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旅游探索——琼历史“五公”之胡铨
胡铨（1102年—1180年），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花?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名臣，庐陵“五忠一节”之一，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为“南宋四名臣”。
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胡铨登进士第。初授抚州军事判官，金人渡江南下，胡铨募乡丁助官军捍御。后除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主和，胡铨抗疏力斥，乞斩秦桧与参政孙近、使臣王伦，声振朝野。但遭除名，编管昭州，移谪吉阳军。秦桧死，移衡州。宋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兵部侍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淳熙七年（1180年）卒，赠通议大夫，谥忠简。有《澹庵集》等。
胡铨生逢于两宋之际，宋迁党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内忧外患纷至沓来。1127年春，北宋政权被金灭亡后，徽钦二宗仓皇被俘，押解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春），赵构惊慌逃至河南高丘，夏五月，赵构在混乱中被拥立为帝，高宗即位，引军避金人兵锋，暂驻于长江南岸的江宁府，不久又退至扬州，对金国采取屈辱求和政策，希图偏安一隅。
十月金人占领了汴京城，然后东逼扬州。高宗再次南下渡江，定都临安（杭州）。靖康之耻犹未雪，南渡后的高宗小朝廷虽然朝政一蹶不振，但却歌舞升平，不思取进。从北方迁徙过来的高官老板在人间天堂的苏杭一带置物业购田地，办歌舞厅酒楼，把杭州这个临时首都却也搞成有点如现今的特区，纸醉金迷！
当时的爱国诗人林升有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可谓是现实的真实写照。然而与之相反，朝迁却涌现出一批关心国事、恤念民艰、以身许国的忠义之士，他们上书抗论，揭露失职辱国的可耻行径，反对屈辱性的对金和议，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其中，江西客家先贤胡铨就是突出的一位。
两宋时期是赣文化兴起发达的时期，赣文化以儒家精髓思想修身齐家出仕入阁平天下为己任，博学求进，涌现出一批人才横空出世。胡铨在好读书的地域文化与家庭环境熏陶下，自小潜心学问，强记博览。年甫弱冠，胡铨便才气横溢，初露锋芒。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被家乡的父母官选送到扬州接受高宗的亲自策试。宋高宗以《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的御题考对，胡铨答以“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而策臣数十条，皆质之天，不听于民。”策对，试题洋洋万余言，引古证今，层层剖折，尖锐地批评高宗为政听于天而不民的错误并对如何治国兴邦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皇帝高宗读后，感到奇异，取为进士，本欲点状元，后因秦桧阻挠，列名第五，被实授抚州（今江西抚州市）军事判官。（这个官亦相当于现今的副司局级）
胡铨所处的世代可谓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政治却最黑暗的时代，赵家皇帝个个好象得了软骨病似的，从北宋至南宋，除开国皇帝外后代子孙都重文轻武，不是画家就是诗词高手，面对北方异族的强大崛起，措手不及，让朝臣间演义出许多精忠报国末先去的悲情故事。
胡铨初次为官还未赶到抚州上任，时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兵再南侵，朝廷军事上节节败退。宋高宗率百官东线南撤，自建康（今南京）经镇江、常州、湖州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想就此安居下来。而金兵不让南宋君臣有须臾安宁，兵锋继南指，宋高宗迁不得已又狼狈南奔至绍兴、宁波，自宁波乘船改从海道逃命，直到温州。当此危急之一秋，各地将官的腐败状况暴露无疑。多数州县不堪一击，官将们逃的逃，死的死，降的降，更有甚者，则临阵倒戈，挟众为乱。刚出仕的江西人胡铨，面对如此混乱、艰难的局面，毅然挺身而出，他振臂一呼，募集成千上万家乡热血子弟，组成义勇军，与抚州太守张循相配合，给予进侵江西的金军迎头痛击。然而胡铨毕竟不是军事干部，抚州一役后不久便被转直郎到杭州任“正厅级”的枢密院编修官。
绍兴七年（1137年），被囚在金国的宋徽宗和宁德皇后逝世，讣告至临安，主和派趁机又大肆鼓吹和议，以和可以迎回徽宗梓宫及尚健在的钦宗和太后为口舌，于是朝廷派遣王伦为使者，出使金廷。金国派其宣院事萧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一起到临安，以胜利者的傲姿说：宋不是与金国对等的国家，而只是金所属国，激起南宋有良知的官民的愤怒，加之萧哲等傲慢无礼公然要求宋高宗到他们下榻的馆驿接受金国皇帝的诏书更激起朝廷中义士的义愤，而当时主政宰相秦桧却抓住高宗想早日实现徽宗梓宫和太后归还的心理，宣言“屈己议和，此主之孝也”，并不理采朝野的愤慨。
宋金双方谴使谈判议和条件。决议规定，南宋朝廷必须自称为臣，拜受金国诏书，不得再要求收回失地，并每年供奉金银万两，绢帛珠宝若干。顿时，人声鼎沸，言论涌涌。抗金前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为何要“议和”？为何要甘心受辱？
精忠英雄岳飞当时正是抗金前线的最高军事长官，直言劝谏高宗说：“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话锋直指相臣秦桧。老将韩世忠连续四次上奏高宗，反对议和，并要求领兵抗金。朝臣们对议和也意见纷纷。
然而，秦桧秘谋宋金谈判事宜，不准群臣干涉。见此情景，同为宰相的赵鼎知道自己的抗金主张已无望了，便坚请辞职。“鼎既去，桧独专国，决意议和。中朝贤士，以议论不合，相继离去。” 一时之间，形成了秦桧独揽相权，把持朝政的局面。主战派将领李纲被贬，现在赵鼎又罢官。眼看抗金胜利可望，可恨那奸权狼子心肠，置国民安危于不顾，卖国求安，抗金之事连连受阻！一想至此，胡铨的心中就怒火熊熊，波澜万千！胡铨的巨大愤怒、强烈愿望、深沉痛楚，化作一柄精炼的利剑，剑气刺空冲飞惊天！
绍兴八年（1138）十月，胡铨挺身而出。区区正司级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剑：“请斩秦桧！”
一个枢密院的小小编修官，却不失为一个“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忠臣，只见他慷慨激昂地从沉默的文武大臣中站了出来，于是一封奏表递到了高宗的面前。“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这位凛然立于高宗面前的36岁臣子，正是十年前应试时力主抗金极得高宗赏识本该名列状元却被秦桧列至第五名的胡铨。
胡铨的“请斩秦桧”奏疏一出，立即震动全国。胡铨在他言辞激烈的奏书中，要求把王伦、秦桧、孙近三人斩首示众。胡铨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军民抗敌卫国的共同心声。朝中，群臣们暗地纷纷赞佩；民间，人们争相传诵。而宋高宗和秦桧等却如当头挨了一棒，惊恐万状，坐立难安。他们急忙诏传内外，为自己的苟生受降进行辩解，并恼羞成怒地谴责胡铨“狂妄凶跋”、“鼓众劫权”， 以谤讪宰相、指斥和、狂悖鼓众的罪名革除胡铨官职，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编管。后因御史台及谏官多出面为胡铨呤冤叫屈，秦桧迫于公论，只好对胡铨从轻处置，将他降至边远的广州盐仓编管（即软禁）。然而，绍兴十二年（1142），岳飞被害的噩讯若一个霹雳向胡铨狠狠袭来！他万万没有想到，精忠报国的岳飞居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了。主战派受到了重大打击。于是，灾祸紧接而来。他遭到进一步迫害，贬至福州。秦桧又指使爪牙诬陷诽谤，将他除名，再由福州押送至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编管。
爱国英雄再次成了寂寞的英雄。胡铨发自肺腑的爱国之音如沙漠中的呐喊在南宋的朝廷并没有激起热烈的回响。不是秦桧等奸臣悬首街市，倒是胡铨被逐出朝廷。历史往往富有传奇色彩，胡铨没能让宋高宗挺直脊梁，却使金人闻之丧胆，金国皇帝竟愿付千两黄金以求一读胡铨的奏章……
一是江苏宜兴的一位进士吴师古将胡铨的奏表雕板印刷，使胡铨的文字不胫而走，结果被贬至袁州。胡铨贬谪广州，同僚陈刚中不避奸邪，送去慰藉，终于谪居虔州安远。
二是胡铨再到了新州，同乡左迪功郎王廷硅不畏“势位赫奕”的秦桧，仗挺身而出，作诗赠铨。诗曰：
其一
曩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右群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樟海间。岂待他年公议出，汉廷行如贾生还。
其二
大厦原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柱倾危。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此江山足扶持。
这两首诗热情赞颂了胡铨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痛斥秦桧的投降卖国罪行。诗传出后，影响很大，秦桧恨之入骨，将王廷硅“坐以谤讪”，流放辰州（今湖南沅陵）也被放逐朝廷。
第三个人便是胡铨的好友张元干。靖康之难时，张元干曾被大宋力主抗金的主帅李纲辟为幕僚，主持京城的防务。张元干那时意气风发，与李纲一起运筹帷幄，一心想的是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然而，李纲是宋朝当政时间最短的宰相，在位仅有七十五天便被贬谪海南。张元干有感于李纲罢相，愤然赋词为李纲鸣不平，结果自然不难设想，秦桧一声令下：革去官职，永不录用，故乡福州的山水于是便成了张元干惟一的寄托。张元干自号“真隐山人”似乎决意从此彻底告别那污浊的政治与权力漩涡，然而闻知胡铨爱国言论而获罪此去天涯海角，不顾个人安危，特前来为胡铨饯行相送。
当晚，旧友相见，心情激荡。共同的志向，一样惨淡的境遇，英雄怜英雄，惺惺惜惺惺，比胡铨年长十一岁的张元干愤笔成书，作《贺新郎》一首赠送胡铨：
“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两人洒泪作别。后秦桧得知，立刻将张元干削籍下狱。
隐士张元干与落难文官胡铨之间患难与共的友谊，就这样被张元干这首词铭刻在南宋史册上了，也雕塑在中国老百姓之中。其实，他们俩人这种友情就是建立在一介士大夫修身齐国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名字比生命更重要，那就是“大宋”；有一份信仰比什么信仰都坚定，那就是民族气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与邪恶的对阵中，他们互相发现了对方才是自己的真知己！胡铨在与秦桧的对决中，对方是那样的强大，沉默围观的倒是不少，被贬时胡铨觉得自己曾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寂寥，胡铨以言愤世，不仅没有改变朝局，而反贬谪出京，以今天的话来说，无异于堂吉诃德独挑风车。恰恰在这个时间，张元干拍马赶到，胡铨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胡铨贬居新州多年。其间，他得知李光因斥责秦桧，与赵鼎一同被贬至海南。但他，执心不改，青志不坠。为何一片赤胆忠心，却为奸臣嫉误迫害？想救国，可叹道途上有秦桧之类的豺狼阻道啊！于是，他含愤写出《好事近》：
“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这首词是作为“罪人”在那险恶的政治气氛下写作的，表现了胡铨无畏的抗争精神和对国事的深切关注，它与《戊午上高宗封事》同为反和议斗争的名篇，表现了作者忠贞的气节。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0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样一首《好事近》能带来的当然不会是好事。 1148年秋，新州郡守张棣将这首词上缴朝廷，秦桧大怒，又将胡铨举家流放到更远的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胡铨一家人“徒步以涉瘴疠，路人莫不怜之”。这年，胡铨四十七岁。
古海南吉阳军崖州，地处海南岛最南端，四面环海，交通闭塞，荒凉冷凄，被称为“天涯海角”，更是谪臣的“蛮荒之地”。在胡铨之前，这里流放过唐朝的李德裕，还有与他同时代的李纲，赵鼎，李光。 ;
正值壮年的他，也来到这了。这里，便是被视为最偏远最蛮荒最萧败的“南溟”。 从此，胡铨便在此隔世孤活了近十年。不久，赵鼎绝食而死的噩耗传来了。赵鼎，这位一生力主抗金的志士，在贬至吉阳军后，自书墓石：“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他的死，又给了胡铨一个沉重的打击！
胡铨哭！胡铨悲！胡铨诗“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 诗哭赵鼎，亦哭自己。“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然而，胡铨却没有倒下。“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咏吟屈原的《离骚》，感受着三闾大夫的伟大精神力量。正是这对人生美好的期望与对高贵人格的追求，使他在被拘禁，流放的悲惨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达观的精神态度。
他开始专心著述，决心要在这荒芜的南溟作些成绩。他疏解《易》，《春秋》等达百余卷；为了传播文化知识，还在当地大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这一时期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他的诗文广播传诵，声名远扬。
从古将军自有真。引杯看剑坐生春。扰扰介鳞何足扫。谈笑。纶巾羽扇典刑新。
试问天山何日定，伫听。雅歌长啸静烟尘。解道汾阳是人杰。见说。如今也有谪仙人。
青玉案
宜霜开尽秋光老。感节物、愁多少。尘世难逢开口笑。满林风雨，一江烟水，飒爽惊吹帽。
玉堂金马何须道。且斗取、尊前玉山倒。燕寝香清官事了。紫萸黄菊，皁罗红袂，花与人俱好。
鹧鸪天
梦绕松江属玉飞。秋风荻美更鲈肥。不因入海求诗句，万里投荒亦岂宜。
青箬笠，绿荷衣。斜风细雨也须归。崖州险似风波海，海里风波有定时。
胡铨在海南三亚创作的诗词既有贬放天涯的重重叹息，也饱含振兴南荒的长长啸吟；既悲发了斩恶未全的沉沉憾恨，亦豪抒了归赴朝堂的殷殷期望。
宋绍兴十八年（ 1148 年），胡铨被贬吉阳军（今三亚市），路经临高。临高，古名富罗、临机，早在秦时属象郡。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立珠崖、儋耳郡时属儋耳郡。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并儋耳于珠崖，临高属于珠崖。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建县，因县治 毗耶山，故名毗善县，属珠崖郡。唐武德五年（622年），毗善县改为富罗县，属儋州。同年，撤富罗县， 在今治东40里那虞都海滨之临机村设置临机（鸡）县。显然，其县名称是以村名而得。唐玄宗开元年（ 713年）更今名临高，宋朝时临高曾并入州。
当时的县令叫谢渥，号四西，字景惠，进士出身，授文林郎，福建晋江人。他是临高迁县治于莫村（今县城所在地）后的首任县令。谢渥，是个关心民瘼的父母官。宋绍兴十九年（ 1149 年），在临高发生了稀有的旱灾，水田龟袭，井泉几乎全部干涸，农作物失收，谢渥县令爱民如子，不辞劳苦，视察灾情，访问灾户，想方设法，减轻人民负担，安定民心度过不平凡的荒年。谢渥县令，本出身礼义之乡，兵部员外郎之嗣，因奸人当道而迁徒南蛮之域，远离山青水碧之桑梓，历尽艰辛，开发临高；教化斯民，无微不至，其泽无穷。谢渥卸任后，定居临高城南官位村，其子谢宗恩、谢瑞、谢祥都成为廪贡生，累代书香。
胡铨的大名，对于蛰居南荒的谢渥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胡铨身虽被贬却志不曾灭，在南蛮之地，巧遇一位有才有情的父母官，逐成为好友，并演义了一段佳话流传至今让临高人津津乐道。
胡铨是个诗人，也是个才子，那天当胡铨路经临高买愁村（今皇桐乡美巢村），便口占了“买愁村”七绝一首。有村民相报说了来了一位模样的大官在村口题诗，县令谢渥便亲自恭请胡铨宿于“茉莉轩”驿站好酒好肉招待。夜晚两人促膝交谈甚为高兴。第二天，胡铨题了“茉莉轩”匾额，并有诗云：“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行穷地尽州”。当天谢渥召集全邑士子来聆听胡铨讲授春秋大义，临高博顿村士子戴定实闻知胡铨路经临高日子不长，便于当天课后请胡铨到村中家小坐，当面请教功课，获益彼多，文思大进，于绍兴年间赶考，成为临高第一位举人，授签幕职，名列吏部仕籍。戴定实认为自己能置身于仕林，全赖胡铨的施教，感恩倍至。
胡铨来到博顿村，恰逢天旱，井水干涸，他在林中发现一泉水，里人遁指掘成水井。戴定实晚年回乡后，嘱咐他的儿子戴雄飞将胡铨在临高事迹刻碑留念。雄飞遵从父嘱，于宋嘉泰二年（ 1202 年）延请书法家方宗万书写“澹庵泉”三字刻入石碑，竖立于当年胡铨发现甘泉的地方。又于宋嘉定九年（ 1216 年）恭请郡守方世功写《澹庵泉记》一文，用巨石镌刻，竖立于井旁，至今尚存。其子戴雄飞在宋嘉泰年间被荐举，任临高校正。
胡铨路经临高，传播中原文化，临高邑人建立了“澹庵祠”、“澹庵书院”、“澹庵井”来纪念他。明朝临高籍诗人有“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王佐对胡铨的评价很高，一连吟咏了《茉莉轩》、《澹庵井》、《海外四逐客》、《夜偕友人归姜驿宿澹庵词》等诗，传诵至今。当时胡铨讲学用的书桌、坐椅、笔墨砚和留下的墨迹，为谢渥曾孙谢济珍存，直到元初，才遭兵燹焚毁。
胡铨到吉阳军报道后居住在水南村。水南村已有上下两千年的历史，距今1391年前的隋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临振县和宁远县治，其后是唐代振州衙，宁远县署，北宋政和年间吉阳军署，及明朝正统布政分司行署驻地。
水南村是当时吉阳军治所在，吉阳军守是从宋初宣和绍兴期间唐晋国公度14代孙裴缘。裴家也是世家，世袭官位，也不知为何被补到天涯海角的最南端当军守。虽然裴家不是犯错误被贬，但身处南蛮为官，对凡贬谪而来的京城官吏学士深为同情与照顾。
胡铨谪居吉阳军时当时的军守是裴缘的儿子裴闻义。裴家的家宅虽然不大可偶然也当成官府的招待所，凡贬谪而来的首先便入住裴宅。
曾两度为相的赵鼎留居水南村裴闻义宅三年，无日不关心国家事，就当他被秦桧残酷迫害病危之际，还以“丹心末泯，誓九死以不移”。二年后胡铨被贬谪崖州，就住在裴家赵鼎曾住过的房，对面这位曾为上司旧居，胡铨矢志激昂，讴歌赵鼎“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的大无畏精神。他缘结乡民，兴建学堂，亲自执教，“日以训传经书为事”，为黎汉民族培养了大批学子。他以文交友，与当地名流陶情于山水中，建亭游息，咏呤诗文。曾与陈迪功、靖江在崖城西南水池上筑一亭，以杜诗：“净洗甲兵长不用”之意，取名“洗兵亭”。又在“洗兵亭”东，辟一峒“初有六客，既而一客后至”，以“溪边六逸李太白，林下七贤山巨源”之意，取名“逸贤峒”。
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当他将离开水南村时（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亲笔书写“盛德堂”匾，铭刻“猗与欠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巾并巾蒙。迁客所庐，承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及其“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自有，堂颜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对联，赠裴闻义宅，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和对唐晋国公度的怀念、敬仰，且喜后继有人。从此，裴闻义的宅改名“盛德堂”留芳于世，成为国内外名胜古迹。
以崖州为中心的包括现今乐东一带岛南文风蔚然，与胡铨等被贬谪于崖州的名臣名相开启教化有着相当的关系。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朝政稍有恢复之意。当他得知已六旬的胡铨仍顽强若锐剑一般屹立在南溟时，不禁深为感动，遂接回京师，孝宗先任命他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旋即又把他召至临安，亲以接见，听取他对于国家重大政策的意见。胡铨屡次劝说孝宗要坚决信用张浚主持抗战恢复大计，不要惑于谗言，动摇既定的抗战方针。这一系列忠言谠论，对于孝宗一朝的朝政裨补甚多，故先后拜兵部侍郎，工部侍郎，资政殿学士，颇得新践位的孝宗皇帝礼遇。胡铨欣喜无比，觉得自己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报国有望了！
隆兴元年（1163）五月初三晚上，孝宗皇帝在宫内宴请胡铨。孝宗先命胡铨起草给金人的国书，然后以酒席款待他。席中除令妃子潘妃先后唱《贺新郎》、《万年欢》二词侑酒外，孝宗还亲唱一曲《喜迁莺》以助兴。孝宗还对胡铨说了一些颇动感情的话，如云：“卿流落海岛二十馀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赖天地祖宗留卿以辅朕也。”又说：“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指高宗皇帝）宴间，被上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意勿嫌。”胡铨因此为之感动流泪，孝宗亦为之黯然。后还问到胡铨在海南所写的诗词，直至夜深才退席。此诚为千载难逢之君臣际遇。
隆兴元年（1163），因抗金名将张浚在符离之战失败，与金议和之风又刮起来了。十一月，在一次朝议上，孝宗征求群臣意见。当时，“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隆兴二年（1164），孝宗诏廷臣言阙政急务，胡铨以赈灾为急务，议和为阙政对，并上了一份《愿绝口勿言和字》的“十吊十贺”奏章，竭力反对和议，深刻揭露时弊。说：主张议和的人有三种：“曰偷懦、曰苟安、曰附会。偷懦则不知立国，苟安则不成鸩毒，附会则凯得美官，小大之情状具于此矣。”一针见血地指出议和者的种种嘴脸。并大胆批评孝宗皇帝：“陛下不司”，并深为痛心地说：“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 。
当时，金国欲夺商、秦之地，发兵南侵，大军压境，楚荆、昭关、滁等地先后失守，只有高邮守将陈敏拒金兵于射阳湖（今江苏东部），形势危急。胡铨一面上本弹劾拥兵不救的大将李宝，敦促他迅速出师救援；为了安定士气，他将妻子接到军中，表示“举家与国土共存亡”，一面亲自带兵至前线抗金。这时正是严冬腊月，河水结薄冰，胡铨手执大铁锤，亲自下河击冰。他的行动鼓舞了将士斗志，终于击退了金兵入侵。
但这个胜利更使投降派决定“必除之”。他们以“携妻从军”的可笑罪名，将他再次削职，谪居江西。
严格地说宋孝宗是主战的，但战争的局面不时让他的对金政策也有动摇的一面。对胡铨的意见通常只是口头赞许，实际上并不采纳，反而常常受主和派汤思退等人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胡铨再次成为反对议和的杰出人物代表，与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隆兴元年（1163年）宋金交战，符离（今安徽宿州市）一役宋军大溃，金方趁机要求宋朝割让海、泗、唐、邓四郡（分别为今江苏连云港、盱眙，河南唐河、邓县）。主战派以张浚为首，坚决反对割地。主和派以汤思退之论，于次年罢免张浚相位，命思退作书，许金四郡。这时，胡铨又勇敢的站起来，上书孝宗道：“臣窃以为思退又一秦桧也！思退不去，国体弱矣！”在胡铨精神的感召下，太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论思退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前此已被贬官谪居泉州的汤思退闻讯，忧悸而死。胡铨领导的反抗投降运动，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淳熙年间，胡铨见孝宗倒向主和派，自觉无力扭转乾坤，遂有退归田里，保持气节的念头。屡次向孝宗提出辞官退休的请求，皆不获批准。直至淳熙六年（1179年），胡铨已届78岁高龄，疾病缠身，不能再上朝了，孝宗才准许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退休归乡。次年5月，胡铨病危，弥留之际，仍口授遗表，悖悖期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他自己则愿学习唐代安史之乱时忠贞杀敌、以身殉国的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就在忠君爱民、杀敌报国嘱咐声中，胡铨溘然辞世。
胡铨的一生，正如他在《乾道三年九月宴罢》一诗中所记的心志：“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他前后两封反对议和的奏疏，其言掷地有声，大义凛然，珠联璧合，照耀千古。他被流放、编管了23年，特别是贬谪天涯海角近十年，但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的爱国之心矢志不变、他不畏强暴，抨击权奸的英勇精神愈挫弥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