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原谅（1-9）
尚爱兰
——题记
一
我不是糊涂了。我没有把我的火钳伸到美国，到柑橘园中夹人家的橘子；也没有用我的筷子夹住飞过去的蝗虫，更没有说过吃了蝗虫可以长生不死。我没有说过鱼白眉的书包从养老院的墙上跳出去了。是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犯糊涂，比如那个鱼白眉，他说那不是他的书包，是他的软件包，他说，那是我的软件包，是我用我的一生写出来的程序，要是被启动，……说到这儿，鱼白眉的脊椎骨一花?一节地伸长，发出老鼠磨牙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胳膊抱成一个圆形，太阳一下子就应声掉进他的圆形里，像一个十分懂事的篮球掉进篮筐里。他说，世界就完蛋蛋了。
我想他在说谎，他是老糊涂了，我亲眼看见太阳又弹回去，好好地粘在天上。我看了一会儿，确定它不会再掉下来，就放心了。我可不希望这个世界完蛋蛋。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世界。我一百岁以前认识的人都死了，他们死得都挺冤枉的，总之他们都有理由活到一百岁以上。特别是那个那个人，——我想我等一会可以想起他的名字来，我还没有老糊涂，我记得他和我有一点关系——竟因为爱滋病这么一点小毛病就死了，死之前他的肉就像发了霉的馒头，拿一只筷子就可以轻易地戳出一个一个的小洞洞。他要是知道现在得爱滋病一个星期就能够出院，一定会同意我的话。
这个世界是个幸福的世界。人人健康长寿，而且越活越年轻，这是我们院长说的。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越活越年轻的人坐在被子里，接受生日祝福。
祝你越活越年轻。祝你越活越年轻。当院长带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玫瑰进屋的时候，那个 “年轻”的人，张开嘴“啊啊啊”地应着，好象木乃伊复活了。院长说了一个数字，凑在她的耳朵边上大声地宣布着，意思是，她再坚持着年轻一年，就可以突破这个数字，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人了。这是我们这个养老院的光荣，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光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是，当然有的人说的是“是”，有的人说的是“西”，有的人说的是“啊”。不过院长说的话从来都是对的，她说是肯定就是，我敢保证我们这些人谁也不能从一数到一百，但是我们对这个数字充满信心。
我们充满信心的时候，太阳就进来了，花瓶里的水就咕嘟咕嘟地开了，玫瑰花上就冒出一丝一丝美丽的白气。院长笑咪咪地对我们大家都说：你们也越活越年轻。院长说到谁的时候，太阳就盯着谁，好象是院长带来的探照灯，照到谁，谁就年轻了。不过那个越活越年轻的人，很快就死了。
我不知道她死了，我不高兴，因为我也想要一大把粉红色的玫瑰。但是我很快就生活在惶惶不安中，因为我丢了一根头发。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丢了一根头发。恐惧伸出大手把我抓在他的掌心了。我从恐惧的指头缝里看见小链子快乐的裙子一摆一摆的，小链子把早饭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很想问她，是不是她拿走了我的头发。但是在我还没有什么把握之前，我认为还是不要问她比较好，因为我始终没搞清楚小链子的脾气是好是坏，她对我说话的时候总是柔声细语，甜软得像一个冰激凌，但是有一次突然对着她的徒弟发脾气，小链子愤怒地指指点点，她指到哪里，她的徒弟就把哪里的事重新做过，我不知道她的徒弟做错了什么事，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好。我很担心小链子把她的徒弟戳破了，因为她好象突然变成了一个尖尖的刺刀。我想我应该救出她的徒弟，就对着小链子说，我说话的时候，主要是说：啊，啊，那啊啊……，我想我表达清楚了，因为小链子余怒未消地对我说：老太太，你不要管，你不懂，我们院里有规定。小链子是我的护士，她是院里最好的护士，我有点怕她。
我丢了一根头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逐渐丢失身上的东西。年轻的时候丢失了一只肾。一百岁以后，丢得就更厉害了，牙齿是基本上丢光了。所以通常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不敢到处走动，因为我身上的零件全都松动了。一走路就叮呤咣当往下掉，当然这也没什么可怕，我把我身上的东西都看管得很好，比如，前天我的鼻涕要掉下来了，我就把它吸回去了；昨天我的脚指甲掉了一只，我又把它安回去了，在指甲的背面沾一点唾沫就行了，就像粘邮票一样，非常简单。但是看住头发可太难了，因为它们还显得有点多，而且掉下来以后，就永远也找不到它原来呆过的窝窝了。当然也可以随便找一个窝窝把它栽回去，但是这个技术毕竟不像插秧那么简单。我年轻的时候，插秧的技术就不太过关。
我一百岁以后，身上丢的所有的东西，我都藏在小链子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一百岁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克隆”出了第一个人！别以为我老糊涂了，只知道吃饭和睡觉，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个事情发生。而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克隆”一个人会越来越简单，不需要剜心掏肺的，只要拿到他身上任何一样东西就够了，比如一根头发。
我的头发丢了一根，这是今天早上最让人恐惧的事。一来证明我可能要永远“年轻”了，这还不是最恐惧的事，反正我已经活厌倦了；二来证明我的第二个我要重新活过我一遍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是鱼白眉那样的科学家，我说不好）。这才是最可怕的事。但是我还不能确定这一点，不能确定我是不是丢了一根头发。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我不想大惊小怪，惹小链子不高兴，我决定自己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一定要调查清楚。这对我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数数的能力已经不行了，而显然我的头发是超过了一百根的。
“我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吧！我就是要骂，我就是要骂，我就是要骂！你骂你操蛋，你骂你无耻，我操你个妈！”
我的心脏像中了枪一样被镇得直跳，它很快就要像冰糖一样破了。我赶紧把我的心脏吐出来，检查了一遍，还好，只有一个枪眼，周围裂开一些粉红色的纹路,像蜘蛛网一样。我放心了。又把它放回去，过两个小时，它自己就会愈合了。
骂娘的是养老院的疯子，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就跟鱼白眉每天早上要做早操一样。谁也不知道他骂的是谁。我从窗口望去，看到他站在屋顶上，在灿烂的朝阳中，就像身穿五彩霞衣的大蜘蛛。他对着太阳伸出一个中指，这个中指就像一根闪闪发光的金属棒，把全世界都操了。
（共23节未完待续）
二
没想到现在的世界弄出一个人来这么简单。拔下一根头发就搞定了。当年上帝造出女人的时候还用了一根肋骨呢。现在的人比上帝还能干，而且会越来越能干，所以要想世界不乱套实在是难。我真是担心我死了以后，他们把世界糟践成什么样子。不过我现在也懒得再管这些事了。老了，管不动了。
我在我的年轻的母亲的肚子里，接收她正在吃的炒面。当然主要是吃到她自己的身上去了，也有小小的一部分，经过一段十分麻烦的过程，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个常识，我懂。
在我成型前不久，有很多的人因为没有东西吃就饿死了。人是多么容易死也多么容易活的动物呀。给那么一点东西吃就活了，几天不给东西吃就死了。我的外祖母告诉我的正在吃炒面的母亲说：
城里的一个邻居因为三天没吃上饭就死了，这让人完全没想到，因为上午他还上了一趟街。我的外祖母说：第四天的上午，那个饿得站不住的人居然自己从床上爬起来了，他长得极其高大，穿着讲究的一身雪白的衣裤，见到每个认识的人都说：
我去买点东西吃，啊，是呀，我去买点东西吃，走吧，一起去，买东西吃。
人们都对他报之于一个有气没力的微笑，没有人响应他的买东西的号召。谁都知道，城里已经半年多，没有一家商店或者饭馆还有可吃的东西卖。他双目炯炯地从高处俯瞰每一个人，在早上的新鲜的太阳里看上去像一个熠熠生辉的锡箔片。他就一直走上街，走到白太阳里去，买吃的东西去了。下午才昏迷地被人抬回来。黄昏的时候，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就大声地嚷嚷：
我要吃油条呀，我要吃油条呀，我要吃油条呀——
叫得整条街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听见。邻居们赶紧凑了一点米给他的手足无措的妻子，让她煮一点稀饭。但是他似乎已经拒绝吃任何东西——我要吃油条呀——我要吃油条呀——只有这一句。人们这才认识到这是他的临终遗言。立刻有几个人出城去找油条。找到了，他死了。
人们都说，可惜了，他从前是一个多么体面的人。
我的祖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接收我母亲顺给我一部分炒面，我虽然是个胎儿，但是我相信自己有良好的听觉。所以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我认为我的祖母显然因为恐惧而对这个故事做了夸张，我认为她这样吓唬我的母亲和我是不对的，就伸出我的手，想发表我的意见——只是把我母亲的肚皮的某一处顶得隆起来了。但是我的母亲把我的手臂按了回去，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的任务是尽量地吃，好好地长，不要想那么多的事。就懂事地抱着自己的大脑袋，把自己卷成一个皮球。
关于炒面，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吃这个东西了。是普通的面粉，在锅里放一点猪油，面粉就在里面一直炒一直炒，炒成黄色就可以了。收藏起来，想吃的时候，用开水一冲就可以吃了。炒面被开水一冲是非常香的，有一种温暖的金黄的嗡嗡直响的香味，香是个好意思，但是，香也是个不好的意思。等一会你就会知道了。
我舅爷爷在五百里外闻到炒面的香味就坐火车赶来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人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尽管冲炒面吃的时候，我的外祖母仔细检查了屋里所有的门窗，确定只有几处无法解决的缝隙，但是香味还是能够自己跑出去，没办法，我的舅爷爷来了。他闻到香味后就确定我们家一定藏着三口袋以上的面粉。藏着面粉是事实，甚至还藏着其他可吃的东西。但可能没有他在几百里外想象得那么多。
舅爷爷是我父亲的母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的舅舅。他之所以连夜坐火车从山里赶来，是因为他相信我的父亲有能力给自己的老婆和那个刚成型的胎儿搞到东西吃，而且吃不完。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讲。
我的父亲是个孤儿，从小是我的舅爷爷抚养大的。如果加上我的父亲，我的舅爷爷家共有九个孩子，而我的父亲是九个孩子里唯一被送去读书的。这是为了对得起我那二十多岁就死去的爷爷奶奶，也对得起我父亲那出奇聪明的脑袋瓜——至少我的舅爷爷是这样认为的，认为我的父亲是整个家族最有希望的人。
事实上，我那个一辈子都住在大山里的舅爷爷，对事情有异常准确的判断——特别是对我家那几袋子面粉藏身的方位的判断，——这个我等一会要讲——他对我的父亲的判断很正确。——和那些对生活没有什么幻想的山里的孩子相比，我父亲从来都不安分。而且因为他是个孤儿的缘故，在淳朴的山民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袒护和照顾，也有足够的自由。但是有一天，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永远从大山里失踪了，一直到死都没有回去过——他跑去当解放军了。他跑去当解放军了，去打仗了。山里的人看见我的舅爷爷失魂落魄的样子，只有表示叹息，叹息我的父亲是个疯狂的和没有良心的人。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吃惊地知道，他们那个县上的第一任革命政府的副县长，就是半年前从大山里跑出去的年轻人。他只当了三个月的解放军，一场仗都没有打，解放军就胜利了。因为他会写字，他就当了副县长了。他只有十八岁呀，少年英雄，英姿飒爽，能文能武，前途无量。副县长，照这样子当下去，就是副市长，副省长，副总理，副 ——我父亲的外貌，能力，前途，在山里人的口口相传下，被不恰当地无限制地夸大了。
他二十六岁之前，果然是副这个，副那个的一直当上去，一直当到和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职位。在那个后人永远也搞不懂的混乱无序的时代，青云直上。忽然有一天，就掉下来了，掉在一片辽阔得令人绝望的土地上，当了一个农场的副场长，——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并且把尸骨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当然这是以前的事和后来的事，——这些不是我犹豫要不要讲的事，而是下面的原因：我的舅爷爷是怎么在几百里外，判断出我们家藏着大量可吃的东西，是因为我的父亲在劳改农场当副场长，是专门管副业生产的副场长，副业有养猪场，养鸡场，养马场，奶牛场，林场，酒场，茶园，果园，菜园，瓜园，鱼塘等等。而那时国家 据说都吃不上肉了。
那是个多年没有出现的象样的冬天。我的舅爷爷在山道上走着。大山层层叠叠，连绵不绝。太阳懒洋洋地出来了，像一只慵懒的小猫，用它的尖指甲搔着我的舅爷爷板板硬的棉裤，发出轻微的“吱吱”的响声。近处的山是浓浓的颜色，山上覆盖着灰黄色的枯草，山坳里有没化完的积雪；远处的山是淡淡的颜色，山上有一个铁灰色的庙。我的舅爷爷在大山里走了一天，把浓的山走淡，把淡的山走浓。
山上的风吹得清爽。但是我的舅爷爷对这满山的迷人风光视而不见，他走了一天，才看见了几户人家，也说不上是家，只是个破烂的草棚。每个草棚里都有一个背着弟弟的女孩，每个女孩只比她身边的狗高一点点。每个女孩在几里外就知道山路上有人走来，每个女孩都领着她家里全体还活着的鸡和狗翘首以待，连正在拼足劲生蛋的母鸡，也暂时停下就要完工的活来，跑出鸡窝，站在路边。人和动物都直勾勾地看着路上的生人，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
这是我舅爷爷走过的山路，当我几十年后终于有机会也走上这条山路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和我舅爷爷看到的景象没有多大的区别，依然是那样的贫瘠,寂寞和清冷。
我的舅爷爷星夜赶到我家的时候，发现时间上有一点问题，正是夜里两点钟。当然他没有手表，只能大致地估算时间。我的父亲，也就是他从小养大的孤儿，现在是一个干部；还有他的老婆，从前是城里的女学生，现在也是一个干部，肯定还在睡大觉。这栋平房里住的全都是干部，而且肯定全部都在睡大觉。于是我的舅爷爷决定在我家门口蹲下来，等到天亮，那天极好的月色，使他误以为天就要亮了。
山民们长久地蹲在犄角旮旯里的功夫，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后来我下乡劳动的时候，因为没有桌子，菜放在地下，不得不蹲在地下吃饭。我才知道，我只能够坚持几分钟，还要不断地把重心从左腿转移到右腿，从右腿转移到左腿，真是苦不堪言。我只能理解成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只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达到了老僧入定的境界。但事实上我想错了。我的舅爷爷蹲在门口的时候，冷得快失去了知觉——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冷得多了，现在的冬天哪儿还像个冬天,臭氧层被他们弄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的——他正在浮想联翩——再忍耐一会儿，他身后的门就开了，门里面全部都是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茶糖酒醋，绫罗绸缎。由于连续的饥饿｀疲劳和寒冷，我的舅爷爷把他的身后，我的家，想象成了大食堂的后厨房和城里的百货商店。
我的父亲第一个发现我那个像狗一样蹲在门口的舅爷爷。尽管我的舅爷爷用很肯定的语气，表示这点寒冷对于一个在山里做田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不相干，而且还表示说，他在夜色里转悠了好几圈，看到了很好的景致。我的父亲还是一叠声地埋怨他的恩人，并且交代我那个还在被窝里的母亲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的舅爷爷。然后他就上班去了。他正在仕途上努力，忙得很。而他的交代也是白交代，因为我的母亲也急急地上班去了——因为我在我母亲的肚子里，所以我也上班去了，我现在是九个月的胎儿了，比较具有思维的能力——我在“上班”的路上还大惑不解，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忙成这个样子，披星戴月的，但是只拿少得可怜的工资，少得不可思议。当然我家并没有对着我的舅爷爷唱空城计，我的外祖母在家。
所以招待我的舅爷爷的任务，当然就落在我的外祖母的身上。
一个是城里的老太太，一个是山里的老头子。一个是我母亲的母亲，一个是我父亲的父亲（相当于）。下面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对话。
“家里还好呀？”这是老太太。
“啊，啊……”这是老头子。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好个屁呀，要好我坐火车大老远的跑来蹲半宿呀。
“城里还好啊？”这是老头子。
“啊，啊……”这是老太太。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好个鬼呀，要好我跑到这里来看女婿的脸色。
“啊，啊，好啊好啊……”这是老头子。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我操，还指望大包小包地带到山里去，救救那一家几口的命呢，看来要嗝屁玩完了。
“行呀行呀，好好好……”这是老太太。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死定了，那床铺底下的面粉怕是保不住了，我还想着回城的时候带半袋走呢。
基于以上的对话，我的外祖母就打消了要冲一碗炒面，好好招待我的舅爷爷的想法。出门到食堂打稀饭去了。
我的舅爷爷，那个一辈子只出过几次大山，但是极其聪明的舅爷爷，在我家巡视了一圈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干部家里的锅碗盆瓢异常地干净，厨房，也是我外祖母的卧室，有一种樟脑丸的清洁的味道，似乎他们许多年没吃过饭似的——但是这显然是个不合理的结论。他以农民的嗅觉，知道面粉是藏在我父母的床底下的。一掀床单，果然如此。两个口袋，像两只刚生下来的小猪那样白白胖胖。
以后的半天里，两个老人家的对话就是在毫无意义的寒暄中度过的。我的舅爷爷的全部爱情都给了床底下的两只口袋。每当我的外祖母离开一会的时候，我的舅爷爷就掀开床单看望一下他的可爱的小情人，当他第九次掀开床单的时候，他有点着慌了，那两只口袋不见了！
那两只口袋不见了！就好象从来没有过什么口袋。床铺下面是个好象被火山灰覆盖的城市，丰富，肮脏和混乱，有呛鼻的霉味，不过床单一放下来，所有的不洁都消失了。——那个时候的家庭布置几乎都是这样——一只小老鼠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个老爷子，在它看来，他很像是它的同类。他们同时发现了床下面居然有几颗花生米。
我的舅爷爷竟不知道花生米这样难吃，十分难吃，他似乎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味道刺鼻，吃毒药也不过如此。那是裹着剧毒老鼠药的花生米。但是他理解为这是城里的人对花生米的一种特殊调味方法。当我的外祖母又见到我的舅爷爷的时候，吓了一跳，他倒在地上，死了。
我的舅爷爷终于没有辜负那些手忙脚乱地抢救他的人们。他吐了整整一天，把在山里吃的所有的饭，在我家吃的所有的饭都吐干净以后，他又活了。
我的外祖母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我的家。她离开了她无偿服务半年的我的家。流着无辜的眼泪回到那个永远粗俗的城市，城市里的人，无论是男人骂女人，还是女人骂男人，无论是大人骂小孩，还是小孩骂动物，无论是真的发生了可骂的事，还是仅仅表达惊奇的意思，都是拿这个话开头：“个婊子养的……#*&*#……”
真是一个干净的冬天。每一片菜叶都被乞丐捡得干干净净。太阳翻过高楼就一头栽到街面上，好象一个跳水运动员。无暇在下坠的途中，光顾低矮的密密层层的木板楼。这些楼让人住得提心吊胆——每隔一段，就会发现其中一栋，留下曾经着过火又被奋力扑灭的痕迹。就像刚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出来的孙悟空，青面獠牙，张牙舞爪。
我的外祖母不住地打量这座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好象不认识它似的——这个城市清洁美丽，家家的阳台上都摆满了花盆，不过花盆里种的都是蔬菜。所有见得到土的地方也都种上了菜。现在它是世界上绿化最好的城市——连厕所里人拉的屎也全都是绿色的。
而我的舅爷爷也回到了山村，他带回的一大包东西，吸引了全村的男女老幼。屋里屋外的人快要把他的茅屋挤垮了，包里每一样东西被掏出来的时候，都引起了全村人的表达不一的惊呼。
后来在我的全家快饿死的时候，我的外祖母显示出了她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而我的舅爷爷大难不死之后，在山里活到105岁，比他那个当官的外甥，也就是我的父亲，多活了40年。不过舅爷爷死得挺没意思的。一个90岁时看上去就要死，结果拖拖拉拉总是不死的人，你说死的时候有什么意思？
我成年以后，见到舅爷爷最小的女儿，在城里做工，说起舅爷爷来，她说：我姐姐发电报让我赶快回去，我还以为我爹死了呢，结果是她在和我哥哥打官司，为了赡养的事，真是不怕丢人。如果我的记忆力还靠得住的话，我也许想得起来仔细讲一讲。
我不知道这些。这个时候，我拼足了力气，正在从那个我呆够了的肚子里出来。我要看一看这个与我休戚与共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简直等不及了。
（共23节未完待续）
三
人类的祖先是什么？我相信是飞禽。有一个证据是始祖鸟。成年以后，我在一块远古的石头上看见它，或者说它其实已经是个石头了。我当然也看见过猴子，猩猩，海豚，文昌鱼，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丑陋的动物，啊，还有恐龙，现在动物园里已经好几头活着的恐龙走来走去的了。鱼白眉之类的科学家真是本事不小。能让死了几十万年的动物起死回生。据鱼白眉说，它们从前可能都是人——说错了——是以后可能都是人。不过你不用听他的，他还说过将来人都要死绝，老鼠才是人，因为老鼠生存能力强，而且比人聪明，现在老鼠们正在总结人类生存的经验教训——你听听，这哪像人说的话。他只是个写软件的，现在写软件的也不稀奇了，只有文盲才去写软件。他对什么事都不懂装懂，而且老糊涂了。
说到始祖鸟，我只要看到这个永远被囚禁的死去的自由之身，就忍不住潸然泪下。所以我认定这才是我们人类的前身。我想这个煽情的说法会让一些理智的人嗤之以鼻；那么我还有个证据，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梦见过自己自由飞翔的景象，这就是宇宙赋予人类的代代相传的记忆和暗示。这个表达可能还是令人不太信服，换句话来说，我想人们就会心里舒坦地接受了——每个人从前都是天使。
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我毫不怀疑自己会聚集起可怕的速度飞翔起来。但是不等我确认自己有飞翔的能力，我就被一样东西击中了，是生殖器，男人的生殖器。
第一次准确无误地看见男人的身体是三岁。我看见了一个成年男子的全部身体。我完 全被没有任何皮毛掩盖的“身体”这个东西惊吓住了。
那个男人是我父亲。他疯了。
我三岁的时候好象还站立不稳，只要是站着的时候我就会靠住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桌子，或者是床头，或者是别人身上，当然这些可靠的东西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在室外，我就会靠住一棵大树，一根电线杆，或者是靠住一堵墙。我的腿部一直缺乏力量，在我父亲没发疯之前，父母还常常牵着我散步，他们认为我迟迟不会走路是因为练习走路的机会太少的缘故。我的父母一边一个地牵着我的手，这时我就热衷于练习一个令人头疼的高难度动作。我的腿缩起来，慢慢地伸展开，像一只有韧性的弹簧，我的笨拙的内衣内裤棉袄棉裤，原本粘着在我的皮肤上，逐渐地和身体之间有了缝隙和距离，我的肩胛骨非常有力量，可以支撑住身体几乎和地面平行。但幼年时我接近肥胖，这个动作总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把我的父母弄得气喘嘘嘘，不堪重负。而我的笨重的黑布棉鞋总是在练习的过程中被我蹬脱掉了一只，使得我的练习不得不因为母亲去捡棉鞋而中途中断。当然我还可以找一个树枝什么的自己练习。但三岁时，我除非是两只胳膊被别人拉扯开的时候，才会本能地有练习的欲望。一般时候就东歪西倒地站着，并不敢提出要练习飞的要求，尽管那给我带来很多的快感。
我的父母对我一向严厉和看不大起。这是我幼年的直觉。三岁时我显得比其他孩子愚笨一些。如果有人在背后叫我，我就要把全身都转个方向才能正确地看到别人，如果只是扭头的话，我一准就要倒退几步，一屁股坐到地上。
不用太敏锐的眼睛也可以发现，不用太聪明的脑子也可以想到，所有的人的两条腿是用来走路的，所有人的两只手是用来干活的。不是用来飞的。
是一种声音把我引去的。我能判断出是一种毁灭性的声音。比如鸡的脖子被拧断的时候在地上扑打着转圈，这声音让我突然觉得心慌。我出现在父母的卧室的时候，我的父亲只穿着一只内裤，我的第一个动作是找到一个什么东西靠着，好让自己站稳。等我站稳的 时候，父亲已经是赤裸的了，而我的母亲则穿着整齐地坐在床边，内裤在父母亲之间飞来飞去。母亲低声地央求父亲把衣服穿上，至少把内裤穿上，母亲可能已经发现我出现在床边。所以换了一种斩截的语气。这可能更激怒了我的父亲，内裤“刷”地一声，坚决地覆盖在我母亲的脸上。
母亲看来放弃了她的努力，软弱地捂着脸。
黄，长，瘦。突然失去了衣服的成年男人，变得怪异和尖锐。他的两腿之间多出了一团东西，因为形状不够规整，所以在我看来这东西构造非常复杂，使得我的注意力不得不被吸引过去。此后的日子里，我看到过不少男人的不同风格的生殖器，一直不能消除自己对那个东西的厌恶，很久以后因为一个稀奇的性爱经历才改变了这个感觉。我不知道自己对生殖器的厌恶，是不是与自己幼年时父亲的突然暴露有关。
我的父亲居然就这样往门外走。但走到门口的时候自己又改了主意，返回卧室了，好象是恢复了理智。我父亲就这样两次经过我的旁边，好象我不存在一样。他的身体带起一阵凉气，搅得空气里一阵鹅毛大雪，像有无数的羽毛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但那分明是一个黄昏，玻璃上映出红红的太阳，红红的太阳弹在玻璃上又弹在我父亲的身上，身体的侧面就像燃了一堆火，染上了一层血红。没有皮毛的身体在我看来很骇人，一只禽类如果没有遮盖地走来走去，意味着离毁灭不太远了。接着我感觉自己身轻如燕，原来有人掐着我的胳肢窝把我抱到另外的房间去了，可能是发现我在这里显然不妥。我一直搞不清抱走我的人是谁，因为家里除了父母和我没有别人。我独自趴在堂屋的油腻的小饭桌上，心砰砰直跳。只好努力地研究饭桌上的裂纹，以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后来的很长一段日子，我都弄不清父亲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关于我父亲的疯，周围的人说法不一。一般的认为是装疯卖傻。但据我后来的观察，应该不是这样。总之疯是肯定与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有关。政治时风时雨，他的疯病就时好时坏。
我还有机会第二次看见父亲的全部身体。但那是几十年以后。我的父亲是一个尸体了。这个等我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再讲。
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一件事，从前一直没注意到这一点。从那一次一直到他死，他就在监狱和我家的一张小床上轮换着睡觉。在监狱的时候，他的疯病就好了；在家的时候，他的疯病就犯了。这就是说，我三岁以后，我的父母就不再有性生活了——我怜悯他，也怜悯我的母亲。
（共23节未完待续）
四
我对着镜子数我的头发。我的头发丢了，我还不能确定这一点。
我是这样数的：“36，37，38，39，70……”9对我来说是个山头，一翻完这个山头我就不知道掉到哪个山坳里去了：“71，72，73，74，75，76，77，78，79，20，21……” 数到这里，我听见我的身后发出一阵大笑。
鱼白眉和宁财神永远是那么无忧无虑的。宁财神说：“老太太，您打小数学就没及格过吧？”我知道，上学的时候，他们这些学理科的对我们这些学文科的就有智力歧视。他们两个小时候是出了名的神童，长大了就不知道了，长老了在我们养老院又恢复了神童的名誉。
“正好，‘克隆’出小鱼和小宁，我教他们神算！”宁财神的眼光像飞鸟一样，箭一般地穿过窗外的雨幕，翅膀掠起飞沫，好象看见了自己亲切的循循善诱的形象。鱼白眉也好像受了感染，沉浸在浪漫的不理智的想象中。也难怪，他们太年轻了，才刚满一百岁。根本就不知道“克隆”出一个人的利害关系。
“啊那个那个no，no那个那个啊……”
听了我的雄辩以后，宁财神好象认识到了这个事情的严重后果，他挖着自己的鼻孔，眼睛直视着自己的脚面，好象陷入了沉思。其实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陷入沉思的时候，脑子里就像装着一碗臭豆腐，其实什么都没有想。“要阻止这个事，调查清楚头发的下落。”他坚定地说，并且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鱼白眉。他说：“给老太太写一个自动数头发的软件！”语气之轻松，好象是在说，把老太太的拖鞋踢过来。
实施调查的具体细节被打断了，因为小链子从门口走过，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美丽的女人。于是鱼白眉和宁财神很快恢复了他们的乐观和愉快。他们交换着一个信息——养老院新来了一个人，叫安妮宝贝。才八十岁。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漂亮吗？”
“漂亮吗？”
“漂亮。”
“漂亮。”
“泡不泡？”
“泡。”
“泡。”
“你先泡。你泡完了我再泡……”
“不不不，还是你先泡，你是大哥……”
好象安妮宝贝是个梨，他们都争着做礼让的孔融。——当年上学的时候，肯定都是先人后己，助人为乐，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模范。他们假模假式地，一肚子虚伪地推让着共同的爱好。简直吵得我不耐烦了，于是把他们都轰走了。
我在他家的门口大叫他的名字：“XX, 出，来，XX， 出，来，出，来，出，来……”非常有节奏地叫着，就像捶一面小鼓。我那时六岁，我恋爱了。但是抱歉，我现在竟忘记了初恋情人的名字。等一会儿，我的初恋情人就出来了。我们要一起去看歌剧《红岩》。
我的情人的父亲也是个副场长。那个农场有七八个副场长，集中地住在一栋红砖房里。只有一个正场长，住在并排的另一栋红砖房里——我想你听懂了,我们七八家住了一栋楼房。 他一家住了一栋楼房，因为他是个老红军。
我一生换过不少居所，但是再也没有过那样美丽的居住环境。那是闲人一般不能接近的清净的地方。院子宽得像个足球场，种着美丽的海棠树，高大的槐树上栓着秋千；而那个老红军家的院子里有一片油绿色的橘园。
我和我的情人一直期待着橘树上结橘子。当橘树上终于结上橘子后，我们找借口跑到老红军家的院子里。天气还有些燥热，我们玩得满脸流汗，但是一进院子，一阵清凉和清香的气息，就把身上的汗吸干了。他家的橘树也不知长了多少年了，树干高大，树叶密集，树下清洁。阳光透射下来，不过是一个一个闪亮的硬币，橘子是有，不过像现在的黄色乒乓球那么大。究竟熟了没有，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的情人也不敢擅自爬树去摘。老红军的院子里有一种安静的森森的病气，使人不由得压低声音说话。
我们假装找老红军的女儿，也是我们的玩伴，在老红军家十几间房子的门口，挨个地探头探脑。探到一间房子的时候，看到老红军在床上坐着。他的周围也有几个人坐着，也不知道是探病，还是汇报工作，看那严肃的气氛，应该是汇报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老红军，我吓了一跳。他的房间十分昏暗，据说他长期生病，十分怕光。他的脸苍白消瘦，大热的天戴一个棉帽子。在我看来就和一个鬼没什么两样，都是见光就死。不过他如此虚弱，据说是因为他把健康献给了革命，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吃草根，吃树皮，吃马粪，吃皮带（这是最令我惊奇的）——这是后来上学后我们老师讲的。我和我的情人犹豫不前，因为老红军伸出苍白的手来，指示他的下级给我们拿脸盆里的橘子吃。他对我们很亲切温和，但我们心里都有点害怕，因为听说他就要死了。
我和我的情人一人拿了几个乒乓球出来了。我们站在老红军的橘子树下，交换着对橘子的味道的看法。结论是：难吃死了。但是我不太甘心，于是指示我的情人，摘了几片橘子树叶，我们隔一会就从树叶上揪下一小块来，把断裂的地方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那种淡淡的清香，比苦涩的橘子给人的感觉要好多了。
我和我的情人并不知道在我们的身后，那些人在和老红军商量着什么。那个正场长，老红军，从来都是在他的病床上办公，根本就不走出他的院子。而那些副场长都知道那个老红军活不长了，所以频繁地向他汇报工作——而他们汇报的内容和说法是基本相反的。当然也不是七八个副场长有七八种意见。主要是两种意见，代表一方的是我的父亲，代表另一方的是他的父亲——在这个封闭得像个封建大庄园的地方，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政敌。这个情况我和我的情人当然是不知道的。
这个老红军总在很快就要死的预言下办公。但是一年一年的，他总也不死。他的死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我的情人终于被我叫出来了。
我的初恋情人出来了，他也只有六岁。我的初恋情人长得非常漂亮。用现在的审美观看，可能结论有所不同，他是那种女里女气的漂亮，白净而甜美。他长得漂亮，是因为他妈妈长得漂亮；他妈妈长得漂亮，是因为他妈妈的妈妈长得漂亮，他妈妈的妈妈长得漂亮，是因为……算了，说得太远了。还是说说他妈妈的漂亮。其实那些场长的老婆，没有一个不是年轻漂亮的。据说都是后娶的。当初也是一种时髦，是被鼓励的，理由是和封建包办婚姻决裂。像我妈，我很大之后才知道，我父亲在乡下还有一个老婆。
他的妈妈特别漂亮，是个真正的江南美人。但是他妈妈的胳膊是断的，当然不是没有了，而是那种，好象一把汤匙放在玻璃杯里经过折射看到的形象。现在想想，是骨头断了，没接好。关于他妈妈的胳膊，我听到很多说法，有美化他妈妈的形象的，也有损害他妈妈的形象的。其中比较打动我的是，她的妈妈是演白毛女的，因为演得非常投入和成功，宣传效果极佳，激起了战士们对地主的深仇大恨。于是有一个战士突地站起来瞄准了恶霸地主黄世仁，结果打中的是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我很怀疑这个说法。
我和他各搬着家里的凳子去看歌剧《红岩》，其实这个戏我们连着看了好几遍了。但还是兴致冲冲地。我们显然过于积极了，我们的家离大礼堂不过五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们天一擦黑就跑去占座位。我快走到大礼堂的时候，被一个成年男子截住了。
（共23节未完待续）
五
我和我的情人快走到礼堂的时候，一个男人把我拦住了。
他首先对我抗的凳子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个子高高的，有一个方方的下巴，只要一说话，脸就往一边歪，好象发现了什么滑稽的事。我认识他，他是个演员，在《红岩》里演叛徒蒲志高。
那时的凳子都是一个木板下面钉几条腿。我抗的凳子是很罕见的，就是那种可以开合的有靠背的。现在叫做折叠椅。他把我的凳子翻来覆去地看，问我这样的凳子是在哪里买的。而且他让我当场给他表演凳子是怎么打开坐，又是怎么抗上走的。我以为表演两次他就懂了。谁知道，他没完没了。那时候，演员们到食堂打饭，所以不断地有人从我们的身边走来走去。每过来一个人，他都向他们宣告，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凳子。看到他那么兴致盎然，演员们不得不停下来，听他讲解这个凳子的奇妙，而且看我在他的指挥下，坐下去，抗起来，一遍一遍地表演。后来他就把对凳子的兴趣转移到了我身上。蹲在我面前，两眼发亮地提了一大堆在我看来是费话连篇的问题。
我不得不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是个大人；我又很不想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是个叛徒。在这个过程中，我那个一直被冷落的情人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先跑去占座位了。
叛徒蒲志高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后台。他向他那些演员兄弟们宣称——现在他不说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凳子，他说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女孩。
一下子就围上来七八个男人。为了证明他的说法，他们接二连三地向我提问题，我每回答一个问题，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很快就从他们穿的演出服上判断出：这些人都是叛徒或者特务！他们全都长得歪瓜裂枣，没有一个好看的。
不过他们在侧幕爆发出的快乐的笑声，终于把那些革命烈士也吸引来了。连江姐也来了，不过她只是站在外圈微笑着。我的视线被她吸引过去了。她穿着天蓝色的旗袍，鲜红的毛衣，围着白色的围巾——这是江姐的标志。她是个美丽而高傲的女人。比周围的这些男特务美丽一百倍。我很想她问我一个问题，但是导演（我想是导演）把她叫走了，连那些革命烈士也都跟着走了。烈士们都忙得很。
现在我明白了，只有叛徒和特务们喜欢我。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
我先对蒲志高说：“你不要叛变好吧？”
他大笑：“好好好。”
我对一个特务说：“你不要抓江姐好吧？”
他也大笑：“好好好。”
我又对另一个特务说：“你放了江姐好吧？”
在快乐的大笑声中，我做通了所有坏人的思想工作。于是抗着我的奇妙的凳子，兴奋地找我的情人去了。告诉他：我轻易地策反成功了：特务们全都要起义了！革命一会儿就要胜利了！烈士们全都被我搭救了！红岩的革命历史被我改写了！
可是，但是，然而，我悲愤地，意外地看到：所有的特务都背叛了他们的誓言。抓，打，毙。该干嘛干嘛。在噼里啪啦的枪毙声中，在高亢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我的情人不屑地说：“吹牛逼！”——是说我。
我和我的情人闹翻了，几天不说话。
不过我们很快又和好了。是我憋不住，又跑到他家门口喊：“出，来，出，来，……”
现在想想，那个叛徒蒲志高真是一个幽默，乐观，富有童心的可爱的人。在我的童年时期，他是我唯一记起的快乐的人。多年以后，我经常怀念自己在舞台昏暗的侧幕里，被一帮陌生的快乐的特务围着，问长问短的情景。
我的初恋非常轻易地就被粉碎了，我和他勾肩搭背地走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几个显然已经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同学，他们用手指头刮着自己的脸，很有节奏地一起喊：“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红岩〉这个戏连着演了好几天。剧组走了以后，我们小孩子中就流行一首自编的歌曲，并且见到不顺眼的人，就唱着这个歌向他瞄准：
“叛徒蒲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把你打死了……”
曲调是套用“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因为我们创作歌词的能力有限，所以就没了下文，只好翻来覆去地唱这两句：
“叛徒蒲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把你打死了，
叛徒蒲志高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把你打死了……”
而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正在进行一场激流汹涌，你死我活的权利斗争。我们是不知道这些的。
我和我的情人自从受到“不要脸”的打击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直到有一天，不知为什么，玩耍的孩子里起了争端，一帮男孩子突然挽着手臂排成了一排，像五四运动学生游行一样，他们排山倒海地向我走过来，口里唱着：
“叛徒XXX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把你打死了……”
XXX是我父亲的名字，他们是从大字报上看来的。而我父亲的名字和“蒲志高”三个字非常谐音。我一下子就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脸就像被鞋刷子刷了一遍似的，疼而麻。特别让我气愤的是，我那个已经分手的情人居然也在歌唱的队伍里。
叛徒！还不知道谁是叛徒呢，还不是有大字报说你父亲是叛徒！我不甘示弱，也去纠集了一帮女孩，以同样的列队向着他们那边唱：
“叛徒XXX你往哪里跑，双枪老太婆把你打死了……”
XXX换成了他父亲的名字。
我的那个胸怀大志，视政治为生命的父亲，一直当着副职的父亲，他的对手永远比他老谋深算。
许多年后，我回到家乡，给我的父亲上坟。我的童年的伙伴指给我看，说那个人就是我初恋情人的妻子。
她看上去是一个壮硕的农妇，衣着灰暗，而且年纪也不小了。她在路口守着一个小小的货柜。是那种下面一截是木板，上面一截是玻璃，底下有轮子的流动的货柜。
路口很清净，在我看来不大可能有人买东西。汽车飞驰而过的时候，车身两边就扬起灰尘，就像张开薄纱做成的两翼。所以她的货柜玻璃一片朦胧，也看不清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清明节的太阳温暖明媚，她好象快睡着了。
因为是清明节，所以她的货柜上摆了一摞纸钱卖。我一方面的确要买一点纸钱，一方面对她感到好奇，就和我的伙伴过去了。
她说：“不行呀，现在都是农工了。说得是都要去承包地呢。”
我的伙伴说：“那怎么办呢？找个人说说吧。”
我的伙伴轻轻地叹息，表示对她的同情和无能为力。
她们的谈话在我这个离开家乡多年的人听起来，有一点莫名其妙。
走在路上，我的伙伴告诉我，他，也就是我童年短暂“相恋”的伙伴，他的父亲后来做了正场长。本来一切都挺好的，但是他在恋爱和结婚的年龄得了白血病。他的父母就为他娶了一个健壮的农村的妻子。这是一个交易，她负责照顾他一直到死，他死了以后，他们负责为她安排一个工作。
我听说患白血病后，就一路苍白消瘦，最后到不堪入目的时候就死了。 他本来长得非常白净和清俊，我不能想象他临近死亡的形象。
我不知道他可曾有过爱情，他外表俊美，其实非常羞涩。应该是被女孩子追的那种人。如果活到足够的岁数，一生中不知会被多少女子喜欢，被多少女子纠缠。他应该是天天为怎么摆脱这种纠缠而苦恼罢。这是我的想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他躺在不远处的坟墓里，躺了很多年了。坟墓高高低低，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我觉得他非常苍白和遥远，就像是冬天里吹出的一口气，我甚至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
而她和我的伙伴的谈话，经过解释我也懂了。原先是安排了一个工作，但是不久她的当着一把手的公公就中风死了。原先的工作干了一阵现在不能保证了，因为原先的地都是由刑满释放人员种的，但是现在法制健全了，认识到人家既然已经刑满释放，就是公民了，不能再被强制劳动了。所以大片的农场土地没有人耕种。而她的那个工作，现在也不是正式的工作了，所以有可能去承包土地。她正在想办法，求人，不去。
我和我的伙伴去给我父亲上坟。忍住自己不再回头看他曾经的妻子。她做他的妻子，就是为了送他走上死亡路，使他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太孤单和太害怕；而她也可以借此逃脱土地。而现在，她的眼睛从她的货柜上看过去，看过那片埋葬了不少人的坟地，在坟地的那一边，是一片广袤的土地，这片土地缓缓地起伏波动着，好似一片温柔的无边的大海，无声地淹没了在里面默默劳作的农民，世世代代。她为了逃脱这片土地，曾经以青春和爱情做赌注。现在她看着这片土地，眼睛里流露出的是陌生和恐惧。
而清明节的阳光，顺着连绵的坟墓，像一只跳跃的野兔，一路翻山越岭的，一直翻到远处天边的农田去，不见了。
（共23节未完待续）
六
我的母亲对我说：“我去学习了。”一拉灯，就把我扔在黑暗和孤独中。
我不知道大人是怎么肯定这一点的：小孩子一睡觉，眼睛一闭，就跟拉灭了灯一样，把所有的图景都关在脑子外面，什么也不想，去那温馨的梦乡了，嘴角应该还带着甜蜜的微笑吧。
狗屁。我想。也不知道大人怎么搞的，天天晚上都要学习。他们一学习，就意味着我掉进了能引起无数恐怖想象的古堡中。但是，我不敢撒娇说，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好象心情恶劣，对我很冷淡。“你睡觉，我走了。”好象把我一个人扔在大仓库里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能说是我一个人，在仓库遥远的那一头，和我的房子形成对角线的一间小房子里。住着一对新婚夫妇。他们从来不和我说话。我还是暗自觉得有一点安全感了。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他们不住在这里更好些，我天天盼着他们快快搬走。这个等一会讲。
我的父亲在政治上失败之后，我家就搬到了一个大仓库里住。是储藏粮食的大仓库。非常大的一个仓库，小的时候对空间的概念不准确，现在的印象是，那可以做一个室内的大型体育场。——我们那里是一个极大的农场。但是仓库里面常年是空的，并没有粮食。要说完全没有也不准确，还是有一点的，东边几小堆，西边几小堆，都是没有脱粒的黄黄的麦子，一进去就觉得进了一个荒凉的坟场。仓库的窗子安在很高的地方，而且很小很小，只不过相当于监狱的气窗——当然了，仓库嘛，只能这样设计，你也不能指望它是自己家的阳台。
也许你会认为免费住在一个宽大的体育场里是天大的幸福。因为你现在差一点就住到天上去了——现在天都被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格子，你得用一生去分期购买其中的一个小格子。——不是你想的那样，仓库还是随时准备装粮食的。在仓库的四角，各有一间小房子，而我家住的那一间，还被一堵没有砌到顶的墙分成两半——那边的一半，到处都悬挂着准备过年的时候分给各家各户的腊肉，那些腊肉给过我一生难忘的恶心体验——我相信是独特的，谁都没有过。这个也等一会讲。
即使白天一个人进仓库，也会觉得有点惊怵。因为气窗高而小，所以阳光进来的路线十分集中，就像舞台上给芭蕾舞演员打出的追光灯。追得你不由自主地想在这个室内坟场跳足尖舞——我们女孩子都能跳一点的，《红色娘子军》里的女主角就曾经破衣烂衫地在黑暗的椰林里逃命，这样的灯光就一直追着她。一到跑不快的时候，她就用足尖跑——照我当时看来，那只有更加地跑不快，看得十分不解。
现在我的母亲把灯拉上就去“学习”了。我一下子就掉进了原始森林。那里古木错杂，暗无天日，一不留神就掉进蛇窝或者陷阱。冬天的风从这边的气窗进来，逡巡了一遍，又从那边的气窗出去，一路得意地吹着口哨。而我，眼睛瞪得大大的，想象着狼就要来了。
早一些年，没有农场的时候，我们那里据说方圆几十里都是一人高的蒿草。农场开垦了以后，还是有残余的狼出没。我们就听过许多人和狼的故事。比较夸张一点的是，人们睡觉的时候，都要用一根绳子把彼此的手腕栓在一起。否则那个没有采取这种措施的人，就会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被狼叼走。
这个故事显然不可靠，不过是大人为了吓唬我们，让我们不要乱跑而编出来的。但是，也不由得你不信，因为，在我住的仓库的外墙上，就用石灰画着一个一个的大白圈。那就是防狼的，让狼以为那些石灰水画的大圈，就是探照灯。那些大白圈，常年瞪着虚张声势的大眼睛，望着远处的荒野。
这还不是最令我恐惧的。每到夜深人静，最让我不安的是那对新婚夫妇。
你永远都搞不清他们一到夜晚在干什么。哼呀~~~~~~啊呀~~~~~~~女人呻吟着。好象受了很重的创伤，就要死了。虽说仓库大得很，我觉得他们的屋子离我起码有一里远，但是，因为大空间制造出的回声，使得一点点喘息的声音，都被放大和变形。好象是一个精干的小瘦子，在通过仓库的时候，逐渐长成了虚弱的一个大胖子，然后摇晃着到达我的小屋。每到这时，我都惊惧地把小身子僵硬地挺在床上，盼望她的丈夫赶紧采取一点措施，解决她的痛苦。
但是早上，我又看见她好好地蹲在地下刷牙。没有什么受伤的痕迹。她是个很丰满的女人，蹲在地上的时候，后背的衣服就往脖子的方向跑，腰上的裤子就往膝弯的地方跑，露出腰上的一截肉和肉里的几节脊椎骨。那个暴露地方的形状，就像打了一个大大的对勾。她扎着长长的独辫子——那时是一种时髦。辫梢拖在地上，她刷牙的时候，辫梢就像一把小扫帚，又像一根马尾巴，在地上快乐地扫来扫去。她看上去还算是美丽的，而且很爱干净。
可是这个白天丰满健康，精力旺盛的母马，一到晚上就要死了，哼呀~~~~`啊呀~~~~~~~，又像是很满意，又像是痛苦不堪。好不容易等他们那边安静下来了。他们的水桶又会“咣当”一响，惊得人心里一跳。水盆也跟着“丁丁当当”地响一气。然后，他们就好象死了似的，再也没声了。
如果仅此一次，也就罢了。这是他们那个小屋夜晚发出声音的规律。要是哪一天没有这种声音了，我更是觉得紧张，就好象期待着一样。直到水盆的声音也安息了。我才松一口气，感觉是一段乐章终于嘎然而止，于是在静谧中沉沉地睡去。
可是，矮墙那边的腊肉们这时都活了。为了不使你生理上不舒服，这一段我将尽量客观叙述，不做渲染：腊肉的腌制技术显然比较落后，而且悬挂的时间太长了。肉里面生了大量的蛆。这些蛆一到夜里就成群结队地，浩浩荡荡地翻越矮墙，掉到我睡觉的床上，——房间小，床只能够靠墙——在我的被子上和枕头边纷纷地爬去爬来，而我对此一无所知。照旧甜蜜地睡着，有时还翻个身，这时一些倒霉的蛆就被我压烂了。
终于到了分腊肉的时候，为了不让那些渴盼分腊肉的人过于失望和恶心。事先派劳改犯把那个腊肉小屋打扫了一遍。那些发展成庞大家族的蛆们，被丢进燃起的火堆里，一股脑处于火刑。
但是，肯定还有不少漏网之鱼，潜伏在腊肉里面，并且不断地掉到地上。那边分腊肉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我很担心那些人会因为对腊肉的质量不满而发生混战。但是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他们好象很快乐，而且有声音说：“不妨事，是肉蛆，不是脏的。”而且拿出证明来，说某某地的风俗还专门把这样的蛆炒炒吃，吃的时候格崩格崩直响，可以补充某种营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久的孤独和恐惧，使我产生了愤恨，我不能确定自己恨谁，反正就是仇恨。我心里说：吃吧，吃吧，吃蛆，都吃，吃死你们！反正我是不吃的。
但是这由不得我，哪里有分的东西白不要的。何况一年上头，就盼着吃这么一次蛆——是腊肉。所以我家也分得几条腊肉。挂在外面，谁知道竟被人偷走了。不过我妈妈经过百般查访，在新年到来之前，又把这宝贵的腊肉追讨回来了。
那对新婚夫妇，生了一个小孩子，没满月就死了。
那个父亲埋那个小小的婴儿的时候，身后跟了一大群唧唧喳喳的孩子，里面也有我。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死人，也是第一次看见埋死人，既兴奋又紧张。
那是个桃花盛开的季节。桃林露出一派天真烂漫的无辜的笑脸。那个父亲挖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坑，把裹着枕巾的小小婴儿放进去，然后埋上，而且用脚反复地在上面踩，直到把那个地方踩得十分结实，看上去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根本就看不出下面有一个还没看清世界就死掉的孩子。我似乎觉得他还笑嘻嘻地，好象是踩着水车愉快地劳动的农民。
完了？这就完了？我们小孩子们面面相觑，没有想到埋一个人这么简单。真是没有一点意思。就各摘了一大枝桃花散了。
不过几年，那个拖着大辫子的新娘的后面，跟了五，六个孩子，她双胞胎双胞胎地生，像是会像变戏法似的，过一年就变出两个孩子。孩子都出奇地健壮，而她自己也迅速地成了一匹肥硕的粗悍的母马。
我回家乡的时候还见到她，她的最小的一个孩子，一只胳臂残疾了，是爬变压器的时候，被高压电打的。胳臂被烧灼得粘连了，不能抬起来，手指头倒还都在，但是全都抽搐成一团，就像是泥塑家做成了一条手臂，但是又不满意，所以把手臂揉烂了准备返工的那种样子。这个孩子正在和别的孩子玩喷水枪，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
我那时候，接受了不多的一点法律知识，就对她说，她的儿子的这条手臂，应该找变电所赔偿。电视上有这样的例子，一场官司打了十六年，索赔了一百万。
她连连点头，好象对我的关心很感激的样子。嘴里说着“是吗是吗”“好的好的”，她说话的时候，不像那种受过一点教育的人，知道对着不熟悉的人说话，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离人很近，身体擦着别人的袖子，好象随时准备和别人推心置腹似的。她的头发里有长久没洗头的馊臭味，长辫子当然早就没有了。阳光照在她粗糙的脸上，她的脸好象一个坚硬的壳。
我想她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她的外表粗悍，但是那只是对身边的几个人。对命运，她早就屈从了。
（共23节未完待续）
（七）
鱼白眉因为要参加一个竞赛，于是就把给我写软件的事给耽搁下来了。
是电视台搞一个“夕阳无限好”的智力竞赛。现在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都是老年人了，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节目很多。我们养老院派出了宁财神，安妮宝贝，鱼白眉做代表参赛。
宁财神真是一个聪明人，我们院里也只有他一个人差一点点就能数到一百了，但是每到快一百的时候他就倒着数回来了，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他频频举手，但是主持人小姐视而不见。不知为什么，主持小姐认定安妮宝贝的智力比那两个“神童”要强。也难怪的，安妮在后台表现得非常活泼，和宁财神，鱼白眉不停地对诗，她的诗句敏捷诡异，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
但是一上台，安妮宝贝就安静地坐在哪里，微笑着，好象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她是被吓住了。主持人小姐说：“你多大呀？”她应该说八十岁，但是她说“十八岁。”大家都开心地笑了，以为她在幽默。主持人说：“给我们念一首你写的诗吧？”宁财神一听，急忙举手，他在养老院里写了几十首诗（都是写给安妮宝贝的），急着显摆。但是主持人把他的手一把打掉了。——他上学的时候就是如此，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老师总是越过他高举的手臂，叫那些狗屁不通的同学来回答。
安妮宝贝就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
“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然后就羞涩地笑了，她忘了后面的词。
主持人亲切地启发她：“要媳妇做什么呀？”安妮宝贝还是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宁财神又激动了：“我知道，我知道！”手已经举到了主持人的鼻子上。
但是主持人不理他，把他的手从自己的鼻子上拿开，继续启发安妮宝贝：“是不是吹灯做伴呀？”
安妮宝贝点点头，大家就很配合地笑了起来。
我不敢笑，因为我一笑，身上的零件就会掉下来几个。安装起来是很麻烦的。
也只有安妮宝贝能放心地笑，她穿着白棉布裙子，光脚穿一双球鞋，看上去还是很光洁年轻的。
我穿着一件红衫子顺着路边走着，去上学。我很紧张，因为一个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叔叔，只要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他就很注意地看我。实际上，那时对男人的相貌也没有什么分析，只要不是那种明显带有农村人的特征的，我都觉得挺英俊的。
我并没有爱上他，才八九岁，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神经。只是，他的眼光默默地追踪我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怎么了？我怎么了？他要干什么呀？
这条路我很怕走。因为路边有“就业人员”在劳动。
“就业人员”又需要解释一下，就是那些劳改期满，刑满释放的人。释放了以后，有的原先的单位和原先的家庭还要他们，他们就回去了；有的原先的单位和原先的家庭不要他们了，他们没地方去，就安排在农场继续劳动。后一种是绝大多数。
说起来叫做“就业人员”，我那时始终没有搞清楚和“劳改犯”有什么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只是我不知道。照我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是受着管制，几十个人住在一间大屋子里，见到干部要喊“报告”。
那时候，流传着许多“就业”重新犯罪的故事。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一个“就业”把干部家的九岁的小女孩引到芝麻地里，欲施强奸，女孩见势不妙，转身就跑，结果被那个“就业”用镰刀砍死了。——也许确有其事，不过我觉得大人渲染这个故事还是为了吓唬女孩子，让我们不要和“就业”接触。
现在我穿着一件红衫子，专捡有低矮的树棵子的地方走。希望树棵子能遮挡一下我，因为那些“就业”在路边“打夯”。他们七八人围成个圆形，手里各扯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栓着一个圆圆的像磨盘一样的石头。只要喊：嗨~~~~呦嗬，就一起把石头举起来，石头“扑”地落下去，就会把地拍平整——这是一个大投入，慢节奏，低效率，多重复，很枯燥的劳动。
他们劳动倒没什么可怕。主要是他们好象很开心，嘴里唱着号子，而号子的内容，就是即景生情，现场创作，描述每一个走过来的姑娘——也说不上是姑娘，从八岁小孩到二十八岁的少妇，他们都唱，要是一次走过来的多了，就择优录取，选择其中比较艳丽的来唱。
比如这时我走过来了，喊号子的就唱：
“东边走来一个小姑娘呦——”
其他人就拉起绳子一起唱：“嗨呦——嗬！”
“身上穿了一件红衣裳呦——”
其他人又拉起绳子一起唱：“嗨呦——嗬！”
“两只眼睛水汪汪呦——”
“嗨呦——嗬！”
以下全是夸大事实的赞美。其中“两只眼睛水汪汪”是用在每一个身上的。这个时候，你最好假装没听见，自顾自地走过去。他们自然会转移歌唱的目标，一些不知道的女子听了以后，就怒目圆睁，冲着他们吐口水：“呸，臭劳改！”那就只有引起他们放肆地开心地大笑。并且变本加厉地歌颂你的外貌，直到把你唱得羞愤地逃走。
现在我把它解释为极度地性渴望。
关于这些“就业”，如果你有兴趣，我还可以专门讲一讲，我对他们很熟悉。现在，为了不离题太远，还是继续说我那被解放军叔叔注意的红衫子。
我不知道女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自己是否漂亮的，我好象就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劳改犯”的提示，我在没有人的时候，经常对着镜子，观察自己是否漂亮。得出的结论是，我的五官单个看全都不漂亮，但是放在一起看，还是漂亮的；我的鼻子以下的地方，比鼻子以上的地方漂亮。——这是反复观照总结出来的，对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有这样的概括能力很不容易。可见我照得很用心。
我的红衫子！在我开始关心自己的外貌之后，连续四五年，春夏秋冬，唯一颜色的红衫子！
倒不是穷得只有一件衣服穿。而是，那时买布是需要布票的，光有钱没有票也买不到布。有一次，商店进了一批红布，据说是因为有比较严重的质量问题，所以不要布票。于是我的妈妈买了好几丈。她认为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正该穿这样的颜色。于是就用这块扯天扯地的红布，给我一次做了每个季节穿的衣服：两件红衬衣，两件红短袖，两件红外衣（罩毛衣的），两件红罩衣（罩棉袄的），每件衣服大得都能装两个人，一水的血红血红的颜色。我那个粗心大意，对我的心理一无所知的妈妈，认为一劳永逸了，我连着几年都不用再做新衣服了！
长大以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红色了——是鲜血的颜色。刚刚杀完人染上的颜色。新的衣服一上身，脸就被映得血光四射，整个是一个凶案的受害者。浑身都是血腥味——这是后来我对这个红衫子极度讨厌后的感觉。
刚穿上的时候，还没这样想过。还是蛮兴奋的。看不出这种红布不要布票的理由。但是很快就发现了，是颜色，只要洗一水，就弄得一脸盆鲜血，颜色就退了，退得又不均匀，看上去就是陈年的血衣了。
我常年穿着这样的血衣走来走去，终于，那个对我注意的年轻的解放军，忍不住他的好奇心了，他把我拦住，在一个丰满的翠绿的矮树下把我拦住。我想，我终于知道他要和我说什么了。但是，他好象并不想对我说什么，而是怕我跑了似的，揪住我对着好几个解放军说：过来看，过来看。这些解放军面貌都十分年轻，都是些大小孩，果然就过来，纷纷凑近我的脸，仔细地打量。他对他们说：“你看，就是她。”那些人七嘴八舌地，有的人说：是她，有的人说：不是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被解放军叔叔注意，心里还有些得意。听他们争了半天。我有些清楚了。那个解放军认为自己有了一个发现；当地的人很穷，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衣服，而其他的人不同意，认为他看错了人，我其实是两个人，两个人穿一件衣服——不对，是两个人各人穿着各人的衣服——好象还是没说对，——是不同相貌的女孩，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而他眼神不准，误以为穿这种衣服的全是我一个人。
也难怪他们争论，当时买这种布做衣服的确实不少。因为不要布票嘛。所以上学的女孩走在路上，很容易以为她们正准备去参加大合唱。
虽然这些解放军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我对他们的不住打量感到很气愤，就奋力冲出包围圈，对他们说：“屁！我的衣服多得很！”
原先，我还寄希望于我妈妈会突然觉醒，把我好好地打扮一下；但是过了一两年，我发现除了我自己就现有的条件，因陋就简地拾掇一下自己，别无他法。比如我可以把红衫子掖在裤腰里穿。
有一年的“五一”节前，我终于对我的红衫子忍无可忍了。我认为我应当有权利换一换。但是，对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没有主权。并且也不敢向我妈妈去争取。我对她非常畏惧，她是一个常年阴郁的人——这个我还要专门讲一讲。
所以，换一套衣服过“五一”，我是悄悄地秘密地进行的。被妈妈发现，只要一个理由：人长大了，别的衣服都太小了。穿那么小（紧身）的衣服，丑不丑？——那个时候，紧身的衣服是一种严重的丑。我就得乖乖地换上那烂猪肝颜色的衣服。
我的计划是这样：晚上找出一套“好看”的衣服，放在枕头下面，早上趁我母亲没醒，就穿上它上学去。——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很艰难和苦痛。
第一步，我要找出旧的衣服——而那些衣服因为常年不穿，不知道被我妈妈塞到哪里去了。我妈妈在家的时候，我是不敢翻箱倒柜的，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只要在柜子里翻动，大人听到动静就要问：找什么？你只好把放弃动作，说：不找什么。
第二步，我要把找出来的衣服放到枕头下面。这本来也不难，但是，我和我妈妈同睡一张床，我就必须坚持到她完全睡着了以后，才能这样做。——我得熬着，并且一直观察她是否真的睡着了。——这个也还不太难。
最难受的是第三步：我得在大人起床之前先起床——这对一个贪图瞌睡的小孩子来说，就等于是严重的惩罚——我得不断地在梦中惊醒，判断是否天亮了。
我的母亲虽然和我同睡一床，但是她对我在黑夜里的一次次摸索一无所知。每一次醒来，我都要把手伸到枕头下面，看一看我的衣服还在不在。并且把我的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拿出来，在夜色中端详：一件碎花的布上衣，一条碎花的布裤子。衣服裤子是不一样的底色，上面是各种颜色大小不一的碎花。可以说，是颜色搭配极端不协调的一套衣服。但是没办法，颜色协调的又实在太小了，可供选择的衣服太少。
也不知道是第几次醒来，我听见外面打着呼哨的风声。我又一次捧着我的衣服，操心着第二天会不会是一个坏天气。我的衣服上的小花，在夜色中都是灰白的颜色，像是落在污水中的雪花，在昏黑中渐渐融化——我委委屈屈地哭了。
第二天，果然是一个大风降温的天气。大风拖着巨大的卫生纸，疯狂地打扫着，有的地方扫得纤尘不染；有的地方又成了树叶聚集的垃圾堆。过了一会，大风忽然觉得自己的操作是颠倒的，于是疯狂地改正：原先干净的地方是垃圾堆，原先是垃圾堆的地方一干二净。
而我，还是毅然决然地穿上我的花衣服去上学，而且，因为衣服的确过于紧身，所以我放弃了穿毛衣。弄得凡是见到我的人都关切地问我：冷不冷？冷不冷？我的花衣服在大风中热烈地抖动着，带上了浓厚的悲壮色彩。
（共23节未完待续）
（八）
那是一望无际的丰收的麦田。
正午，我独自在麦田里转去转来，就像在无边的大海中泛舟。夏日艳阳，给每一支麦穗注入了兴奋剂，麦芒支支挺秀，就像白种美人的眼睫毛。田野静寂无声，只有太阳这个铜铁铺里的伙计，卖力地敲打它的那面铜锣。偶尔有一只斑鸠，听到人的动静，飞快地逃走了。当然在半人高的麦地里，你看不到它，你看到的是一窝麦子在摇晃着，发出悉悉簌簌的声音，安静了几秒种后，有一路的麦子在扑扑腾腾的扇击声中摇晃和倒伏。然后在不太远的地方又安静下来。
如果是你来到这样的原野上，会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感到的是心旷神怡和劳动的喜悦，那我只能说，你是个不知道艰辛的没有良心的城里人。
我感到的是绝望。我那倒霉的红衫子，在我割麦子的时候，脱下来了，丢了。现在我被警告说，找不到就不要回来。我找不到，找得快迷路了，我想自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想自杀。
我好象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带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了。主要是在丰收的季节，农业机械缺乏和落后，所以必须赶着把这些劳动的果实进行各种处理，否则就有霉烂变质的危险。凭心而论，劳动的最初那一会，还是很快乐的，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劳动的过程漫长得让你绝望。
记得两岁时参加的一次劳动是这样的：果园里的葡萄大批地成熟，当然基本上都卖走了。但是，总有很多烂掉的，有的是因为被风雨打落，有的是因为粗放的采摘和存储方式，就是胡乱地堆成一堆，烂掉是很快的，只需要两三天。这些烂掉的水果就用来做酒。
几十个摇摇晃晃的像小鸭子一样的孩子，被丢到一个水泥砌成的池子里，池子里全是将烂未烂的葡萄。我们的工作是，脱掉凉鞋，牵着手，在里面欢蹦乱跳，把葡萄踩成浆水。——这个工作，本应该由机械完成，可能是因为机械一时没到位。所以我们就充当了搅拌机。在大人看来，这个活，我们一定干得兴高采烈，就跟现在的孩子进了游乐场，跳进“欢乐海洋球”的池子一样。
没错，刚开始下去，我们都含胡不清地大呼小叫，用以表达我们的惊喜。但是不一会，就感到不对了。那些葡萄已经在阳光下堆积了两三天，有点发酵的意思了。浆水一踩出来，就放出酒气，熏得人头晕脑涨，特别是脚板，细嫩的皮肉被汁水一蛰，就像踩在蒺藜上一样疼。终于有人忍受不了，哭起来了，接二连三地，大家都哭了起来，表示不愿意再参加这个游艺活动了。
在池子边上微笑着保护我们安全的阿姨，这才感到不对了，赶紧把我们从葡萄池里捞上来。
还有一次，也是只有几岁吧。花生收获了，这批花生被订购了，据说还是被外国佬订购了。但是这些缺德的外国佬要的是花生米，而且交货的期限只给了两三天。
几百个小学生都来到大仓库——就是我曾经住过的大仓库，现在没住了——沿着墙边席地而坐，就像仓库里的墙裙一样粘在墙上不能动了。每个人都要按时完成自己的份额：剥花生。
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差使，可以边剥边吃花生米，事实上，你要想吃，也没有人干涉，问题是，剥着剥着，别人请你吃，你也不会吃了。
是这样的：剥花生是用手剥，这没有问题；但是剥了一上午后，你的指头就酸痛得连一片纸都捏不住了。但是，你的份额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午，一些聪明的同学就去折了几根新鲜有韧性的树枝，把它弯成“U”形，用这个“U”形的两端，来代替手指头。拿住弯折的地方一挤压，就可以了。这是个不错的办法，而且提高了效率。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工具只有使我的劳动过程变得烦琐和困难。我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天生不是劳动的好手，一到劳动的时候，我就成了让人讨厌的“资产阶级娇小姐”（老师的评论），我自己也觉得很羞愧和着急：我不是有意要娇气，但是，那个别人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一到我这里，就好象外国人使用中国的筷子，那个工具的两端，怎么也对不到一起去，一些同学同情我，把他们好用的工具借给我用，可是，在别人那里好用的工具，一到我手里，就变得不好用了。
好了，现在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一吃花生米就要呕吐了。因为我缺乏使用劳动工具的才华，我就只能动嘴了。用嘴磕开花生，就和磕西瓜子一样。但是，那些花生可不是加工好的西瓜子，它们上面全都带着土——不是湿泥巴，那样的话，我说什么也不会往嘴里塞，而是干干净净的，只是看上去还比较干净，但是你磕开的时候，随着小小的震动，那花生壳里藏污纳垢的小坑坑，就把微尘送到你嘴巴里去了，嗑一颗两颗还不觉得什么，磕得多了，就觉得嘴里是一个泥塘，不得不“呸，呸”地往外直吐。
干到即将完工的那一会儿，整个仓库里没有什么人还有心情说笑，全都埋头苦干，想赶快把自己的份额完成，从这个集中营里逃出去，好象做苦役的人盼着刑满释放。有时候，我抬头看一看，那些劳动的好手，也是手嘴并用，怎么快怎么来，仓库里一片花生破裂的噼里啪啦声，对面远一点的同学，根本就看不见他们，因为仓库里灰土飞腾，每一个花生破裂的时候，就顺手丢出一个小型的烟幕弹，而我们身上都是薄薄的一层土，快赶上兵马俑了。
我这时，还想着一件事，心里颇不平衡：我们都是无偿劳动。而且因为满嘴是泥，没吃多少公家的花生米，要是从这个仓库里一出去，想吃也吃不成了。所以，我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地往嘴里塞那些不十分饱满的花生——倒不是为公家着想，而是，你也肯定有吃生花生米的经验。那些饱满的，油脂太大，吃不了多少。
后来的事证明：在我家面临饿死的威胁的时候，我是家里的壮劳力，干活积极主动，而且干得效果不错。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干的那些活，都是给公家干的，而且没有一点报酬。我们只是廉价，廉价都说不上，是无价的劳动力。当然那时，也不知道什么价不价的，我们受的教育是：会劳动是光荣的，不会劳动是可耻的，义务劳动是光荣的，要报酬是可耻的。
现在，我在广阔的丰收的美丽的麦地里，徒劳无益地转来转去，寻找我那倒霉的红衫子。我简直想自杀，如果我这时候自杀，肯定是怀着对两个人的刻骨仇恨：一个是我的老师，一个是我的母亲。
成年以后，在报上看到多起小学生自杀的事情。多半是为了学习成绩，在压力下感到绝望，其中的一个是：一个九岁的小学生，被老师罚写作业，而那个妈妈也认为儿子得到这个惩罚后，会变得对学习重视起来，于是把孩子带回家，让他好好完成定额，自己就去上班了。等这个母亲回家，看到的是孩子用红领巾在门把手上自杀了。有很多评论认为，这反映了现在的小孩子心理素质太差，应该加强教育。——我觉得只有冷面杀手才说得出这样的话。他们不懂小孩子的绝望是怎么回事。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是在悲愤中过的。因为“六一儿童节”正是收割麦子的时候，非常紧张，打谷场上挑灯夜战，整天整夜地脱粒。所有的人都要下田割麦子，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劳改”。
而我们学生，就被装进大卡车里，哪个队人手不足，就到哪个队帮忙。过一个“革命化”的“六一”。
比较小一些的时候，是去捡麦穗。要颗粒归仓，如果我们不去捡的话，那些掉在地上的麦穗，就会被周围农村的穷困的老乡捡走——老乡们这时也很忙，因为他们也要收麦子，但是麦子是公社的，只有这些掉在地上的农场的麦子，捡回去可以不用上交集体。
那些老乡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地边上，期望着农场的人放弃对哪一块地拾麦穗的计划。等了许久，终于发现自己寡不敌众，我们这些小孩子，我敢说没几个是真正爱劳动的。但是总有那么些人，特别是被安排在老师身边的人，特别爱劳动。他们奋力地，头也不抬地捡，于是得到了老师的精神鼓励，然后老师的“向某某某同学学习”的号召，就迅速地传达到我们这些一心想消极怠工的人这里，我们到底没有信心和“舆论导向”作对。于是只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去。何况还有一些专司检查的同学——如果你得到了向你学习的荣誉，你这个曾经的先进模范人物，就可以脱离劳动，在我们这些后进生的屁股后面，干监工的工作了，检查我们是否做到了“颗粒归仓”。
劳动休息的时候，还有小型的文艺表演，是那种自唱自跳的歌舞：
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哩，
手拿小镰刀哩，
身背小竹篮哩。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
越干越喜欢。
哎嗨嗨——哎嗨嗨——
贫下中农好品质，
我们牢牢记心间。
热爱集体爱劳动，
我是公社小社员！”
最后那句唱得斩钉截铁，不容质疑。在这样的气氛下，存心想不“颗粒归仓”都难。
所以那些老乡看了半日，终于认识到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骂骂咧咧地走了。但是他们还有办法，他们把自己家的鸡轰出来了。还有大量的麦粒掉到地缝里，怎么也无法归仓。
一群鸡就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向麦田开来。傍晚，太阳收回了毒热，像一个表演了一天的舞蹈演员，现在终于倦了，满脸流汗地摆着最后一个造型。田野上吹来麦子的暖香，鸡们一见空旷的麦地，地上无数的吃食，吃惊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让我们随便吃？”它们互相询问着，最后达成共识：没错！真的！管饱！我操！下去吃叻——大家纷纷摆出“美女扑碟”，“飞蛾扑火”，“饿虎扑食”的姿势，向麦地扑去，像热极了人扑进游泳池。
但是鸡毕竟是智力比较低下的动物，而且眼界比较狭小。它们一跳去，就在大田边缘的一小块地方，以极快的频率啄起来。而且挤成一堆，总觉得别人发现的那颗麦粒比自己脚边上的好。所以在忙乱中，还不忘啄几下抢夺者的脖子，并且以威胁的语气命令对方滚远点，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鸡们终于吃饱了，但是还不舍得离去。这时它们抬起头，好象这才发现无边无际的收割过的麦田，它们吃的只是沧海一粟，于是鸡们把队型散开一点，懒洋洋地东啄一口，西啄一口，用它们的爪子没什么目的地乱扒拉一阵，直到确认全体都吃饱了，回去向人汇报。
可是人说：再回去吃点吧，到哪儿再去找这样吃白食的机会呢？
鸡们想了一想，觉得人说得对，于是扭头奔向麦田，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
可是人说：再回去吃点，明天劳改犯一翻地，你们想吃都吃不着了。你们一年就要饿肚子了，要自己找蚯蚓吃去了，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人呀。
鸡们不得不向人作揖了，鸡扑扇着翅膀向人告饶：
人爷爷，人奶奶，人大叔，人大婶，人哥人弟，人姐人妹，俺们可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呀。再吃一颗麦粒，俺们就铁定地要被撑死了。
人摸一摸鸡的硬石头一样的嗉子，表示理解。人说：
这样吧，你们到打谷场上跑几圈，运动运动，消化消化，休息休息，喝一点水，撒几泡尿，拉两遍屎，再去吃一点吧。
能够拿镰刀的时候，我们就割麦子了。把那捡麦穗的轻体力劳动，传给更小的同学干。
我觉得自己永远都割不到规定的地方，因为我劳动上的无能，所以分配劳动小组的时候，我总是被大伙抛弃的一个，谁也不愿意跟我一组。我的腰都要断了，也赶不上那些手脚麻利的人，只好跪在地下割，如果照成照片，谁都会觉得我是那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的小长工，但是那些劳动模范一点也不动心，认为我采取这种姿势是一种苦肉计，以换取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如果我现在讲劳动的艰辛和绝望，我知道你没有什么兴趣听，我只讲一个事：我们刚从捡麦穗的人晋升为割麦子的人的时候，一个男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还没走到规定的田垄就迫不及待地下田演练技术。他割出的第一刀，就砍在自己的腿上，顿时血流如注。结果他腿上裹着纱布，成了一个带伤劳动的送水员了，整个麦收季节都不用下田了。我割麦子的时候，常常想起他，我真是羡慕他，但是我没有勇气，照自己的腿上来那么一刀。
我在麦田转来转去，辨认我曾经割过的地垄，就好象在大海里，辨认哪块水域你在那里撒过一泡尿，心里充满了对我母亲的仇恨。
我这个劳动竞赛的最后一名，终于来到食堂里，排队打饭，就快轮到我的时候，我的母亲忽然有了一个发现：我那倒霉的，宝贵的红衫子丢了！因为热，我把它脱下来，放在地头，换田垄的时候，我就自己走了，衣服没跟着我走。而在食堂里吃饭的全体健在的人，谁也没看见。
不到几分钟，所有的人都从我暴怒的母亲那里知道了一个事实：我是一个愚蠢的，糊涂的，健忘的，无用的，连自己的东西都看不住的，长大了什么出息也没有的败家子。
而这个时候，我还比较镇静，对我母亲的叫嚷充耳不闻。我向我的老师走去。我相信衣服是她捡走了。小孩子们总有几个人忘性大，所以老师总是最后一个走，检查一下地头，让那些失主来认领东西。丢东西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我的老师独自一人趴在满是残汤剩水的桌子边吃饭。她是个苍白的女人，满脸疲惫，看上去很像是二战的时候受迫害的犹太人。她的口音和我们当地土著不一样，我们也判断不出是哪里的方言，听说还是大学毕业生，（也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说，是肄业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为什么肄业，又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不知道。
听了我的陈述，我满心以为她会点点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排队打饭了。谁知她看了我一会儿，眼里是闪烁不定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顿时觉得五雷轰顶，要是她没看见，就不可能有其他人看见了，就算其他人看见了，他们一定会据为己有了。而我那个个性幽闭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偏执狂，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果然，我被命令不得吃饭，下田去寻找。我来到大田，站在田头向天边张望了一阵，就回来向我母亲汇报。
而我的母亲，好象长着千里眼，看见了我敷衍了事的动作，于是我不得不第二次来到大田，重复我的搜索行动。
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在美丽的原野里独自转来转去，想逃走，或者自杀。
这一次，我草草地寻找了一下，就放弃了努力，找了一个田埂坐下。
如果不是满怀心事，那田野的风景真是迷人。天地间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清楚地听见麦穗的呼吸的声音，暖风吹来，麦穗就头碰着头，好象无数只碰铃在齐奏。就有一些熟透了的麦粒，滴滴嗒嗒地像清泉一样掉在地上。而我，坐在田埂上，想象着自杀的浪漫情景。
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而且也没有任何工具，总不能自己把自己掐死。我展开了一阵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后，还是说服了自己放弃自杀的打算，哭哭啼啼地顺着活下去的路回去了。
现在我想我比较坚强了，不会再有自杀的念头；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忍耐地活着，就是一种坚强。二十年后，事实证明，在自杀的问题上，我那个平生懦弱的母亲，比我有勇气。
我的那个老师！号召我们开展劳动竞赛的老师，现在已经吃完了饭，正在擦嘴的老师！这个时候，她才交出我的衣服，并且告诉我：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要长记性。
我当时肯定用意念杀了她！抄起我的镰刀，把她砍倒在血泊里；或者取下我的裤带，把她勒死；要么就学吸血鬼，咬断她的血管。
但是我听见自己喃喃地说：谢谢老师，以后再也不敢了。
同时在心里立下誓言：从此再也不好好地上她的课了。
这次事情以后不久，我看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那是当时唯一可以看到的欧洲电影，那电影是个儿童片，讲阿尔巴尼亚的儿童如何幸福地过“六一”。我看见了主人公家里光洁的木地板，漂亮的西餐桌椅，特别是他家的窗帘，居然是双层的。其中一层是薄薄的轻纱，风一吹，如梦似幻。
我一直以为阿尔巴尼亚占了半个地球那么大。上高中学地理时，在地图本上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一些小得没办法的国家，有十几个吧，只用12345标着，要到注释里找。
（共23节未完待续）
（九 ）
鱼白眉小的时候，是个神童，每学一个生字就要被老师罚写一百遍。年轻的时候，是个才子。据说，他有一次对着一只猫说了一天的话，闹得那个猫最后嚷嚷着“快拿纸笔来”，它的灵感上来了，要写一首诗。
据说他现在正在研制一个新的软件，能够教计算机写诗。——就是说，输入几个命令，计算机就自己写出一首诗来。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因为计算机早就会自己写诗了，那有什么稀奇。而且人正在想办法，把计算机的智力弄得残缺一点，因为人快管不了它了。不过鱼白眉说，它干别的可以，写诗的水平不行。你看它写的是什么诗呀：
“于是我在刹那间惊怖于裸露的智力在肌肤上平铺开来后是那么的干燥仿佛千年的树皮在粗砺地揉擦我细嫩的记忆那些激情四溢的汁水在你黑色蕾丝的上空以同样的复杂程度流淌着却再也浇不灭那雄雄的火把那光明万丈。”
一口气读下来，可不是存心要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憋死。这种诗恐怕只有SIEG（是我们养老院的著名文豪）能看得懂，而且，鱼白眉很神气地说：就连SIEG，也得让我编一个密电码才能破译出这首诗来。我也不懂诗，就只当鱼白眉说得对吧。
我不关心诗，我只关心鱼白眉答应给我写的程序写好了没有。就是宁财神交给他的那个任务。有了这个程序，我就可以查清自己头发的下落，免得胡里八涂地被人“克隆”了，所以我去找鱼白眉。
鱼白眉说：好了好了，简单。一会儿就搞掂了。
我就捧读他给我写的程序：
“你
失约了
在一个孤独的夜
我
任秋雨潇湘满身
造化弄人
情深缘浅
让一切随风
旧欢如梦
安妮！
你眼睛长后脑勺上了？
我哪点比不上宁财神？”
这是什么？鱼白眉羞红了他的眉毛，一把夺了过去。不过他忍不住他的虚荣心，问道：老太太，那几句好？我说：后三句。他很得意，白眉毛一抖一抖地：是我写的。这不是废话嘛？当然不是宁财神写的。不过他接着解释说，前面是计算机写的。
你说，这样的才子，我能指望得上他吗？我说，你要是不快点给我交货，我就把这首诗在“夕阳好”网站帖出去。他连忙说：别，你这不是毁我吗，你等着，就写。
在深秋的衰草中，我长出一对小小的翅膀。我原本可以长成一只高飞的鸟，但现在仅仅变成了一只灰白的蛾子。在穷愁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块地方栽种观赏性的植物，只有狗尾巴草，在夕阳中，好象金黄色的蚕茧。摇曳着，等待着飞蛾破茧而出。
我用我的小翅膀，在草丛里漫无目的地扑闪着，一些干枯的失掉叶子的草棍，发出轻微的断裂的声音，震得我小翅膀抖下来一些灰白的粉末。
不远处传来的小提琴的声音，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优美，什么是忧郁。
是邻居家的哥哥，从部队探亲回来。我不知道什么是恋爱，我才刚刚长到他的胸部。
整个中学时代，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男生产生好感。他们都穿得破旧，而且手指甲缝里，耳朵后面，是常年洗不掉的污垢。他们只会在公开场合打女生，在私下场合对女生说下流话。我那时也变成了一个恶狠狠的少女，不事修饰，会用脏话把男生骂回去，会在课堂上大声吵闹，会把男生播种的葵花籽，偷偷地挖出来，把籽吃掉，把瓜子皮再埋回去。
我的女伴也和我差不多，正是少女，却强劲凶悍，好象我们已经饱经风霜，儿女成群。
我的女伴全家都十分开心。因为她的哥哥，从部队回来探亲。他是因为多才多艺，被招到部队上做文艺兵。邻家哥哥知道我是他妹妹的同学，非常亲切和气地跟我打招呼。他正好站在昏黄的灯下面。脸上好象敷了一层薄金，熠熠生辉，含笑的眼睛藏在阴影里，像一对柔和的闪着幽光的枪口。我肯定是被打中了。没说两句话，就好象受伤了一样晃晃悠悠地往家走。
我很伤心，我想不出凭什么我的女伴有这样的哥哥。她比我长得丑陋，而且她还有个痴呆的妹妹，整天流口水。我觉得他是从天上来的。
月色中，我坐在自己的影子上面，默默地观看我的忧伤和寂寞。而不远的地方，邻家哥哥在教她的妹妹唱一首歌：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听着这样的旋律，好象看到他的身影上升起薄雾，淡淡的，蓝色的，轻柔的雾。
我长这么大，只会唱那种硬棒棒的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有时候，他拉琴，拉的不知是什么曲调，美丽而忧伤。我长得比较大的时候，才重新听到这个似曾相识的旋律——《化蝶》。
和我一样寂寞和忧伤的，还有另一位邻家的美貌的姐姐。
这位邻家哥哥回部队后，我经常鬼使神差地往他家跑，他家其实是一个大家庭，也很穷困，家里不止一个老太太。可是我很羡慕那种拥挤，混乱和热闹，好象别人家才是一个好戏连台的剧场。
他的家庭很困难，他的妈妈要靠缝补面口袋贴补家用。缝一只一分钱。我一放学，就跑到他家，自告奋勇地缝口袋。那些口袋经过浆洗很硬挺。缝完了以后，因为揉搓，就变得像僵尸活过来一样，散发着体温。我缝口袋的时候，好象在缝补伤口，总是对口袋很心疼。他的妈妈屡次劝我出去玩，我都很勤勉地表示，要把一屋子的口袋缝补完。最后他的妈妈不得不直言相告：我的缝补技术过于拙劣，害得她屡次返工。
放学的时候，如果在路上见到掉的麦穗，芝麻杆，绿豆荚，我就捡起来，喂他们家的鸡。还有他痴呆的妹妹，我一点也不讨厌她，没事了，就把她放在凳子上，给她唱歌，给她喂饭，哄她开心。
我觉得我比他们家任何一个人都爱他。
一点也觉察不到，我这种超出正常范围的忠诚和热情，令别人多么厌烦。
邻家姐姐经常在夜色中独自哼唱一首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我的女伴对我说，她不要脸，唱“黄”歌。
在一个露天操场上，电影正要开演。我和他的妹妹忙着用条凳抢占座位。我们两个凶悍的少女，横七竖八地为我们的朋友占了一大块地方。这时，一个人隔得远远地举着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他写的，好象我早就等待着一样。心“咚咚”乱跳起来。我假装整理我们强霸的凳子，但是我的眼睛早已脱离我的身体，附着在她手中的信上。终于,他的妹妹把信放在凳子上，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的心又乱跳起来，那封信像长了翅膀一样自动地飞过来停在我的手里。那五六页信纸在我的手里，抖得像振翅欲飞的白鸽。我一目十行地看着，他的字迹非常潦草，加上暗下来的天色，使我无法搞清楚信中说了些什么。但有一段文字，我读到的时候，感到我的眼睛像照相机的闪光灯，“哗”地闪亮了一下，照得那段文字一片惨白。是我心灵的快门把那段话自动地偷拍了下来：那里面肯定有一个女人，他要结婚了，他的未婚妻在别的地方，反正也不是邻家姐姐。
我心里又难过，又怨恨，觉得他背叛了我。幸好这时电影开演了，影片的情节，像哗啦哗啦的潮水，把我心中的沙筑的暗堡慢慢地卷走了。
三年之后，我早就把他忘了。有一个冬天的早上，我正在梦着自己是一个泥鳅，在泥塘里游泳。他的妹妹把我晃醒了。她哭着说，他的哥哥自杀了。就在远处的雪地里，还有邻家的姐姐，他们拥抱着自杀了。
他结婚了以后，有了一个女儿，但是还和邻家姐姐婚外恋。结果她怀孕了。那个时候未婚先孕就等于身败名裂，堕胎是要经过严格的审问的。他们无路可走，只好喝了毒药。
因为天寒地冻，他们完全冻在一起，而且牢牢地焊在地上，根本无法分开。他的妻子本来是来收尸，看了一眼他们的尸首，就走掉了。而那个女孩子的家里一定要把她的尸首收回去单独埋葬。于是人们就端来开水，泼在他们身上，终于把他们慢慢地化开。她被抬走了，而他独自卧在雪地里，身上是开水泼出的轻烟，淡淡的，蓝色的，轻柔的。
过了很多年，电视上刚刚兴起点歌。我在屏幕上看见他的名字：怀念XXX。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仔细看看，没有错，点歌的是他的妻子。是他妻子的名字，而且还有“携女儿”的字样。这一天，一定是他的忌日。那是一首《再回首》：
“再回首
背影已远走
再回首
泪眼朦胧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温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的痛苦寂寞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不尽的长路伴着我
这么些年，也不知她们是怎么过的。我认为，“曾经”两句是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他的追问，告诉他，他辜负了所有爱他的人，他多么自私。
（共23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