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老兵话沧桑（四）
解放以后
解甲归田定居南通
1950年 33岁
我于 1950 年 1 月 17 日由重庆回南通后，虽与妻儿团聚，心神稍安，但一家三口终日依食岳母家不是滋味，况健吾还有三个妹妹正在上中学，只有其兄炳南一人经营纱庄，以工薪所得维持一家生计，食口如此众多，使我如坐针毡，岳母见我百感交集，不时慰籍道：“你不必胡思乱想，在我这里住上三年五载，我定礼遇如初，望你振奋精神不要为一时困难所吓倒。”实际上岳母此时为培养儿女成材，家境已到山穷水尽。我虽对岳母唯唯诺诺，但暗中却筹划归湘之计，如打听交通消息，寻觅岱字棉种及其他经济作物等拟在家乡慈利播种，重新做个农民来养家活口。
适在此时忽接友人莫非从北京人民大学来信说：“足下有解甲归田之愿，从事农作，固然可行，但你有生产资料吗？土地、牛具等缺一不可，即使有亲兄弟相助，你能持之以恒地从事深耕细作吗？以我之见，不妨发挥你一技之长，在新环境里从头学起，我想会有柳暗花?明之一日的。”我再三展读他这封信，一时确难作出决定。健吾说：“夫君不要想得太天真了，我看你这个书生模样，不是种田的料子，放弃你那个宏伟蓝图吧，人生总无绝人之路啊！
此时南通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各个工厂还未恢复生产，待业人员无从安置，况我又新从重庆回来，即使遇有工作机会也轮不到我。而政府工作人员对我每次谈话必曰：“你要劳动！”在此情况下，内兄炳南为我多方周旋，在铁星路与陈树人君合伙开设裕盛源粮行，我任司帐。健吾以平日积蓄一千元人民币投入，用她的名誉作为股东。遂于1950 年 11 月吉日由岳母家迁入铁星路粮行定居，工作吃饭，住宿等一系列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也算是在走遍大江南北，横渡台湾海峡，身经八年抗战，官拜陆军中校后的归宿。
话说陈树人君。原是农村的庄稼汉，人虽爽直，但性格粗暴，由于我们的投入，裕盛行的资金，远远超过其他粮商，可以说称霸一方了。当时铁星路、将军巷粮行林立，弹丸之地，竟有几十家，其中有不少吃粮饭的行家里手，粮业竞争，相当激烈，但陈君虚有其表，和我一样也是门外汉，又加他妄自尊大，嗜好赌钱，父兄妻儿常来店里吃饭、称米、借钱，好端端的一个店，不到一年，就以亏损倒闭而告终，一千元资金如同落花流水，一去不复返了。后经双方结算，几经谈判，当地人士如顾二有等均偏袒陈方，我方仅分得一个量米的斗，和一些只好烧锅的堆米用的芦苇席子。事隔几十年，每念及此犹耿耿于怀。异乡作客遇人不淑，才觉处世之艰辛。
裕盛源既经歇业，眼看工作无着，经济也濒临危机边缘，乃移居粮行对面68号租赁邢文忠房居住，每月租金新人民币八角。因他属于农村户口，只因他父亲早年在此建了五间平房，他本人不会驾驶，只是随车相帮而已，因而我们既是他的房客，也是他的管家了。居室虽小，但还有间堂屋空着可以利用。
健吾说：“俗话说得好，家有千金，不及日进分文。”如今千金已失，更要另谋生计才能走出困境。于是她开始学习缝纫，因她心灵手巧，不到三月，缝纫技术已初步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但裁剪知识，复杂多变，遂购买了简易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操作。辛苦不负有心人，她终于能裁剪成衣服了。当时邻舍颜履和老爹又同意将他自用的胜家牌缝衣机租借应用，这下可壮了胆，于是健吾就开始对外加工收费了。
所谓加工，先是不过做最简易的小儿衣裤及自行车上的垫坐，后来逐步接受衬衣和中山装，人民装，自然呢料软片就无人来上门了。
创业真是不易，健吾虽然有了这项手艺，但操作起来，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做件衬衣，不是领口不正，就是雪白的衣料上弄得油渍斑斑；而做中山装，不但领口难以对齐，即两只袖子左右，也极易混淆，往往左手装上右手，右手装在左手，衣成一看，自己哭笑不得，只好拆下重装，费时费力，因而每天收入所得也仅仅只够买几斤大米。幸好当时物价稳定，一角人民币能买四、五斤青菜、粗茶淡饭，也就应付下去了
健吾日夜辛劳，岳母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不时从革新巷来探望，使我寝馈不安。于是我便学做家务，以稍减她的负担，但是说来内疚，我这个1.64m的男子汉，因长期过惯军旅生涯，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家务活如同杆面棒吹火，一窍不通，连生个煤炉也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煮饭、烧菜不是生硬便是咸淡不一，后经多次反复实践，才能生米煮成熟饭，大丈夫也真不好当啊。
为使家庭再增加一些收入，我也成了健吾在缝纫上的副手，学“锁眼儿”。但锁的眼儿不是大，就是小，而且钩出的线路毛茸茸的，健吾讥为“梭子虫”，事非经过不知难信不谬也。
另外，由原南通国民日报主编许言吾先生介绍，到文化宫文艺组刻写剧本蜡纸和南门体育场开运动会用的小册子，虽然刻一张只有三角多钱，毕竟聚少成多，对现实生活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说起体育场，原在南门养老院东荒无人烟区，他们一开运动会，就由朱宝琛主任约我去工作。一次，下午八点多钟，我还未吃饭，正饥肠辘辘，唱空城计时，健吾以身孕之躯连夜赶做饭菜，送来米饭和油煎蛋，因行动快速，弄得她满身雨汗，然后单身回铁星路。由于那时体育场一带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又无路灯照明，一片漆黑，她行走在坎坷不平的碎石子路上连小解也无处方便，以致回到家中衣裤尽已潮湿，如今想来，使我犹感万分不安。
1951年 34岁
抗美援朝 杨迈诞生
抗美援朝之次年，1951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十五）次子杨迈（年豪）产于革新巷15 号岳母家。岁次庚寅，属虎，取名援朝，乳名毛毛。助产者为西寺路（今南通日报馆新建大楼处）严珩浩医师的一位青年护士，分娩顺利，母子平安。一切护理琐事全由岳母大人照料。岳母的奉献，实在太多了，三言两语，是难以尽述的。
产后半月，健吾即抱着婴儿回铁星路，虽营养不多，但她体质健康，乳汁充沛，除婴儿吃足外，还有多余喂给邻居陆佩兰的三候，即如此仍有多余，只好一杯一杯挤出倒于墙角，连身上的缎子旗袍，也满沾乳汁，结成块块乳斑，真不知其乳汁来源于何方？
婴儿既得哺乳之养分，很快茁壮成长，眉清目秀，逗人喜爱，给我这个家徒四壁的家带来无限欢乐和温馨。
健吾既归，重振精神，即在缝纫机上加足“油门”。接待来自任港方面的新老主顾，以加工所得，换取农村清香四溢的瓜果和水菜。但却忙坏了她的双手。
农村人过年，大半都要穿着新衣裳，尤其是翻花的棉袄子。既然是老主顾，当然无法拒收，也舍不得放弃，因而一到除夕，来索取新衣者络绎不绝，连大年初一也要破门而入，不得安宁。现代人说；“顾客就是上帝”。实际上，我们那时已把顾客当作上帝的上帝了。
1952年 35岁
暑假刚过，健吾又使出新招，要到永信会计学校学习，试图在会计工作方面，找到一条出路，她白天哺乳孩子，加紧制衣，晚上去长桥学校上课，每当孩子啼哭，我便用糖水喂给，哄其入睡，如是半年，她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足以想见她的求知欲了。
健吾在取得永信会计学校毕业证书以后，抱着试探性的心情，去市府劳动部门拜访她在大生副厂时共事的知心朋友某女士时，却遭到冷若冰霜的冷遇，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一口拒绝，世态炎凉，令人可叹！从此，她潜心在服装制作上下功夫。“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即使再知交朋友，也免开尊口了。
我在家闲了一年，于1953年元月，铁星路建业砂石号开业，由邻居沈长林君介绍，承乏该号会计，月支工资30元人民币，这样一来，大大地改善了家庭生活，使左邻右舍刮目相看。因为铁星路是个贫民窟，大半居民都以拉人力车为生，每日收入，仅得一饱，现在他们看到我有了这笔月薪，家中又有缝衣机加工，显得分外眼红，尤其那位麻子珠姑娘，一到我们开饭，她必来我家现场观看一番，以为我们在吃大鱼大肉，实际上我仍我行我素，绝不贪图口福，因人口增多，负担加重，那有余钱来享受呢？
建业号是一家五人合伙的私营企业，经营资本少得可怜，其内部组成，以毛全尧为法人代表，其余康连荣、钱金龙、钱金仁、丁元德、顾炳为股东。因康连荣因案被监，由其夫人代行。这五位股东，原是以筑堤打海楗为生的无组织的工人，对经营管理，不按章办事，各怀异志。而毛金尧虽属龙头，大权在握，但一遇关键事情需要他主宰时，他却又像三国的袁绍优柔寡断，不加可否。以致他们在与顾客承包建筑材料业务时，只要钞票一到手，就大肆挥霍，流连酒肉，甚至吵闹打架，无所不为。后经行业主管部门约法三章，局面才趋于稳定，其间一度在承包苏北医学院基建材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由于国家压缩基建投资，即使正在兴建的项目（快封顶的也在停建之列）也是一刀切的煞车。建业号因失去这一支柱，营业情况，一落千丈，同时应付货款的债主，纷至沓来，要求偿还。其中原收大丰农场货款数千元，因未履行合同交货，来人坐店逼债，店内竟无一人出面应付，于是来人放吉普车到我家，软硬兼施，要我解决。我那有这份力量呢？不得已，抱着迈儿随债主乘吉普车去芦经港找丁元德，再去唐闸找顾炳两位股东，但都闻讯远走高飞，避而不见，一无所获，因早晨匆匆出发，来不及早餐，时至中午，才在唐闸买了两块烧饼和孩子充饥，然后同车回城。
一回到家，只见健吾脸色突变，心神不安，询问缘由，她说：你们走后，麻子珠姑娘她们说：“你被押去吃官司去了。使我心碎，连拿杯喝水，也只是发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我详加解释，她仍将信将疑，心事重重，如坠五里雾中。一连半月，神情恍惚，使我和岳母异常担忧，幸好吉人天相，她这异常现象，竟不药而愈，很快就清醒过来了。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原来，当时收押人犯，全以吉普车作为收押工具，健吾于惊悸不辨是非，只听麻子珠姑娘一面之词，竟酿成此虚惊。所谓三人成虎，岂不畏哉！
建业号因负债累累，连我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仅仅一年就关门大吉。那位康夫人也随康连荣回老家江阴长山去了。这对老夫少妻，将在江阴过纺纱织布生涯，其余股东俱作鸟兽散。
1953年 36岁
经济建设 杨逸诞生
当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搞经济建设之际，三子杨逸（年俊）于1953年1月16日（农历腊月初二日）出生于铁星路68号，岁次壬辰，属龙，取名经建，乳名三毛。由铁星路居民组叶盛昌之妻叶妈妈助产。
婴儿降世，身体微小，皮肤红黑，但双眼皮大眼睛，酷似其母，人人喜爱。然而此时产妇腹中胞衣（亦说衣胞）久不能下，大家惊慌失措，叶妈妈因非科班出身，侧坐产房，呆若木鸡。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由邢文忠到南大街仓巷去请产科医师周蓉珍，前来急救，不久周女士乘人力车至，经她在健吾上腹部一阵按摩后，胞衣即顺势而下，于是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如果时间再拖延下去，胞衣上升，胸口受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人民政府，仿照苏联模式，鼓励生产，并引进“无痛分娩法”。人多力量大，就是口号，但由于建业号关闭，我失去了工作。又加千丝万缕的历史纠缠不清，使我这个做父亲的既感家庭负荷过重，又遇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一时透不气来，今后生活该怎么办？健吾说：“船到弯处自然直，愿我们共度难关吧。”因此，她在产后一周，不顾身体疲劳，就日以继夜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又加营养奇缺，产后只供应4斤油馓子和2斤红糖，身体日见衰弱，导致她在四十以后时发腰酸背痛之症。回看现今年青产妇，不但有几个月的产假，还拥有高级营养滋补品，新旧对比，真有天上地下之感。
在此之前，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南通也不例外，即镇反运动也。在此运动中，一些军中朋友，原先本是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他们一对政策认识不足，二对生活失去信心难以煎熬，有的断然自裁，有的夫妻分离。古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东西。”诚为当时最悲的写照。
在生活处于绝望的严峻时刻，夫妻感情应该如何维系这一重大关键问题上，不言而喻，健吾是作出了最大牺牲的，她，真正是我最可爱的人。当1984年健吾六十寿辰时友人黄存厚从庐江寄赠条幅云：
矢志忠贞，颠危相济，怡然偕老，葩甲同辉。
其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曾有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的记述，和我的现实环境也有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他的芸妹，也不过是闺房中的一秀，只知咏诗联句，揽胜探奇。若统筹全局。勇挑重担，百折不挠，任劳任怨，岂能与健吾同日而语哉，因而我既苦闷，却又感到欣慰。
1954--1955年 37--38 岁
从 1954 - 1955 年这两年，岁月蹉跎，马齿徒增，毫无建树。只好一方面奔走于文化宫，体育场，中西联合诊所，及莘园路，桃坞路，将军巷各个豆腐店、五金店、酱油店，做个“苦行会计”为各店做简易帐目，有的供应一顿午饭，有的每月支付两元人民币，而蜡纸刻字，也不过应应景而已，并不多得。因为那时人际关系，相当紧张，对不了解情况的人都得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得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内查外调的使者，这些钦差大臣的来临，虽然只需清茶一杯（敬烟不受）但却占用我很长的宝贵时间，他们提问题，并不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而是转弯抹角，得先要我将祖宗八代和盘托出，然后他们才慢条斯理的了解一个我不熟悉的人，横缠竖磨，直至他们认为实在榨不出油来，才扬长而去，可谓“疲劳轰炸”矣。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三毛也断了奶，毛毛也可以带领弟弟摇摇窝儿了。此时健吾已申请加入服装合作组，并正式挂牌营业，号曰：建平服装店。建，即健吾。平，即陆翠萍也。她们的组合，对营业情况，却有好转，使铁星路这一冷僻地，带来了一点生机，但翠萍是位浪漫主义者，她虽满面雀斑，因善于修饰，使一些好事之徒，趋之若骛，因应酬过多，往往耽误了加工的完成，顾客对她说三道四，议论纷纷。她看在此站不住脚，最后和他受了戒的和尚丈夫悟一摇纱去了。健吾反而清静小敲小打，感到愉快。她的手艺到此已能为人做棉军大衣，人民装了。到了淡季，就开展以旧翻新业务，诸如八角帽，衣裤等。八角帽，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典礼时戴的帽子，因上行下效，八角帽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髦，士农工商人人戴之，我也未能例外。
1956年 39岁
喜出望外 杨评诞生
1956年1月28日（农历腊月十六）星期六，上午5时30分，长女杨评出生于铁星路68号，岁次乙未，属羊，因呼为羊羊，取吉祥之意，由居民主任徐汇银新婚夫人于干因助产。出生后，于干因告诉我：您得了一位千金了，健吾闻讯，喜之不胜。因天气寒冷，于干因将婴儿用双手捧住，托放在煤炉上烘烤片刻，才用衣裹着。因前三胎都是男孩，这胎产女，所以我俩都喜出望外，不管现在处境如何艰难，也要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人。但是这时健吾的乳汁，时断时续，已不如以前那样充足了，有时甚至一滴也抽不出，弄得孩子深夜啼哭，不得一饱，只好含着乳头入睡，时邻居保义森君的爱人洪金贞女士正在产期，乳汁略有多余，乃不时向她要奶，得以度过哺乳期。
羊羊名字，大家觉得有点土气，不够气派，乃改名杨造（也是之字旁）本为创造，成就之意，但因涉及当时思想改造，又觉不太吉利，遂直呼为小妹，直到如今，仍称此名，反而亲切多了。
一天晚上九时许，毛毛忽发高热，口冒泡沫，牙关紧闭，用筷儿撬也不开，呼之不应。我与健吾赶紧下床，抚摸颈背，满身火烫，忽呼五嫂，（邢文惠之妻，现住易家桥新村）邢文忠抢救，请来了桥头的一位老太，那老婆子说：“让我试诊一下”急呼拿烧酒来，并将毛毛躺于地下席子上，用酒在头脸、身上遍处喷放，当三瓶4两装的烧酒喷放后，毛毛才慢慢动弹苏醒过来。这扣人心弦的一幕，如今想来，犹有余悸。
古人有否去泰来之说，即哲理时来运转之意吧。小妹出生后第四个月，我应张襄华先生之聘，去西寺路（现市税务总局对面）他开办的华记砂石号任会计，张君经常往来大江南北采购建筑材料，门市营业全由他夫人张淑兰女士接应，即南通人所说的“夫妻老婆店”是也，张系天津人氏性格开朗，工作不拖泥带水，大有燕赵慷慨之遗韵，我虽与他素昧平生，却相处融洽，相得益彰。其夫人也是落落大方毫无内当家气势，因而白天上班就带毛毛到店里，一面工作，一面教他识字，张夫人也很喜欢他，并教他一些歌唱，潜移默化，使毛毛识字逐日增多。
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午吃饭，是早上动身时带上熟饭，“罗卜干”是我父子俩每顿必备的“佳肴”，鱼肉则可望而不可及也。
张氏夫妇人虽和善，却无后嗣，襄华因患肺癌，长期住入第一人民医院，医治无效，于60年代初谢世，淑兰不久也驾仙鹤进入瑶池，人生如梦，尚何言哉。
这年九月，私营企业，一夜之间，全部公私合营，华记砂石号与陆森记营造厂合并为南通市建筑材料行，在西皮闸营业，（原营业间五间现已拆毁，改为闸上景点）划归市煤建公司管辖，两处人员，照旧不变，因而我成为正式职工，担任出纳会计，跨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了，不但有了固定收入32元，而且医药费用及其他福利也得到享受，生活难关，终于有了保障。
一年以前，健吾长兄丁福林君，及陈秀芬嫂，也迁来铁星路68号对面开设林记车行，以修理自行车为主，兼营出租业务，因他有修车手艺，比其他设摊者高明，且又有广交朋友之雅量，故南来北往的行车者都愿在林记歇歇脚，打打气，聊聊天，因而一天下来，足够他半斤白干，一包飞马的开销，高兴起来，还来一段借东风的清唱，仿佛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了。于是我给他戴了一顶乐天派的帽子，他竟然欣然接受。如果“自行车王国”兴起于50年代，那么福林的口袋里绝不像晚年那样两袖清风了。
由于林记车行客商云集，毛毛带着三毛天天到那边玩耍看热闹，因舅母无出，秀芬视三毛为己子，亲如骨肉，这本是甥舅的常情，我们也感到孩子有舅母照料，如释重负。
一天中午，刚要开饭，毛毛和三毛各拿一碗在门前观看，忽然有人从东面推着一辆独轮小木车经过（此车现已绝迹）看看快要撞倒孩子，毛毛却要抢三毛手上的碗。说时迟，那时快，果然那辆小车把三毛撞倒在那只碗的缺口上，正好刺划在三毛的眼角上，顿时鲜血直流，眼睛模糊，我急和健吾抱着孩子到潘泰和诊所去诊治，（今七彩城东南杂货店）幸好只伤及眼角表皮，不伤及眼膜，老医师点了药水，不收费用，不两日就告痊愈。可秀芬舅母对此甚感心痛，从此倍加爱护，过往马路，必亲手扶送，直到他们后来迁移到孩儿巷，也把三毛的户口转入到他们的户籍。
1957 年 40 岁
暑假刚过我于7月9日带着户口簿送毛毛到跃龙桥小学报考一年级，16 号发榜被录取。面试时为识“毛 万岁”，认1 - 10 数目字，毛毛应答自如，老师频频点头，余知录取有望也。
且说公私合营之后，公私双方矛盾，相当尖锐，而公方内部之间的矛盾，也异常突出，在一场旷日持久地“四大”辩论之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于是在1957年就有“反右”这个怪胎的产生，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蒙受了奇耻大辱，抬不起头来。运动结束后，迅即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由于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所表现，在竞赛中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我的小组也评为先进集体，同时街道开会也邀请先进人物家属出席，健吾也戴上大红花了。
是年八月接获家报，惊悉老母弃养，噩耗传来，肝胆欲裂，自我年少从军，奔走于外，未尽菽水之欢，老母在日，曾多次来谕催促归省，只因战火横飞，交通梗塞，不能见慈母一面，台北归来，计划偕健吾往省，又因内战方酷，东奔西驰，忙于军务，几无一日余暇，终至铸成大错，罪孽深重，内疚万分。不得已，只好一面汇款给四哥料理后事，一面就地设供遥祭，略表寸心，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诚为我当时最深痛的心情。
1958年 41岁
大放卫星 杨论诞生
年初建筑材料行移往大码头营业办公，西皮闸仅留一个水泥制品加工场，人员略有变动，财会工作，全由公司下放人员掌握，我调门市部主任，不久北京掀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热火朝天，铺天盖地之势，风卷云涌，遍及全国，锐不可挡，“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响彻云霄，仿佛共产主义社会，明天一清早就要来到。
我的二女儿杨论（玲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6月25日（农历5月初九）星期三，上午九时在铁星路68号诞生的，岁次戊戍，属犬。也是由于干因女士助产的，待我中午从大码头下班回来婴儿已降生，分娩极为顺利，健吾神态自若，躺在床上恍如没事一般，掀帐看婴儿，也早已沉浸在梦乡中去了。在邻舍保老太太（她叫李玉环）的帮助下，一切血污衣服也已处理妥当，连户口也给报上了。因仓卒上报，户政部门询问婴儿姓名，老太太无心回答，就以杨五候入册，稍后才更改为杨玲，那么为何这样仓卒入册呢？原来当时粮油紧张，及时报出就可领取一份粮油和产妇所用微薄营养品，四斤油馓子和二斤红糖不然，就要瓜菜代了。
玲玲问世不久，因大跃进需要，铁星路将要改建，我家乃移居桃坞路同济里二号。末几，城南服装合作社成立，由宋景伟任主任，健吾任会计，从此她告别了穿针引线的缝纫，专心致力于财务工作。于是每天上班怀抱玲玲，三毛在前引路，小妹牵衣随后，往返于长桥桃坞路之间，形成一幅绝妙的母子上班图画。在办公时，一手在打算盘，一足摇摇篮，待到孩子奶饱入睡，才能略松一口气，狠抓日常工作，心力交瘁，可想而知矣。后来玲玲隔奶，乃拜托铁星路黄老太带养，并交给计划口粮。（这老太是位老处女。已有60开外年纪，她不欢喜人家呼她大妈，叫她爹爹则满脸堆笑）。千叮万嘱恳求她多多关照，以减轻我们内顾之忧。
一天，适逢节日，家里买了鱼肉，我去接玲玲回来共餐，甫抵黄老太之门，见孩子端坐在黄家灶门口的木椅上，呆呆地观看灶膛的火焰，虽有红火反映，也未能掩盖孩子的面黄肌瘦的幼小心灵，是如何需要母爱和父爱啊。孩子见我来到，双手捧住我不放，我抱起孩子抚摸再三，只是皮包骨头，令我辛酸至极，原来受托后，每天食品仅以青菜豆腐为活，主食大米竟减去一半，以致身体羸弱至此。不得已，与健吾计议，改弦更张将玲玲送往红旗杆巷幼儿园，包括饭食托费每月12元，因为这个幼儿园是官办的，内部设施虽然陈旧，但有专人带领，饮食定量，又有小伙伴游戏，生活有了规律看看孩子一天一天的恢复了健康，胖了，每当周末接回家，总是笑嘻嘻的，使我又释然了。
这年六月，建筑材料行并入南通市建筑工程公司成为国营企业的职工了。这次合并，由三个小集体组成，即建筑材料行、钢联水泥厂、另外一家五金修补工场，成为建筑公司属下的“预制品厂”，即今之南通市构件一厂也，建厂初期，由一位以推小车出身的党员徐龙领导，因响应中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于是厂内一方面建炉炼钢，一方面用几十个人围绕着大石磨生产没有标号的土水泥，但每天工人挥汗如雨，磨出来的石粉，即把它当作面粉来吃，也不得一饱，党委书记张许庭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实在愚不可及，对大跃进开了玩笑。
于是公司决定：派胡展艺、何任辙等先后进厂，并精选一批能工巧匠，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遂有混凝土一条龙的联动线的诞生，即由轧石 — 筛洗 — 水泥 — 拌和 — 成品流水线的操作。这个流水线的成功，对南通来说，可是一大发明，不但减轻了劳动强度，也增加了产品的数量提高，党支部书记徐龙认为大功告成，乃层层向上报喜，于是中央建筑部致电各省市于九月在大码头召开全国性的现场表演会，东至辽、吉、黑、西到云、贵、川，都派有代表参加，使小小的预制厂一时成为全省的先进单位，有线广播南通市报连篇累牍地宣扬事迹，确确实实热闹了一番，可是事后各地代表窃窃私语，此种土设备已经老掉了牙，毫无推广价值，而南通人却好大喜功，沾沾自喜，未免有井底蛙之叹，于是经何任辙甩开一切干扰重新设计如修建厂房，扩大场地面积，购买球磨机，生产水泥，用予应力制造构件，加强蒸汽养护，使产品质量得到均衡的发展，然而嫉妒者却以贪大求洋的罪名强加在任辙的头上，使我至今仍然是难以解开的谜。
反右斗争，虽与我这个谨言慎行的人沾不上边，但肃反运动却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年（1958年）我在六月和九月曾两次进入社会主义教育学习班，接受政治上历史上的大检查，这是一场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较量，任何人都要挺过这一关，即所谓“脱胎换骨”也，因我在1949年前曾在国民党陆军部队担任军官多年，自问所作所为对得起人民大众，但因长期在军中服役又加到过台湾。
当时肃反运动毛泽东曾经发出指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其用意是查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同时，公安部也有六条规定，其中关于国民党陆军部队的人员作了明确的指示：即连长以上为反革命，军需军医不问尉级、校级都属于部队的技术人员不在反革命之列，但如果查出有杀人放火，民愤极大的劣迹一样列入反革命。说得明明白白，本人也一起参加学习讨论，但不知何故最终在南通市委五人小组的决策下，还是把我列入反革命名单（所谓决策和结论并不与本人见面名曰“内定”）。在宁左勿右的疯狂年代，虽百啄也难辩也，历史留待以后评说吧！
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大，越吹越响，为了大炼钢铁，上自国家 （宋庆龄也在花园里设炉炼）下至平民百姓都得身体力行，干出成果。因而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健吾去猫儿桥煤球厂敲煤块，我则到大码头筛煤，一直工作到十点多钟，两人各拿二只馒头，回家一看，竟成了黑窝窝了。然后到铁星桥下洗净了满身灰尘，回到床边一看三个孩子少了一个，原来三毛几个翻身已掉下床，熟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健吾因神经紧张，竟将孩子排出的屎丸认为是“黄糖金枣”（白蒲土产品），经过嗅觉，才知有异。孩子们，你们读到这里，可能是《天方夜谈》其实在我们抚养你们这些岁月中，确有其事，并非虚构。
自从狂热的大跃进之后，继续而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弄得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粮食特别紧张，鱼肉更难买到，因而我们都患上了浮肿病，然而当局仍在叫嚣着“形势大好，一年比一年好”岂非咄咄怪事？！
为了养活孩子，健吾以宽厚母爱之情，每顿只吃二两（十六两制）蒸饭和胡罗卜茵子，把多余的粮食让给孩子，使他们度过难关延续生命。由于健吾属牛，正歪打正着，应了“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句名言，不知孩子们对此有何感受？
1961年 44岁
12月27日（农历辛丑11月20日）岳母陈月英大人因病医治无效，内终正寝，享年72岁。
初，岳母因患气喘病，住进了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太差，粮食与医药都不能适应养病的需要，又加岳母数十年来为众多子女倾注大量心血，子女婚后，又肩负抚养外孙的重任，以致身心憔悴，一日不如一日。一天，我特地做了一份她喜欢吃的糖醋辣椒约有七八个，她竟一古脑儿的一扫而光，连说好吃，好吃，而且精神也特别兴奋。然而从此以后，岳母竟一病不起，溘然长逝，呜呼痛哉！
岳母去世后，归葬于北涂山角里头公墓，从此我们夫妇每逢清明前后总要牵儿带女捧着香烛酒饭，到墓前祭拜，并由我亲手题刻墓碑一块竖立墓前，以示纪念。后来文革兴起，全民皆兵，公墓领域已成为民兵训练基地，墓地踏平，几不能辨，而墓碑竟成了射击的靶子，打得支离破碎，只剩下几根钢架露在外面。文革浩劫，不但生者备受凌辱，即沈睡于九泉的死者亦不得安宁。真使人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恨！后来我由如东农村回城，重新立碑，偕同兄嫂袁秀芳，陈秀芬将墓里骨殖用缸封固，并同岳父丁桢祥大人及胞姐丁淑贞女士合葬于公墓东区北端，其东邻即秀芬父母墓，两亲家生前既有亲密往来，死后却又归葬一处，自会不致寂寞，岂巧合耶？
朱柏庐先生有云：“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望我子孙，切宜记之。
话说同济里，虽也是一个不发达的地区，仅有百十来人口，但比起铁星路来，却要文明富裕得多，这里有上班的职员和工人，也有资本家的后代，以及各种各样的手艺师傅，像我的邻居戴云卿，他就是一位做西服的裁剪师，他有一子四女。儿子叫戴金林，子承父业，也做裁缝，大女儿叫金荣，二女儿叫金红，和毛毛同学，人称瘪嘴老太，三女儿叫金星，她有个不雅的绰号叫老母猪，四女儿叫金华和小妹同学，大家呼她为斜眼壁虎子。孩子们既有同学之情，又有朝夕相处之谊，因而相互学习，颇为融洽，这些娃娃，转瞬间，都已成家立业，也有了娃娃了。
一个夏天晚上，我们正在天井乘凉，毛毛做好作业后已入睡，忽然从房里出来，说要在门外阴沟去小便，我们不以为意，过了很久，不见孩子回来，以为他在弄口吹风去了，我不放心，赶快跑到弄口去看，不见人影，这下可给急坏了。于是我与健吾分途去寻，她往人民剧场方向，我去西公园，一路狐疑不定，深更半夜，这孩子往哪里去了呢？万一跌倒河内该怎么办？一路呼叫，不见回音，一直走到公园二桥西端，于隐约中瞥见他端端的坐在马路边上一块水泥板上，问他何以到此？他说我也不知道，于是急忙赶回，健吾也到，大家庆幸没有发生意外事故，仅仅受了一场虚惊，夜游神，请以后不要作此闹剧。
1963年 46岁
天开文运 杨运诞生
12月11日（农历十月二十六）下午九点15分，星期三，杨运出生于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产科，体重3200克。此为我儿女中第一个有计重的记录，盖先前均系在家分娩无计重设备也，岁次癸卯，属兔，呼为小毛。
杨运，宇年开，因余少时经桑植，抵永绥，游石楼洞时，见沅水上游悬崖陡壁上镌有“天开文运”四个大字。（每字约三米见方）气势磅礴，印象深刻，乃以此四字为儿命名，以励其志。
是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我由大码头下班回家，正张罗孩子们晚餐，忽然外面刮起了大风，因想健吾这几天在市里参加为期4天的财务会议还未回家，我赶紧拿了派克大衣，匆匆离开同济里去接她，走到三官殿巷口恰巧遇着她，连呼“好冷，好冷”，遂将大衣披上。她说，今天早上下身现红，肚子也作阵痛，临产期可能要到了。于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行，在金乐园内吃了十个定心圆子。回到家里换衣，洗身，又在茶食店里买了脆饼，带了草纸和其他应用东西动身，这时小妹问妈妈几时回来，爸爸也去吗？一边问，一边哭起来，我们连哄带骗才得脱身。
进得医院大门直趋产科，健吾作体检，我办挂号住院手续，等我回转几圈，再往门缝张望时婴儿就呱呱坠地了。这次分娩临床时间仅仅只有40多分钟，其分娩之快，也是打破历来之记录，当护士小姐把婴儿的眉毛用药水划了一道，嘴角上也用药水一点，然后抱给我看，并说是个男孩。大人小子都很健康，怎不叫人欢喜若狂呢？在此之前，当健吾身孕两月之际，城南服装社领导沙玉兰（此人后来成为神经病患者）动员健吾进行人工流产，征求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给予否定，因而保住了这条生命，所以我给孩子的命名叫杨运。虽然如此，健吾此时却已精疲力竭，躺在血淋淋的分娩台上听任护士的摆布，做好产后消毒净身工作，丝毫也不能动弹。所谓人的生日即为“母难日”要吃面，取长命之意，盖始于此，为人子者，岂可忽乎哉？
产后三日，健吾即在院进行结扎绝育手术，因我们已有了四男两女，超出了五子登科的范围，虽然那时计划生育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总的来说也要有自知之明，孩子一大串，经济上的压力，教育抚养的责任，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采取绝育措施完全是适时的，但是健吾却挨了一刀，这刀的伤疤，永远留在她的肌肉上，即用现代科技手段也是无法加以平复的，母亲的奉献，女性的伟大就在这里，所谓男子汉，大丈夫也者，能不愧疚万分？！
从此以后，我和健吾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但我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兴无灭资，树红旗，拨白旗的原则指导下，我被由科室下放车间（美其名曰：干部下放劳动）这一锤定音的下放，遂使人事颠倒，顷刻之间，成为一名普通工人了。先后做了轧石工、保养工、制瓦工、砼工、总之指向哪里，就到哪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在工作中有所表现，其成绩也不是属于我的，奖金之类，更与我沾不上边了，支部书记蔡永青说：“这叫劳动改造。”
尤其令人寻味的是：当遇有升级，调级时，广大职工的名字用大红榜公布，而我仅是靠级（靠二级建筑工）却是用白纸条贴于红榜之后，红白如此分明，政治上和待遇上如此悬殊，真叫人好气又好笑。这是癞头儿子的父亲，预制厂霸主蔡永青的“杰作”。虽然他割去了三分之二胃子，仍然不愿布施一点“仁政”。虽然如此，但遇有突击扫盲及文字宣传，却又“礼贤下士”般地要我速成。他又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工人阶级阵地，一定要掌握好笔杆子。以免他们这些人兴风作浪，言不由衷，真替他害臊。
扫盲笑话：一位姓覃的缺耳朵的党员干部目不识丁，一天，他对我说：在识字上，你多帮我一把，我在政治上教你进步，实际上他连一条毛泽东语录也背不出来，何谈政治二字，当时令我忍俊不禁。
文字宣传笑话：大跃进以后，厂区内外，场地宿舍、办公室、食堂、水塔等处都要我用红漆书写毛泽东语录。举目四顾，一片红色海洋。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我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写错一字，就有罪加一等之嫌。及至文革开始，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头目，看见到处都有我的“墨宝”认为长了“敌人志气”，喝令一律用石灰水覆盖，并说：“牛鬼蛇神的毒草，岂能让它泛滥成灾。”真是一记耳光，打在毛泽东语录上。
挖防空洞笑话：原来厂部头目，认为这是一项秘密工程，只有政治可靠的人才能参与其事。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厂长胡展艺宣称：敌人的炸弹是不长眼睛的，杨某某等人也应参加义务劳动。于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也有我的一份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