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发现记(转载)

线材百科2021-11-22中国结知识问答90

　　摘要：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分为塘山长堤、低坝系统和高坝系统三个部分。它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证实良渚古城的宫殿，内城、外城的三重结构之外，还包围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控制面积达100 平方公里。是继2007年良渚古城之后，良渚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可从初见端倪到局部了解，直至整体格局的揭露，经历了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历程。

　　一从“土垣”到“塘山”---塘山长堤的发现与认识

　　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首先是从塘山遗址开始的。

　　1981年吴家埠遗址发掘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遗址现场建立了工作站。吴家埠位于瓶窑镇西侧，处在大遮山南麓延伸的一个孤丘西坡。一条土路向北翻过孤丘，下经一片池塘低地，复沿山上行五、六百米，有个湖北坞水库。1987年夏天，路过此地的王明达注意到孤丘北侧连续的池塘南部，有一东西向的长垄。从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登上长垄眺望，见其东西绵延甚长，形态规范。这连陶片都不见的一丘土垄此后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因其整体结构、时代无法判断，遂以描述性的名称“土垣”来命名。

　　这是塘山留在考古人眼中的第一个印象。

　　1986年由王明达首次提出的“良渚遗址群”概念,渐成学界共识，标志着良渚考古研究的视角，由各自独立的“遗址点”向整体性的“遗址群”转化。在此种思路下划定了良渚遗址33.4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并在1995年公布。尽管土垣的性状不明，考古工作者还是很敏锐地将其整体划入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遗址群本质上就是把包涵50多个遗址点的区域，当成一个遗址看待，这种极具前瞻性的大遗址理念，对日后良渚遗址的整体保护影响深远。

　　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为深入了解遗址分布，确立重点保护地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了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此前1995年罗村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碎陶片，因此遗址的年代判断就成为工作目标之一。

　　1996年12月－1997年1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其中毛儿弄先由丁品在村道断面东侧的土垣南坡进行试掘，发现它由人工逐层堆筑而成，但未见包含物。其后赵晔接手在道路西侧的土垣北坡进行试掘，发现底部有块石铺底的现象。与此同时，方向明在金村的试掘则有重大收获。金村段所在的东西向土垣，也有叫“塘山前”的，其南部，当地称“羊后棋”。12月17日，先在土墩南部的水稻田布2×5米南北向探沟T1，其第2层为良渚文化层，陶片碎，与生土的结构、色泽基本一致。

　　据方向明日记：“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现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也甚喜，当晚，大酒。”其狂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玉器残件、玉料残块和石质工具，并清理出局部的红烧土面和埋设陶器的灰坑。在试掘过程中，对土垣沿线和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根据当地村民对此地的称呼，正式改“土垣”的称谓为“塘山”。

　　此次试掘不但解决了东段土垣的年代问题，还意外获得了良渚玉器加工的重要线索。在年代问题解决之后，土垣的功能自然会成为考量的问题。考古学者开始在良渚遗址群的整体框架中对其进行了功能推测。王明达一度在器物标签上将地点标注为“良渚遗址群‘城’（塘山罗村段）”，而蒋卫东则撰文认为塘山可能是遗址群外围的城墙遗迹[1]。

　　2002年4-7月，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的发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确认金村段的营建是一个连续堆土加高的过程，并在南部斜坡处用大量块石筑成护坡[2]。在此次发掘中，对塘山遗址的性质功能有了比较明晰的判断。《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一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中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一文，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认同，费国平、张炳火等先后撰文提出类似观点[3]。鉴于塘山多处地段发现了墓葬、灰坑、夯土、积石等遗迹，赵晔认为“塘山的文化内涵具有多重功能”[4]。但是塘山遗址如果作为防洪堤，有一点疑问一直无法解决，即其西部连接到毛元岭山体之后，往南为一条彭北渠截断，再往南就没有山体或坝体，水流从坝内流向了东苕溪，似乎起不到截流防洪的作用。因此对塘山的研究，一直也没有更大的进展。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为了解古城的外围结构，于2008 -2009年上半年对塘山遗址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并由笔者负责，花?�西燕、张晓平等在秀才弄（河中村）双层坝体中间的渠道内进行了首次试掘，布设南北向探沟一条，北部连接北坝坡脚，意图了解渠道的结构和用途，结果探沟内没有发现任何人工遗物，只是发现渠道底部地层夹杂大量卵石等，无法判断是人工还是自然形成，没能实现预期目标。此后一段时间，塘山遗址断续进行过局部调查，系统的工作并未更多展开。

　　二、从“大墓”到“大坝”---高坝系统的发现与认识

　　如果说塘山的发现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话，高坝系统的认识过程则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大量青膏泥。文物部门接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余杭区文广新局林金木、良渚遗址管理所费国平等会同公安部门进行现场踏勘。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位于良渚古城西北约8公里的山间，宣杭铁路和新104国道在此处转了个近九十度的大弯，沿东北向山谷上行通往德清。这个山谷南端最窄的位置有个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山”，正好处于铁路转角和公路转角之间的位置，原来表面长满植被，和两侧的自然山体不能区分。后因施工建竹器市场，小山的上部大部已经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可见其表面覆盖一层2-3米厚的黄土为外壳，内部全是青淤泥，结构类似豆沙包，可知“小山”实是人工堆土而成的遗迹，与两旁自然山体的石质构造判然有别。其西端被宣杭铁路破坏，东部被新104国道西侧旧岔道叠压，岔道东面暴露山体基岩，可见破坏很小。东西向残长约90米，南北宽约80米，体量巨大。从迹象判断，其性质并非墓葬。刘斌联想到 2000年据此几公里处发掘的“彭公战国水坝”，推测两者功能类似。当时整个施工现场都没有发现陶片等遗物，应该是挖掘淤泥和山体的生土堆筑，年代无法判断。根据岗公岭坝的走向和位置特征，向其东西两侧山谷寻找其他水坝。至年底，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坝体，根据所在位置周边的山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湖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水坝群。

　　关于坝体的断代，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岗公岭断面上偶然发现一块很碎的良渚时期的夹砂陶片。从考古地层学的角度，表明这条水坝的营建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这块陶片所处的良渚时期。其顶部又被东汉墓葬打破，所以水坝的年代就是良渚到东汉之间的某一个时点。这虽然不足以证实水坝就属于良渚时期，但是根据土质土色等一些细节，考古人已经隐隐地产生了一种直觉，但是需要证据。凑巧的是，这年冬天多雨，因雨水冲刷，岗公岭坝的地面和断坎暴露出大片保存很好的草茎。2010年1月18日，我和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这些草保存相当之好，现场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刚暴露草的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黑褐色。可以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的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并没有相互经纬交叠，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南荻，状若小芦苇，也就是苕溪名称里的这个“苕”。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3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尽管只有这一个坝的年代数据，根据形态和系统分布特征，其他坝体也有极大可能属于同一时期。我们决定立刻加大力度再次调查，以探明整体布局，并进行功能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高坝的6条坝体可以分为东西两组，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构成东部一组，坝高约30米，共同控制了一个山谷的来水；其西侧为奇鹤村的谷地，没有发现水坝；再往西的秋坞、石坞和蜜蜂垄又构成另一组水坝。

　　2000年时曾经被当做“彭公战国大墓”发掘的蜜蜂垄坝顶上发现有商周硬纹陶，坝体堆土内发现过零星几片良渚陶片，底部是生土地面。从地层学上讲，它的相对年代只能卡到良渚到商周这么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无法更精确到某个时点。坝体堆土内还发现一把完整的木臿，但这类遗物在当时各良渚文化遗址中从未发现过，所以无法以器形断代。但木器是有机质，可以做碳14测年，可是偏偏我国历史时期考古中，根据器物演变规律做出的年代推定可以非常精确，而碳14断代的精度较低，所以很少采用。尽管在发掘结束时考虑过要进行测年，但实际并未实施。一直以来，也从未有人对其春秋战国的年代判断有过怀疑。据说当时发掘者已经发现周边有若干类似坝体，还去过周家畈现场。今天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做了碳14测年，则良渚高坝的发现或许能提前十几年。错失这个机遇，才是那次发掘最大的遗憾。

　　水坝发现后，我们对其性质和作用开展了多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对该系统进行了分析。原先我们推测水坝的作用可能是雨季阻挡了北侧山谷的洪水，将其导向山北侧的德清，防止对下游的良渚古城造成威胁。刘建国通过RS（遥感）和GIS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而不可能分洪到北侧的德清地区。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抵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这组坝体的发现，让我们对良渚人的营建水平大感意外。

　　三、上帝之眼---低坝系统的发现

　　塘山由考古学者主动调查发现，高坝系统因群众提供线索而确认，尽管诱因不同，但都是通过传统的考古调查勘探方法，用洛阳铲找到的。而低坝系统则是运用遥感技术首先从卫片上找到的。

　　2011年年初，通过一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副教授李旻给的良渚地区1960年代的美国Corona间谍卫星影像和实地调查勘探，我们发现了低坝系统。

　　间谍卫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地面军事设施，阴影正是地表结构能在画面中凸显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都是倾斜拍摄的。其光影角度的选择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同时，上世纪60-70年代本地区农村烧饭尚未开始使用液化气，村民都要上山砍柴，所以山体上植被很少，地形凸显。当时也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原始地貌保存较好。

　　这张卫片画面呈长条形，西起余杭百丈，东到海宁许村，北达超山北侧，南部覆盖笕桥机场，所摄范围近1000平方公里。画面右侧是较大字体的编号：D86 079 表明这是卫星在轨运行到第86圈，拍的第79张照片。后面以小字体标注为 S 11 FEB 69 1106-2 AFT，说明它的任务号是1106-2，由后部照相机拍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正是自然植被很少的隆冬季节。影像分辨率很高，精度大约1.8米左右，根据解密信息，这是锁眼系列中第二代的KH-4B卫星所拍摄的。

　　查看此卫片，本意是查找有无遗漏的高坝。已经确认的坝体具有一个明显的形态特征：坝体一般分布在两个山体之间最狭窄的谷口位置，在卫片上看起来呈细长形，类似哑铃把手或者字母H中间那个短横。在一次的查看卫片过程中，焦点位置放得太靠下，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

　　其东部为新104国道，再往东为栲栳山和南山。尤其是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个良渚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随即派出祁自立前往勘探。一天时间就证实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其东西两侧，还另有两条人工短坝！其中东侧一条已经被新104国道截断，西侧那条则非常短，卫片上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三条坝，后来被我们命名为狮子山（东）、鲤鱼山（中）和官山（西）。

　　根据对卫片的进一步观察，又发现水坝系统有继续向西延伸的迹象，并在黄河头向北连接着大片的低丘，直抵高坝附近。在三个坝西面的后潮湾到黄河头之间圈出了3、4个新的疑似点。最终在梧桐弄根据钻探出的草裹泥得到了确认。

　　由此，南侧的这组水坝就被整体揭露出来，因为它们的坝顶高度大致在10米左右，我们称为低坝系统。它们通过栲栳山、毛元岭等自然山体，最终和塘山连接，构成了南线的大屏障，同时通过西部低丘连接到与北部山谷间的高坝群。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工设施，而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至此，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

　　水坝系统揭示后，判断其年代成为必然之举。在11条水坝中，塘山上部发现墓葬和玉器作坊，属于良渚文化无疑；其他坝体则都未经发掘，没有地层依据，坝体又都由生土堆筑，几乎不见遗物，所以我们更多要依靠以碳14手段进行绝对年代的测定。

　　2013年夏，我们将7个水坝（当时梧桐弄尚未发现，塘山、官山无样本，岗公岭已测）共15个碳14样品送到北大检测。石坞样品有机质含量太低无法检测，其余6个坝共有11个样品得出检测结果，树轮校正后的数据全部落在4700-5000年之间，和所预料的一样，都属于良渚早中期。为了验证准确性，又将岗公岭的2个样本又送到日本年代学研究所测定，结果和北大的数据只差了十三年，证实这些结论准确可信。2017年7月，我们再次将包括塘山、梧桐弄、官山、石坞、蜜蜂垄在内的所有坝体全部取样送北大检测，获得的14个数据全部落在4900-5000年间，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良渚水利系统是距今近5000年时，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水利系统。

　　2014年底，作为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邑子课题，我们撰写了《杭州余杭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考古》2015 年第1期，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四、意外之喜——水坝的发掘

　　水利系统中，塘山在1995年就被划入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而高坝系统和低坝系统则全部落在保护区外，面临着建设破坏的严重威胁，缺乏保护的法律依据。因此必须经过发掘提供科学依据，将其纳入文物保护的体系中来。2014年的一次意外破坏促使我们加速了对水坝的正式发掘。因此，2015年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发掘申请，拟对高坝和低坝各一个地点进行发掘。

　　由于通过仪器测定的绝对年代，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数据偏差，有时候甚至偏差极大。所以考古界传统上对单纯依靠测年手段来断代总是有所保留。在实际工作中，除了测年数据外，最好还能有地层关系可以互证。而良渚水坝普遍堆筑在生土之上，坝内也几乎没有陶片等可以断代的遗物，坝上当时也没有人类居住，往往只有汉代墓葬埋设其上，所以相对年代就只能界定为不晚于汉代，无法证明其属于良渚时期。所以发掘前我们不敢奢望找到精确的地层叠压关系作，而是以了解其内部结构堆筑方法和性状为目标。

　　2015年因104国道扩建，先由赵晔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在狮子山低坝区发掘290平方米，深度达5-6米，结果只在坝体内发现一小片良渚陶片，只能证明它不会早于陶片的年代。

　　主动性发掘，始于同年年底，由我领队，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具体实施，并延续到2016年。其中低坝系统选在鲤鱼山北侧，由南京大学黄建秋教授负责。高坝系统选在老虎岭，由山东大学郎剑锋博士负责。

　　郎剑峰博士主持发掘的老虎岭坝体北侧原来因为民工取土，形成一个断坎，坎上暴露出草裹黄泥的痕迹，所以人工堆筑迹象非常明显。山大考古队分别在北侧断坎下和西侧与山体交界处布了两个探沟，并将整个断坎刮干净。结果在西侧探沟内，很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叠压在坝身之上的很小的灰沟G3。沟内发现的几片碎陶片，经过仔细辨别，是良渚晚期典型的T字形鼎足，侧扁足，盉足的残片，还有一块石刀的碎片。作为判定水坝相对年代的重要遗物，三块陶片被郞博士慎而重之的用锡箔纸单独包好，送给我看。这真可谓是“三块破陶片，改变世界观”！有了确凿的地层依据，就有足够的证据判断坝体堆筑年代不晚于良渚晚期，而测年数据显示老虎岭接近5000年，这样双重证据下，坝体属于良渚时期就确认无疑了。

　　五、从隐于山野到闻达天下-保护与申遗

　　2016年，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不仅荣获了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也入选了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严文明先生在后者评选时点评到：良渚古城的十大发现以往已经评过很多了，如果是一般重要的遗址，就不会评给它了，但是良渚的水坝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原来有大禹治水的传说，现在良渚水坝比它还早了1000年，那不评给它，还评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