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唐生智公馆

生智公馆——摘自《老公馆·武汉卷》

  一、 汉口四民街唐公馆

  资料:唐生智公馆:汉口胜利街183号,1903年建,建筑面积900平方米

  汉口胜利街山大平行,与江汉路垂直,修筑于租界建立之后全长3.8公里,纵贯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当年,分属各租界的街段都另有街名:英租界内名湖南街、俄租街内名四民街,法租界内名德托美领事街,德租界内名汉中街,日租界前段名中街,后段名大和街。1946年元旦,汉口市政府将这六个街段统一命名胜利街,以庆祝抗战胜利之意 。

  唐生智公馆建于1903年以前.位于胜利街的中段的街边,当年俄租界属地.原先的馆主不详,可能是一俄国侨民——也许是人,也许是政客——本书《李维诺夫别墅》及《巴诺夫公馆》中,我详尽叙述俄租界兴衰始末,可参看。1.17年俄国革命之后,根据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及1920年9月1日先后发表华宣言中的决议:“……废止1869年的《中俄密约》和1901年的《庚子条约》。……并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俄界,并将沙皇俄国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武汉政府收回俄租界。住在汉口的富裕的俄国侨民纷纷抛售不动产逃离中国。有史料证明:1926年冬,唐生智率北伐军军攻入武汉,1927年,唐生智住汉口四民街唐公馆。由此推论,大约从1926年冬,至1927年冬,唐在这里所居住,所以史料上称为“四民街唐宅” 。

  2001年7月,我曾经首次查访唐公馆,有文字记载入下:

  “……类似情况还有位于胜利街183号的唐生智公馆,一幢乳白色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洋楼,楼方形框架结构,正面大门对街,楼房正面屋顶左右两端各建一座小型塔楼,显得极为气派。至于楼房的全貌,被一座紧贴屋子大门建起来简易房子(汉口一家著名餐厅“香槟酒家”)完全给遮住了。为了赚取点点市区中心地皮的租金,不惜毁掉一幢老公馆的外观环境,不惜毁掉一个城市的市政建筑的面貌,这样的事在武汉街头看到简直是太多了,感叹根本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在我这一次所进行调查过程中,每每遇见这样的事,我都不想再发一些无谓的感叹了……”

  2004年4月,我再去唐公馆,情况已经大变——原来阻拦在公馆大门的简易平房全部清除一空,恢复了当年的馆舍门前的庭院(此属公馆式建筑物必不可少配置,为建筑学区分“公馆”与普通民宅重要标志之一),古典式老建筑内外整修一新,屋顶左右两侧的白色穹式双塔阳光下夺目耀眼(见上图)。

  唐公馆离街边极近,两侧的高建筑物为世纪末兴建成的,虽说摆在图片上极无美感,总算是没有老屋原来的自然环境产生不可容忍的破坏。胜利街,和我前面写到的鄱阳街和洞庭街有些不同,繁忙喧哗得多,全线公交,车辆人众川流往返(如图)。唐公馆对街即为公车车站等车闲来无事,视线常常投向这幢漂亮的白色大宅,多不知曾是“唐生智公馆”,看屋顶高耸的字牌便知道是“凯威香槟会所”。我也不知何为“会所”?那天推门而入,但见为一餐厅,满目艳彩金碧,辉煌刺眼。保安门边肃立,侍者厅内穿梭往来。

  比较汉口车站路10号的涂坤山公馆,如今的唐公馆,只剩得一幅漂亮的外壳,外部整体性建筑有大变,或说是作了较好的“复原”,但是“内囊”已经掏空,老房子原有装饰装修一无所存。所以,在我们此次的拍摄过程之中,虽说是走进到建筑物的里边,但是从楼上到楼下,四望环顾,终未寻找到可供拍摄的当年唐宅的风貌,只得悻悻退出。况且还有一自称是大堂管事的某女士,满怀狐疑与警惕地追问我们是否与其“公司方取得过联系”云云。

  唐宅内部的图片只拍得此一张(如图),字形花纹的马塞克地砖为当年旧貌,图右侧为楼梯扶手——是否改装过?不知。

  这幢原屋主不明的俄国房子,建筑风格十分轩昂。主楼三层,不含地下室,一层不设高台阶,小半步升高地坪,由庭院直接入门廊,入室内。楼体分为左中右三个建筑部分,正中宽大部分为三个层面的活动区,凸出的左右两侧的正方体立面为宽敞的楼梯通道。一层进门为一大客厅,轩敞空阔,旧时为私人宴请及舞会的最佳场地。大厅两侧上楼,二楼、三楼为客卧或主卧,起居室及儿童等等。虽说眼下已全部改换为公共场所设施,装修材料也全为现代,一幅暴发户豪奢,再不复古典贵族优雅华贵的风貌。但是,仅从整幢楼房的建筑设计布局上,可以想象老宅昔日的光华。

  楼房外部以白色水泥粉刷成凸凹块状和条状装饰,门框和窗框不以拱券,而取上世纪初最时兴的直角形式。正面全屏大块玻璃墙,我猜是2002重新修建时的设计,并不属汉口当年的建筑特点。屋顶塔楼为罗马式圆穹顶,一层廊檐以四根罗马立柱支撑突出的屋檐下、楼正面一层与二层的分界、墙面等处,都塑有凸起的形态各异的花?饰——严肃方正的整体风格中掺杂一点巴洛克的华丽

  据资料记载:1946年以前,武汉市的下层市民,一般无急要事不入租界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英驻汉领事馆官邸》一章里有过详述)。所以我猜,当唐生智入住这幢豪宅的那一年月,四民街这一带,环境一定是较为安静幽雅的,也许在公馆的侧边或是背后有相连接花园,有树有花有草……总之,绝不会现在这样为公车行道,市声喧嚣嘈杂,昼夜往复不息——所谓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天壤之别,其中重要一点,自然以居住地而论。

  二、唐生智与武汉

  唐生智:(1889—1970):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出身望族。少年时即开始军事培训,1905年入湖南陆军小学,后进入武昌军官学校。1912年进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在湘军中任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以后逐级提升。1924年任湖南省省 ,后参加北伐,任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指挥。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935年被任命陆军上将。抗日战争中,1937年11月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南京保卫战。1949年在湖南组织“和平自救“运动,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 、副省长、政协副 ,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唐生智的故事应该由湖南人来写,尽管我手头收集有关他的诸多史料。湖南长沙橘子洲头有一幢唐公馆,两层楼,面积600平米,从照片上看,保存不错。而且我认为这一幢建筑才能算得上是唐生智真正意义上的家(如图),而不是如汉口四民街唐公馆那样为一个临时的居住地。据我所知:湖南本土民众对这位出身湖南东乡的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怀有非同一般的诚挚感情。相对来说:鄂地知道唐生智就不多了(指现代)。正如我上文所说:汉口人只知胜利街的“香槟酒家”,也不知“香槟酒家”即当年赫赫有名的国民党战将唐生智的公馆。历史非常健忘,更何况人为地淡漠。

  除了长沙橘子洲的宅邸,唐生智一生之中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家乡隐居,湖南东乡的唐公馆据说也保存完好,那是唐氏的祖业,目前当地招商引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谈谈唐生智和武汉吧。

  在很年轻时候,唐生智就读武昌军校,从湖南湘中来到湖北二十世纪初,武汉的盛世繁华使好多外籍人士流连忘返,湖南的省会长沙绝不可能与之相比。当年,唐怎么想?我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假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统治稳固,唐生智一定会在武汉待下来,而且可能会待很久,但是历史的变幻莫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1926年末,唐生智引兵入武汉,于汉口俄祖界高级住宅区选中了这幢大宅,不曾以为在此留居不久——四民街唐公馆,其建筑结构的气派堂皇富丽,为汉口租界区私人宅邸中绝无仅有,此即屋主身份地位象征——当时,唐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地位仅在汪精卫之下,那是他一生中飞扬得意时期,此后,于军事于政治,他再也不可能有所超越,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他失意得太早了一点。

  当年,唐生智于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回到湖南在军中任职,出身好有教养又有文化,而且潜心钻研军事的年轻军官,提升迅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所属部队为湖南直系军阀赵恒惕的部下,他受命驱使,与南方中山属下的革命军作战,打过败仗也打过仗。任湘军第四师师长,率部驻衡阳,据地自雄,逐步脱离赵恒惕的控制。此期间他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影响,对革命产生兴趣,1924年,他派人与广东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并将四弟唐生明和一批军中优秀年轻干部送去黄埔军校学习

  1926年3月,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唐起兵入长沙,赵恒惕被迫通电辞职。3月15日,唐生智受省长职务。随即电邀以湘军下属各师师长会合长沙,扣押枪决了第二师秘书肖汝霖、第三师师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并派兵攻岳州——北伐战争由唐生智倒向南军开始。

   他对吴佩孚从武汉派来的使者说:“吴子玉(吴字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这句话唐生智说得掷地有声,既是加入国民革命的宣誓令,也是准备攻打武汉的战前撽——吴佩孚一向称绝不与洋人合流,以战败下野也不入租界避难为清高自许,故唐有此说。

  6月2日,唐生智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7月,与广东方北上的叶挺独立团会合,指挥北伐军占长沙、攻岳阳、夺益阳、常德,北伐军声势威猛令全国为之震动。

  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至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当场意见不一:有主张对鄂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攻孙传芳,平定东南,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唐生智则极力主张攻鄂,继续北进。他同李宗仁对蒋力陈利害,说:“乘吴佩孚的主力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时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再顺流东进攻孙传芳,抵定东南,指日可待。”最后,蒋介石同意唐、李的作战方案,即先攻武汉,对赣暂取守望之势。于是,唐生智便到了湖北。

  8月中旬,开始两湖战场的第二期作战。唐生智任中路军前敌总指挥,率第四,第七、第八军和叶挺独立团等部直趋武汉,夺取武胜关。19日,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与吴军展开大战,大败吴军,月底攻克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吴佩孚率刘玉春等主力部队约十万兵力退守武汉,据城固守待援,表示要“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誓与北伐军决一死战。9月,北伐攻武昌城三次均未成功,唐生智主张采用围困战术,待敌粮绝弹尽再攻不迟。武昌城被困一月有余,守城吴军粮弹尽绝之日,也是城内居民饥饿不堪忍受之时(本书《鲁兹故居•吴德施主教住宅》一文中涉及此史实),这是力争夺中的军人和政客无暇顾及的。

  10月10日,唐生智部属攻进武昌城,俘陈嘉谟、刘玉春等高级将领及部卒两万余人。至此,吴军主力基本消灭。吴佩孚敛财数元万,携夫人张氏及残存部属逃出武汉,经巫峡入四川,至旧友杨森处寻求庇护,此为后话(见本书《杨森园》)。

  接上文所述,唐生智入武汉不久,即于汉口旧俄租界(此时早已被收复)中心繁华地段买下(或是“租下”,待考)今“胜利街187号”大宅为私人公馆,以供经年累月长途征战鞍马劳顿间的喘息地。也许,他也想过将此身安顿在湖北,谁料局势变化飞快,他在武汉,只能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1927年初,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率部进入豫南。4月,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任命唐生智为总指挥,继续北伐。6月占开封,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胜利结束,但是新的政治矛盾又加剧了。

  唐生智北伐同时,支持南京政府的夏斗寅与杨森进攻武汉。叶挺的独立团击溃夏部。唐生智也急令第八军围歼进入仙桃的杨森军。6月8日全歼杨部,杨森只身逃回万县(详情见本书《杨森花园》)。

  6月26日,唐生智返长沙,准备严肃军纪处置策动“马日事变”的罪首,许克祥闻之率部逃窜湘南又窜粤北投靠了蒋介石——由此事埋下了唐生智后来在湖南号令起义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条伏线。

  8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唐生智拥重兵坚持东征,希望以湖南湖北为根据地,一举吞并东南。《白崇禧回忆录》谈及这段史实说:“唐生智野心很大,想以武汉为根据地与蒋委员长分庭抗礼……”——说明当时唐的声势已令众人畏惧,包括武汉国民政府元首汪精卫,也有私下猜度——9月,南京谈判,宁汉合流。汪精卫未获实权心中不满,回武汉与唐商量反对国民党特委会。10月,南京政府开除唐生智党籍,免去所任各职。11月,李宗仁西征讨唐,北方冯玉祥、南方方鼎英、广东李济深、贵州周西成群起攻唐,武汉已面临四面楚歌之境。

  1927年11月11日,唐生智无奈宣布下野,准备卸下军权,只身东渡日本,临行前召集部将开会,宣布随之来鄂的湘军由武汉撤回湖南。此前不久,唐下属第八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国威,见唐势力将倾,暗中受程潜命令,被委任为第八军军长。西征军逼进武汉时,唐调令张率部前来掩护,张有意迟误军令,来武汉后,对唐避而不见一心等待西征军到达,早日接受军衔。唐生智于政治决策上虽然不甚老辣,但是于军事兵术上尚不至糊涂到叛将爱将不分的地步。他侦查到张躲藏在江汉路中国饭店,命令副官陈复初将张骗至四民街唐公馆,痛责之后令人将张用绳子勒毙。有人言:“唐生智有上马威与下马威”——“上马威”指湖南上台时(即“驱赵”)杀刘重威,“下马威”即此。

  关于张国威这事,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勒死在唐公馆隔壁的一所房子里,另一说是勒死在唐公馆的卫生间里。

  据我的推测:张被勒死在唐公馆里一说,自然较为合乎情理。以我眼见:汉口唐公馆甚为阔大,三层楼上下,建筑面积900平,随便找一个背静房间处置一个人应该是没有难度的,完全没有必要“拖到隔壁某幢民居内”,那样也许会惊扰到周边邻居。更何况,唐生智此时已经心灰意冷,曾经寄于武汉的梦想已经破裂,当初一腔热血如今化为冷泪——他没有打算回来这里——一幢即将“人去楼空”之所,也就不值得他顾惜。

  当晚,唐生智就离开了四民街唐公馆,于长江之上乘日本军舰前往日本,有史料称唐为“黯然离去”。唐所属部队由李品仙、何健等带领,由湖北退回湖南,此后一大部分改编属于桂系,由白崇禧统领。

  唐生智与武汉的缘分至此已尽。1937年底,南京保卫战战败之后,唐与溃败之少数中国军士撤退到武汉,只待了一段极短的时间,便回湖南东乡隐居去了。在我查到的史料中,有唐生智曾经入住汉口德明饭店(今江汉饭店)的记录,不知是否抗战期间的事?假若我的推测没错,那一年,唐生智东渡日本之后不久,四民街唐公馆就易了馆主。此后,唐若是再来武汉,当然只能是入住饭店了。德明饭店属汉口高级饭店,法国人所建,铁皮方斗屋顶,新古典主义与巴洛克风格的融合,侧畔有立柱长廊伸向花园,一幢华丽浪漫法式建筑(如图)。当年出入的是蒋介石、程潜、白崇禧、唐生智、史沫特莱、周恩来、董必武这样一类人物。饭店位于胜利街下段(这一段街原名德托美领事街)的法租界内,与胜利街中段俄租界内的唐公馆,彼此相距不到一公里。我不知道唐生智会不会由此处慢慢地踱回到“唐公馆”的门前,故地重游,寻访当年在汉口居住时那种意气飞扬的感觉今天追寻唐将军在武汉的遗迹,我只能给大家上述的故事。

  三、理想主义者的失落

  在我所查寻的史料中,有人将唐生智与当时中国另外的著名高级军事统领相比,称唐为“理想主义者”。但以军事统领的标准,以理性冷静为重,所谓“理想主义”这样的感性词,应该是与之沾不上边的。我想,也许这正是唐生智命运悲剧的渊源。

  唐出身良好,受教育良好,笃信佛教密宗,同时也研习儒学,一向严于自律,曾经以佛教戒律严格治军,平日对亲眷也规矩甚严。据说,当年唐氏兄弟俩驻军(第八军)湖南常德,为了不准弟弟夜晚出去玩乐,唐生智在其卧室门口搁张铺睡觉,挡其出入。唐生明乘兄长半夜睡熟,悄悄起床,穿好衣服,然后轻手轻脚地从唐睡觉的铺底下过去,直玩到第二天白天才摸回家来,当然免不了兄长一顿痛斥。

  唐于少年、青年时期即开始潜心钻习军事,曾经想效仿曹孟德,以军人统领之身份号令三军于马上夺得天下,但是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这位保定军校优等生所预料不到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优秀的政客——在当时的乱世中国,胜者非军人而是政客——唐根本就不具备领袖的“素质”(例如蒋介石),加之他又不甘心如白崇禧等军人跟从他人之下,于是半生顿挫失意。

   唐生智去日本只逗留了一年,1928年冬回国。蒋介石起用他重新统领湘军,与当时和蒋翻脸的桂系军阀白崇禧开战。此后,唐生智两次发军反蒋,均告失败。

  1929年10月,蒋介石派唐赴河南与冯玉祥军作战,12月1日,唐联合七十五名高级将领第二次反蒋,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不到一月,即兵败逃亡东南亚。

  1931年5月,唐被推选为广州非常政府国府委员及军委常委,发动第三次反蒋,9月,以湖南宣抚使名义进军湘南,直逼衡阳。适逢“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一致对外,唐终于与蒋介石携手言和。

  唐生智三次反蒋,三次与蒋言和,加上1949年与南京政府的彻底决裂——所以,史料上有“反复无常唐生智”的说法,尤其是与唐有过权利之争或是战场相敌的人持这一观点。其实,唐对蒋的恶感由来已久(有说是自1927年初南昌军事会议而起,经过细节清楚),暂时屈服实属不得已,并不存在“反复无常”的问题。也有人说:当初,蒋介石感到在唐生智控制的地盘上(两湖)不利于他作为总司令个人权威发挥,所以才决定弃武汉而定都南京,以至于唐的大业之梦最终破灭,所以引得唐对蒋的深恨——蒋唐之争,从来都是由唐挑起(蒋稳妥应战),权利争夺中也许揉进了二人之间性格及信念不和睦等诸般的因素。

  南京保卫战,是唐生智此生之中作为一个军事统领所指挥的最后一次战役,以病重之躯率疲惫之师惨烈拒敌,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以死相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的英雄壮举,悲歌血战中牺牲的是十万中国将士。

  《白崇禧回忆录》:“委员长在会场曾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 ”其时,南京城防部队多为淞沪战场撤下之兵力,不光数量上不能与来犯日军相抵,而且处于恶战之后衰竭劳顿未及恢复之期——白崇禧、李宗仁、以及蒋的德国军事顾问等,均不赞成南京固守,但是蒋有自己想法

  白属当时在场者之一,“回忆录”中的寥寥数语,将一个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和一个热切率真的唐生智描摹得栩栩如生。作为中国当时权力最高的政治家,蒋已拿定主意,忍痛牺牲一部分军队,保全个人在国民心中抗战领袖的地位。他已清楚,此战必败。唐生智自动请缨,正中他的下怀,他需要这样一个自愿上钩的牺牲者。唐也清楚,此战必败,他未必不懂得蒋的良苦用心,之所以请战,一则是因为抗战的激情,二则也许是下决心自断政治生路,他早已无意与蒋介石继续合流,他明白,即便此战大难不死,他此生的个人奋斗也将就此结束——南京保卫战,于未战之前,即已注定沦为历史的悲剧。

  白崇禧在回忆中写到:“……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地形。时值冬季,白雪飘飞,唐率参谋人员,我亦于唐同坐汽车先至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视察阵地;翌日继续巡视城内之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两天的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衰弱身体,不禁为南京之防守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

  我所见到的一张照片是唐生智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时期所拍摄的,着眼镜,两撇胡须,清瘦文雅的儒将风度(如图)。

   1937年11月25日,日军以四个师团兵力(注),分兵三路进攻南京 ,唐生智率中国军队作了顽强殊死地抵抗,期间曾命令下关沉船,决意“破釜沉舟“。血战三日之后,在敌我兵力非常悬殊情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坚决拒绝日方劝降 。12月10日下午,日军对南京城实施总攻,唐生智亲自于阵地率南京卫戍军与敌人进行更为激烈残酷的战斗。11日,唐生智命令各部作巷战准备,准备与城共存亡。晚,接蒋介石弃守南京的命令。12日,唐下令南京守军撤离。由于多方原因,溃军如潮不听调遣,撤退计划执行受阻,数万未及渡江官兵后来均惨遭日军杀害。

  13日,日军入南京,屠城三十万。

  唐生智于12日晚上9时渡江,环顾身边将士,只剩百十余人,十余万大军于数日间沦陷南京战场,作为南京卫戍总司令,心中凄惶可想而知。次日晨,乘车抵滁州,然后转汉口,见蒋介石,自请处分。此为我上文中写到的唐生智在武汉的一次短暂停留,那是他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和以前内战中的战败下野是不一样的。不久,回湖南东安,创办耀祥书院,潜心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也许试图从中寻求心灵上的安慰。

  网上有人攻击唐生智当年弃南京城剩余守军及南京民众数十万不顾只身撤出,也有人认为以当时十余万中国军人加上数十万南京市民如若全力顽抗有取胜可能——无视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以及中日战争战场进展实况,发此偏颇议论,予史予人,皆属不公。

  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运输总监,后即辞职。

  后几年闲居重庆,因为受到蒋的监视,自称“重庆雀子”。

  1940年10月,其弟唐生明受军统戴笠派谴入敌后工作,唐以“不能容忍其与汪伪之流为伍”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蒋介石电话劝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方罢。

  1945年.抗战胜利,拒绝参入内战,携家人回湖南东安办学。此期间,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湖南积极宣传民主政治的观点。

  1948年秋,与蒋介石南京晤面,拒绝了蒋之官职任命,建议蒋与共产党停战言和,予民休息。之后,与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人员进行秘密接触。

  1949年4月,应省 程潜邀请,到长沙共商湖南和平解放大计,他再次发出了湖南人民应团结自救的呼声,促使湖南各界推派代表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会的主任委员。

  1949年5月,武汉解放,白崇禧退逃湖南。唐联系道县、零陵等地的解放军部队,扼断白崇禧退守广西的后路,并对桂系部队进行策反工作。8月4日,湖南三十八名高级将领,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四人的响应通电,并呼请西南、西北地区采取一致行动。

  白崇禧派军队到东乡抓捕唐,不获,将唐夫人及孩子六人桂林,后转送香港1951年才得以回大陆与唐团聚。

  全国解放后,唐生智居湖南,历任政府部门及民革中央委员会要职。文革中,拒绝书写陷害国家领导人的材料,遭到非人道的迫害。

  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因肠癌在长沙逝世,年八十一岁。

  1987年10月24日,当年和唐一同参加和平起义的唐的胞弟唐生明,因病在北京逝世。11月4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 、王任重等。

  关于唐生智晚年境况,唐的外孙女、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晓明在其著作《血统》中有较为详细记述

  注: 另有一说法为“八个师团”。本书以《白崇禧回忆录》为准,特详录如下,以供询证:

  南京保卫战:

  中方兵力:72军步兵师一师,78军步兵师二师,第2军团步兵二师,第66军团步兵二师,第71军步兵一师,第74军步兵二师,第83军步兵二师,首都警备司令步兵一师,宪兵、教导团各一师——步兵共十五个师,炮兵及海、空军除外。

  日方兵力:第10军第六军团,第8师团,第114师团,冈琦支队——共四个师团,空军及海军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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