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挽歌——从戴望舒到洛尔迦
一
1932年10月8日上午十时，上海吴松码头上一片凌乱，“达特安号”邮轮的跳板被卷扬机慢慢收起，大副拉响汽笛，轮机长在甲板上指挥水手收揽，邮船冒着浓浓黑烟启碇离岸。二层的甲板上，一个一身白色西装的麻脸青年一边向船下挥手，一边跑向船尾，用力把手中的玫瑰抛向码头上一个娇小俊俏的江南女子，那朵玫瑰先是快速从船上飞出，力道用尽的时候，划着优美的弧线慢慢飘落进黄埔江。
“达特安”号是一艘法国邮轮，搭载的客人主要是离沪的外国侨民。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以保存有生军力为名，敕令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并于5月5日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即通称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划为非武装区，中国政府不得在上海、昆山、苏州一带驻扎军队，而日本则不受此限制，同时还承诺取缔抗日活动，这为以后日军再次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乃至攻占南京，留下极大隐患。在这种战争恐慌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纷纷从上海撤离侨民，一时间，这座享誉世界的“东方巴黎” 笙歌不再，渐次萧索。
二
船上的人是戴望舒，船下的女子是施绛平。
戴望舒原名戴丞，1905年11月5日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苏南京。戴望舒的父亲戴立诚是河北省北戴河火车站当铁路职员，戴望舒7岁时举家又迁回杭州。192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秋季转入教会所属震旦大学专修法文。这个期间的戴望舒如饥似渴的从法国文学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甘泉 ，同时醉心于果尔蒙、耶麦等法国后期象征派作家的作品，为他日后将中国古典情怀有机的融合进现代派诗歌意象奠定了基础。之后的两年里，他的诗歌作品主要发表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璎珞》上。那个时候戴望舒的诗作《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还略显稚嫩，徘徊在诗歌创作的瓶颈里无法突破，直到1927年遇到施绛平，写出现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雨巷》，“雨巷诗人”才奠定了文坛的地位。
施蛰存是戴望舒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这位具有一双发现才子慧眼的松江才子，非常赏识戴望舒，两人具有同样的嗜好，具有同样的理想，他们常常一起翻译英法文学作品，一起去教堂做弥撒，一起在上大校园里谈兴浓浓，甚至绵绵然不知天之将署。1927年春天，戴望舒因为参加左翼活动受到特务的跟踪监视，不得不住到远在松江的施蛰存家里，松江是上海文明的发源地，西林禅寺、宋代方塔、《平复帖》的作者陆机的读书台，都不能引起戴望舒的浓厚兴趣，他的心在见到施蛰存妹妹施绛平的一刹那就情牵魂萦了。而事实上，这场烈火一样的感情只是戴望舒的一厢情愿，娇小甜美的施绛平并没有像传记作家那样津津乐道的喜欢上戴望舒，这里的隐情除了嫌他满脸麻子外，更多的是戴望舒的清贫。陷入恋爱的人是盲目的，戴望舒对这些浑然不知，诗人的天生敏感和对爱情的渴望，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于是他借故上海没有住处去施家暂住，施蛰存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虽然感觉他和妹妹不太合适，出于同学情、惜才意，尽力撮合二人。这年的8月，上海的雨季缠绵淅沥，比往年都要长，戴望舒站在施家二楼的窗子后面下望，恰好看见施绛平打着油纸伞走进小巷，窈窕的身影在蒙蒙细雨中渐行渐远，戴望舒心为之动，拧开自来水笔写道：
撑着油纸伞，
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首诗第二年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8月号上，叶圣陶说《雨巷》“替新诗的音花?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多年以后，戴望舒的第一任妻子、新月诗人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回忆起他们短暂的婚姻生活，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
纵使戴望舒如此的儿女情长，施绛平还是逐渐生了厌烦。时间一长，冰雪聪明的她已明白施蛰存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施家父母也督促施蛰存赶快把事情解决掉，以免生出别的乱子。忽忽到了年底，上海的冬天潮湿阴冷，戴望舒的单相思却越来越热烈似火，邻近春节的时候，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在楼梯上截住施绛平，把《我的恋人》低声读给她听：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
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
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
桃色的嘴唇，
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这种强行示爱的举动在戴望舒眼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浪漫，可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无疑是一种疯狂举动。施绛平吓坏了，她的意识里，爱情的表露是张爱玲小说里写的那样不露声色，顺其自然，情愫暗生。于是施绛平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戴望舒，情绪亢奋到极点的戴望舒双手扶着栏杆大声地喊：“你不答应我就跳下去！”威胁也好，殉情也罢，总之，施绛平答应了戴望舒，忧郁的诗人终于有了灿烂的女友，松江的天气似乎也提前进入春天。1931年4月10号，两人举办了订婚仪式，亲朋好友咸来道贺，很多人问起他们的婚期，戴望舒更是期待早日成为这个美丽女人的丈夫，施绛平却告诉他，先去留洋求学，学成后回到上海做一份体面的事业才能完婚，唯施绛平是瞻的戴望舒只好答应。如果不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戴望舒可能早就抵达法国，不管他多么担心施绛平，还是在1932年10月8日登上了前往法国马赛的邮船，从此，命运多舛的戴望舒开始了他情感生活的第一场悲剧——5个月后的1933年3月，施绛平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位富有的空调商人。
三
施绛平投入新恋爱的时候，戴望舒坐在巴黎大学的图书馆里译诗，同情他的施蛰存也没有告诉他发生在上海的变故。因为这一年，施蛰存和鲁迅摆开擂台，闹起了著名的“书目之争”。
施蛰存和戴望舒的关系非常密切，二人不仅是上海大学的同窗，而且一同转入震旦学法语，1922年10月居住在戴望舒家里，一住就是2年，两人更于1925年5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秋天经上海大学的同学陈钧介绍，与戴望舒、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地下革命宣传工作。也就是这个原因，1927年“四• 一二 ”事变后，戴望舒和杜衡在杭州受到特务的跟踪监视，秘潜至松江施蛰存家中隐匿，1928年3月从北平前来避难的冯雪峰也来到施家，与戴、杜三人一起挤在施家一间小厢楼，秘密筹办文学刊物《文学工场》，原来答应出版的光华书局老板担心内容过于“左翼”，未敢刊印发行。戴望舒郁郁去国半年后，施蛰存应洪雪帆、张静庐之邀，筹办文艺刊物《现代》，1933年5 月，《现代》杂志创刊号出版，也是这个月，施蛰存的第二个儿子施蓬出生，为了兼顾家庭和事业，施蛰存特地挑选了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举家从松江迁到上海市区，住在爱麦虞限路惠安坊八号，那条路存在的时间很短，1943年改叫绍兴路。施蛰存先生在上海只换过一次住址，1938年搬到愚园路，一直住到他98岁去世。
虽然加入了共青团，施蛰存却没有表现出对政治应有的热衷和虔诚。尤其是在松江中学教书育人、娶妻生子之后，施蛰存对政治和文坛的左派右派全无兴趣。他在《现代》的《创刊宣言》中说：“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无论他如何躲避政治是非，1933年的施蛰存注定要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旗手”鲁迅联系起来，这就是轰动现代文坛的“书目之争”。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辑崔万秋要求施蛰存存给时下喜欢写作的青年推荐学习书目，施蛰存在寄来的“读书季节”表格第二栏“欲推荐于青年之书”里，填写了《庄子》、《文选》，并注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师家训》后面注明“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没有想到，更无人料到，两天之后，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发在《申报•自由谈》上，对施蛰存极尽嘲讽的说：“有些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和《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随后，施蛰存写了《〈庄子〉与〈文选〉》为自己的推荐进行解释，一、在编辑杂志的时候，感觉年轻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二是“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读一读这两本书，并非向所有青年推荐。为了说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施蛰存在不致到“丰之余”究竟是谁的情况下，恰好举了鲁迅的例子：“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接下来施蛰存说：“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在施蛰存对丰之余为什么发起这场论战茫然不知的情况下，躲在丰之余后面的鲁迅写了《“感旧”以后》：“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的例子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和《文选》读出来的一般。”
事情发展到10月18号，施蛰存已经知道丰之余就是鲁迅了，于是他写了《推荐者的立场》，要把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和《伪自由书》。”并且不无嘲讽的写道：“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本来是施蛰存写给崔万秋的信，崔万秋贸然刊登之后，被文坛看成一篇犀利的反击文章，更加激怒了鲁迅。接下来的论战，鲁迅更加咄咄逼人，施蛰存则步步退守，因为他实在不明白鲁迅为什么抓着两本书目大做文章，况且此前二人的交情很好，鲁迅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他报刊惴惴不敢发表，1933年4月，施蛰存果敢的发在《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5月1日鲁迅还专门写信表示感谢。
论战的后期，鲁迅的“骂功”已经炉火纯青。在《扑空》里面，鲁迅这样说施先生：“只有无端的无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在这场论战中，施先生表现的恂恂儒雅，他在《突围》里反击：“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 邵建给这段话做了非常好的评价：“真绅士也！施蛰存的‘不敢’，令人起敬。人是应该有所‘不敢’的，否则无所畏惧很容易一脚就滑向无恶不作。”这样的恶骂对于鲁迅来说实在不算高难度，在此之后的1935年，鲁迅依旧对那场论战念念不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文人相轻》里，鲁迅把施蛰存骂成“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施蛰存永远没有摆脱这几大罪名，渐渐退出文坛，转入专门的研究学术领域。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悲情人物不得不说，一个是因为郭沫若将之划入“桃红色作家”的沈从文。郭沫若在1948年的《斥反动文艺》中声嘶力竭的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活动着”，指责沈从文“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邵荃麟也批评沈从文是“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后来，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回忆说：“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恰恰是这政治性上的定论，导致沈从文对新中国的心灰意冷，彻底封笔，钻进博物馆，终止了文学创作，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第二人就是施蛰存，如果说沈从文是被领导新中国文艺战线的郭沫若一棍子打死，施蛰存则是被 “文化旗手”鲁迅用笔杀死，直到暮年，也没有完全摆脱“洋场恶少”的恶名。
很多时候笔的力量能够超过枪的火力，意识形态的东西无法用武器消灭，却惨死在笔杆子下面，难怪毛泽东在写给丁玲的《临江仙》里感叹：“一只纤笔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四
从马赛来到巴黎的戴望舒，留学日子过得很是贫寒，他在巴黎大学注册成为旁听生，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西班牙语。和早期留学欧洲的陈寅恪一样，戴望舒对学位没有一点兴趣，他只是不停的读书，不停的翻译。1933年3月5日，日益贫困的戴望舒给叶灵凤写信：“我在这里一点空也没有，要读书，同时为了生活的关系，又不得不译书，而不幸又生了半个月的病。” 8月，日益贫困不济的戴望舒转到里昂，向设在这里的中法大学申请助学救济金，经过罗大冈的大力推荐，校方接受了他的申请，条件是他必须在学校正式注册，参加考试，如果考试不及格，即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戴望舒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接受，开始攻读法国文学史。施蛰存得知后特地去信祝贺，这对施蛰存来说是个暂时地解脱，因为戴望舒必需的生活费用除了译诗的可怜稿费，绝大部分都是施蛰存的资助，而他寄回国内的译稿也几乎全部由施蛰存发在《现代》月刊和“现代文从”里。施蛰存的记名弟子杨应平说：“戴望舒在巴黎的费用，都是施蛰存寄去，施蛰存有时将主编《现代》的全部工资都寄给他。施蛰存还常给他带去药品，叫他注意身体。施蛰存对戴望舒的关心真是如父如兄。”进入中法大学后，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踏实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他埋头翻译《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和《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尤其听到施绛平移情别恋的传闻之后，戴望舒受到强烈打击，离开里昂，开始他的西班牙之旅。
五
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开始他梦寐以求的文学探寻。他抵达西班牙的时候，马德里刚好下过一场小雨，整个城市湿漉漉的透着清新。下午6点多，戴望舒跳下火车的时候，与他素不相识的毕加索正在画室里创作“威洛德”系列，小雨初停，毕加索放下画笔，走到楼下喝燕麦粥。同样的时分，洛尔迦带着他的剧团“巴尔卡”刚好支妥帐篷，准备在格拉纳达演出。洛尔迦和演员们一样，穿着蓝色的演出服在忙碌，剧团的宣传队载歌载舞在街头招徕观众。洛尔迦不用抬头就知道市政厅楼上的窗户一定洞开，很多滑稽的头颅伸出来好奇的眺望，这个城市他太熟悉了，他出生的地方就在距此大约10英里的地方，那个村子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牛郎喷泉。
用阶级划分的专用名词来形容，洛尔迦的父亲是个“地主”，因为他在牛郎喷泉拥有1500亩土地，老地主的生活过的悠哉游哉，妻子去世3年后，又娶了村里年轻的小学教师，婚后9个月又9天，一脸忧郁表情的洛尔迦降生，这一天是公元1898年6月5日，西班牙的夏天就要来了。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文化复兴运动、共和派的革新、弗朗哥的军事统治，一场接一场的大事件接连发生，整个西班牙深深的卷入跌宕起伏的漩涡，没有人在乎洛尔迦的成长，就像没有人在乎四季更替那样放任他的童年。洛尔迦17岁写出了他的随笔集《印象与风景》，拿到样书之后，他兴高采烈的跑到艺术史老师伯若达的家里，老师翻开书扫了几眼，声色俱厉的喝令他马上离开，洛尔迦心里明白，只是因为在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梅萨先生”，梅萨先生是洛尔迦的钢琴老师，一个谨小慎微的老头子，他唯一影响到洛尔迦的一句话是：“我没够到云彩，并不意味云彩不存在”。洛尔迦21岁那年，离开牛郎喷泉搬到首都马德里，进入寄宿学院，在那里他第一次尝试写作剧本《蟑螂》，只上演一场就永久落幕。挫折没有让洛尔迦萎缩，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天生是个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者美男子一样。”话虽如此，洛尔迦并没有在诗坛崭露头角，而是狂热的喜欢上安达卢西亚吉普赛民族的“深歌”（deep song），常常夜半更深拉着几个同学到古塔林立的吉普赛人居住区聆听深歌的哭泣——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种歌唱打动，“甚至战栗不止”。深歌的力量如此之大，出乎洛尔迦的预料，他发誓要组织一场深歌艺术节，在筹备的同时，他仅用21天时间就写出了包含31首诗的《深歌集》。这是《吉他》里的第二段：
要求看白茶花的
和暖的南方的沙。
哭泣，没有鹄的箭，
没有晨晓的夜晚，
于是一只鸟
死在枝上。
啊，吉他琴！
心里插进
五柄利剑。
（戴望舒译稿）
1922年6月14日，深歌艺术节在阿拉汉伯拉宫开幕，歌声响起，山河摇荡，幽怨的声音诉说着来自欧洲流浪的沧桑，吉普赛人是个没有自己家园的民族，那一刻，深歌叩醒了他们内心的凄凉，人群里传出阵阵哭声，洛尔迦用“独一无二”来形容这场演唱。
1928年7月，洛尔迦的诗集《吉普赛谣曲集》先于戴望舒的《雨巷》一个月面世，获得巨大成功，诺贝尔奖获得者阿莱桑德勒热情洋溢的给他写信：“我相信你那纯粹的无法模仿的诗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的《梦游人谣》不仅是这部诗集的压卷诗篇，也是洛尔迦首屈一指的代表作，下面是最后两节：
于是这两个伙伴
留下一缕血迹。
留下一缕泪痕。
在屋顶上闪烁。
千百个水晶的手鼓，
在伤害黎明。
绿的风，绿的树枝。
两个伙伴一起上去。
长风在品尝
苦胆薄荷和玉香草的
奇特味道。
你那苦涩的姑娘在哪儿？
她多少次等候你！
她多少次等候你，
在这绿色的阳台上！
那吉普赛姑娘
在水池上摇曳。
绿的肌肤，绿的头发，
月光的水柱
在水上扶住她。
夜 亲密得
像一个小广场。
醉醺醺的宪警，
正在敲门。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北岛译稿）
1928年6月5日，洛尔迦31岁生日这天，他和他的老师雷沃斯走了乘火车来到巴黎，恰好是一年后戴望舒前来的那条路线。但是洛尔迦没有在巴黎停留，他们转道英国，乘船横越大西洋来到美国，洛尔迦乐观的写到：“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所接受！”一年之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住进学生宿舍，顺利地成为一名欧洲留学生，过上“火腿鸡蛋”的单纯生活。这期间的诗作结集到《诗人在纽约》中，没有什么艺术特点而言。1930年6月，洛尔迦在古巴停留三个月后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他无比快活的对牧师说：“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事实上，自称没有什么改变的洛尔迦，在创作上已经悄悄地转入戏剧，他组织的剧团“巴尔卡”实际是一个在全国性巡回演出团体，为振兴西班牙戏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的《血腥婚礼》甚至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上演，他在那里见到了智利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的智利诗人聂鲁达。这一年的8月13日，洛尔迦的朋友，老斗牛士梅亚斯去世，洛尔迦异常悲痛，写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长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下面是第四章《缺席的灵魂》中的三节：
孩子和下午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长眠。
石头的腰肢不认识你，
你碎裂其中的黑缎子不认识你。
你沉默的记忆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长眠。
秋天会带来白色小蜗牛，
没有人会窥视你的眼睛
因为你已长眠。
（北岛译稿）
随着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内战烽火，直到遇难，洛尔迦再也没有痛快淋漓的文学作品问世。
六
就在戴望舒疯狂爱上施绛平的同时，洛尔迦也有了新的男朋友阿拉占。
洛尔迦是一个典型的同性恋，从他的诗歌里面就能一览无余，前面引用的《梦游人谣》里“于是这两个伙伴/走向那高高的阳台。/留下一缕血迹。/留下一缕泪痕…/两个伙伴一起上去。/长风在品尝/苦胆薄荷和玉香草的/奇特味道。”都隐隐约约的透露出同性的欲望和羞涩的期盼。洛尔迦的第一个男伴是达利，全名叫萨尔瓦多达利，马德里寄宿学院的同学，一个浪漫而多情的青年画家，两人从互相吸引到互诉衷情，前后不到两个月。1923年5月，达利的一幅油画被一对前来旅游的南非夫妇买走，这是达利第一次售出自己的作品，两人兴奋之余，叫了两辆出租车回学校，他们在一辆里面激情四溢，另一辆跟在后面，说不出的威风豪爽。这一招很快被马德里的纨绔子弟效仿，大街上经常看见一前一后两辆出租车一实一空的驶过。1925年复活节假期，洛尔迦来到达利家中，他们住在地中海边一个景色宜人的镇子上。达利的妹妹，美丽的西班牙女孩阿娜不可救药的爱上洛尔迦，他们三人心照不宣地在海滩散步，达利眺望大海，洛尔迦背诵自己的新诗，阿娜则满含忧郁的注视着他。虽然阿娜是个“美丽得让你发疯”的姑娘，洛尔迦还是没有改变同性的本质，他一往深情的爱着达利，甚至写了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萨尔瓦多达利颂歌》，为了伪装自己的恋情，他在诗里称达利是“我们时代惟一的天才”。就这样，他们奇特的爱情持续了整整5年。
1928年春天，戴望舒在施绛平无望的爱里持续沉沦的时候，洛尔迦认识了阿拉占。阿拉占是马德里美术学校学雕塑的学生，高大英俊，相貌堂堂，洛尔迦不顾一切的爱上他，带他抛头露面，莺歌燕舞。达利闻知此事，当即给洛尔迦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函，指责他：“你自以为某些意象挺诱人…但是我告诉你，你比那类安分守法者的图解式陈词滥调强不了多少。”遗憾的是，阿拉占是个双性恋，很快有了女朋友，离开洛尔迦。这让洛尔迦备感寂寞，他结识了智利驻西班牙外交官林奇夫妇，长相作乐，林奇在日记里写到：“他常来常往，留下吃午饭晚饭——或都在内，打盹，坐在钢琴前唱歌，为我们读诗，去了又来。”事实上，洛尔迦并没有持久的情感，他一直暗恋的斗牛士梅亚斯时常袭上心头，梅亚斯是个文学造诣远超常人的家伙，具有极强的男人魅力，虽然已经从斗牛场退了下来，依然保持健壮的身体，尤其脸上那道斗牛留下的伤疤，让洛尔迦如醉如痴。1933年，马德里大学研习工程的大学生拉潘来到“巴尔卡”，他身上具有一种古典的诱惑，洛尔迦迅速爱上他，拉潘也很快成为洛尔迦的男友和私人秘书，四年后，拉潘死在保卫共和国的战场上，比洛尔迦迟一年离开人世。1935年8月，阿娜专程来到巴塞罗那剧院看望洛尔迦。成年后的阿娜美的异乎寻常，洛尔迦乍见之下不禁怦然心动，他们在街边的小咖啡馆里对坐良久，阿娜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听到洛尔迦的第一句话：“达利还好吗？”
这是洛尔迦最后一次见到阿娜，可怜的阿娜一颗芳心支离破碎，第二年嫁给一个经营艺术品生意的商人，恰巧和施绛平的结局殊途同归。很多事实证明，洛尔迦是个天真压抑的人，他不想长大，结果他就真的没有成熟，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他多姿多彩的爱情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朝花夕拾，能感觉出他脆弱的理智，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平淡，而人生确然在平淡里逐步升高，而不是洛尔迦的花开一时。1936年6月5日，洛尔迦过完38岁生日后，西班牙的局势日紧一日，暴乱、暗杀淹没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7月14日，洛尔迦逃回家乡避难，他到达牛郎喷泉的第二天内战爆发，7月20日，格拉纳达要塞的军人暴动，长枪党枪毙了市长——洛尔迦的妹夫。8月16日，国会议员阿隆索逮捕了洛尔迦，宣布的惟一罪状是：“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18号凌晨，看守告诉他就要被处决了，洛尔迦哭喊着：“我什么都没干！”他要看守救救他：“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全都忘记了。”天将破晓的时候，他被带到山脚一块空地上，几声枪响，洛尔迦和另外三个人升到天堂。
起风了，几具尸体流着殷红的血，枪口的余烟飘向天空，洛尔迦的话在清晨的薄雾里渐渐消散：“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
七
戴望舒在西班牙的两个月并没有和洛尔迦相见，他压根就不知道西班牙有这个人，他是在书店购买阿耶拉、阿索林等作家作品的时候在书架上看到的洛尔迦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对洛尔迦一无所知。他在西班牙盘桓期间洛尔迦正在全国巡回演出，西班牙领土本来就狭小，洛尔迦的诗歌像长了翅膀的白鸽，飞遍大街小巷。戴望舒随便坐在任何一家咖啡馆里都能听到洛尔迦的歌谣，他说：“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往往也是洛尔迦的作品。”就这样，戴望舒从好奇到兴致勃勃，毫无征兆的喜欢上洛尔迦的诗，并且深受西班牙语透露的美感感染，在咖啡馆的临街小圆桌上，啜着黑咖啡，一边看西班牙女郎跳舞，一边欣赏洛尔迦的谣曲，一边在笔记本上翻译。夜深人散后，戴望舒回到旅馆誊写清楚，装进信封，在昏暗的街灯下磕磕绊绊的走到城市中心，把信投进邮筒寄给上海的施蛰存。戴望舒是个敏感的人，也是个细心的人，在给施蛰存的邮件里，他一如既往的夹带一封写给施绛平的问候信，他相信施绛平的变心对他只是一个爱的考验，于是他把自己在西班牙的所闻所感全部化成爱的誓言，“我游牧在地中海边缘，我是你的牧人”。
回到法国以后，戴望舒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他还着手准备译出《堂吉诃德》，同时他又把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施蛰存的《魔道》等小说译成法文，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上。直到1935年4月被中法大学出名，戴望舒都是在翻译中度过。关于戴望舒被除名，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旷课太多，二是说他参加法国工运，无论事实怎样，那一年的戴望舒始终在贫穷中挣扎。他回国的时候，学校只给了他一张马赛到上海的四等舱船票，食宿费分文不给，好友罗大冈资助他一些旅费，四等舱没有被子，太平洋夜凉如刀，一个月的海上行程，“戴望舒晚上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欢天喜地的来找施绛平，施绛平让他另寻爱情，戴望舒在施家猛击施绛平一记耳光，绝然而去，从此他的心死了。
八
戴望舒，洛尔迦，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两位不同国度的诗人机缘凑泊，在西班牙擦肩而过，而施蛰存更在其中起到一种冥冥之中的桥梁，他把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推介给中国的读者。戴望舒逝世后的1956年，施蛰存整理校译了他散乱的诗稿，辑成《洛尔迦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钞在70年代成为北京地下文化圈炙手可热的抄本。2004年春天，客居美国的北岛回忆起那时“跑书”的情景，满怀深情的说：“当《洛尔迦诗抄》气喘吁吁经过我们手中时，引起了一阵激动。洛尔迦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寒的诗中响彻洛尔迦的回声；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80年代初，我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迦的颜色。”有一句话北岛没说——洛尔迦最终导致顾城走上心理分裂。
最后，用施蛰存先生的一段文字为本文结尾，这是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施蛰存为《戴望舒译诗集》写的序：
“望舒逝世后，我曾整理他的遗稿《洛尔迦诗抄》，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绝版已久，现在亦全部收入，作为第三卷。这样，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
望舒遗物中有一个硬面抄本，写满了他的译诗稿，其中有已发表过的，亦有未发表过的，大多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诗。这个抄本，我于一九六二年交给徐迟同志，托他编望舒译诗集。徐迟把此本带去武汉，荏苒数年，没有编成，而“文化大革命”掀起，这个抄本和徐迟自己的书籍文稿一起损失了。一九四○年，我在香港，看到望舒书桌上有一本译诗稿《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选》。望舒说，准备印一个单行本。后来亦未见有此书印出。在他的遗稿中，有半篇《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仅四百字的稿纸一页，还失去了四五行。但由此可知这部谣曲选收诗二十首，大概就是《反法西斯谣曲选》的改名。我在《顶点》中抄得《西班牙抗战谣曲抄》五首，应当就是这个集子中的四分之一，但其余的十五首却不能知其踪迹了。”
主要参考书目：
1、邵建《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2、沈建中《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
3、徐伟峰《雨巷诗人戴望舒传》
4、《戴望舒译诗集》
5、北岛《时间的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