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里的活儿容易找吗？
作者：陈寒鸣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0 更新时间：2008-1-2
农民工：城里的活儿容易找吗？
陈寒鸣
这些年，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曾采取种种措施，如发布民工需求信息，以免求职者徒劳往返，也让用工者有工可用，体现出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诚意，但既然劳动力已经根据市场需缺出卖了，劳动力价格也是根据市场需缺来定的，那末，这种政府工作也就只能是一种服务而已，并不能在实际上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对于农民工来说，实际遭遇到的究竟是什么呢？2003年2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刊发该报记者董碧水采写的报道指出，“光凭力气找工作越来越难”，“农民工在沙浙求职遭遇素质门槛”。记者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见到一位斜靠在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上的来自四川的37岁的陈永华，这是位小学未毕业而了外寻觅活儿干以谋生计的小伙子。他一周年买了张站票，与同伴一起从成都一路上赶到上海，再转到杭州。“本想早点出来，找工作做方便些，哪知这么难！”虽然还没过正月十五，但像陈永华一样从各地农村进城的外来务工人员早已开始了新一年的找工作生涯。从2月8日开始，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民工有5000人，中心提供了上千个待聘岗位，但大多数民工文化程度太低，又没有正好对口的技术特长，走俏的是拥有一技之长、富有工作经验的民工，因为大部分用工单位几乎只招熟练工。记者看到，在服务中心用工信息显示牌前，许多民工在认真地寻找着工作。但在企业用工的需求信息上，大多数企业对民工的素质提出了硬性要求，要求有初中以上学历，且有经验的熟练工。据杭州市劳动部门的有关人士介绍，今年杭州许多企业春节后虽将招用部分农民工，计划招工人数比春节前用工量也会有所增加，但这些用工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印刷包装、建筑施工等和餐饮服务行业，用工企业中70%的岗位需要熟练工；71%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水平，其中19%要求具备中级工职业资格，93%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34%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实，不仅在杭州，而且在其他地方情形也大体如此。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春花?前后对该市78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企业对技术工人的用工量占到了总用工量的75%，比去年上升了5%。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求职的艰辛颇有体会的小付对记者自我介绍道，他来自河南南阳，到杭州已3年了，干过不少工作，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今年过年都没回家，为的就是早点了解行情。“现在看来，能找到六七百元的工作就算不错了”。又有一位来自安徽的青年农民民说：“称心的工作难找，因为我们没有资本啊！学历不高，技术又不行。”实际上，杭州市今年供需矛盾仍然很突出，熟练工人、高级技工等技术性要求高的工人非常少，一方面打工者求职难，另一方面企业也招不到所需要的人。温州眼镜生产厂家的成品管理、割片、机械待业的刨床、铣工及仓储管理、统计、财务人员都告急，但基本上招不到好的技术工人。据有关人士介绍，过去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我从事般运、勤杂等力气活儿，而目前的岗位需求主要集中在城镇加工业。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含量高、工资收入高的岗位不断出现，在这些岗位的竞争中，劳动力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外来民工的激增，用工单位对外来售货员的要求也水张船高。据了解，2002年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突破了60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15%，而2002年要求熟练工的比例已经骤升至60%，要求高中学历的比率也比2001年上升了20%。记者注意到，从去年开始浙江全面推行的待业素质准入和职工资格证书制度，也对民工找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农民工想要从事某种工作，必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证书和上岗证书。杭州市劳动部门建议广大农村务工者，要对照各城市的岗位需求、用工条件和招工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出行，避免盲目外出、徒劳往返。杭州市劳动部门的告诫、劝谕是真诚的，但一方面城镇企业确实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了，又嫌其没有学历、技能低下，拒之门外，置于死地，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何家的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在如实公布就业信息的同时，对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呢？
政府既不统一组织劳动、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进城农民工就只能自己想方设法地去寻找工作，谋取求生计了。这样，便出现了下录几篇报道中反映出来的状况：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刘铮
19岁的黄印，靠在北京崇文门路边的墙上，希望有个招工的老板过来，能给他一份不错的工作。
据北京市劳动部门统计，全市大约有2.8万农民工。在春节过后的返城高峰中，平均日进京量大约有10万人左右。
按照黄印的经验，要是在元宵节后，工作就不好找了。2月4日，他连夜乘坐火车，从老家四川江油市的农村赶到北京。说是“坐”火车，其实是站了一路。
北京的崇文门、木樨园、六里桥等地是交通枢纽，近年业形成了“马路劳务市场”。每年春节过后，很多的农民工都聚集在这里，有的身上挂了自制的“厨师”、“锅炉工”等小纸牌，进行自我推销。
有关资料显示，北京有几百家正规劳务市场和职业介绍所，但由于这些地方手续繁多且信息传达不畅，很多农民工就选择了这些“马路劳务市场”寻找工作。黄印说：“北京我一点都不熟，我不知道哪里还有劳务市场。下火车一问，路边的人就告诉我，崇文门这边就能找到工作。”
“北京太大了，我一来就发懵，不知道东西南北，更不敢乱走。”第一次来北京找工作的张忠在旁边插话。
张忠是吉林省农安县联合村人，34岁，还没成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能挣笔钱，回家娶媳妇。黄印、张忠他们充满希望地来到北京，没想到今年的工作不好找。张忠原来在家里烧过锅炉，他希望能重操旧业，一些建筑工、维修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也都行。“现在工作很难找，对我们这些干体力活的人，报价都是每月300块、400块，但我觉自己应该拿到1000块。”张忠脸上露出了无奈之意。
40多岁的秦皇岛农民王玉芬先是找了家职业介绍所，交了200元，被推荐给一个服装厂，说是500元一个月，但跑到厂子一问，才给300元。“我再也不信他们了。”王玉芬说。
“现在，很多中介信息都这样骗人，还有的人干了一年，领工钱时，老板却逃之夭夭，我们一分钱都赚不着。”黄印说。
（2004年2月12日《中国青年报》）
骗钱的“黑中介”让农民工害怕，收费的职介所让他们却步，或许只能去马路市场碰运气——
农民工求职为何青睐“马路市场”
本报记者 白天亮
冷清的职介所、热闹的马路市场
4月1日的北京市东城区职介所，三个求职者站在电脑前，触摸、查询。几位工作人员刚吃完午饭，正在闲聊。
“我看这儿也找不着什么活儿。”甘肃来的不郝在电脑前查了半个多小时，正准备离开。他是听说政府办的职介所信誉好来这里的，来了才知道，这里对农民工并不适合。“你看，外地工来求职要拿身份证、暂住证、学历证明。这也没什么，关键是还要‘总量控制，素质准入’，得有‘相关技术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太高，太麻烦”小郝指着门前的公告牌直摇头。让小郝心里不平衡的还有，政府办的职介所对城市失业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对农民工却没有这样的优惠。“我想到崇文门、六里桥去碰碰运气”。
小郝说的崇文门、六里桥，是在农民工中大名鼎鼎、多年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尽管4月已不是外来劳动力求职的高峰期，但崇文门三角地还是有几十名农民工靠墙根，等着雇主。
家在河北赞皇的老焦到北京打工已8年，最近3年他的每份工作都是在崇文门找的。“在这儿找工作不花钱，不用交这费那费，也不用准备这证那证，方便。”老焦吃过“黑中介”的亏。“有一次，交了两百多元钱，也真介绍了份工作，可干了一星期就被辞退。还有一次，交了钱，不停地介绍工作，可没一份成功，过了3个月不介绍了，钱也不退。”在老焦看来，政府办的职介所“高攀不起”，民办的职介所又担心“上当受骗”，还不如蹲路，尽管蹲马路也存在许多隐患。
在马路市场碰运气的农民工大多有着和老焦一样的想法。对于政府称之为“非法劳务市场”并时时清理，他们不大理解。毕竟，有不少老乡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清理了，让他们去哪里求职？
农民工就业服务不到位
我国有2万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各种民办的职介机构更是数不胜数。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已搞了5年，每年的春节前后，各地都要清理职介市场。可为什么“黑中介”欺骗农民工的事件仍屡屡发生？马路市场仍成为众多农民工无奈的选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市场处处长尹建堃告诉记者，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迅速，但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仍存在许多不足。
政府创办的职介所，承担着公共就业服务的职能。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凭着相关证明可以到那里接受免费的职业介绍，其所需费用，由财政补贴。但这项优惠不面对农民工，大多数政府办的职介所要收取农民工一定的费用，以维持正常的运转。此外，这类职介所受地方政策约束较强。例如外来工应聘必须备齐几类证明的要求，职介所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也是农民工觉得政府所办的职提所高高在上，没有考虑他们实际需求的原因。
民办的职介所则一直存在着混乱的现象。由于用工不规范、大量企业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这给了职介所和用人单位相互勾结、提供虚假信息、骗取求职者钱财的机会，滋生了大量“黑中介”。职业介绍所多头审批的问题也多年未得到解决。劳动、人事等多个部门都可以审批职业中介机构，有时候一家职介所因违规行为被这个部门取缔，没过几天又经另一个部门审批重新成立。各地普遍存在批而不管、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规范管理是关键
外来劳动力集中的温州市，也曾面临“黑中介”泛滥，农民工路边找活儿的状况。但现在，农民工到温州都知疲乏哪儿求职，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投诉大幅下降。温州的做法可以概括为“民办职介所统一管理”——由政府开办一个大市场，将所有的民办职介机构集中在市场中，政府执行管理职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秩序，协调处理有关争议，不收管理费，只收基本水电费。政府还将职介机构按服务实效来分级定量予以鼓励，同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自从集中管理的办法实施后，民办职介所提供虚假信息坑蒙拐骗的事很少发生。
尹建堃告诉记者，政府不可能为了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而把职介务包下来，民间资本参与职业介绍是必需的，关键是如何进行规范管理。温州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集中管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集中资源，便于求职，使农民工一进城就知道去哪能儿找工作；另一方面便于管理，以更好地维护求职者的权益，打击各种欺诈行为。
当然，集中管理的一个前提是政府必须予以适当的投入，有场所以及日常运转所需的资金。有机构测算过，如果每年有1000万农民工进城求职，政府提供这样的管理服务需为每人投入50元。这笔金额虽然不低，但有不少专家认为，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流动的畅通会使岗位的效益得以充分发挥，为农民工谋得福利的同时也促进经济的发展。
此外，从城乡统筹就业的角度讲，农民工也应该获得与城市求职者类似的服务。政府创办的职介所也可以考虑为农民工提供名免费的就业服务，并简化手续，方便求职者。
在当前职介市场仍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尹建堃建议，为避免受骗，农民应尽量到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找工作，例如政府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所。对于民办的职业介绍所，要注意“三证”是否齐全，即职业许可证、营业执照、收费认可证，并且这结证件须上墙公示，并兴注有举报电话。此外，农民工求职时不要轻易交纳费用，要尽可能与用人单位面谈，拒绝高薪诱惑。
（载2004年4月7日《人民日报》）
农民工就业确实成为了一大问题。劳动权本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党和政府既然不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那末，公民劳动权利的实现就失去了制度上的保障。政府所办的职介所，门槛高、收费多、手续繁，农民工望而生畏。民办职介所黑幕重重，2004年宁波民调显示：
七成外来工受过职业中介骗
调查者建议，建立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严格规范职业介绍行业的从业行为
记者 董伟 通讯员 范建霞 金小天
一份对职业中介和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显示：职介无证情况严重，非正规职介的比例高达77%，72%的外来务工者遭遇过职介欺骗行为。这一结果不仅让调查宁波社情民意调查办公室、城调队感到意外，也让所有人都触目惊心。
调查者在宁波市职介经营户相对集中的鄞奉路75号职介市场，调查了当营业的35家职业中介机构，只有1家按照劳动部门的规定“三证”（职业介绍核谁证、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上墙，而鄞奉路沿街而设的26家职介机构中，也只有13家属于合法经营的正规中介。非正规职介机构大量在并混杂于正规职介之中，有的不仅没有做到“三证上墙“，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没有。
调查进一步了解到，一些非正规职介经常今天开明天关，不定期、不定时的出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给劳动部门的检查和取缔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仅侵害了合法经营户的利益，也扰乱了整个职介市场的秩序，更是给外来务工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调查者通过对400名外来求职人员进行的随机问卷调查发现，72%的外来务工者遭遇过职业欺骗行为。其中，57%的人遭遇过“招聘工资与实际工资不符，待遇差别大”，去之前说得天花乱坠，故意抬高工资和待遇条件，以吸引求职者的兴趣，去之后却发现冰火两重天；43%的人遭遇过“用人单位已经招满了，还故意介绍过去”，明知不可能仍然先宰一刀，把职介费拿到手再说；18%的人遭遇过“工作内容不相符”，说是去“拉磨”，其实是去“耕地”；18%的遭遇过“给假地址，空跑一趟”，不仅工作没找着，而且由于得不到用人单位的盖章和说明而无法退还中介费；11%的人遭遇过“和自己人套好，用假电话假装和用人单位联系”，蛇鼠一窝唱双簧，电话两头是一头。调查归纳说，非法职介机构欺骗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为三类：虚假信息，打假电话和给假地址。求职者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加小心。
据有关方面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总量将超过3亿。而这一庞大人群步入城市获得第一份工作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中介所”（调查显示，52%的外来务工者是通过“中介所”来找工作）。但是，由于政府开办的劳动力市场很少能够给外来务工者提供“称心如意的工作，丧失了应有的吸引力，再加上中介行业暴利诱惑和门槛较低，促使个体职介机构遍地开花，非法职介便混迹其中，使得本身就能力有限的外来务工求职者难辨真伪，受骗上当在所难免。
调查者在向20名个体职介经营者了解情况时发现，通常情况下，一家职介所一天的求职人数平均为57人，一般平均一天可以介绍8个工作。每个月的营业收在旺季平均为5100元，淡季平均为2.50元。除去房租、电话费、民工工资、税费等运营成本，旺季时可获纯利3000元，淡季也有569元。利润率在旺季达到55%，即使在淡季也达到了29%，平均利润率为50%。如此高的利润，相对低的风险自然诱使众多人投身其中。
调查建议，有关方面加紧建立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严禁格规范职业介绍行业的从业行为，严厉打击非法职介和职介过程中的非法行为，开展免费的职业介绍专场等措施保护外来务工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见2004年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这就使得来自农村的务工求业者，不得不到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上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将自身唯一拥有的劳动力出卖掉。这实在是农民工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啊。共产党领导人民搞社会主义，理应有计划地组织并安排劳动者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哪能让劳动者成为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商品，任其“自愿”选择到职介中心或马路劳务市场去寻求活计？这是在把劳动者当主人吗？这是在搞社会主义吗？说“政府要尊重务工者的意愿”，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劳动者有甘做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意愿吗？
不是主人的劳动者，也就只能受尽资本家的摆布捉弄了：
福州蔓延农民工就业“百日现象”
部分企业开始重视员工归属感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一种“百日现象”正在福州市各个急需大量农民工的企业中蔓延。“百日现象”是指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个企业内通常都呆不满3个月试用期，就又跳槽到另一家企业。
长期接触外来务工者的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职介经理刘文凯认为，“百日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更加主动和针对性。同时，这也反映出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归属感上还做得远远不够。
刘文凯说，目前由于用工紧张，很多企业为了招到工人，就发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薪”招工信息，这就直接造成大量外来务工者从一家企业流向另一家企业。
但在3个月试用期内，这些跳槽的外来务工者拿不到工厂当初承诺的“高薪”，他们又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这种“百日现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而且还引发了用工紧张的恶性循环。
刘文凯说，近两年来，年龄在35岁以止的外来务工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的外来务工者。从劳动就业管理中心登记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年龄大都在18岁---35岁，大多数人是高中学历，拥有大专文凭的外来务工者也为数不少，这与老一代农民工没有文化和技能的情况截然不同。
新一代农民工的择业观念跟他仍的上一代也有明显的差异。由于企业缺工现象的持续出现，这些有文化和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时的范围大大拓宽。刘文凯说，为理想、为兴趣、为家庭、为自我……利种职业动机在新生代农民工尚不成型的价值体系中竞相发挥作用。
目前，“百日现象”已引起福州市一些企业的重视，有些企业已经出台相关措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留住外来务工者。某个从事加工业的大型企业办公室主任说，为了能留住外来务工者，该企业积极开展了各项文娱活动，成立谈心社，开通“知心大姐”热线，旨在培养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
这位办公室主任还介绍说，企业的一些基层干部，如班长、组长，乃至中层干部，都是从基层的外来务工者中提拔的，而这一举措受到了员工的广泛好评。
“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某研究员指出，与大企业相比，一些中小企业更需要增强这种观念。只有这样，企业用工紧张的情况才能得以缓解，企业的生产才能稳定开展。
造成所谓农民工就业“百日现象”蔓延的原因，在于目前“由于用工紧张，很多企业为了招到工人，就发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薪’招工信息，……这些跳槽的外来务工者拿不到工厂当初承诺的‘高薪’，他们又会跳槽到另外一家企业”。老板骗人，工人上当，白做试用期，被迫跳槽，再次上当。居然还有人把这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下出现的现象称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新业选择更加主动和有针对性”，真有些莫名其妙。
似乎是同福州“百日现象”相互辉映，广东则出现了另番景象：
珠三角出现“临工集团”
----市场机制下订单工业劳资博弈激烈
王竞 刘小京 罗沛霖
一天，广东省东莞市H镇YF服装厂的向老板接到了一个来自海外的新订单。这是个新客户，要求加工某个品脾的裙子，难度比较大，而且活儿要得很紧，当然，利润也相当可观。客户在电子邮件中强调说，只要做得好，以后类似的合作将会源源不断。
让向老板头疼的是，他们厂已经半年多没有招到合适的新工人了。最近厂里赶工赶得紧，现有的工人累病了不少，再要求他们加班很可能出大问题。
YF服装厂是一间只有七八十名工人的工厂。规模不大，但制衣设备还算先进。向老板是个大学毕业生，通过同学、朋友的关系，可以从海外直接拿到订单----这在整个H镇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
向老板盘算了一下，拨通了曾在YF厂工作过的工人阿俊的电话，求他在这紧急关头帮自己个忙。
“行，没问题，放心吧。”阿俊满口答应。
放下电话，阿俊一一翻看着手机里的通讯录，拨通了一连串的电话。没过多久，他就顺利地联系到了30多个“兄弟姐妹”，有老乡，有旧工友，也有老乡的旧工友，或者旧工友的老乡。
第二天，阿俊和这些只拎着简易行李的工人一起，钻进了YF厂派来的小巴。
半个月后，这批货顺利完工。阿俊和30名“兄弟姐妹”拿着刚刚领到的工钱从YF厂走了出来。两个女工立即去了超市，几个男工走向网吧，还有人回家睡觉。阿敏夫妇把钱存进了银行，他们得给儿子日后上学留点儿钱----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在工厂里打工一个月的工资。阿俊开开始忙着联系其他老板，看看有没有做不完的订单，有没有因赶工需要而临时增加工人的打算。
在珠三角，服装业内部管这些因为赶工需要被厂家临时雇用的工人叫“临工”。阿俊是一群“临工”的负责人，叫“临工头儿”。一个“临工头儿”和他所能调遣得动的“临工”们就组成了一个“专业临工集团”。
“临工”往往都是熟练工，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干起活儿来速度快，质量也不错----这是他们的“法宝”。他们不是固定地待在某一家工厂里，而是根据“临工头儿”的调遣，哪家工厂有活儿了，就往哪家工厂跑，干完活儿就拿钱走人。如果没有活儿，他们就待在自己租的房子里。
“专业临工集团”规模不一，大的数百人，小的只有几个人。仅在H镇的服装行业中，“临工”人数就大约有五六万。“专业临工集团”的服务宗旨被明确地写在“临工头儿”的名片上：以高水准的技术、雄厚的实力迅速完成客户的要求。
当临工----
他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
“临工”产生于珠三角的订单工业。订单工业的特点是淡旺季明显，一接到订单就要在客户规定的期限内交货。赶上淡季，厂子里的工人没活儿干闲待着；到了旺季，时间紧任务重，义手又不够，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工厂，即使工人连夜加班，也不一定能完成订单---在这种情形之下，聘用“临工”，支付给他们更多的薪水，对不少老板来说是笔划算的买卖。
在“专业临工集团”产生之前，“想多赚点钱”的熟练工人从工厂里出来，开始在市场单打独斗。阿俊的第一次“临工”经历，让他拿到了比在工厂里高出一倍的工资----阿俊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更有效的致富路。
在无数个“阿俊”反复实践这种行为的过程中，“临工”出现了。当他们向自己的老乡、旧工友传播这种经捡，并带动他们一起“出来干”的过程中，“专业临工集团”的组织形态逐渐清晰。
这是外来工们自发组建并且成功实践了的经验，大批熟练工纷纷跑出工厂，“专业临工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
对于工人来说，当“临工”除了可以增加工资，还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自由和闲暇。他们第一次有了选择权，可以根据身体状况和心情来决定接不接这活儿。“觉得累或者不想干，就再等下一批”，“可以天元半个月干半个月”，“反正活儿是干不完的”。在轻闲得多的淡季，“在工厂里也Ê待着，不如出来玩玩逛逛”。
做“临工”的另一个好处是：工资是有保障的，干完一批活儿马上就可以拿到事先说好的工资。而原先在工厂里，老板为防止工人辞工，往往要压3个月的工资，而且常常东扣西扣就没剩多少了。
学手艺----
工厂成了“临工”训练场
一个行业里能否出现“专业临工集团”，往往同这一行业的规模和行业技术的通用性有关。笔者了解到，目前，“专业临工集团”主要活跃在广东省东莞市的服装业和电子业中。
做“临工”是讲究资格的。手艺好、技术全、不惹事，都是做稳、做好“临工”的前提。于是，在“临工模式”的引诱下，尚在工厂里干活的生手为了这一资格不懈努力着。
“给一家工厂做工，只能对这一个厂的货比较了解。如果要跳到别的厂去，货不同，技术肯定就不行了。所以，一般的初学工，只要学到一点儿技术，就会跳出来，到别的厂去练。这样连续跳几次，熟悉了各种各样的货，出来就可以当师傅了。这时候拿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出30%---40%。”一名“临工”向笔者讲述了这一模式的“秘密”。
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学到各种技术，然后走出工厂成为“临工”赚更多的钱。在这种思路下，新鲜的“临工”源源不断，直接后果就是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大规模频繁流动。工厂由此变成了“临工”的训练所。
攒人脉-----
“临工”走上集团化
有了供给和需求之后，大大小小的“专业临工集团”开始不断涌现，这一群体也开始了组织化、集团化的进程。
在“专业临工集团”中，有脱产的“临工头儿”专门在各厂中间联系单子，也有半脱产的“中层”负责联系“临工”，并监督他们工作。在较小的“临工集团”中，这两项工作往往由同一个人担当。
“临工头儿”一般都是最早的“临工”，在珠三角的服装业干过七八年，不仅技术熟练，对各类服装的生产要求和价格也都很在行----这是他们拟直接和工厂老板谈订单的前提。
除了过硬的、全面的技术，“临工头儿”还必须拥有足够多的人脉。在他们的通讯录里，联系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工人和老板，也就是劳方和资方。
一开始，“临工头儿”通过在工厂里打工的旧工友得到消息，了解哪家工厂有做不完的单子。现在，他们也会跑到各个工厂去，留下自己的名片，或者按照东芜黄页上的电话号码绘每家工厂发传真，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同时，他们还和工厂的部门主管保持联系，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小心地经营着各种关系。
“临工头儿”能联系到的“临工”多是他们的亲戚、老乡、熟人或旧工友。“临工集团”是松散的组织，一个“临工”可能同时加入不同的集团。但每个“临工头儿”都会有几个好兄弟，这些人只属于这家“临工集团”，干活儿或有事时随叫随到。他们一般都是“临工头儿”的亲戚和熟识的工友，技术过硬，关系牢靠。“临工头儿”将他们视为骨干，安排在中层的位置，甚至参与分红。
谋利益-----
“临工头儿”维持劳资平衡
组织化的同时，“临工集团”成员的收入也逐渐制度化。
“临工”的工资通常是工厂工人的两倍，最多能达到10元/小时。“临工头儿”根据工人的工钱抽取7%---10%的提成。工价和提成都是“临工头儿”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工厂要比工厂的工资高，同时也要保证工厂老板有利可图；抽取少量的提成是工人可以接受的，但“不能瞎要价，工人们互相传，要多了就不跟你干了”。
几年来，“临工集团”顺利发展，没有老板拖欠工资。同行之间也基本没什么冲突。
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临工头儿”群体起着特殊的作用。虽然没有厂房、水电、食宿、税收等各种成本，也没有订单的压力，但“临工头儿”还是肩负着双重责任：对老板的活儿负责，对工人的工资负责。一方面，他们代表工人跟老板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冬作为管理者来监督工人干活儿的质量。
笔者采访过一个“临工头儿”，他曾因为看错了图样纸，生产出来的货达不到老板的要求，被拒付工资。无奈之下，他只结四处借钱，自己支付了工人的工资，而且毫无怨言。
全徊负着双重责任是“临工头儿”这一“代理阶层”得以生存的基础----他们以此来赢得工人和老板的信任。换句话说，他们在对自己利益的算计中，也同时维持了工人和老板间的利益平衡。
想对策-----
工厂老板见招拆招
为了按时完成订单，工厂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请“临工集团”帮忙。虽然老板和“临工”谁也不喜欢谁，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在全球化背景下，二者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只不过，“临工集团”的出现使工人在与老板的博弈中占据了些许主动。
在订单工业体系里，订单做不完，或者完成得不好，对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面对“临工集团”出现的新局面，一些小厂还没想出对策，就因为缺工倒闭了。更多的工厂为了争取订单、完成订单，不断地想出新对策，以应对“临工集团”带来的人力短缺。
据笔者观察，老板们的对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改进技术，减少用工数量。在采访中，一名老板告诉笔者，他打算投资买一套上百万元的机器。“那样一套系统下来，一条牛仔裤只需要7个人就可以完成，整个车间就7个人！”他说：“投资那个设备完全值得，现在的劳动力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而且，工人太难管理了。”另一名老板则认为，引进TPS生产模式（TPS是一种在多品种、小批量混合生产条件下，高质量、低消耗的生产方式，其核心原则是“彻底消除无用劳动和浪费”以及“不断进步”。----编者注）效果更佳。为此，他重新整理流程，调整工序，有选择地合并流水线，使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多条流水线，从而减少工人数量。在持续缺工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不得不悄悄地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第二种对策是转移工厂地点。在珠三角地区的服装业内，大部分工人都是女工。那些已婚妇女为了有更自由的回乡探亲时间，往往更愿意选择当“临工”。前不久，YF厂的老板在四川新开了一家工厂，就地招收女工----她们可以天天回家。“四川劳动力丰富，农民工也不会总吵吵着涨工资。”这名老板告诉记者。
在经历过新的一轮市场洗牌后，工厂老板在与工人的关系中重新占据了主动。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工厂老板们依然为拿到订单、完成订单而奔波。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股新的力量----“走业临工集团”，开始与工厂老板共同分享从跨国公司和大代理商手指缝里流下来的那一点点利润了。为此，他们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
（200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尤其是东莞，几乎都是给境外的企业生产。在整个利润分割的过程中，民工处在利益链的最末端。”在“世界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们，“他们认为自己无根、无助、无望”。他又分析道：“‘临工集团’是个很隐蔽的群体，外界可能并不察觉。‘临工’是附着在民工群体上的，是民工内部的分化。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民工从普通民工中分化出来，成为‘临工’，可以跟老板讨价还价，获得更高的报酬。同时，在‘临工集团’内部也有分化，最早的‘临工’往往成为‘临工头儿’，负责组织‘临工’，联系企业。”这“是民工对社会生态环境认知的结果”。（《临工集团是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见200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其实，被视为新生事物的所谓“临工集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临工头儿”不过是新的包工头，“临工”则仍是雇佣劳动者，只不过因其工作经验丰富、技术熟练，较之普通民工多拿点工作薪酬而已，----不过是“世界工厂”中国的一条可怜的风景线，它的出现掩盖不了中国工人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事实，因为这些“临工”仍是在中外资本家雇佣下从事“另类劳动”。
严峻的就业压力、非人的待遇，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们造成巨大的精神苦痛，以致迫使一些本想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而谋求生存的农民工步入人生歧途。下面这篇报道就典型地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
7日4日，正在北京的《南方周末》记者傅剑峰，接到一个叫阿新的打工青年从东莞打来的电话：如果两三天后再不能找到一个完适的工作，他只有加入“上映帮”（一个犯罪团伙）了
谁能帮助他
本报记者何磊
从北京飞到汕关，见到阿新是7月6日晚上10时多。才下班不久的弟弟阿海，陪他一起来到记者的住处。阿新不时用手勾一下挡在眼前的长发，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一边低着头玩弄着弟弟的手机，然后再猛吸一口香烟。
7月4日，正在北京的《南方周末》记者傅剑峰，接到一个叫阿新的打工青年从东莞打来的电话：如果两三天后再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只有加入“上映帮”了。
阿新是谁？上映帮是干什么的？当时记者正和傅剑峰在一起。
今年年初，得剑峰曾在阿新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过他。这个村的部分外出打工者，加入了一个专事打劫---“上映帮”。因为他们抢劫时，经常将被抢者的手砍掉在地，所以深圳一带的市民私下叫他们“砍手党”。
“徐富兵的右手没有抓住他心爱的手机，因为他的右手已经连手机一起被砍在了地上。可是他的要子陈信荣还在前面拚命追那5名抢走她100元钱的持乃歹徒”。傅剑峰在他的调查报道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这是去年12月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永口附近的一起抢劫案。警方破案后发现，这许多作案手段类似的劫宗，正是“上映帮”所为。
为了弄清“砍手党”的真相，时任《南方都市扳》记者的傅剑峰通过广东警方的帮助，找到了“上映帮”的源头----人均实际收入不到500元的温江村。当时，阿新因为工伤，正好在家乡修养。
已经被广东警方抓获或击毙的几十个“砍手党”成员，大都是阿新儿时的伙伴。他们中许多人还没读完小学就出来做工了。
2000年，刚满15岁的阿新，初二还没存读完，就被父母带到深圳打工。之前，大他两岁的姐姐也像这样被带出来了。家里只留下爷爷奶奶和正在读小学的弟弟。
阿新已记不清自己究竟在多少家厂子里做过工了。总之，跳来跳去的一家5口，爸爸妈妈姐姐在深圳关外的工厂，他在东莞，弟弟在汕头。
前几年，许多加入“上映帮”的同乡，经常到阿新的住处来玩。他们有钱的时候，甚至一天可以花掉上万元；没钱的时候，会来阿新这里讨一碗面吃。
阿新说他尽量躲着他们，但还是经常会动摇：自己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就五六百元钱，抽烟吃饭打电话之后，也就剩不了多少了。而他们一天就可以花掉1万元。他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才能攒这么多钱。
当然，他更清楚，许多同乡走的那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去就下不来了。不久前，深圳警方到他们乡抓走了十几个人。据说，以前笛次做完较大的案子后，“上映帮”的人都会回家乡躲一阵子。
两个多月前，因为工厂不景气，工资发不出来，阿新辞掉了工作。之后，没有经济来源的他一直在东莞找活儿干。可是，条件好点儿的工厂有很多人等着进，他根本不敢奢望。条件差些的，他又不愿意去。
“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才500块钱。工厂连个电风扇都不装。谁愿意去呢？”阿新说。
自从见过博剑峰和他写的报道后，阿新认为那是惟一把他当人看的城里人。所以，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他都愿意给傅剑峰打个电话。
姐姐结婚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傅剑峰。“阿新的性格有点忧郁，很少见过有这么高兴的时候。”傅剑峰回忆说。三天前，正在北京采访的傅剑峰再次见到阿新的电话。这次，他说自己快走投无路了，没办法的话，就只有和“上映帮”的同乡在一起了。当天，传剑峰多次打电话劝解他，“要三恩而行”。
或许是傅剑峰的劝告起了作用，阿新第二天就到了弟弟所在的汕头市潮南区。
今年刚满20岁的阿新，说话的时候，经常伴随着轻微的咳嗽。那是他在一家塑料制品厂做工时落下的病根。一个正处于贪玩年龄的孩子，却不得面临每天至少做工12小时的残酷现实。尽管总是睡不醒，但阿新还是会经常晚上出去和朋友喝喝酒，或是到网吧上上网。
阿新让记者到酒店门口来接他进去，他说害怕到这利“高档”的地方，他受不了保安和服务员那种怪怪的眼神。其实，此时的阿新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花衬衫，和一条样式新颖的裤子，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民工”。
“你知道我们进城来是为了什么吗？钱。哈哈。可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我们上12小时的班还没有节假日，春节才有两天假，你说我们怎么样？”这是见面之前，阿新发给本报记者的手机短信中的一条。
在有关“上映帮”的采访中，傅剑峰一直不明白的是，抢劫者为什么一定要砍断人家的手呢？从许多案例的实际情况看，被抢劫者没有过多反抗，但他们的手却被砍断了。
从那些被抓获的“上映帮”的嘴里，傅剑峰只能得知，“反正就是很多人在一起，乱砍一气”。但通达大量采访后他发现，这些曾在城里打工多年的犯罪者，潜意识里有着对城里人的某种仇恨。
无论是阿新还是阿海，都不愿意再回到那个贫困而落后的家乡了。他们的心，已经属于车水马龙的城市。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每天早7时到晚7时连个节假日都没有的做工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父辈们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养家盖房子，阿新和弟弟却不是，他们“做乞丐也愿意留在这个城市”。然而，他们不知道，有哪个城市容得下他们。
今天一早，阿新去弟弟帮忙联系的一家工厂“试工”了。他说，如果这次再不行，他就会换掉这个手机号码，再也没人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阿新、阿海为化名----记者注）
后记-----他还是出事了
记者7月6日采访阿新时，他说第二天要去一家工厂试工，并约好回来后继续接受记者的采访。7月7日18时左右，记者接到阿新的弟弟阿海的手机短信，称据老乡讲，当天阿新并没有按计划去试工，且不知去向。
7月9日下午，傅剑峰突然接到了阿新电话：“我出事了！我想去自首。”
7月10日凌晨，在《南方都市报》陈文定等记者的陪同下，阿新到深圳圆岭派出所投案。据陈介绍，7月8日，阿新所在汕头市峡山镇南里村的制带厂的主管说要辞退他，并说了些让他感觉污辱的话，正在宿舍里的阿新顺手操起刀子，将这位主管刺死。
（2005年7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像“阿新”这样年龄在18至25岁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当然会有着不同于其父辈的思想观念、行为与处世方式，对之进行专门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建设，还是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都是靠工人阶级来完成的，这就要求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工人。但是，资本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赚钱，故其在为赚钱而当雇工生产的时候，给出的工资是越少越好，雇用的工人也是越少越好。这就使“阿新”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有了工作也就月工资500元，勉强维持基本生计而已。无法找到工作、难以生存，于是“上映帮”出现了，“阿新”们便萌生出投奔“上映帮”的念头。在一个逼得大多数人活不下去的社会里，在一个把人的手指一箩框一箩框轧下来的环境中，“阿新”们终于不再沉默，不愿再忍气吞声地为“社会和谐”而作出牺牲；他们要去参加“上映帮”、要砍人手指去了。这是简单的“仇富”或是“潜意识里有着对城里人的某种仇恨”之类心理所能解释的吗？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又是谁之过？记者问得好：“汕头乃至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全国各个城市，是否真正摸清了这些新生代民工的特点，是否将农民工市城化的问题摆在了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呢？”是啊，只重招商引资而轻忽乃至贱视农民工，算是在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能够建构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吗？
一方面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因而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要想顺顺当当地找个工作实在不容易；另一方面，居然出现了“民工荒”。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内涵着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问题。如何看待并应对这问题？考量着党、政府乃至工会组织的立场、原则以及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还是先通过有关报道来看看这方面的实况并对之略予评析：
广东企业用工缺口继续扩大
月薪千元难解民工短缺之困
农民工收入增长不抵支出增长的幅度
新华社广州12月14日电（记者 钟玉明）广州省统计局农调队最新调查显示：广东企业为农民工每月支付工资1066元，缴纳社保金100元，但依旧未能摆脱民工短缺的困扰。
此间人士认为，除提高工资外，企业还需研究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特点，及时转变生产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广东省统计局农调队11月在广东抽样调查了20家企业、200位农民工和9家劳务中介机构。调查的企业全都是非公有制企业，有20多人的小厂，也有6000多人的大厂。这些企业中90.4%的员工是农民工，其中八成以上是外省农民。95%的农民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平均年龄为28.3岁。
被调查企业的农民工每月收入平均为1066.4元，比去年增长3.1%。调查显示，农民工每月平均总支出为496.3元，比去年增长5.8%；其中吃饭费用为207.2元，住宿费60.3元，电话费64.9元。平均每月寄回老家的钱是240.9元，比去年增加2.9%。
1066元的月薪比广东省政府规定的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高出56%，但这类企业依旧不能摆脱“民工荒”困境。被调查的20家企业中缺少员工的有11家，每家平均缺工8.8%，最多的缺员达五分之一。
调查显示，招工不足已经对企业造成较大影响。12家企业表示“影响按时交货和企业利润”，5家表示“影响企业信誉”，3家表示“不敢放手接大单”。
被调查的劳务中介机构反映，广东的“民工荒”属于增长型短缺，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而劳动力供应未能及时跟上。今年1——10月，企业用工需求登记人数为255.55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7倍，而同期求职登记的民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21.3%。
据介绍，除工资问题外，“民工荒”还有一个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农村新生劳动力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知足常乐。
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农村孩子，相当大部分也跟城市孩子一样，属于“从校门到校门”的一代，很少从事艰苦的农务劳作。除了不满低工资外，工作耐受力弱使他们不愿意当“打工仔”。
广州日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有6000多人的大型外资企业。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曾在广西百色地区资助了一批贫困儿童，由小学读到高中。今年公司到百色招聘，勉强招来3个，工作三个月后相继辞职。”
（2004年12月15日《工人日报》）
福建沿海民企遭遇“民工荒”
新华社福州5月16日电（记者项开来） 今年入春以来，与其他地区大量农民工因找不到工作而滞留诚市街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莆田等地，众多中小民企却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在石狮、晋江等民营经济重镇，路边劳动力市场的招工摊子、满街的招工广告成了当地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民工荒”已成为当地民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5月中旬，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曾发布了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报合显示，福州、泉州、莆田等市劳动力市场均呈现求大于供的状况，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成开工不足。而这些城市无一例外属于福建省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中，仅泉州一地最严重的缺工就在20万以上。晋江市位居全国县城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第5，区内民营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大大小小的企业有1万余家，形成了制鞋、陶瓷、食品、玩具几大支柱产业，每年吸纳70万左右的外来农民工。但福建省企业调查队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春节后晋江市大部分企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一85%，其中陶瓷企业的开工率不足50%。
有着“中国休闲服装城”称号的石狮市，人口只有30万，但外来工就有20多万。石狮市有企业5000多家，外来农民工构成了当地企业最重要的用工来源。缺工问题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在石狮市香江路临时招工点，小璐璐制衣有限公司的小李片诉记者，春节后很多工人没有再回来，明显感觉到今年来石狮的农民工少了。公司派她在这里设摊招工已经有1个多月了，但还是没有招满。江西农民孙克协说，他原在一家叫“巧夺”的运动服装厂做工，去年这个工厂还有100名工人，但今年只剩下30多人。严重的缺工问题使企业间争夺工人的竞争加剧，不少企业的招工人员明确表示，每帮助招1名工人，支付100元酬金。
（载2004年5月19日《中国青年报》）
“民工荒”现象不仅在持续，而且呈地域上的蔓延之势。如2005年5月18日的《工人日报》就有篇报道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民工荒开始向西部蔓延
新华社记者 郭立
工厂纷纷张贴招聘工人的启示，连续参加劳动力招聘会却招不到工人，企业和工人签劳动合同却遭到拒绝----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由于农民工观念的变化，西部工业的加快发展，重庆一些地区出现招聘农民工困难的现象。
民工荒西进重庆
重庆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成为拥有530多家纺织企业的专业镇，主要生产中低档的白坯布。企业发展需要大量民工。据了解，这530多家纺织企业目前用工2万人左右。规模小的企业用工仅数人，大的达400多人。往年，来自周边地区四川广安、南充、资水等地的民工较多，每年春节过往，他们都扎推在马路边等待工作，今年却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回龙坝镇公路沿线和各厂门口则张贴出各种各样的招工启示。
近日，走在回龙坝镇的大街小巷，记者看到，有的工厂在门口挂了块牌子，写着“招织布工”的启事，有的直接在工厂的外墙上写着招聘信息。在规模中等的吕歆织布厂，记者20多台织布机闲置。一连看了四五个织布厂，均有不同数量的织布机停止运转。颜礼均织布厂厂长颜礼均合诉记者：“我现在只有2个工人，还有招10个，但是招不到。没办法。现在我和我的两个孩子都得在车间帮忙，心烦得很！”
回龙坝镇副镇长王国兴说，全镇企业现在最缺少织布工，至少缺1500人以上，再加上摩配、机栈配件等其它企业缺工，整个回龙镇企业的民工缺口在2000人左右。据了解，目前纺织工的月薪在800元以上，因为出现民工荒，企业纷纷给出高薪，有的月薪开出1200元，最高甚至达到1500元。
在重庆铜梁县的金龙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侯大东说：“今年年底，我们园区120户企业都将投产，需要1.8万到2万名劳动力，而将农民改造成产业工人约需半年到一年时间，所以，我们预计今年铜梁也会出现民工荒。”
重庆壁山县皮革皮鞋企业已发展到近2000家，目前需要工人5万多人。现在，在壁山的皮鞋生产企业中，打起了用工争夺战，不少企业使出了提高工钱、增加福利等招数，争夺农民工。
民工荒缘于发展？
重庆市纺织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朱兵分析，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主要是内地和西部工业的发展，这使当地一些农民不愿到外地打工，选择在本地就业。
据了解，2000年，沙坪坝区回龙镇纺织企业有1.6万台纺织机，2004年达到2.15万台，但劳动力供给速度赶不上企业发展速度。回龙坝2万名工人中，本镇人和外地人各占一半。全镇2.8万人口中，从事纺织行业的就达1.2万人，应该说，本地劳动力供应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王国兴说：“我今年已经参加了两次劳动力就业招聘会。1月16日，我带着30多个企业负责人去招织布工，结果，只招了几个保姆，一个织布工都没招到。有十几个民工前来登记愿意做工，最后一个都没来。”
朱兵认为，民工荒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成因复杂，表现不一，涉及社会诸多领域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总的看，在重庆“招工难，流失大”已呈不断升级态势。
多方评说民工荒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已经开始向西部蔓延。民工荒西移，表明低成本扩张的粗放增长模式，即便在西部，也进入了改进和升级阶段。
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重庆部分纺织企业遇到民工荒问题，是这些企业的工作环境差和工人待遇偏低造成的。国有棉纺企业秦安纺织公司总经理叶仁秀也认为，总体上看，所谓民工荒问题，主要还是由于一些企业的工作环境差和工人待遇偏低造成的。从长远看，这对纺织这种高新技术不多、资源消耗大、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的企业来说，是一种考验。
重庆国有棉纺企业华诚四棉纺织公司总经理谢英明说，所谓民工荒，实质是资源争夺的典型反映，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民工荒在纺织企业表现突出的原因，一是纺织企业需要大量女工，二是通常用工系女人的20岁到40岁年轻阶段，三是如今女工择业空间增大，四是织织企业自动化程度、产品附加值、劳动生产率都低，处于超低成本状态。多种因素制约企业发展乏力，导致职工收入不高。
民工荒会长期存在？
在采访中，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谈到，民工荒在西部出现是长期积累所致。解决民工荒非一朝一夕之功，它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由于民工荒，回龙坝镇的企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企业主们相互挖工人。能源纺布厂厂长贺祖伦说：“前些阵子我的几个工人被别的企业挖走了，我现在没办法，还得招人。”工是工人不愿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回龙坝镇党委书记周伦说，约有60%的工人都不愿意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记者问27岁的工人张毕为何不愿签劳动合同，他笑着说：“没那个必要嘛。”“麻烦了！”沙坪坝区回龙坝镇青林织布厂厂长说：“我想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但他们不签。按照劳动法和重庆市职工极益保障条例依法用工，对企业和员工都有好处，可员工就是不买帐。”周伦说：“这些工人大都不愿把自己拴在一家企业。”镇长宋正文说：“企业不依法用工，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会受到相应惩处，可如果职工不愿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又该怎么办呢？”他们都认为，短时间内解决民工荒问题很难。
重庆市劳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工人主要集中在家政服务行业和纺织行业。春节后，外省给重庆的订单中，30%以上都是这两方面的用工需求。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沿海缺乏纺织行业的工人，很多沿海企业到西部挖人，这对内地和西部用工造成一定影响，在部分西部地区形成民工荒。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2004年8月10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发表了《“民工荒”背后的“知识断裂”》，作者薛世君先生认为并不是因为民工的主动离弃，而主要是“知识断裂”造成了“民工荒”。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于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形成民工群体的“教育荒”和整个社会的“知识断裂”。同年8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又在“‘民工荒’背后的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标题上发表了两篇观点并不相同的文章，一是邹云翔的《“民工荒”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认为：“当前的“民工荒”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外溢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本在一个地区呈现饱和状态后，必然要追逐着市场的其他要素流出。而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有着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优势，又有强大的消费需求，于是发达地区的商人就纷纷跑到欠发达地区搞开发。在我老家那儿就有着温州人开的商场、苏南人开的蔬菜脱水厂，他们的用工也减少了民工外出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具有稀缺性的东西都是一种资源，而当前发达地区的“民工荒”，也正是市场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一种体现，这显示了民工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不会出现稀缺性的一种资源，当发达地区的用工缺乏了比较优势，当发达地区不能给民工提供他们所渴求的金钱、技能与文化上的满足的时候，民工也会‘用脚投票’。”另一是成彪的《“民工荒”另有两个成因》，作者认同“民工荒”表象北后有“知识断裂”的重要成因，但不同意将“结构荒”定为“民工荒”的惟一成因。提出民工不出“工”原因有三：除了“知识断裂”外，另两个是（一）各地兴起的招商热，需要很多劳动力，消化了很多劳动力：民工就地务工，省去离家的诸多不便，省下很多开支和烦恼，他们当然乐意留在本地。（二）各地都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农民越来越少，而国家对农民、农业采取保护性政策，尤其是减免农业税之后，种田大户能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年富力强的民工正成为他们中的主力军，彻底弃工务农了。《中国青年报》“青年论坛”编辑室为这两篇文章写了一则短文，说：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中国正蕴育着深刻的社会转型。面对“民工荒”，不同的观点提供了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这样的不同视角，共同构成了对社会重大问题从容、冷静的思考。它突破了一时、一事、一议的界限，在更深广的思维空间里穿行。“民工荒”不是坏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出现“拐点”，由资本绝对强势的时代进入劳动力也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它不是简单的资本和劳工博奕的问题，更牵涉到民工在城市中的整体生存发展环境。
上述这些说法或许都有一定道理，但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出现‘拐点’”即“由资本绝对强势的时代进入劳动力已成为稀缺资源时代”，恐怕还为时太早。中国劳动力紧缺了？可以消灭失业了？绝非如此。就全局而言，中国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并且，这必将是长期的。但何以又会出现“用工短缺”危机呢？读读2004年9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当能对此问题有所感悟：
一方面是忍辱负重的与日俱增，一方面是经济收益带来的冲动日益减少，双向的不
民工荒：忍辱负重与收益减少的“剪刀差”
肖水
经过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调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9月7日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承认“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报告认为，工资低和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作为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之一，中国农民从过去完全被束缚到逐渐自由流动，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劳动力的中坚力量，这一过程毁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发展史，也是这一群体的忍辱负重。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忍辱负重，造就了今天的“民工荒”。
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释放的可能和途径，并由此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经济利益；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工作的过程中，为了那低得可怜的工资收入，却往往忍受着歧视、欺凌和过度索取。
上世纪80年代初学以前，不少中国农村地区的生产条件还停留在半原始状态，农民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但又找不到其他依法获利的途径。80年代初的改革，不仅打破了中国农村的死气沉沉，也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农业生产以外的获利途径。笔者清楚地记得，1985年，湖南农民在家乡日均纯收入为0.2—0.5元，而当地一个普通工人的日均收入为1.5元；如果去广东等地打工，则每日可以拿到3元左右。
反差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使得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顾一切地奔赴沿海地区。在最初的日子里，尽管这些特殊的工人同样要承受巨大的剥削，但那种经济上的相对巨大收获，足以抵消过度索取带来的痛苦。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随着农民工务工范围的扩大，农民工的忍辱负重，逐渐不再止于经济剥夺。由户籍问题滋生的暂住证和收容遣返问题，无休止地计划生育检查，随行子女上学障碍，以及名目繁多、多得连政府官员自己都说不清的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特别规定，让广大民工日益感受到和排斥。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家乡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与他们在外打工所能获得的差距逐步减少。换言之，外出打工获利的惊喜度在逐年降低。
一方面是忍辱负重的与日俱增，一方面是经济收益带来的冲动日益减少，双向的不利影响，成就了农民们对外出打工的深深失望和心理抵触。
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生存和温饱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后，被承认、被尊重的需求就日益上或为另一种基本需求，高级白领们是这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工们同样如此。
应当承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确实指出了当前“民工荒”的一部分现实原因，如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等，但这些还是表层原因。事实上，在20年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的时候，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但那时却有着洪水般的“民工潮”。
为什么同样的原因，后果却不一样？如前所述，当民工们发现自己不需要外出打工也能活下去，并且不外出至少有起码的尊严的时候，他们选择逃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必须承认，经过20多年发展，“民工”已经不再是最初简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发性和无序性经济行为，而变成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工荒的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社会特别是政府的重视，需要修改有关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全面反思20多年来对待农民的理念和心态。只有用平等、民主和人权的眼光看待农民工，并由此从宪法和法律层面修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和我们一样，平等、自由地生活在同一片阳光和蓝天之下，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既然把劳动者变成了无产者，为了生存，受尽剥削、压迫，也只好“忍辱负重”地出卖自己。不如此，活不成啊！这使劳动者、尤其是进城求职务工的剩余劳动力必然处于绝对弱势境地。他们不仅承受着“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劳工权益缺乏保障等”，而且，“由户籍问题滋生的暂住证和收容遣返问题，无休止的计划生育检查，随行子女上学障碍，以及名目繁多、多得连政府官员自己都说不清的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特别规定”，更“让广大农民日益感受到歧视和排斥”。于是，不堪忍受的民工们被迫无奈地“选择逃避”，“民工潮”一下子变成了“民工荒”。福建沿海民企之所以遭遇“民工荒”，就主要是因民工们“打工不挣钱”所致：
“打工不挣钱” 农民工被迫离厂
新华社福州5月18日电（记者 项开来） 在福建打工的农民工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福建打工五六年，每天上班到2点，年底只剩车费钱；接到一个二三百，买件衣服没了钱。”来自江西九江的农民工张明认为，这个顺口溜虽说有夸张成分，但工资太低、加班时间过长确是不争的事实。“打工不挣钱”让不少农民工被离开他们曾寄予无限希望的工厂。
张明说：“我1996年就来福建打工，这里的行情是技术工一个小时大约2.5元，杂工不超过1.8元，只够吃饭。要是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的话，你可能连吃饭的钱都挣不上。”在制鞋大镇陈埭镇乌桥头临时招工点，大批的外来农民工纷纷向记者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福建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普遍实行计件工资制，绝大多数工厂都是12小时工作制，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在800元左右，工人要想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只能再延长劳动时间。当地中小企业中扣发工资现象十分普遍，半年一结或年底结帐。一家名叫“舟六品牌（福建）鞋服”的公司，竟在招工广告中明确写道：除车工外年底发工资。
由于缺工严重，不少企业都承诺提高工资，但农民工还是不敢轻易相信。当地农民工告诉记者，目前只有70%的农民工在工厂做工，还有30%在大街上闲逛不愿进厂。
（载2004年5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地区和湖南、四
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的重点调研，坦承：“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
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
工尤为严重。”并认为：“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
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据其调查，“发生用工短缺的时间
开始于近二三年，去年（2003年）起尤甚。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
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合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
到国外订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资较低，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至12小时，每
月工资仅有600至700元，遇到赶订单时更要加班加点，而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此外，这
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1至2
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中口碑较差”。（《民工、技工“荒”在哪，为何“荒”？》，载
《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24期。）
宁可“在大街上闲逛”也“不愿进厂”，这所谓“民工荒”实际曲折地反映了一种民意，
但用工短缺真的使缺工的企业主们发荒了：对于像东莞市厚街镇慧艺鞋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缺工意味着产能不足。厂房、流水线、机器设备和管理售货员都按照当初1200人的满编配备，而工人却只有满编的一半。也就是说，产能只是预设的一半，而固定支出却高出一倍。两相抵扣，最后的收益只是满编时候的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现在这家鞋厂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缺工引发了工厂之间争夺工人的恶性竞争。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守在久昌鞋厂门口。“他们往往以高出10元或20元的月薪挖我们的工人，每挖走一个工人，他们能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得到几百元的奖励。”鞋厂老板段东民说。更糟的情况是，如果鞋厂一个基层管理人员被挖走，将带走一批工人。一些工厂考虑是否在节后到云南、贵州等偏远省份招工，而少数有实力的工厂已开始着手将新增流水钱搬迁至劳动力丰富的内陆地区。2004年9月，缺工之势在珠三角四处蔓延之际，段东民将新开的一家鞋厂设到了湖南省郴州市工业园。新厂很轻松地就在当地招到了300多名工人，而且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东莞低50元至100元。此外，当地的厂房租金水平也仅相当于东莞的三分之一。为了承接来自珠三角的投资转移，当地政府还给予了更为优惠的税费减免政策。基于同样的考虑，东莞规模最大的内资制鞋企业——华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也将一家成品厂设到了江西省赣州市黄金开发区。该公司计划再增资16亿元，在这里建造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女鞋制造基地。但将工厂搬迁到这些地方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利因素。首先，由于当地缺乏足够的配件供应商，制造成品的很多零配件不得不从珠三角运输。其次，制成的成品仍需要运输至深圳关口出关。投资者不得不为此支付更高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另外，由于境外采购商需要在深圳关口验货，一旦发现某批产品存有质量问题，可能也会给返工带来困难。东莞浩成鞋厂去年在赣州投资了一家新鞋厂。“当地缺乏配置产业链条等原因，使我们增加了20%至30%的成本。”该厂一位曾姓助理说。这些因素部分抵消了转移投资带来的成本效益，导致一些投资者对将工厂转移至内地心存顾虑。（见2005年1月31日《中国青年报》）多少年了，凭借极端低廉的劳动力，把廉价的商品卖给外国老板，让外国资本家大发其财；反过来，又残酷地奴役、剥削中国工人，使中国工人买不起应有的消费品，造成中国自己的消费需求不足，于是，不得不更加依赖出口。马克思曾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们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们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现在，中国工人不干了，不愿再将自己所谓“中国制造”的资本家们头撞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不落泪，不去深刻反省造成缺工危机的自身原因，而是要将工厂迁移到郴州、赣州这些内地去。迁厂增加成本，固然使其心疼；但在内地“我们能招到足够的工人”，这又使其很觉欣喜。不过，老板们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仍以超经济方式盘剥工人，逐渐觉悟起来的工人还是会走人，因此，厂子迁移到内地去，尽早有一天还是会出现缺工危机的！
为解决这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从“民工荒”看构建和谐社会
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去年开始在珠江三角州等地出现了“民工荒”。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珠江三角州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当初主要靠招商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等起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策略逐渐陷入了低技术陷阱。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企业就偏好于用劳动替代技术，而不是通过设备投入和技术创新来实现企业和产品的升级。一方面，劳动报酬低下，留不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又不得不进一步通过廉价劳动力、增大劳动强度、降低劳保条件等来降低成本。一对父子前后相隔10多年到珠三角地区打工，其间当地人均GDP已经翻了两番多，但父子的打工报酬不仅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工厂提供的生活条件依然很简陋，还经常加班加点。于是，随着“三农”政策的落实和种田相对效益的提高，以及其他地区的打工报酬和打工条件相对好一些，一部分农民宁愿留在农村种田，一部分农民别转移到长三角等地打工。
如果企业能够善待职工，则可以取得对企业和社会都有益处的效果。据媒体报道，在去年发生“民工荒”时，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制造企业下仅员工流失率为零，而且计划招聘100名工人，结果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应聘，其重要原因就是工厂主善待工人。员工们不仅可以免费享用工厂里的网吧、影吧、咖啡厅、健身设备、图书阅览室等，而且员工宿舍和食堂干净、明亮、宽敞，每天工厂还补助12元的饭费。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员工心情舒畅，与管理层关系融洽，非常珍惜工作机会，劳动效率远高于其他企业。该厂的老总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企业共投资10个亿，我为员工建娱乐设施只用了600万元。员工对企业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就会发愤努力工作。”他的结论是：“对员工好，回报更好。”
职工权益爱损，不仅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持续增长能力，而且会在企业内加剧资本与劳动的冲突，最终损害企业的长期发展；在全社会移引起社会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通过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来营造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和谐相处的氛围，无疑能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仅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而且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提供保障。
首先，企业治理模式的创新。……
其次，经济增长战略的转变。……
最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社会发展的基础是财富的创造，而财富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合作的产物。善待劳动者，实现劳动与资本的和谐，不仅是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明智之举，也是企业效率的源泉之一。它构成了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载2005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学者的愿望是善良的，但仅凭着善良的愿望、苦口婆心地劝说，就能使狼不吃羊----使资本家改变其本性，不剥削而是善待工人吗？况且即便是“善待职工”（这当然要比残酷盘剥工人要好），对于企业主来说，其目的如文中所举那位某电子制造企业的老总说的那样，还是为了“回报更好”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的本性。因此，单纯从为私有企业发展角度考虑而恳求资本家“善待职工”，缓解企业内“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不仅不足以根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对立，而且也无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以“劳动与资本的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那么，如此构建起来的就绝非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使工人阶级成为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