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血的村庄
【题记】：我在等待，在守候着，我等待村庄回归，等待那条融入我灵魂的河流。我用文字记录，用文字去完成对一个村庄的坚守。我希望千百年后，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村庄的子孙会在我显白的文字里寻到他们灵动跳跃着的那个绿色村庄，尽管我不确定这块土地上还能不能生长出它的子孙，照此下去！
一个失血的村庄
村庄是什么？是水流潺潺，遍地长满了野草与野花?，有山峦，有梯田与瓜果，还有乡亲自足自乐的笑脸。村庄是铺陈于大地上的一幅农耕画卷，是我的精神家园。
打开村庄尘封的门，我就看到了这个村庄，看到了一方小院里养着的一群鸡鸭。器宇轩昂的芦花大公鸡满院子追撵着一只母鸡，之后用它强劲的喙扭住母鸡的鸡冠，把那只棕红色老母鸡死死地压在身下。我还看到一条老黄狗烦躁又无奈的耷拉着硕大的舌头满院子转悠，哈喇不断地从它的舌上滴下，落到院子里的土地上。转了一圈后，狗就在门楼下阴凉地方卧下来，一边继续哈达哈达喘着气，一边看院中系着围裙忙碌的女主人。
傍午，天越来越热了，从各家各户院墙内不断地有母鸡下蛋后抻着脖子，一个比一个起劲地“咯咯哒、咯咯哒”自豪而又炫耀的声音传出来。寡妇三翠家的大门一如既往死死地紧闭着，她紧闭着的狭窄门缝从来就不曾透出半丝的闲言碎语。
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汉叼着一只老木头烟袋沿河边慢悠悠地走着，在他的肩上有一付木骅犁，他身后不远处跟着一头老黄牛，牛不时地甩着尾巴驱赶那些不即不离一路追随着的牛虻与苍蝇。牛背上有一捆青草，后面还有一条追着老牛尾巴撒欢的狗。
我从村庄那扇尘封已久的门后轻易地就捡拾起这幅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落满了时光厚重的灰尘。当我一点点的拂拭去尘灰、当我细细审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了时光的冷厉，它已经褪去了村庄昔日的温柔与明丽。
多年来，无论梦里梦外我一直就在追寻这个村庄，我的车轮不停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滚动，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我的灵魂也跟随着我的脚步在这三十几分钟的路上徘徊，就像一只飘忽在半空中的风筝。我在这一头，家乡在另一头。那条长长的路是连结我和村庄的丝绳。
我的村庄名字带一个“沟”字，针对这个村庄，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在众多的史志中我没有找到关于村庄的历史记录，只在一本乡志中发现了对于村庄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的简单介绍，可见这个村庄在历史上，在人们眼中有多么微不足道。村庄隐于沟深林密的群山交叠处，实际上就是群山皱褶处一条大沟里的百多户人家。而就这样一个深居简出的小村庄，多年以后竟被人们发现了它存在的价值，被人像名贵古董一样从深山里开发与挖掘了出来。
许多年来，这个大沟里的村庄一直就像一棵深深根植我心底的枣树，我能记起它开出的花、结出的果，还有沟里潺潺流淌着的小河。我是闻着它的花香，吃着甜果，喝着甘美河水长大的山里孩子。如今我的肉身走出了村庄，我的灵魂却从来就没有从那里走出来，从没有一刻将这个村庄忘记过。我一直被诱惑着，我总惦记着，渴望着能回到它的从前，去采摘，去收获；我渴望着再次走进村庄的河，用它的清波洗去我一路走来的风尘，滤去我历经红尘的千百沧桑。
小河干涸了。没有河水滋润的村庄开出了更多的花，是变异的花，无香无色。它结的果越来越少，却长出了越来越多的刺。村庄在时间久远的干涩与无情磨砺下，青葱被一点点地锈蚀掉，一天天地露出了它的瘦骨嶙峋，像一个病入膏肓，无药可医的贫病者。
自此后，我一直就在期盼，期盼河流能重回我被时代割裂与瓜分了的村庄，我等着它去唤醒村庄的沉寂，去滋养灌溉，去医治村庄的贫病。
我在等着它回来，而它始终没有回来。
我等来的只是村庄刺的繁盛。尖锐的刺，那么的醒目，那么扎眼。
我被村庄的刺扎的生疼。
一根刺扎在妈心上
村头原本是没有公路的，现在村头却有了一条四车道明晃晃的公路。站在公路边向里看，可以看到妈家的门楼，有时还会看到弟弟家那辆用来接送孩子上学，漆面剥落，车体破旧的二手夏利车。
弟弟与弟媳在离村子不远一家混凝土站上班，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四千多元。正常情况下，除了家使家费与供孩子上学，一年剩下来差不多会有万把元。每年万把元的积蓄，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村庄原本不属于城郊，只是一个地处偏僻，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几年前由于城市政治中心整体东移，村庄就归入了城郊。政治中心的转移，势必会带动近距离区带经济与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妈家所在的村庄便被纳入了其中。其实，围绕着村庄的开发早在政府搬迁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眼光，有超前意识的人早瞅着村庄是块肥肉，在政府搬迁之前他们就已经对村庄下手了。首先是众多的韩资企业，在政府“零准入”、“三免五减”等政策格外的恩惠下，一些韩国人纷纷将一些重污染，重消耗的中小企业建在了村庄附近。得到政府要搬迁这一确切消息的人不多，我算是一个。只是我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量的资金去参与对一个村庄廉价资源的掠夺。
三叔在村子里有一个占地近五十亩的厂子，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经营了十几年。离使用期还有三十多年的时候，三婶去世了，三叔一个人经营起来就有些吃力。此时他已经赚了足够的钱，加上年龄也大了，儿女都在城里寄宿学校读书，三叔就放出话来要把厂子转出去，喊价九十万。五十亩的厂子，就算是租赁，合计每年租金还不到三万元，何况九十万里还包括了厂房与机械设备，到谁手都像是白捡了一块大肥肉。
我回家的时候，爸把三叔要卖厂子的事对我们说了。爱人没有说价格合不合适，只是透露了市政府过几年要搬迁这一消息。我们合计了前景，一致觉得三叔卖的不是时候，可以再等几年，等政府搬过来后，三叔那一大片厂区肯定会有巨大升值空间。于是我提出把这个厂子接过来。因为不确定政府到底哪年会搬迁，爱人坚决不同意，爸也不同意，妈不拿主意，剩下我一人，孤掌难鸣，眼睁睁就错失了极好的一个发财良机。
厂子不久就被市里下来的人买去了。那个姓李的人同三叔通了电话，电话放下人就到了，看完厂子连价都没有还，九十万，立马拍板成交。四年后，政府搬了，房地产热了，韩资企业进驻了，韩国工业园建起来了，原本归三叔的这块土地连同地上的房产设备再次被转手，转手价五百多万。
我妈在北山后近海路边有一块地，一亩多点，爸在地上种了樱桃，樱桃树长大了，结果了。爸年龄大了，嫌地远，没有同我们商量就以两万元的价格连同地上的樱桃一起转了人。那块近海的土地上很快起了一幢二层小楼，开了海鲜酒楼。近几年政策紧了，城里人不敢在城里公开吃喝，就转战到城郊一些特色酒店，于是在妈家土地上建起的这家饭菜贵的离谱的海鲜酒楼就天天人满为患了，不几年时间就让主人赚了个盂满盆满。
妈与弟弟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一道不高的院墙隔开成为了两户人家。侄女学习挺用功，只是脑瓜不够聪明，成绩总上不去。因为有绘画特长，弟弟两口子就抻着腰筋将孩子送进城里一家寄宿学校学习绘画。农村人家轻易是不敢送孩子学艺术学美术的，因为这类专业学校学费极高，一年没个三五万拿不下来。
弟弟家的几亩地由于位置恰好，已经全部被征完，连菜地也没有剩下。征地补偿款村里截留了一部分，分到弟弟手里只有十几万块钱。没有了土地的庄稼人日常吃穿用度全要花钱买，家使家费杂七杂八的加上买车，加上供孩子上高价学校，不到两年时间，弟弟手里的十几万块钱就见了底。当两口子的工资付不起孩子上学的高昂费用时，他们就盯上了父母口袋里的钱。
父母手里倒是有几个钱，只是他们自己舍不得花，生怕哪一天有病有灾无法应对。
像父母对待钱的这种心态，是国人大多数都具备的忧患意识。人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一个劲的攒钱，只为了有一天生了病好用钱来保命。换句话说，起早贪黑辛苦赚钱不是为了吃穿享受，攒钱都是为了送给医院。这在国人来说是多么的无奈又令人心酸的生活状态啊。
村庄里失地村民虽然国家给了一些补偿，却只是土地年收成的六倍，此外国家给每位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90元的养老补助，在物价高昂的今天，这点钱也仅够买两斤牛肉。以往靠着土地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被打破了，没有了土地，土里扒金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再有了。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与保障，对于未来，村民心里没了底，此后的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的金贵。
村里的中青年还好说，靠外出打工出苦力还可以养家糊口，那些年过五十或看起来不够强壮没文化没技能的村民，连打工都没有人要，挣钱都找不着门。
物价飞涨，农民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村庄最深重的苦难便开始了。
记得小时候，百姓读书看病几乎不用花钱，人人都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没有听说谁生病了因为没钱医治只好在家等死，也没有哪家医院可以将没钱的危重病人拒之门外。几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了，人口袋里的钱多起来了，心里却越来越没底，越来越毛。供孩子读书，为家人治病已经成了花钱的无底洞，成了当下中国人最沉重的经济负担。读书还好说，没钱顶多做文盲，不会要命，可是没钱看病，人就只能任着病痛折磨，只有等死。
现今，城市人生病住院也不再实报实销了，城里人拼死拼活地攒钱，也只为有一天会有足够的钱去救命，去填医院那张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何况没有医保，没有单位给报销医药费的农村农民？农村人是最怕生病，最怕住院的，一生病，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就会像流水一样流到医院里去。
如今农村民虽然也都参加了新农合医疗保险，而且条款明确地规定了各病种及医院等级报销比例，实际操作起来能报销回来的钱却很少，有限的报销额度相对于现今国人承受的高昂医疗费用来说只同于杯水车薪，是远远解决不了农村农民大问题的。就拿我家来说，妈先前做了单侧膝关节置换手术，时隔不久爸又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不到一年时间，两人住院费先后花去十几万元，而新农合只诶报销了三万多一点，报销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而且爸术后还要靠长期服药来维护调理，这些药物产生的高昂费用新农合就不再给报销了。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现状”的顺口溜：“生不起，剖腹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一段顺口溜，真实地再现了民生现状，尤其是农村农民。他们生不起病，也不敢生病，甚至连死都死不起，死了殡葬费也出不起。
村庄里有几个因家境贫寒而失学的少年，十六岁的杨明亮是其中一个。杨明亮家本来有四亩粮地，征地后也得到十几万补偿款。杨明亮母亲在村头热电厂食堂做饭，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如果日子顺顺利利，凭着杨明亮的聪明与刻苦，将来考清华北大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自从村东建起了化工厂，热电厂，及塑料制品厂，村子里这几年就不断地有人患癌症、患皮肤病及各种怪病死去。两年前，杨明亮那一向健壮得一头牛都不换的妈于芳开始生病了，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持续发烧，身上有出血点，出现成片的紫斑，浑身乏力，多少干点活就头晕气喘。再后来出现了淋巴结肿大，骨痛关节痛等症状，在医院确诊的时候已经到了血癌晚期。血癌就是人们常说的白血病。于芳治疗白血病很快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为凑钱，家里仅剩的几亩果园也低价转给别人，杨家很快就一贫如洗了，而且欠了一屁股外债。
于芳患病只是杨家苦难的开始。杨明亮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父亲在上混凝土时，不小心从三楼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人没死，却造成了高位截瘫。杨父失去了劳动能力，杨家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工程方倒是赔了一些钱，却依然是没有改变这个家庭的悲苦命运，于芳的病在把这些钱花完后，债务没有还清，人就走了。没了母亲，父亲残了，杨明亮辍学了。杨明亮就到他父亲原来那个建筑工地上打工，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按日计工资，每天六十元。
后来，杨明亮参与镇里的一次群体游行活动，在与警察对峙中，因致人重伤被警察抓走了。那时他刚过十六岁生日，正好到了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与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十几个人。
事情起因于水。最近几年半岛的天气干旱异常，一年中能让农民靠天吃饭的安生日子是屈指可数的。镇上有一座大型水库，连年的干旱，造成水库水位大幅下降。特别是去年，入夏后天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地里的农作物被成片成片地干死，苹果树上那些半大的苹果也大量落果，果农为了保住果树，只好忍疼把树上剩余不多的未成熟果子全部摘掉，即便这样，仍然阻止不了果树一棵接一棵的枯死。天不下雨，水库里的水很快见了底，一些果农就花钱买水浇地，捌拾元一车水，还不够浇十棵树。然而，能够舍得买水浇树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家还是要等老天降雨。
天灾假于人祸，人祸助长了天灾。干旱无雨，粮果无收的农民就闹政府，一场接一场。人工降不下雨来，政府也没了办法，到最后越闹越凶，警察一次次的干预更加激怒了民众。天热人易怒，杨明亮参与了冲击政府，在一次推搡中他暴怒地拾起一块砖头向工作人员砸去，致人眼球爆裂。杨明亮被抓了，家里截瘫的父亲，只能靠着村人与亲戚朋友接济，有一命没一命的活着。
村子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人跌断了腿，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不敢进医院，拼着感染截肢的危险，让媳妇用家里的板子布条把腿给绑起来，只找村医开了些消炎、止疼药在家里吃，也该他命大老天保佑，他的腿居然自己长好了，只是成了跛子。事后说起来，他一点也不后悔，还庆幸能自己治好自己的腿，虽然跛了，毕竟能走路能干活。我有一个女同学嫁给了城里人，两口子下岗，孩子上学。她妈得了肝癌，两家人的钱合起来没多久就用完了，后来就用偏方土方治疗，由于扛不住病痛折磨，人就喝农药死了。前街一个男人得了胃癌，住院做了胃切手术，术后刀口一直不能愈合。在医院住了不长时间钱就用完了，家里的拖拉机、电视机等值钱物品也卖光了，剩下一块地也低价转给了别人，再后来没钱就被医院赶了出来。被拉回家时他半截身子都用纱布捆裹着，身上插着好几条管子，脓血不断地从管子里流出来。村医给他刀口换药换纱布时，他的肠子就从长长的刀口处流了出来。他肚子上的刀口已经溃烂的无法再缝合，村医只能将流出的肠子胡乱塞回他的肚子里，然后用纱布再将他的身体捆裹起来。他日夜痛苦的哀嚎充斥着这个神经敏感到几近崩溃的村庄。特别是夜里，他痛苦的哀嚎惊得连夜鸟都不敢发声。折腾了几个月后他死了，原本一个大块头男人，死得像一根枯瘦的木头，没剩下几斤几两肉。我本家一个姑姑，生有一个男孩，家境不好，没有婚房的儿子三十岁才娶了媳妇。婚后两家人就住在姑姑家四间旧瓦房里。媳妇不孝顺，姑姑姑父两口子在儿子媳妇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地看着儿子媳妇脸色行事，帮他们种地看孩子。尽管这样儿媳妇仍然拿他们当眼中钉，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出房子，后来就以离婚相要挟。为了保住儿子好不容易成立起来的家，姑姑与姑父就到山上自家果园里搭了一间简易房屋住下来。屋漏偏遇连阴雨，穷人偏偏爱得富贵病，姑姑患了严重的糖尿病，最后发展到腿脚浮肿出水溃烂，因为无钱医治，姑姑就死在自家果园里，死时两条腿全是黑色的，脚趾头都烂掉了，乌黑的腿脚上令人惊心地涌动着密麻麻的白色蛆虫。
村子里这样的生老病死每天都在自然而又不自然的发生着。食品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甚至精神污染都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村庄，加在了农民的头上。农村农民永远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我的父老乡亲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他们在政治上被压迫，在经济上被剥削，就连他们的人格精神都要受城里人、受到富人们的歧视，这是农民的宿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似乎永远都与他们无关，永远都改变不了他们与生俱来的低人一等。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城市边缘化了的村庄被时代割裂出一道道血糊糊的口子，之后一次次地被撕裂，加大。我忍看着它在苦难中的煎熬，日复一日。
我二十年前离开村子外出上学，现在回去，村里已经见不到几个熟人，儿时熟悉的同龄人不是外嫁就是外出打工，能见到的差不多就只是一些老人与孩子，昔日的中老年人也走了多半。偶尔与妈说起来，妈就会提起村里很多过的不如意的人与事，说很多生老病死的话题，说完后她都会唏嘘感叹。因而妈是最怕没钱的，尽管爸年轻能干时挣了一些钱，还有政府征地发给的一些土地补偿金，但妈还是害怕，她害怕天灾人祸，怕老来没有保障。
土地的被征只解了农民的燃眉之急，却解决不了他们长久的温饱与生计，他们是矛盾的，既希望又不希望自己的土地被征。这些年来，农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山村缺水少雨，庄稼果树浇水租用抽水机需要花钱，用电需要花钱，购买化肥种子需要花钱，甚至连浇地用水也要按小时计费。粮果下来了，各种莫名其妙的费用也摊派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从土地上收获到的仅仅是血汗换回的了了辛苦钱。尽管这样，有土地，对于生活他们心里就有底，日子就可以保证细水长流。没了土地，他们的经济来源便戛然而止了，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起来。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钱无权又无土地的村庄不可避免就滋生了很多的灾祸。钱成了万恶之源，它撕裂了亲情，撕裂了恩情，也撕裂了人性。古人在发明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当弟弟两口子快要供不起学美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啃老，变换着法子向父母要钱。爸心脏不好，两年前做了手术，术后一直靠服用价格昂贵的进口药物来维护，每年需要一两万元，而且不属于报销范围。当家里剩下钱不多了，妈就紧张起来，对弟弟两口子整天无休止的索要开始不满起来。要不到钱的弟媳就给妈脸色看，想着法子逼他们掏钱。
老年人喜静怕惊，弟媳就在他们午睡和晚上睡熟时敲盆子砸碗，摔门，隔墙咒骂，往院子里丢东西，让他们休息不好，整天担惊受怕。妈经常在电话里向我哭诉，抱怨，她甚至怕弟媳为谋他们的钱财像后街那个女人一样害他们。
后街那个女人年轻时有点姿色，只是嘴不好，性子烈。谁家要是惹了她，她能骂翻人家祖宗八代，动手打架不要命，是村子里无人敢惹得主。她从结婚起就与公公婆婆分开过日子，却一直逼着公公给她种地侍理庄稼。后来有一天公公生病没有干活被她看见了，她就用一把头把公公家的锅给砸了，公公气的一病不起。看到老头还不起来干活，她拿起一根木滑子就向公公头上砸去，公公当场背过气去，隔不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公公被儿媳伤害致死，按常理应该追究法律责任，不知是家人没有报案还是因为什么，此后很长时间老头的死没有人去过问，只是村人都说老头是被她恶儿媳给打死的。
这个女人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像她，长得挺漂亮，却天生一双斗鸡眼。她在公公死后不久与村里男人打架，被人用棍子捅瞎了一只眼，在处理这件案子时，她打死公公一案才被翻了出来，瞎了眼的女人就被判了刑，村人议论起来，都说她是伤害了天理，遭了报应。
弟媳的脾性与后街女人有些像，既泼又蛮，她变本加厉的闹腾令妈很害怕。每次闹得不安生时妈都要打电话来向我诉苦抱怨，她希望我这个做警察的女儿能为她撑腰，替她做主。只是她们婆媳之间的事我这个当大姑的也不好过多参合，我也尝试着调和了几次，当我也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劝爸妈搬来与我一起住，再有一个法子就是去老年公寓，躲开他们。两个方案他们都不愿意，他们不舍的离开村子，舍不得离开住惯了的宽敞明亮的乡间老宅。我实在无法可想，就建议他们起诉，妈听到后当时就不愿意了，儿子媳妇再不好也是她的儿与媳，她不舍的送他们去法庭，也不愿意家丑外扬，而且她还疼孙女，不舍得远离他们。她就处在这样的矛盾中，并不时地掏出点钱来安抚儿子与媳妇，她是在花钱买平安。同时她又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似乎只有听见我的声音，只有我守在她的身边她才会安心。对于懦弱又无主见的父母，我别无他法，只有常回去看看，陪陪他们，安安他们的心。
这几年社会面上治安形势越来越紧，我长年累月加班加点工作，常常彻夜不眠。与省作协签约，也加重了我的写作任务。尽管留给我的闲暇时间不多，我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频。对父母状况的担心，对村庄命运的忧虑成为了我剪不断乡愁的一部分。
村庄成为了我割舍不下的一份牵挂。
去与留是难耐的刺痒
从我家到妈家开车只要半个小时。每次回去几乎都赶在傍午或傍晚时间。先帮着妈做一顿饭，坐在她的炕头上，守着父母吃下去，陪母亲说一会话，整个过程也就几个小时时间，然后开车回自己的家。
看我收拾东西要走了，比我矮半个头的妈会拉住我，像摩挲一个小孩子一样摩挲着我的手，盯着我的眼睛，用恳求的语气问我能不能在家留一宿。每次要走的时候她几乎都要问我这样的话。问话的时候，她的语调是怯生生的，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妈拉着我说话时，爸就眼神直勾勾的看着她。等她说完了，爸就把目光转到我身上，他盯着我的嘴。我能看出他眼神里的期待，他希望我会说出留下来的话。但他的话很紧，他不会说出来。
我几乎拒绝了妈所有的挽留。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不愿意在家住了，我总要找各种理由来搪塞和拒绝她。次数多了，爸就不再提让我住下了。而妈不甘心，每次都要带着恳求的语气来挽留我们。她总希望我有一天能破例留下来，能陪她住一晚。
我拒绝后，爸就垂下他松弛而苍老的眼皮，目光游离，然后用瘦骨嶙峋的手从口袋里掏出火机，抖抖索索地点燃夹在他指间的那半截香烟，他眉眼中是深深的失望。
我是不忍心见他们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会恨自己的决绝，却又不能说服自己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去满足他们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要求，有时候我很想哭。
父母的挽留，一部分也是为了留下乖顺温和的甜甜，他们太喜欢这个孩子了。在她小的时候有几年时间跟着姥姥姥爷过，姥爷喜欢她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他出门有事无事地都会带着甜甜，他总喜欢把白胖的小丫头架在脖子上满街转悠，自豪地把她展示给街坊邻居看。小丫头也缠姥爷，只要抓住姥爷，她就会像一条小尾巴一样紧紧黏在他的身上。而今甜甜长大了，这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成天围着姥姥姥爷屁股转的小胖丫头了，姥爷苍老的颈项已经扛不起百十斤重，身高近一米七的这个大丫头了。
甜甜长大了，却仍像小时候一样眷恋姥爷姥姥，每次要离开姥姥家的时候，懂事的丫头会动情的抱抱姥爷与姥姥，挨个亲亲他们满是皱纹的脸。当她捧住姥爷脸的时候，姥爷满脸的皱纹就在她白嫩细长的双手中舒展开了。每次看到这些，我心里总是既欣慰又感到心酸。甜甜抱住姥爷要亲的时候，姥爷会稍微偏一下头，略带羞怯地嘿嘿笑着，说“姥爷脸脏，不亲。”而甜甜从来就没有嫌皱纹深重苍老的姥爷与姥姥，她用手挨个捧住姥姥与姥爷的头，很动情的左脸一口，右脸一口，额头一口地亲着他们，她告诉姥爷：“姥爷，我们不住了，我回家还要写作业，周末我和妈妈再回来看你和姥姥哈。”
向门外走的时候，爸与妈就一先一后地挪动着不太灵便的腿脚送我们出门。我与孩子上车了，爸就站在自家门前最后一阶台阶上不眨眼的望着车内的我与孩子。妈会把着车门，带着怨嗔的口气对我说：“你忙，忙，总是忙，你从来就不会在家多呆一会，想与你说句话都抓撒不着你。”“你不住甜甜也不住……”。“人家闺女都会带着孩子回家陪妈住些日子，怎么我的闺女就不会？”她又转向甜甜恳求道：“乖，妈妈忙，你能不能在姥姥家住几天？”妈的口气是幽怨的，有时候她还会掉泪。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能留下来。甜甜常常会因此埋怨我对姥姥姥爷不好，她却不敢自作主张答应留下来，即便在假期里也不会，她是个学生，功课很重。
爸与妈只能无奈的望着我发动车走远，很远了，他们还在望着，直到转弯不见，我仍感觉他们的眼睛，也跟着拐了弯。
已经很久没有回家陪妈住一晚了，已经有好几年了。因为孩子要学习考试，我对妈说的理由是腰不好，不能睡硬实的土炕。妈曾经信以为真，为能留下我们，她曾多次试图在炕上铺很厚的被与褥子，她这样坚持的举动让我不愿意住下来的理由就变得很勉强，但我还是不愿意住下来。其实，垫了多层被褥的炕不比我城市家中席梦思硬多少，而且母亲的炕是火炕，很暖和，我也喜欢她烧的带着烟火味的那一盘暖炕，很舒服，而我却总是想方设法离开他们回我与孩子在城市中的家。
是对一个村子的失望？是惆怅还是逃离？
离开了母亲的家，回家住不几天，我就会担心起他们来，我想家，想妈烧的那一铺炕，想坐在温暖的炕头上与她们面对时心中的温暖与闲逸，想那个曾经令我亲切无比的村庄。
又一次急急地回赶，之后便是对村庄的急急逃离。
我心里刺痒着，总像是在被什么追逐与驱赶着，又似乎是在躲避着什么，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走上回家的路，我的车轮于是便频繁在城市与乡间那条宽阔的公路上滚动。回去、回来，回去、回来，我几乎成了一只飞在空中的风筝，那条公路成了系住我的绳子，绳的另一头是父母，是我的根，是我与她们彼此无法脱离的惦念。
我想起了王彦山的诗，王彦山曾在诗中把异乡孤旅的自己比作“破帽遮颜的流浪汉”。在没有母亲的城市，我何曾不是一样的落魄？我总不能把城市当成我真正意义的家，我总有失落与挫败感。
我曾经很渴望走出村子，走进城里人的世界。当我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让这一天变成现实，才发现我与城市的节奏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我孤身一人在其中挣扎奋斗，常常会感到生命的空洞和无秩序，就像一棵自然生长在山野里的枣子被强行移栽到城市里来，我的根须抓不牢城市那些粗粝的钢筋混凝土，也无法在它们的夹缝中繁衍生长。
我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差，我越来越怀旧，常常会质疑一些物事的合理存在。我试图借助文字表达我的一些思想，也带着一些情绪去描写城市与村庄。村庄的枯与荣，我无力裁断，我贫瘠的文字累积不起我点滴的锋芒，它们在现实的强大面前是多么的孱弱无力啊，它们无法破壁，甚至无法在一张薄薄的纸张上镌刻下我点滴的思想。就像我的人一样，我的存在与消失都会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是赞美，怨叹，哪怕是我声嘶力竭呼喊，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不会介意。我慷慨激昂也好，旖旎婉约也罢，终究归于沉寂。
村庄在我的心里扎了一根无法拔除的刺，既疼且痒。带着这根刺，我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我在寻觅那个失落于岁月里的村庄。
流过家中的河
村西头公路是新修不久的，双向八车道。这条路方便了我回家，却征占了妈的一块土地。
村庄的小河很久以前就断流了，尽管与这条公路无关，我还是把断流的原因归结与公路的修建，就算小河不是很早就断流，到修公路时，也必定是会给截断的。妈家地没了，水断流了，就只剩下了公路，而公路是公家的，不是我家的。走上这段路，我常会想起那一方土地，想起依附于土地上的小麦、玉米和大豆，还有流经地头的那一条河。
对于河流与土地的丧失，就像跟随了我多年，熟悉而亲切的物事突然不见了，只留给了我深深的寂寞与惆怅，我对它们的思念总是扯不断。
怀旧，令我伤感……
六岁时，父亲在村西头建起了一座房子。房子西头有一座山，一条小河从这座山里流出来，流进村子。在建那座房子时父亲没有避开这条河，也没有让小河改道，他让小河自西向东自然地穿过院子。为方便走路，父亲在这条小河上搭了一块青石板，看起来像架在河水上的一座小桥，蛮有小桥流水人家的韵味。
父亲在离西墙根一米远的地方将小河拓宽成两米见方的一个小水湾，他在湾底撒了沙石，湾边放了几块石头。石头顶面平滑，可以用来洗衣，也可以坐人。夏天吃完晚饭后，一家人就坐在石头上把双脚放在清澈舒缓的河流里乘凉。我们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一边听父亲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似乎一辈子都讲不完。
父亲上过高小，能拉会唱，也写一手好字，在村中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后期又读了很多书，有一肚子的故事。一年四季，包括母亲在内，每天晚上我们都缠着父亲给我们讲他书里读来的故事。他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地讲，我们如痴如醉的听，日子在父亲的故事里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在父亲那些美妙的故事里一天天快乐的长大。
父亲有时候还会拉着胡琴，摇头晃脑的唱京剧唱吕剧给我们听，母亲也会合着唱，他们唱的声情并茂。后来我曾多次地想过，或许我后期的一些写作天赋与父亲自小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与他潜移默化中给予我的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
小院是方方正正的，院子里栽着黄瓜，芸豆，辣椒和茄子。黄瓜是喜水植物，根汲着河水，叶照着的太阳，一茬茬黄瓜很快就在小院里长出来。第一天还只有小拇指大小，隔两天就可以长到二十几公分长，就可以摘下来吃。那些黄瓜既脆且鲜，至今我还能清楚记起那些黄瓜的味道。如今市场上的黄瓜遍地都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我却再也没有吃出当年院子里的黄瓜味道。
母亲是个爱花的人。房子建起来后，母亲从邻居家剪来一些月季枝插在自家院子的水边，不到两年这些月季就枝杈丛生。春夏季节院子里每天都会开出十几朵、几十朵不同颜色的月季花，粉白，白的，玫红，鹅黄的。我和妹妹与母亲一样是爱花的，弟弟对这些美丽的花草则表现的无动于衷，黑胖的皮小子贪玩，他喜欢那些粗硬的棍子石头与泥巴，喜欢在水中打滚，喜欢恶作剧。
有时候他会光溜溜地仰躺在水中，闭着眼睛，鼓着他胖嘟嘟的双腮使劲地扑腾粗短的四肢，被他溅起的水像急雨一样泼到了两旁的月季花上。皮小子跑出水找到姐姐们一手一个地牵住，死拖硬拽地把她们拉到水淋淋的月季花前，再搬出两只小木凳让姐姐们坐下来，他摇动花枝，花枝上那些清凉的水珠就落到姐姐们身上，脸上。听她们开心地尖叫，他就会拍着手开心地跳脚大笑。
院子里的小河白天是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在两米见方，深不及小腿的水湾里嬉戏玩闹，妈妈就在我们下方小石板上洗衣服，洗完一件就搭在月季花丛上晾干。在花开季节，家里的衣服和床单上总是带着淡淡的月季花香，很好闻。
白天的暑热散去了，疯闹了一天的孩子们睡去了，村子静了。当柔和的月光落满这个四四方方的农家小院，月季花也散发出了比白天更加浓郁的香，一些夜行的鸟儿与昆虫开始活跃起来。促织与蝈蝈的叫声从各个角落里传出来，清脆悦耳，此起彼伏。此时妈爸就成了这条小河的主人。他们褪去衣衫，无拘无束地躺在水里。清澈舒爽的河水缓缓抚过他们的身体，带走了泥尘，带走了夏日的暑热，也带走了他们劳作一天的疲累。
被水富养着的村庄
小河的源头隐藏在西山一条深沟里。水从沟壁一米多高的石缝里哗哗啦啦冒出来，落在下方的水湾里。沟壁上生着一丛丛的刺槐与棉槐。刺槐已经过了花期，长出了扁扁的豆荚。棉槐一嘟噜一嘟噜的正开着紫色的花。
村庄漫山遍野地生长着这种棉槐。从初夏开始，随着棉槐条不断长高长长，随着花开花落，笔直的枝条上就一串接着一串地长出棉槐种子。从入夏到秋深棉槐落叶，棉槐条一直就在不断地开花结籽。成熟的棉槐籽可以用来制药，每到秋天镇上就在村里设收购点收购棉槐籽。山里白天的时候常会看见三五成群采棉槐籽的妇女儿童，有时候男人也会加入采摘阵营。勤奋人家光凭进山采棉槐籽一个季节就可以有几百元的收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几百元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相当于城里工人半年的工资。
初冬第一场雪后棉槐条子就不再生长了，村民就将落光了叶的棉槐条子一捆捆地砍回家，他们用一种专制小工具修理掉条子上的叶梗及绒刺，然后将一部分沉到村南平塘里沤起来，其余的就一捆捆地码起来，到大雪封山时他们就坐在自家的火炉前，用这些棉槐条子编制苹果框，粪筐及棉槐篓子等各种农用家什。
小时候我曾多次跟着母亲进山采棉槐籽，用的就是邻居杨大爷编的一只细条棉槐篓子。杨大爷能用很多材料编制家把什，像玉米皮，蒲叶，麻杆，柳树条等都曾是他的编制材料。我见过杨大爷用棉槐条编苹果框的情景。杨大爷的手粗糙而有力，他用手握住棉槐条子两端向相反方向稍微用力拧几拧，那些硬而直的棉槐条在他手中就会变得像柳条一样柔软，他坐在编好了的框底，那些变软了的棉槐条子在他的手中就如一只只轻巧的燕子般上下穿插翩飞，不大一会工夫他就被自己编出的一只能盛六十斤苹果的大果木框给盛在了里面。
杨大爷手很大，看起来很笨拙，实际上却很巧，他将在平塘里沤掉皮的棉槐条子用一个小而锋利的铁器破开，去掉秧，用砂纸打磨圆滑，然后就放入一种药水里浸泡。他能把一条直径不足半厘米的棉槐条子制成四条细滑洁白的丝条，他用这些被药水浸泡过的柔软丝条可以编出筷子笼，饭笊篱，饽饽笼，甚至鸟笼蝈蝈笼等小巧的器皿。
杨大爷曾用这样的丝条给我编过一个铅笔盒，在铅笔盒的正面编上了小鸟图案，染了色。杨大爷是我见过唯一会用棉槐条子编铅笔盒，而且编的很精致，带有小鸟图案的人。如今杨大爷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不知村里现今还有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粗硬的棉槐条子编制出一件件精致的手工艺品。
离沟壁远一点的水湾里长着一些芦苇与蒲子，有几只青蛙在里面“咕嘎咕嘎”的叫着。蒲子已经窜出了一掌长青绿的蒲棒，人只须将蒲棒上面一段折下来，像吃糖葫芦一样将蒲棒绒状须肉慢慢地捋着吃，口感面面甜甜的，大人孩子都喜欢。大人们从地里收工回家，经过有芦苇的地方时都会下去寻几只蒲棒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水面上有风吹过时，水中那些芦苇，还有蒲棒，岸上的树，头上的蓝天和白云，所有美丽的倒影都会随水荡漾起来，恍惚而迷离。后来我读冯延己《谒金门》中“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句时，就曾联想起微风吹过的那个水湾。
水不动时，水面上会看到浮起的小鱼，它们撅着圆圆的小嘴，吐出一个个小小的气泡，很逗，像顽皮的孩子。
青蛙把黑色的卵团黏在靠近水面处的芦苇上，卵团附近有一些刚孵化出来的小蝌蚪在游动，它们只米粒那么一丁点大，却拖着一条数倍于身长的尾巴，小蝌蚪们甩着长尾巴游动的样子很迷人，像古装戏里长袖善舞美人柔美的舞姿。水里还有很多身体半透明，体型像细小柳叶的小鱼儿，它们游动的速度极快，成群结队，一蹿一蹿的，似乎在追逐或被追逐着，姿态远不如小蝌蚪们舒缓与优雅。如果水里蹦入一颗小石子或被风吹进一截小树枝一支草梗什么的，这些小鱼立马会慌不择路地沉入水底或钻到沙石缝里躲藏起来。在水里捉警觉的小鱼不容易，捉小蝌蚪却易如反掌，只须双手往蝌蚪群里一抄便可拢住几只。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这些小逗号一样可爱的小蝌蚪在人的手里一点也不会慌张，它们依然会娴雅与舒缓地在人的手里游动，即便是人手里的水漏光了，它们依然会一扭一扭地试图甩起迷人的小尾巴，很忸怩与羞涩的样子。
白天，小河沿途会见到很多鸟儿。小麻雀们总是成群结队呼啦啦地飞来。它们叽叽喳喳地站在河岸上，稍稍张望一下四周，便一头扎进河水里，扑棱一下旋即钻出，跳到露出水的石头上，抖抖身上的水，之后又一头钻进水里，再钻出来。
我曾经多次站在河边不远处看麻雀。它们显然是知道我在看它们的，在我看它们的时候，它们也不时地瞅瞅我，之后它们的表演似乎更加卖力，不断地重复着出水、入水的动作。不知它们是在乘凉，还是要洗去身上的尘垢与寄生虫，还是天生贪玩。有时候它们还会歪着小脑袋向水里瞧，时间挺长，足有几秒钟时间，像是在研究与思考着什么，似乎不确定水里的影子是不是自己的，就歪着头，用这个眼睛瞧瞧之后再用那个眼睛瞧瞧，一付很认真，自恋的样子，俏皮可爱的样子令人心痒、心醉。
太阳毒辣的时候，小河上空会密匝匝飞来很多蜻蜓，有单只的，也有弯曲着身体两两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用尾尖轻轻勾一下水面后旋即飞起，一个接一个地。夕阳西下时，它们就歇在了河岸草尖上。
小河边最常见的是黄蜻蜓，偶尔也会有蓝色的蜻蜓，形体要比黄蜻蜓大很多。蓝蜻蜓是蜻蜓中比较傻笨的，傻大个，傻大个，这样形容蓝蜻蜓一点不为过。捉蓝蜻蜓要比黄蜻蜓容易得多，人只要踮起脚尖从它们背后慢慢地接近，到了近处一伸手就可以捏住蜻蜓的尾巴。黄昏时孩子们喜欢到村头河边捉蜻蜓，捉到一只就用一根结实的线将蜻蜓的尾巴系住，一根线上系十几只后，就往空中一扔，这一串黄的，蓝的蜻蜓们就会挥动着翅膀飞起来。这种游戏对活生生的蜻蜓来说是很残忍的，因为被线串在一起的蜻蜓们不会齐心协力，为逃命，它们会用力往各自不同的方向飞，过不多久这一串蜻蜓便会力竭而亡。
草丛中还有一种草绿色叫不上名字的昆虫，体型纤细，长约一厘米，样子与蜻蜓很像，趋光，傍水而生。如果停在草从中不动，不细看很难将它们与尖细的草叶分辨开来。这些看起来窈窕而美丽的昆虫身上有极臭的味道。它们是小麻雀最喜爱的美食，每到黄昏，便就会有成群结队的麻雀飞来这里捕食。
四五月份是果树开花的季节，小河流经果园时，水里会落进很多的花瓣，有红的桃花，白的梨花，粉的苹果花，黄的蓝等各色花，它们被白亮细小的浪花托举着，跳跃浮沉着，像俏皮多动的小花猫。如果掬一捧清亮的水送入口中，细细咂摸之下，会品出花瓣淡淡的涩与甜香。
八九月进入老雨林子季节，天隔三差五会下一场雨，山里的苹果也熟了。雨大的时候，小河水量大增，一些落地的苹果会被水冲下来。带着苹果的河水在流经我家院子时，一些苹果被青石板给阻住，小水湾一会就会被苹果挤挤挨挨地塞满，滚的满院子都是。雨停了，我们会在院子里捡起几大框苹果。雨水除了给我们带来一些苹果，也会有一些晚熟的桃、李、杏、洋梨、甜瓜及野果。那时人心是质朴向善的，每次大雨过后，妈会说：“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人不可以贪心，一贪心福就没了”。妈会留出部分瓜果给我们吃，其余的就重新放回水中，让它们顺水流出院子，带给其他人。
白天，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会将家里的衣服被褥等带到河边来锤洗。到黄昏，下工了的庄稼汉子也会被爱干净的媳妇撵到小河里洗澡。
村子里有个叫大军的粗黑高大男人，娶了个娇小白净的东北女人。媳妇在河边洗衣服，大军下了工，就牵了小儿子来河边找媳妇。媳妇衣服没洗完，大军就光着膀子坐到距离媳妇不远处的水里，先将自家小子扒光，没头没脸地按在水里揉搓，一通折腾后，小子跑开玩去了，大军就坐在那里看村里其他女人洗衣服，边看边调笑：“大姑娘，洗衣裳，两个奶子乱丢荡。”被看的女人红着脸笑骂，扬起棒槌向水里砸去，撇起的水迷糊了大军的眼。他的女人喝骂一声：“死不正经”，就同其他几个女人一起嘻嘻哈哈地捧水向不正经的大军泼去，在女人们集体夹击中，大军就抱头求饶，河边升起一片热闹喧哗……
自那以后，一句“大姑娘，洗衣裳，两个奶子乱丢荡”就成了村子里男人与孩子不分场合不分地点调笑的顺口溜。
谁家的孩子在上方把水扑腾浑了，衣服洗不成了，女人就叱骂：“你屁股痒了是不是？”孩子立马就停下扑腾，水很快清了，水边又响起此起彼伏的棒槌敲击衣服的“啪啪”声。
天擦黑，河边的女人们回家了，不一会村庄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就冒出了股股炊烟，村庄就蒸腾在一片烟火与茶饭香气里了。
庄稼人的晚饭很简单。天黑了，星星出来了，月亮明晃晃的照着村庄，街头巷尾陆陆续续就来了人。四五十岁的人一手提着板凳蒲墩，一手摇着蒲扇，到街口将板凳蒲墩顺手往地上一放，就坐上去。男人点一支烟，女人就抬头看天，看月亮看星星，有一搭无一搭的说着话。年轻人卷着蒲包，展开铺在地上，咕咚一声，四仰八叉就躺下来。
乘凉的人很快地多了，话题也多了起来。年轻人插不上话，他们就只躺着，听老人们谈鬼说怪，听妇女们唠家长里短，小孩子撒丫子满街追跑嬉戏。狗们卧在主人脚旁，有人过来，它们照样把狗嘴搭在狗爪子上，只是耳朵挣一挣，最多是抬眼打量一下来人，不咬不动，连头都不抬一下。
村里很多人家栽了葫芦瓜，瓜嫩时可以做菜，长成后，自中间锯开，掏出瓜瓤子晾干，就是庄稼人日常用来舀水盛米装面的瓢。太阳落山后藤上花的花瓣就慢慢张开了，花是白色的，有一股奇特的香味，会引来葫芦蜂。葫芦蜂不属于蜂类，是一种体型较大的蛾子，它们同蝙蝠一样，只在晚上出来活动，以葫芦花粉为食。
街口人家葫芦蔓从墙头上垂了下来，小孩子把蔓上一只葫芦花掐在手里，边摇晃，边大声念叨着：“葫芦葫芦花儿开呀，葫芦蜂儿来呀”，这样一召唤，果然一会就会招来葫芦蜂。当葫芦蜂将长长的触须伸进花心里采食时，只将花拦腰一捏，葫芦蜂就被逮住了。那些年代，夏夜里捉葫芦蜂，捉萤火虫是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村子里树多蝉也多。天黑了，蝉息了，人们有时候会在街头空地上生一堆火，红彤彤的火在夏夜里格外醒目。孩子大人就各自抱着一棵树猛摇猛踹，即便是离火堆几十米甚至上百米远，那些息在树上的蝉被惊醒，就会哇哇叫着朝火堆疾飞而去，当感觉到火热的时候，它们薄薄的蝉翼已经被火烧着了，再无法飞起，于是蝉就跌进了火堆，被烧熟，成了孩子们口中一道香脆的美味。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物都要循道而行。花知时而开，人顺势而立，村庄傍水而生，枕水以眠，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被河流滋养着的村庄，春华秋实，水流不止，便生生不息。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逆天道而行则必受天谴。不知从何年月起，山里那道出水的石缝不见了，在人无知无觉间，小河干涸了，水被大地收回了。失去了河流涵养，村庄便不再水灵，它随时序慢慢地沉寂、枯瘦了下来。
小河再也无法体验村庄的痛痒了。
村庄病了，人病了。
一个失水的村庄枯萎了。
失了血的村庄
以前村子每家每户都会打机井，钻头伸入地下一丈左右就会钻出水来。村庄的河流消失后，那些浅表的机井慢慢就不出水了，再深入钻探，打出来的也不再是甜水，既苦又涩，后来村子就用上了自来水。村民做饭洗菜洗衣洗澡都用自来水，自来水是要花钱买的。自从村子通了自来水，我在村里街道上极少见到鸡或鸭，能见到的只有几条用来看家护院的狗，牛羊也见不到了。
不久之前我偶然地在村庄见到了一头牛，一个人，我一度被这一人一牛所构成久违了的和谐画面所感动。那时我面前刚刚有一辆奔驰车驶过，紧跟着从楼角就转出一个农人，他手里牵着一头大黄牛。农人、黄牛一前一后慢悠悠地走着，原本空旷惨白的马路就因了这一个人一头牛的出现而呈现了少有的和谐与柔软。少时，牛不适时宜地抬起它棍子一样粗硬的尾巴，在洁净的路面上“啪嗒啪嗒”就落下几泡稀呼啦的牛粪。
农人，黄牛，牛粪，构成了我多么熟悉又亲切的原始乡村景象啊。那一时刻，我没有像在城市马路边见到狗屎那般恶心生厌，却在心底生出了一份格外的亲切与感动。
只是这份亲切与感动没有持续多久，片刻之后我便在村庄另一头见到了与刚才画面及不相协的场景：一大坨血淋淋的牛肉摆在了屠户面前一方木头案子上，或许是为了标榜他牛肉的生鲜，或者不是注水肉，在他案子另一头还摆放着一幅新鲜的牛肝和着正滴沥着血水带着皮毛的牛头，脚边也胡乱堆放着一张沾满血迹的牛皮及四只没有剥皮的牛小腿。那头刚才还牵在农人手中的大黄牛就系在案边不远处一根木桩上。牛低着头，我看到大滴的泪正从它的眼里流出来。
在我看牛的时候，牛慢慢地扭头看了我一眼，它满眼含泪，声音低哀地向我轻轻哞叫了一声，似乎是在向我求救。
我是无力拯救一头牛的，就像我无法挽回村庄的颓败。村庄失去了耕地，村庄里的牛也就失去了耕地犁田的使命，一头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牛，被宰杀被切割就成为了它不可逆转的宿命。我知道，即便我能救这一头牛，我也救不了所有的牛，就如我无力拯救我日渐沉陷的村庄一样。人与牛一样，个人与个体是永远无法与一个时代相抗衡的。
那头牛是我很久以来在村子里见到的除狗以外唯一的一头牲畜。村庄已不再是人欢马鸣的村庄，也不再有鸡飞狗跳羊上墙的热闹了，我的村庄正被人一寸寸地从农耕土地上剥离了出来。
村庄的河流消失了，随之而去的就是青山，是山林。一棵棵古老的大树轰然倒下，成片的大树相继轰轰烈烈地倒在现代化的电动工具之下。曾经乌油油的青山经过人十几年、几十年无休止地砍伐与开采，如今就像患了斑秃人的头颅，裸露出一方方青煌煌的头皮，而后被雨水，被冷厉的风淘洗，青筋历历，沟壑嶙峋。
昔日温软的村庄被水泥沙子浇铸得日渐坚硬，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灯火日夜不息。一座座高楼大厦在村庄旧址上很快地拔起，又不断地向着村外的林田蔓延开去。原本闲适安详的小村庄日渐繁华热闹起来。
这样的繁华热闹是以农民失地，村庄失去青山绿水为代价的。炎夏季节，太阳热辣辣地晒烤着村庄的水泥沥青路面，街巷里蒸腾着滚滚热气，路两旁已经没有如盖的梧桐大树可以行走乘凉。如今，在村子里已经找不到一棵，哪怕是小小的梧桐苗，这些树的生长空间已被开发商们掠夺殆净，村庄里再也看不到梧桐满树招摇着的紫色喇叭型花朵，也闻不到桐花季节弥漫于街头巷尾优雅沁人的香气。梧桐树一圈圈圆满的年轮已被滚滚的历史车轮无情地碾碎，它们用以记录岁月的华美年轮被权贵们完整的掠走，然后被切割，被重组，成为了豪宅内一件件昂贵的饰品。
时间是无情的，它淡去了村庄昔日的温情，也淡去了村人熟悉的容颜。城市化改造给村庄带来了许多陌生的建筑，陌生的人，陌生的面孔。开发者们掠去了村庄的青山，掠取了村人的土地，他们在曾经的青山，曾经的小桥流水上大兴土木。一座座豪华别墅遮蔽了村庄老旧的房舍，西服革履于是得意地昂扬于灰头土脸乡亲之上。高速路，高铁，豪宅名车，夜总会，高尔夫毫不手软地挥霍掉了村庄鸡鸭牛羊们世代繁衍生息的牧场。
昔日那个圆润饱满的村庄如今只得苟延残喘于城市夹缝之中。村庄的话语权被强者掌握着，大量的自然资源被他们廉价地输出与攫取，原居住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反成了客居人家。他们呼吸着他人经营出来的工业废气，花钱吃着有毒的粮果，喝着化工废水，用着比城市居民更高的电价。
一生纠缠乡土的乡亲终于没有了土地可以纠缠，一时间内他们轻松自在的似卸去了满身重负，只是还没来得及缓过一口气，一转身就跌进了一条既无退路也看不清后路的黑洞，那是一条无底的黑洞。
在今天，村庄里被断了后路的农民似乎已经忘记了微笑，那种发自内心知足的微笑。他们失去了靠天吃饭的资本，他们奔走的脚步日益的匆忙与仓皇起来，表情严肃而木然，连孩子也不能例外。
村庄，终究是被掏空了。村庄成了入侵者的村庄，成了暴发户的天堂，原本那些土地的主人一转身就成了在自己土地上给他人打工的奴仆。曾经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被现代文明彻底地打破，笼罩在村庄上空的是焦虑，是躁动、迷惘与不安。昔日安详踏实的小村庄终究远去了，它只在大地上留下了一抹苍凉而落寞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