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简介_张廷玉是怎么死的和乾隆用关系吗？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1]康熙末年，整治松弛的吏治，后又完善军机制度。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总裁官。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鄂尔泰后因其门生胡中藻逆反被撤出），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
初入仕途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十六岁的张廷玉准备参加会试，但因张英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试。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廷玉的夫人姚氏离世，父亲张英登上相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廷玉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担任《亲征平定朔北略》的纂修官。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后，多次随康熙南巡及巡行蒙古诸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授刑部左侍郎。次年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士。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张廷玉母亲离世。九月，父亲张英离世。服阕，仍原官。
康熙五十一年（1.12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四月，授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充武殿试读卷官，十一月，充纂修《省方盛典》副总裁官。
深受重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即位后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不久即提升礼部尚书，充任《世祖仁皇帝实录》一书的副总裁官。
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复值南书房，与朱轼等人同为诸皇子师傅。四月，任顺天乡试主考官。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八月，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九月，调任户部尚书。十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在隆宗门开始设立军机处，命张廷玉与怡亲王，蒋廷锡领其事。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病危，临终前，张廷玉与庄亲王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
乾隆元年（17.6年），张廷玉再次奉命为皇子师，仍兼管翰林院事。二月，乾隆帝亲谒景陵，张廷玉与王大臣留京总理事务。自此以后，皇帝每逢巡幸，张廷玉总是留京总理事务。
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授总理事务大臣，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宜。
乾隆三年（1738年），罢总理事务之名而以大学士掌机要。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老病乞休，乾隆帝执意坚留。
晚年坎坷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同意张廷玉辞官，命待次年春天舟行回乡，并制诗三章赠张廷玉。随后张廷玉入谢时触怒乾隆皇帝，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张廷玉官爵及罢配享，诏许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退休，仍配享。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刚去世不久，张廷玉再次请归，激怒了乾隆皇帝，于是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张廷玉，命其自审应否配享。乾隆帝用大学士九卿议，罢配享，免治罪。随后归去。后来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筌坐罪，命张廷玉尽缴颁赐诸物。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卒于里第，享年八十四岁。死后葬于龙眠山，乾隆最终仍遵遗诏，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的成就
整治吏治
康熙末年，吏治松弛铨政不清，张廷玉时任吏部左侍郎，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并严惩了奸胥滑吏并顶住各方压力严惩了吏部舞文弄法的蠧吏“张老虎”，被时人成为“伏虎侍郎”。
文章之事
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
先后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省方盛典》、《圣祖实录》副总裁官，《明史》、《四朝国史》、《大清会典》、《世宗实录》、《玉牒》总裁官。
军机制度
雍正八年（1730年因西北用兵，雍正皇帝命设军机房，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清稿史张廷玉传论》）张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笔批发。”身为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每天一定被召入内廷以备应对，秉承圣旨，评议奏章政务，参与国家机密的商讨。
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张廷玉制定军机处廷寄办法，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章制度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而且题本办文程序繁琐，还容易泄密。雍正年间，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题本由此成为官样文章，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此外张廷玉还制定了完善的保密制度，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
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配享太庙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临终留下了令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诏。
虽乾隆皇帝曾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殊荣，但在张廷玉离世后，称张廷玉：“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酬奖勤劳之盛典。”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十二名异姓大臣中，张廷玉是唯一的汉人。
张廷玉哪里得罪了乾隆
乾隆即位之后此时的张廷玉，可能做错了生平唯一的一件事。他在感谢皇上恩典之时，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遗命。他说：“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他的意思是提醒乾隆，他死后“配享太庙”的事情，还请皇上记下哦。其实，依我理解，张廷玉此举，只是仅仅向皇上表明，我只是一个凡人俗子而已，不懂“老而戒得”的道理，是没有什么抱负的人,皇上自可放心。然而，乾隆没有听出来，他不高兴了。“上意不怿”。不过，还是顾于情面，替他“颁手诏”，并以明朝刘基(刘伯温)乞休后仍有配享为先例。第二天，皇帝颁布手诏赐之。因有风雪，张廷玉年迈没有到场，“不亲至”，而让次子张若澄代为谢恩。乾隆因此大发雷霆。其实，乾隆早对张廷玉有所不满了。借此机会，他一并发泄了，“降旨切责”。当时在场的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为张廷玉求了情。结果，次日张廷玉只好亲自上朝致谢。乾隆火气仍未消。他说，你不是身体不好吗？怎么今天来了呢？这分明是欺君之罪。结果，乾隆皇帝借题发挥，先是责汪由敦“漏言”之罪，下旨削去张廷玉伯爵，同时将到任不足一月的汪由敦(注：这个汪由敦是张廷玉推荐的)也免职了。一年之后，张廷玉再次提出南还之意，并以“请罢配享治罪”，乾隆因此大怒。在乾隆看来，你分明就是赌气。因此，他借其亲家四川学政朱荃(张若澄续妻之父)之罪，株连了张廷玉，下令尽缴张廷玉历年皇帝所赐之物。
张廷玉怎么死的
张廷玉的结局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皇帝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皇帝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就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做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皇帝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且自己是惟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皇帝，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遗诏，为了让张廷玉放心，乾隆皇帝写了首诗赐给张廷玉，在诗中表明不会改变先皇遗诏，但也对张廷玉的功绩表示怀疑。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乾隆皇帝很生气，指责他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而谢恩竟不能亲赴阙庭！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张廷玉求配享可以面陈，在得到恩允后为何不能亲自进宫谢恩呢？乾隆皇帝命军机处傅恒与汪由敦拟旨责问张廷玉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乾隆皇帝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皇帝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恼怒异常的乾隆皇帝说：朕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斥责张廷玉负恩植党，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皇帝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皇帝奏请回乡。乾隆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之后，乾隆皇帝命令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认为应该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皇帝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皇帝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同年9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1755年病逝时，乾隆皇帝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