目前我之所亟，惟在察敌情，通洋律，谙制造测绘之要，习水师陆战之法，讲求税务、界务、茶桑、牧矿诸事宜。应请敕下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分饬参赞随员游历境内，考核纪载，分门讲求；并督出洋武弁学生等学习各项技艺；董劝并行，以收实效。至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者，可否请旨敕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咨送总理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1]112在他看来，首先是要全面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其次是直接进行各项技艺的学习；第三，对学习西方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

　　薛福成不仅提倡向西方学习，还为西方科技文化的学习进行了实际的工作。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对西方技术的不厌其烦的详细记述，在他任职期间，多次为国内聘请西方专业人才，或聘教习进行军事训练和科技知识传授，或聘技师参与中国钢铁、采矿、铸造、纺织等建设工作；或保举留洋学生，请予保奖。他的这些具体行为与他对学习西方的倡导相一致，共同构成了其中西对比中中国形象的自我审视的整体。

　　三、中国文化情结和西方观察的局限

　　薛福成作为近代著名的洋务派思想家，具有开放的视野，但作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深深影响，这在他的《出使四国日记》中也时时体现出来，对西方文化的钦慕、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批评同他身上的中国文化情结往往交织在一起，他的西方观察也因此具有了特异的色彩，呈现出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特有的特点。

　　薛福成在对西方科技、文化、社会、风俗进行评价，或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批评时，往往会进行古今的对比，以古评今是其主要特点。而他所使用的古，往往会上追“三代”，后引汉唐，从中国的古代典章制度中寻找与西方文化的相似点。他在《出使四国日记》的“自序”中说到中西之间的相通之处，得出的结论是：“至于风俗政令之间，亦往往有相通之理。试观其著者：其条教规模，有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必其国之所以兴；其反乎我先王故籍之言者，必其国之所以替。即其技艺器数之末，要亦随乎风气之自然，适乎民情之便利，何新奇之有焉？吾闻管子之言曰：善射者厄于野，善游者厄于梁。凡国之亡，亡于所长。然则天下善知人长者，又即善于知人之短者哉！”[1]9

　　在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评价时，薛福成也往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标准：“西人之恪守耶苏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爱人，颇与儒教无甚歧异。然观教会中所刊新旧约等书，其假托附会，故神其说，虽中国之小说，若《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尚不至如此浅俚也。其言之不确，虽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遇西国积学之士，与谈耶苏教旨，似皆已觉之而不肯明言；亦竟有言一二百年后，西国格致之学日精，必多鄙弃教会诸书者。及论孔子之教，则皆同声推服，并无异言。虽西人亦雅善酬应，然余察其辞色，似出于中心之诚然。盖圣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稣之说比儒教，不仅如水晶之比玉，虽洋人未尝不知。从前中国之杨墨佛老，非不鼓动一时，积久已自衰息；孔子之教，则如日月经天，阅万古而益明。欧亚诸洲，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稣之教将衰，儒教之将西也。”[1]72

　　在谈到西方科技发达以及中国人科学精神的缺乏时他说：“古圣人兴物以全民用，智者创，巧者述，举凡作车行陆，作舟行水，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所谓行上行下，一以贯之者也。后世歧而二之，而实事求是之学部明于天下，随令前人创述之精意，潜流于异域。彼师其余绪，研究益精；竞智争能，日新月盛。虽气运所至，亦岂非用力独专欤？方今海宇承平，中外辑睦，通使聘问，不绝于道。两国之讨论中外[华]经史者，不乏其人，而吾儒亦渐习彼天文、地輿、器数之学。涉其蕃，若浩博无涯涘；究其奥，则古圣人作述之原，未尝不有所见焉。甚哉，格致之功之不可不穷其流也。”[1]16 以“先王故籍之意”作为评价西方国家盛或衰的标准，以“圣人之道”作为评价西方社会文化的标准，从中国古代寻找现代科技的源流，这些均无意中流露出其民族的自尊心和心中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情结。

　　在提倡学习西方的时候，薛福成也往往将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科技联结起来： “余常谓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盖出于墨子，虽体用不无异同，而大旨实最相近。偶于赵静涵谈及《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因令检出数条。如第九卷《经说下》篇，光学、重学之所自出也。第十三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第十五卷《旗帜》一篇，西人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之所自出也。”[1]200 “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自神圣迭兴，造耒耜，造舟车，造弧矢，造网罟，造衣裳，造书契。当洪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岂不较今日西人之所制作尤为神奇，特人皆习惯而不察耳。即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于中国也？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观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讳疾忌医也。若谓学步不易，而虑终不能胜人，是因噎废食也。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凝于水而寒于水，巫臣教吴而弱楚，武灵变服以灭胡，盖相师者未必无相胜之机也。吾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以惊，睾然而企也？”[1]80

　　“薛福成不完全是一个‘西学中源’论者，而更多的具有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会通以求超胜”的民族抱负，所以，对于西方最新科技，薛福成身体力行，努力消化，并随时与中国传统科技相参鉴，希望国人能走出一条‘会通超胜’的民族科技复兴之路。”[2]薛福成之所以会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将西方的科技与中国古代科技联结，甚至将西方科技之源流追溯到中国古代，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薛福成在面对现代科技时坚持“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鹜新”的观点；另一方面，晚清时代的中国，虽然有如薛福成等一批正眼看世界的先觉者，但整个社会尚处于一种封闭保守的状态，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针对当时中国的闭锁心态，有一段生动描绘：“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深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飘渺的假设一一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漫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3]12因此，除了民族文化自尊心和文化情结外，应该还包含着薛福成基于中国社会现实，为学习西方寻找说服理由的策略性考虑。

　　近代以来，从林则徐、魏源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以对西方的社会和文化的亲自接触，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并在中西方的对比中，寻找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尽管由于他自身文化素质和中国现实环境的影响，在对西方形象进行描述和对比批评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文化上的误解和认识上的局限，但他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传统观念在不得不面对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的刺激和反应，反应了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矛盾复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