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最后的基督（转自北大新青年 作者 韩松落）(转载)
要在歌声里开始，没有伴奏的、整齐的歌声，听起来，像是七八个人的合唱，那种军人的唱法。伴随着歌声出现的，是群山的黑影，以及群山上面灿烂的、占满整个天空的曙光。然后，一个背影猛然出现，这个背影几乎占据整个画面，像是一次没有预料到的失误。停留片刻之后，他以一种令人痛苦的速度向前移动，我们想，呵，他要离开了，这画面要终止了，我们无法从刚习惯了他占据画面所带来的充实感中自拔，我们几乎以为，他属于这画面，也就属于我们。这时，别的男子出现，他们显然是一个整体，即使是向着山冈上的攀爬也没有改变这整齐，他们像是一个人，纤细，茁壮，生气勃勃，游离于我们现有的生活之外。他们继续向前移动，渐渐地，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群山的黑影之中，画面还原给曙光和群山，画面外，有歌声的余响。
然后，是黑暗。
那是一种怀有某种期待的黑暗，它适度，令人惬意，像是来自我们生活之中，它迎合了我们的懒惰，瞧，什么都没有。随后，黑色的画面上开始出现红色的小字，零乱，模糊，我们把身子向前倾，试图辨识那些字，但随即我们就会明白，那是徒劳的，那些字，出现在此时此地，就并非是为了让我们辨明的。
在小字出现的同时，请你用想象为它加上一支曲子，法国人克劳德·高登的《玩笑》。这支曲子的长度是一分二十四秒。
黑色的画面和红色小字在音乐出现三十秒后消失，替之以从高处看到的，拥挤的、快速行走的人群，他们的动作滑稽不堪，但这种滑稽并非他们造成，他们浑然不知，是外来的力量扭曲了他们的举止。画面的花?奏和音乐的节奏相合。
在那里，要停止一下，很短暂的停止，然后，画面的节奏忽然恢复常态，那些人群，熙熙攘攘，没有嘈杂声，但却令我们觉得嘈杂。一种想要继续生活的、晶莹剔透的感情划过我们的心胸。
这是兰州。
你看到安宁区的林荫道，落日又大又红；
幽暗的绿色公园里，黑色的树干和碧绿的草地前面，有一把黑色的长椅，刚下过雨，椅子上面沾着被雨水打湿的、黄绿色的叶子；
早晨的广场西口， 台前，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这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场景中都可以看到，在这里，也要有；
西关清真寺前，做完礼拜的男人，他们戴着白色的礼帽，穿深色的长袍，他们在交谈；
七月十五，晚上七点，玉佛寺的僧侣和施善的人们在黄河岸边放河灯，河灯在黑色的河流上越走越远，他们站起身，习惯性地拍拍膝盖；
杨家园，红砖的小巷子里，一个壮实的男子在行走，他总在回头，好象害怕身后有人跟随，他不安；
省军区附近的街道，一队士兵排着队，从街上走过，他们的背影，他们的脖颈里短短的黑发；
绿色公园里，一把黑色的长椅，长椅的一端，有人坐着，他紧靠着椅背；
人头攒动的场面再次来到，这次是在平行于这些人的位置看过去，让人觉得苍茫。
你要知道，这是兰州。
如果我要拍一部有关兰州的电影，我就要这样开始。在这里，我也要这样开始，尽管它冗长、尽管它看起来和我的叙述没有关系，我还是要它。我要你带着这些图景，和这些图景唤起的情感，进入我的叙述。这有点像催眠。写作就是催眠。
我要你想象，所有下面的话语，都是由我讲出，而并非由你看到，因为，这些话语，字字是真，甚至，连写作意义上的假话，也不存在。所以，你要想象，它是建立在我的声音之上。
我的声音：温厚，爽朗，但却掺杂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抑郁，随即你会发现，这不是真的抑郁，并非发自本心，而是一种克制，一种为了适应“回忆”这种基调而出现的克制。
你也万万不可当真。我说出的兰州，不存在于地理上，它是我一个人的兰州。我说出的颜峻，也不存在于真实之中，兰州和颜峻经常混为一谈。
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描绘人群的图景，那是因为，最起初，颜峻，对于我，只是人群中的一个人。没有什么样的图标为我指向他的确切位置，也没有什么颜色、痕迹证明他的存在。如果把回忆的画面依次定格，并且仔细搜寻，也许会发现，我和他，曾经无数次处于同一个画面之中，同一辆公共汽车、同一条黯淡的街巷，也许，某个杂货铺老板找给我的零钱，就是从他手中流出。
不过，有一天，他从人群中走出。
一九九五年， 他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最西的一区，我们的学校在这个区最西边的边缘地带。那是一九九五年，和在那里度过的前三年时间一样，我们散漫、慵懒。是的，通往最近的车站的路，需要我们步行三十分钟，而走到长满芦苇的旷野、果园、菜地里，只需要十分钟。
我们选择了旷野。整天，我们在旷野里游走，带着 被风吹得冰凉的手疲倦地走回来，连挂在衣角的苍耳也来不及摘掉，躺在床上，等着黄昏漫上来。日复一日，我们坐在窗前的木桌子旁边，看着窗外的大河，勇敢而绝望。
那条大河，就从我们窗子外面流过，带着从上游挟裹而来的芦苇根、动物和人的尸体、污浊的黑油从我们窗子外流过。
就在那里，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有天，有个人对我们说，兰州有了一家新的电台，那家电台，有个绝对值得一听的音乐节目，由一个叫颜峻的人主持。绝对值得，他是如此肯定。
我等在夜里，等在收音机前，想要听这个节目，当然，我没有听到，这也许是叙述的需要，也许，是另外一种来自幽暗深处的安排。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已经无从分辨。语言通向四面八方，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我没有一张颜峻的照片，从来没有，他的照片，我都是在书上，在杂志上、报纸上看到。所以，一旦要我追述他的相貌，我就会立刻陷入恐慌之中，我所描述的他，不会比一个只在杂志上见过他一次的人所描绘的更像他本人，所以，如果要我说出，我第一次见到的他是什么样，我只能说，在一九九五年，他很瘦，头发并不很长，穿着深色的牛仔裤和T恤。是的，无论寒冬腊月，我没有见过他穿过比一件T恤和夹克更多的东西。
我见到了他，在一九九五年的冬天，在他兼职的电台里，我们去接受那里一个女主持人的召见，去和她谈合办节目的事。约定的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等在那里，坐在长椅上，等那个毫无廉耻、相貌丑陋、身材瘦小的女人出现。就在那个时候，颜峻出来了，从他们的会议室出来，来打一个电话，我们当中，有人说，那就是颜峻。
颜峻走到桌子前，打电话，我坐在桌子旁边，慢慢地缩回我伸得太长的腿，我们鸦雀无声，等着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打完电话。
他很瘦，脸型狭长，和后来人们所见的那些照片全不一样，他眼睛细长，像个蒙古人，莫迪里安尼也许乐意为他画像。
他打完电话，走回会议室，我们立刻交头接耳，议论刚才所见，形同毫无见识的乡下人。
那个女主持人在又半个小时后出现，用手指甲尖和我们握了手。
我要说，我从没有见过颜峻迟到，在今后的时间里，他从未迟到过。
时间如同流水一样过去，我从没有想过能和他有怎样的交会。一九九六年，一月，三月，六月，七月。七月，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张不真实的合同之后来到。我成为养路工人。我是生活在大河边的秦朝人，除了芦苇的生长周期，我毫无经验，不辨真伪，我活该如此。这份工作的效果立杆见影，我忽然没有了任何朋友。
那以后我曾经无数次从我当初工作的地方经过。隔着车窗，安静地向外观望。而在一九九六年的秋天，冬天，在那里经过，并且看到我的，会是谁呢？
如果是运沙子或者石头，每天是十二拖拉机。如果是边沟，每天一百二十米。如果是油漆树干，每天是三公里。这没什么，我活该如此，我像个如山的铁证，降临在这些人中间，证明了读书和二十年前一样无用。“就算......还不是......”成了这里最常见的句式。
我不再说话，不再说一个字，我只摇头，点头，我装做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我封闭了我的门。逐渐，我懂得了仇恨是怎样在人们之间滋生，懂得了李自成，太平天国，红色高棉，我懂得了世界革命史，从此，我再也听不进去什么道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再说话。休息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观看村子里的痴呆傻人。一个村子，有那么多的傻人，他们说，那是因为，那里的水质不好，也是因为，成年的男人没有合适的对象，只好把目光投向自己的近亲。一个村子，邮票大的地方，人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只有那些年年来到的痴呆傻人，形状各异，调剂这里的生活。有个终年不穿衣服的女人，还有个耷拉着舌头，挺着大肚子在街上疾走的男人，还有个女人，总是在头发上扎满各种彩色的绳子和纸条。给他们一块糖，就足以让他们胡言乱语，载歌载舞，一块糖，就足以打发休息的时光。
就在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我决心让我写下的文字被人看到。
我不再说话，我决心让我写下的文字被人看到。不再象以前多少年来一样，只是写好，收起。我决心让我写下的，被人看到。
一九九六年的《兰州晚报》，是兰州唯一的一家小报，没有别的报纸，可以和它抗衡。周一到周日，天天不断，我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大都来源于此。
在一九九六年，那是我唯一能看到的一张报纸。
我写了信给在《兰州晚报》工作的颜峻。因为在他的版面上，充满了激越的、灵动的、新鲜的文字。我只能这样想，他能够欣赏那些文字，也许就能够欣赏我。我写了信给他，告诉他，我喜欢写作，我也喜欢他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让我觉得不孤独，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寄去了我写的文章。事隔已久，隔着这么多的人与事，许多事已不复记忆，包括我昨天怎样度过，包括我上一个爱人怎样甜蜜地、恶劣地对待我，我都已不复记忆，我却记得那篇文章，它的题目，它发表时的版面，位置，和我为它选配的图片。那篇文章，叫《阿克塞尔·彼得森的木雕》，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的《兰州晚报》上，第七版，右上角。
颜峻给我回了信，大大的字，写在《兰州晚报》社的绿色格子的稿纸上，他说：“我们都是被命运驱赶......”。他说，这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话。他写给我的信，由我从字纸篓中找到，一点没错，信已经被人拆看，并且丢弃。那个把拆了我的信视为对我这个带罪立功的人员进行监督教育的男人，那个把这一切视为当然、毫无歉意、目光短浅的男人，没有想到，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有能力把他给予我的侮辱、讽刺、欺凌和流言蜚语用暴力，或者其它更为残酷的方式奉还给他。只是，终于，我有了更加妥帖的方式向他回报：我要把这些写成文章，四处张扬，即使官司缠身也在所不惜，文字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彻底销毁，文字，五十年后也还有人阅读。所以，我要勤奋写作，努力出名，我要我写下的，在五十年后还有人阅读。要惩罚冰雪，就用花朵。
原谅我总是另生枝节，滔滔不绝，我要说明的是，和他们相比，颜峻犹如天使。
呵，这样说不公平，即使不用和他们相比，颜峻也犹如天使，带着轰轰雷声，飒飒电光，降临在我的生活中。我应该像埃伦蒂拉的祖母一样问他一声：“你把你的翅膀藏到哪里去了？”
我的文章定期出现在《兰州晚报》的第七版上。《萧红》，《东山魁夷》，《塞林格的<九故事>》，《忘不了的书》，《史蒂文斯》，《火柴照亮的天堂》，《焰火》，《遥想<武林旧事>》，《拾遗记》，《怀斯三代》。我是如此珍爱这些文章，在许久之后也不能忘记，只是因为，它们，它们让我忘记了自己，我仿佛已经能够和我所写的人们比肩而立，仿佛已经可以平和地谈及他们。我忘了自己，忘了十二车沙子，一百二十米边沟，我知道我不在那里。而这一切，全都经过颜峻之手，他让我忘了自己，忘了十二车沙子，一百二十米边沟。
他总是给我回信，从不间断，他给我说起那些我熟悉但却不可能认识的人，说起别人对我文章的印象。每封信，剪开封口，看完，我都把它立在书架上，直到下 代替它的位置。
他的信，总是写在《兰州晚报》社十六开的绿格子稿纸上，那种纸，微微有些发黄，可以看见纸质的纤维，那种绿，是介于墨绿和草绿之间，他用蓝黑色的墨水。还有，他的字，圆硕，没有边角，每个字都像是随意画出，但却清晰可辨，写着写着，那些字就离开了格子，像是快要向着信纸的边缘倾倒而出。
我被这一切喜得昏了头。我给他写很长的信，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有的时候像孩子写给兄长，追讨一些放纵的权力，有的时候故作深沉，故意留一些思想的痕迹，但我不能嘲笑我写的信，人，在自己最想说的话面前，就是这样，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这篇文章将是失败之作。但我，不能忍受别人发出嘲笑。
很久之后，在他离开兰州之后，有一天，我去了《兰州晚报》社，在那里，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又看见了那种稿纸，微黄的纸质，绿色的格子。那些稿纸上，没有字，它们干净、成摞，等待被使用。我笑了，我说，原来这种稿纸不写字，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断地用这种稿纸给我写信，我的文章不断出现在《兰州晚报》上，这些文章，之所以产生，都应归功于他。是啊，毫不含糊，归功于他，还有后来在《兰州晨报》，《母语》，《散文》，《人民文学》上的那些我的文字，还有，珍文书店的那些册子，都应归功于他。毫不含糊。这些，都是他全力促成。四年时间，八十万字，允许我骄傲一次。八十万字，从小教我背唐诗的母亲应该可以安息。
我的母亲，曾经久病在床，就在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她少女时代的女朋友，从万里之外写来了信，寄来了钱。妈妈，给她回了信，写好了，但却没有寄出，她说，她收到了她寄来的钱，“此种情谊，思之令人落泪”。
我喜欢这句话。此种情谊，思之令人落泪。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刚巧，我们都写作。
还有，那是后来的事，在颜峻离开兰州之后，他要我把所有的稿子发给他，他找发表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刚学习上网，那些稿子，我发了许多许多次，才发给他。我不知道，那些文章，还是有错误，用WPS编辑，通过网络发送，每一行，都会多一个乱码。
颜峻一行一行，把所有的乱码逐个消掉。
那是五十篇文章。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刚好，我们都写作。
写作，没有改变我什么，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我知道自己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时候开始，我不再顺着墙根走路。
就在那段时间，在我为第七版写作的时候。我得到机会，离开那个小城，回到兰州，如果是在知青的时代，我就需要为此向大队支书献上贞操。但是这次我没有，我遇到了另一个传奇。以后，我还将写下这个传奇。
像一滴被弃置已久的水滴回到了江河，我投入了生活的洪流之中。开始是挨饿 ，居无定所，绝望，希望，痛苦，等待。这种情形持续了四个月，绝望，希望，痛苦，疑问和肉体上的刺激交替的四个月。四个月里，我学会了怎样更好地挨饿，你要知道，每顿饭都少吃一些是不明智的，那样只会饿得更快，最好的方法是，每天只吃一次，这一次要吃饱。
面对着我，我的同事们惊恐万分，他们都在想，他有传染病吗？他会传染到自己吗？终于 ，他们吞吞吐吐地劝我去验血。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他们都要绝望了，我始终没有去验血。我始终让他们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我没有去见颜峻，尽管我手中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没有去见他，因为，我甚至没有一件换洗的衣服，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一件衣服大于一件衣服。
是的，他离我如此近又如此遥远，他所在的那家“乌鸦音乐专门店”距离我工作的地方，只有五十米。
我时常从那家店门前经过，深色的玻璃窗后面，隐隐有些男子的身影，安静的店堂里，电视在播放演唱会的录影带。逐渐地，我记住了他们中间几个人的样貌，后来，我知道那是老眯，杨杨，周进，还有别的人。
有的时候，有的人坐在宽大的窗台上面，弹着吉他唱歌，有人跟着唱，有的人是在笑着，有的时候，店门前聚集了许多拿着乐器的人，等着一起出发，一起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条街是安静的，有31路车和33路车经过。
那是夏天，路边的槐树和椿树静静地伸着它们的叶子，直伸到路中间。
我时常从那里经过，终于有一天夜里，在一场大雨之前，我见到了匆匆疾走的颜峻和老眯。我的血液像正在经历恐惧一样凝固，我迅速地站到路边。看着他们走远。那是第一次，在路上，我遇到颜峻。另一次，是多年以后，在北京，在三里屯的街上。你要知道，我根深蒂固地认为，在北京的街上遇到一个认识的人，是神奇的事。
而一九九七年，我的世界如此狭小，狭小到无法放置我的内心。即便是有遇到，也在躲闪之列。他不知道这些。他也从不问我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他依然给我写信，给我回信。
“在北京，见到张楚，他是年轻的，但他却痛恨年轻。年轻是无用的。”
“我有了电话，49140，死就要死彻底，我喜欢。”
“你可以给晨报写一些稿子。”
“那天夜里你看见的是我和老眯，我们是去交通台做一个节目。”
直到十月。有一天，事情看起来开始变得好一点了。在这伟大的一天，我拿到了自己的薪水。我甚至没有计算，就直奔服装店而去，我换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并且决定，再也不跨进这家店一步，因为他们的眼神是如此惊奇。我有了干净的衣服。我打了电话给颜峻，我说，你有时间吗？我可以找你吗？电话的那边，他笑了，他说，你终于出现了。
那天我穿的衣服？我还记得，牛仔裤，深红色格子的衬衣，米色的夹克，像过去的许多年一样，我剪着很短的头发。从那天起，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人要我去验血了。
我见到了他，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号晚上八点，金城剧院里的双百酒吧门前。我见到了他。从黑暗中，他现身前来，他说，你等得久吗？
我笑了，是的，为此，我已等待许久。
颜峻，生在一九七三年。在兰州。
他是湖南人。
在兰州边缘的八里窑，在那里，他度过他的童年，他是生在军人的家庭。
八里窑，产煤，产水泥，所以，即使是那里的青山绿水，也总是灰蒙蒙，永远在等待一场大雨，一场飓风，或者别的什么来冲洗。四川人住在那里，河南人住在那里，从甘肃乡下投奔了城市来的人，也住在那里。一旦住到那里，就再也走不出去了，四川人回不了四川，河南人回不了河南，孩子回不了娘胎，就日复一日生长着，一旦住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地方想去了，就是最近的兰州，也像是天涯。也许，那里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别处的人听不懂的语言，在那悲伤的国度里流传。
没有什么地方会被闲置，所有的地方，都盖了房子，小小的四合院，小小的灰楼，还有那种楼房，只占着一间屋子那么大的地方，造出这样房子的人真是天才。屋子垒着屋子，一直蔓延到山上去，屋子互相逼迫，互相压榨，像克里姆特的《涅瓦湖畔》。那里曲折深巷，有种别样的、哀伤的美。
荒地上，河边上，垃圾堆上，总生着葵花，在秋天，就开着金灿灿的葵花。
到了晚上，家家都亮了昏黄的灯，木头窗子上映出朦肿的人影，再晚，灯就灭了，剩下梦话，咕哝，流言，还有那孩子们用炭画在墙上的，龇牙咧嘴的小人。
就是这地方，八里窑。
到了现在，那里还是那样子，杂货铺还是用木板当门，木板上，写着数字，一，二，三，……，十九，二十，那是一块也不能错的，错了，就装不上去。白天，木板就给卸了下来，堆在一处，门板旁边，是贴着红纸条的酱缸。
而部队的大院，又是另一番景象。道路宽敞，白杨树笔直，军官住在独立的小楼里。那是离人间最近的、忧患重重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天堂。
八里窑，不说也罢。
我五岁，跟着小舅去割芦苇的路上，他给我看我出生的地方，他指着一片青草地，说，瞧，你就是在这里生下来的。那里除了青草，没有其它，在青草地的中间，有河水流过，青草的叶子浸在水里，不断飘动。我出生的屋子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成了废墟，已经归于尘土。在我的记忆里，那屋子也从来没有存在过，青草遮盖了一切，我是生在草地上。
那些草，是冰草，牛蒡，麻黄，怪柳，沙红柳，沙蓬，香柴胡，香青兰，水镜草，野息香，小叶朴，山杏，半边恋，沙茴香，雨久花，细叶茴香，黄花苦夏子，阿尔泰紫苑，黑枸杞，小黄花，石蒜兰，芦苇，白柳，茅香，马茄子，紫花地丁，水麦东，水杨梅，白草，龙葵，花苜蓿，蒲公英，野亚麻。
他们的种子在泥土里膨胀；
种子萌芽，长成青草；
青草静静地伸出叶子，静静地抽出穗子；
把这一切都写下需要一百个长篇，不，一百个长篇也不够，光是草香，就没有哪种语言能够形容，站在草香扑面的草地上的心情，也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我所依赖的语言是如此乏力，而我却别无他想。
即使在我们离开后，青草还是那样的长着，一年一年，到了冬天，就放野火。我的家，成了他们的家。
而有一天，我重回新疆，我所能够携带的，只有我的一百个长篇。
而它们甚至不能形容一种青草的香味的。
于田农场，不说也罢。
那个时候，我距离兰州，一万里。
在八里窑，颜峻念过小学。他说，他记得常常到河边去玩，班上，还有个弱智的同学。
而我，在策勒念小学。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妈妈经常在家招待她的朋友们，他们是她的邻居，同事，老师，当地驻军的军官，他们谈论新闻，政治，《当代》上新发表的小说，刘晓庆。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一起郊游，野餐，到水库，果园。那个军官为我们照相，为相片着色，分送到我们手里。时不时地，我被拉出来背一个唐诗。
当然，父亲是一直在场的，他有没有不耐烦？有没有不断打哈欠表示困倦了？有没有在大家去野餐的时候独自呆在家里？不记得了。在那里，他被抹掉了。
我保留了母亲的习惯，我喜欢家里人满为患，充满才智之士，大家不断谈话，大笑，吃掉一只又一只水果。我扮演了她，延续了她，我消失了，不存在了，其实，我就没有存在过，是的，再也没有人要我背唐诗了，不背唐诗的我，不再存在了。
那个时候，我距离兰州，一万里。
颜峻进入中学。师大附中。那个学校，在这个城市最美的一区，安宁。
我们离开了策勒，卡车载着我们，穿过了皮山，喀什，叶城，直到乌鲁木齐。我们总在出发，在清晨天光未明的时候，卡车将人影映照在旅馆的墙壁上，我们总在离开，经过胶泥板结和龟裂的荒地，凛冽星空照耀的沙漠，卡车驶向朝霞，驶向在公路中间聚集的野黄羊群，我们直视前方，一言不发，卡车载着我们,一言不发的我们，冲进我们目光所及的风景。
我们距离兰州八千里，六千里，五千里，四千里。
颜峻在中学读书，他说，他记得，有一天，在学校的图书室里，他发现了全套的文学杂志。书落到他手里，比什么都好。
他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他没有说过，别人说，中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
而我们，我们流放的终点，是那个小镇子。它在兰州的东边，距离兰州，七十公里。那个镇子，叫夏官营。
火车从那里驶过。火车把那个小镇子一分为二。夜里，我们听得见火车的声音，我想，总在想，火车上，有没有人能够想得到，在那漆黑的小镇子上，有个我这样的少年存在？小镇子的风很大，吹过黑漆漆的，排列成行的小屋子，携带着无色无相的时间，要存储到另外的地方去。那些时间，是找不回来的，如果找回来，我懂得怎样辨别那段专属于我的时间，那时间有夏官营寒冷的腥味。
我距离兰州，七十公里。
生活在那里开始变坏。而父亲成为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命运可以反对，可以挣脱，从来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还有除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以外的，第二种关系。我们沉湎在这种关系，这种独一无二的关系里。它被仇恨浸透，那不是父亲对儿子的仇恨，不是俄底浦斯，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仇恨，这仇恨因为没有来由而显得格外纯粹、刚烈，这仇恨将我们捆绑在一起，让我们互相成为对方的重负，以便于我们更好地下沉，在下沉的晕眩里，我们感到习惯、满足，自弃的满足。
我距离颜峻，一个世界。
初中的学业结束，我的选择有两个，考上中专，或者，到母亲的商场里，当一个卖电器的营业员。他十三岁，他不够十六岁，怎么办？可以改户口，改年龄。
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的朋友替我设想了当上卖电器的营业员之后的可能：“你已经失业，在你们县上的兴隆市场开个服装摊子，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和隔壁理发馆里的小姑娘打情骂俏。”
是的，一点没错，就是这样。十三年前的选择，如果延续到今天，就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在十三岁，生来极度懦弱的我，做了一个胆大包天的选择，第三个选择，我说，我要上高中。
父亲说话的声音更大，比以前更加大，他获得了卡通片中人物的魔力，他走过的路发出轰轰的震颤，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足以令空气凝固，画面静止，心脏骤停。然而，没有一句咒语，一个愿望，可以破解这些。父亲，逐渐成为我们的命运，除了承担这个属于我们的命运，我们别无他想。
父亲现在不再这样说话，再也不。他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他的亲人，他逐渐领悟，他除了我们，并不拥有其它的东西。元旦，你们回家吗？过年，你们回家吗？中秋节，你们回家吗？不，我们不回家。我们都很忙。
时至今日，我还时常看见那个孩子，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岁的我，我看见他因为打破一只壶而濒临绝望，在屋子里团团急转，恨不得屋子失火，地球毁灭，以掩饰这只被打破的壶。我也看见妈妈冬天也穿着夏天的鞋，看见生活在变坏，而我们没有丝毫的原谅和安慰。我甚至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架时光机器，能够帮助我回到过去，换那只壶，换那双鞋，或者，告诉那个孩子，后来他怎样了。不行，一万只壶，一万双鞋也不能弥补这些。
我距离颜峻，两个世界，一个是他的世界，一个是我的世界。
颜峻到西北师大读书，那是一九九一年。
一九九一年，在复读的同学那里，我听说，世界上有一所不收学费的学校，我记住了这个学校的名字。一九九二年，我考上了这个学校。别人说，你还可以填几所别的学校。我没有填。这个学校不收学费。我只填了这个学校的名字。我来到了安宁。我们的学校，距离颜峻的学校，五站路。
我距离颜峻，五站路。
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诗歌成因的文章，那里面，他说到了安宁，他说：“郊区的气氛滋养了写诗的心境。”我一直记得。
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过安宁。
3路车永远是空旷的，没有多少人乘坐，在这个城市的公共汽车都已经更换成最新的式样之后，3路车也还是那样，车厢的地板由木头铺成。每次被清扫过，洒了水之后，就有一种湿漉漉的尘土味道。坐在3路车上，总是希望它不要停，希望它永远这样摇摇晃晃，左右摆动，穿过桥北，桥南，十里店，师大，费家营，长风厂，最后到达刘家堡，崔家庄。
路边，尽是枝叶繁茂的槐树，松树，椿树。
有一年，夏天的雨后，坐在空空的3路车上，我看见了两道彩虹。
午睡醒来的时候，空气里有忽近忽远的各种声音，风里有干草的味道。
冬天，安宁的天好象早早就黑了，四五点钟，灯就亮起来了，街上人迹稀少。有人把落叶堆在一起烧，街上总有淡淡的烟雾。
安宁，不说也罢。
现在，我距离安宁，十年无法倒退的时光。
颜峻在安宁读大二，大三。本来他可以继续这样下去。这个时候，音乐出现了。
“那时候我开着一个磁带店，颜峻经常到我们店里来买磁带，我们看他挺有意思的，就给他介绍音乐听，后来又带他认识别人，就这样把他带到这条路上来了。”我要周进告诉我一些颜峻以前的事，他这样说了。
然后，是海马歌舞厅，兰州的海马歌舞厅。现在，这个歌舞厅已经不存在了，仅仅十年，它已经要在记忆里搜寻。海马歌舞厅，在广场东口，在一个溜冰场的上面，进进，还有别的乐手们，在那里演出，也在那里吃住。
“海马歌舞厅挺好的，还有住的地方，一个阁楼，好多人都去。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把这个醉鬼抬到沙发上去’，因为颜峻已经喝醉了，躺在床上。”
“他那时候还挺小的，真的像个学生。”
就在那里，颜峻以后的生活显露初象，他又认识了老眯，杨杨，还有别的人。
“那个时候，我们在海马玩，颜峻经常来，我们对他说，你去好好上学去。”这是老眯后来说的，那个时候，颜峻也在。我一直记得，我一直记得，还因为当时颜峻的脸上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表情。为什么？我没有问。
我距离颜峻，五站路。
一九九五年，颜峻成为《兰州晚报》的记者和编辑。
有一天，在他的版面上，出现一篇他的文章，他告诉我们，一年前，他怎样在中学当实习老师，那个学校，那个一向以严肃面貌出现的重点中学，在他们离开之后，忽然出现了无数支乐队。他，还有他的同学们，发动了一场人心的暴动。
而看到文章的时候，我们正是中学实习老师。实习的最后一天，我的带班老师，忽然要在办公室打骂学生，他的声音非常大，那几个孩子被他用力推搡，有一个，就这样撞到我身上。那几个孩子里，有一个，是我最为欣赏的，我曾经给他的作文一页纸的评语，我看见他不断看我，不断看我，非常尴尬，第三次，他看我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他更在乎的是一个给他一页纸评语的老师看到这样的场面，因为那一页纸，我们有了默契和秘密。带班老师也许是知道这个秘密的，所以他大声呵斥着他们，非常大声，少年时候父亲让我们经历的恐惧再一次到来，我尽力装作无动于衷，但是那支笔并不给我帮助，一大滴血红的墨水滴到我正在批改的作业上。除了尽快离开，尽快到过道里去深呼吸，我没有别的办法。就在那天，在我的广播节目里，我念了颜峻的文章，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记住了这个在人心中发动暴动的人，从此，我不断在报纸上搜寻他的名字，后来，我又看到他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安徒生，我在广播里念了这篇文章。
那是一篇朴素的，充满了生之喜悦的文章。在他后来的书里，他从不曾收过这些文章。他有意地将这些文章忘记了。
那个时候，我距离颜峻，一张报纸。
然后，是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七年。九七年十月十九号，金城剧院里的双百酒吧。
在黑暗中，他出现，他问我，你等得久吗？
是的，为此，我已等待许久。
现在兰州随处都是酒吧，甚至，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有了自己的酒吧街。而在那个时候，双百是兰州很少的可以称做酒吧的地方。就在双百。我们走下楼梯，到了地下，进入一个大厅，灯光非常明亮，有一条长长的桌子。老眯和杨杨等在那里。
我想了很久，想怎样开口，我就问老眯：“你为什么叫老眯呢”
“因为我老眯着眼睛。”他笑了。显然，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但他显然不介意再给我答一次。
他还告诉我，他也是湖南人，也和我一样，是湘乡人，也和颜峻，还有我一样，住在旧大路。
一把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老眯手里，他们开始唱歌，开始是《Love Me Tender》，然后，《一块红布》，就这样，一路唱了下去。他们时不时地改变口音，用兰州方言说话。说过什么，我已忘记。晚一点的时候，强烈的音乐出现，颜峻，老眯，还有杨，他们去跳舞，很显然，颜峻并不会跳舞，他就平平地伸出双手，学习僵尸跳。大家都笑了。
那些早年经历的形象已经模糊，那些声音已经沉寂，只剩余响，它们和那段时间一起，也已经被收藏，被搁置。等待有一天，在我们步入那条明亮的隧道，被突如其来的光芒照耀得无法睁眼的时候，成为从我们身边掠过的迷离潋滟的光影中的一部分。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见到了老眯。是在红石酒吧。我，我的一大堆朋友，在那张桌子旁边刚坐定，我就看见他，和过去的多少年一样，他没有什么变化，依然穿着那种很有质地的棕色的鞋子，棕色的外衣，那好象是他所喜欢的颜色。他身上那种脆弱的、容易被伤害的气息依然存在，只是，他让它在显露之前就变成了别的东西。他坐在舞台旁边，独自一人，等待开始演出，他的身边人来人往，他的身后人声喧哗，但因为他坐在那里，却都像是背景，他依然有那种让自己成为旋涡中心的能力，尽管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将它善加利用。他任它流失，任它荒芜，但却并不因为这种浪费的奢侈程度感到有什么不妥，也并不为这样奢侈的浪费而快乐，有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的时候，他也许是感觉到了不明由来的、轻微的痛楚，但是，他将这种痛楚变成了别的东西，一种容易导致误解的东西。音乐，成就了他，音乐，害了他，音乐，将他悬在半空中。
他向我们点头示意，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和杨杨，还有一个男孩子在一起演出。他弹吉他，键盘，吹口琴，笛子，打鼓。即便是在舞台上，他也还是那样，不象是在那里，也不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他是美的。
在那之后不久，在非主流幽暗的店堂里，我看到了颜峻写下的《兰州的七个人》。有一段，我至今记得。他说，在九八年，在新音乐之春的演出没有能够举行之后，在他和老眯决裂之后，他“身无分文，眼泪几欲夺眶”。我记住了这些字。
我还记得老眯过去说过的那些话。他生长在安宁，他读的小学是十里店小学，他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家就在那个开满桃花的仁寿山对面，他曾经是那个厂子的工人。他家屋顶上糊着过去的报纸，他每天在睡觉前都习惯性地看那些报纸，那些文革时候的报纸，他说，那个时候的文章写的真是好。
这一些我都记得。
什么时候能够抹掉艰难世道带给我们的难堪，可以随心所欲地歌唱，欢笑，争执，原谅，重聚，头上插着桃花，洗尽了铅华，等待一场春雷经过。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老眯的样子，是在乌鸦音乐专门店的门前，那是夏天，他深色的皮肤被晒黑，穿着白颜色的背心，他生得非常饱满和健康。
江南江北，还是有这样的少年横空出世，不断成长，穿着白背心，一样的健康和饱满，粮食，蔬菜变成他们的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他们的歌唱，聆听，欢笑和争执，然后，任他们遇到什么人，任他们等待世道艰难，春雷滚滚。
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随波逐浪，清水里照我们的好容颜，脏水就洗黑布鞋。
而那个时候，九七年，我们不会早早地预料到这些，也不会因为将来也许会分开，就有所保留，我们依然故我。
我看见自己走在入夜以后的街道上，按照颜峻给我的地址，寻找一个有他做的演出的酒吧，是的，是这里了，门口聚集着穿着奇怪衣服的孩子，三五成群，长发青年进进出出，比较沉静的则是尚有不甘的专业人士，就是这样奇怪和杂糅。在白天所见不到的美丽少年，在那个时候全部出现。门口的帘子全部被卸掉，就连门扇也不知去了哪里，你如果穿着布的衣服就等于是给别人免费擦皮夹克，即便是缠过的最小的脚也难以两只都落在地上，气味混杂，教人窒息，声音轰响，难以分辨，就是最混乱的工厂里的声音也比那富有节奏。住在附近的人不知造了什么孽。
颜峻怎样花言巧语说服了酒吧老板已经无从得知，他现在一定后悔得捶胸顿足。他一定在祈祷，在音箱全部烧坏之前，这些人全部离去。
然后，各种声音停止，好的，有人上场了。他弹起吉他，仅仅几个音符就让这些目的各异的人安静下来，然后，别的乐器加入进来，他开始歌唱，或者嘶吼，说话。他用他的音乐呈现我们幽暗的、忧患重重的一生。我们的灵魂被重重击中。
在人群中间我看见颜峻，促成了这一切的他此时仿佛置身事外，那种奇怪的表情再次浮现在他的脸上。他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人，入侵和占据了他身体的那个东西在那一刻逃逸了，一层坚冰隔在他和周围的人中间，即使是那些曾经触动了他，触动了每个人的音乐也不能打破这种阻隔，不能将他召回。此时此刻，他不在这里，这个人间，他只是路过。
那只是一刹那的事情，有人向他打招呼，他回来了。他微笑，打招呼，你来了？以后，他依旧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个，整个晚上，都是，他看着舞台上的演出，饶有兴味，脸上有时带着笑容。演出结束的时候，他被人们拉上台去合影，依照程序，他露出了笑容。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疑心，有那么一个刹那，他不在那里。他成功地抽身而去。那一个刹那暴露了他的全部，那也是他和他们的差异所在，他们投身到音乐里，就经常人戏不分，他们成了他们所创造的，他们创造了自己，他们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他们回不来了，而音乐并不是全世界，于是，他们的世界就变成那样，残缺的，不完整的，三魂去了两魄的，没有根基的，音乐，害了他们。音乐，是朱砂，是砒霜，是集体催眠，自我催眠，是瘾，是外来力量，是不明生物，也许，只要多用一毫克，就由药变成了毒药，只要再多深入一点，就促成了发疯，没有人意识到这点，没有人发觉音乐有害，至少在大多数近距离操作它们的人那里，是这样，他们没有意识到音乐必须由比它本身更强大的人来接近，就像很多男人女人以为，只要长成，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当父母，他们丝毫没有想到，有些人活一辈子也只有五岁，以后只是一具不断老化的童尸，由他们来造人，危险无比。而他，颜峻，比那些看起来强悍无比的音乐要强大，他控制了音乐，而不是被音乐占据，至多，他是被它引领。
在兰州，他做了许多演出，九七年夏天，盘旋路双百酒吧，冬天，金城剧院双百酒吧，都市快车，九八年，崔健的兰州演唱会，九九年，滚石酒吧，在那场演出上，他朗诵了他的诗。在他离开兰州之后，他还曾经因为演出回来过，那是二OOO年，日本的废墟乐队。应该还有很多，我已经不复记忆。它们，那些演出，已经繁华成了一片。一片繁华汇成的深白。
到现在也是，那些喜欢音乐的人谈起那些时间，就像是谈起了武林的繁华旧事。
然后，九八年在某个早晨来临了。
“要有光，就有了光”。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忽然被电影充满。被颜峻带给我们看的电影充满。
那是在他离开之后，有一天，在书店里，我看见了他写的那本《铁血摇滚》，在那里，他写到了《妖夜慌踪》，他写，他怎样在夜幕来临的时候，走上一间脏污的宿舍楼，在一只蚊子的陪伴下，看完了《妖夜谎踪》。刚看到这段文字，我觉得那情景是我所熟悉的，很久之后，我才明白，他提到的那个人，就是我，他写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那时的住所。
窗子外面就是马路，不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车声不会减小。每经过一辆车，车灯都把窗格子打到屋顶上去，让屋子产生奇怪的移动的感觉。就是在那里，我当初的住所，我们聚在一起，看颜峻带给我们的电影，《红》，《白》，《蓝》，《重庆森林》，《堕落天使》，《神父》，《幕后嫌疑犯》，荧幕上色彩变幻，映照得我们的脸阴晴不定，有的时候，电影里的声音被车声掩盖，被车上报站名的女人声音掩盖，有的时候，车灯从窗子里射进来，让整个屏幕被光芒包围。
那以后，我再看到这些电影，都觉得缺少了一些东西，那是车声，人声，光芒，还有，我们。
兰州还是兰州，但他在我的眼中忽然变得不一样了，路灯更加迷离，更加绚丽，空气里充满支离破碎的、恍惚的情绪，即使是偶然听来的，片段的音乐也有了令人沉醉的力量，每一个日日重复的事件，每一个小小的动作，没有意义的话语，都忽然充满了灵魂。忽然之间，我被书写的愿望充满，只要有一个开头，一个词语，就足以让我写下去，没有停顿，没有休止，文字通向四面八方，被浩荡的风挟裹。至今， 我也固执地认为，我所写下的最好的文字，都出自那一年，那些文字，不是我写的，不是出自我的内心，我只是被选中了，被借用了，被通过了。那一年， 我是个最好的天线，我只需要接收。
再也不会有那么带劲的一个一九九八年了。
看电影的人，开始有颜峻，我，老眯，杨杨，画画的陶，也许还有别人，我都忘记了。后来，人在减少，到九九年，只剩下了我和颜峻。在我的住所的六楼，在那个歌舞厅里，我们的脸被荧幕里的光芒映照得阴晴不定。
《鳗鱼》，《少年落毒事件簿》，《十二猴子》，还有很多。
在他离开之前，他的话，我一直记得，他说，那段时间，他总是在骂人，“只有电影，让人心情舒畅”。
九八年，有一天，他说，我们到你那里去做饭吧。
那天，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用自行车到市场去驮回两车菜。晚上，当他和他的朋友来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多的菜，他说，我去叫别的人。他去打电话。然后，老眯唱着歌在楼道出现了，然后，是杨杨，陶，朋友一个接着一个。
我一直记得老眯唱歌出现的样子。
我们听着周璇唱的歌吃饭。
下雨了，我们跑步回他家，他在旧大路的家。第一次看见他有那么多的书，我说，可以借吗？可以啊。
雨小了，带着他的书，《玫瑰之名》，还有许多关于电影的书，戴着他给我的，送报工的红帽子离开了他的家。
再也不会有那样一个一九九八年了。
我时常对妈妈说起颜峻。她从没有见过他，但是她记住了他。有一天，我回家，妈妈问我，你最近见过颜峻吗？她不象别的妈妈，她不是平凡的妈妈，她不问我，工作是不是顺利，是不是被人器重，我说，你怎么会问到他呢？她说，我想，写作是你最大的慰藉。她理所应当地，把颜峻和写作混为一谈。
妈妈在一九九九年去世。那天，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想，对她来说，这应该被称作解脱。
在很长时间里，在我的梦里，她都以一种狞厉的形象出现。有一天夜里，我梦见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寿衣，双手合什，从坟墓里慢慢升起，而我，站在附近的山头，满怀恐惧地观看着这一切，心脏像在滚油里面煎。然后，又一天，我梦见我走进一幢巨大的四合院，青砖碧瓦，异常洁净和阴冷，没有花草，没有人，没有阳光，我轻手轻脚地走进最大的屋子里，看见，在那里面唯一的一件家具，一个圆桌子前面，她正在吃饭，她一个人享用很多很多饭菜，不抬头，不停顿，一种寒气从我站立的方砖地上传上来，传到我的全身。
又一天，我梦见，还是那个院子，她坐在屋子里，坐在床上，穿着一件白底绿花的棉袄，她对我说，我们在她身上盖了太多泥土，使得她用了三个月才挖出生还之路。她伸出手给我看，的确，她的指甲缝里全是泥土和青苔。就在那一刻，她经历的窒息，幽闭，无助，也来到我心中。但是我知道，在梦里也知道，生还的这个不是我妈妈，不是她，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不断流泪，但是坚持要醒来。我醒来，算一算，那天，距离她被埋葬，真的是三个月，那个院子，我也知道是什么地方，那是我们烧给她的纸房子。
我写过这一切，登在报纸上，所有的人，都认定我是疯了，他们用一种充满怜悯的口吻要我不要再想了，我知道他们一定认为我是疯的。但是我知道那是真的。
终于有一天，她留下的怨气被时间冲淡，在梦里，她不再是狞厉可怖的，她依然用她一贯的，温和的语气说话，当话语结束，她就平静地转身离去。
我已经写过她，以后还将写下去，她是我永不枯竭的话语。
我终于回到我此刻必须存身的世界里。
颜峻的朋友，逐渐也变成我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又成为我的朋友，我疯狂掠夺每个人的朋友，贪婪，像个饿了很久的孩子。朋友，几何级数般增长。我的世界在一点一点展开。
杜维。非主流专卖店的杜维。我在颜峻的婚礼上认识了他。从那以后，非主流专卖店成为我经常停留的地方，在那里，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下午。杜维，诗人，也曾经组织乐队。他是戴眼镜的。以前，他留长头发，后来，他要当父亲了，他回到单位去，剪短了头发。有一天，我们谈到发疯，他说自己也许就是疯的，他知道自己是疯的。
第二天，我和一个女孩子走在路上，一种充满担忧的神色出现在她脸上，她突然说，也许，老杜真的是疯了的。
从杜维那里，我认识了许多人，他的哥哥杜元，画家，我喜欢他画里的颜色，刘冲，画家，他的画经常的主题，是烹调。还有，写小说的蔡之岳，他现在是《知音》的编辑，他催我给《知音》写稿子催得我发疯。千字千元，化个名字赚也没有什么不好。于是我说，我编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给你可以吗？不行，编的不行，再耸人听闻也不行。从蔡之岳那里，我还认识了加入作协的那些人，他们，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还有，兰大电影协会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我从非主流得来。
任何一个人，来到非主流，要认识一些喜欢电影的朋友，别峰或者杜维会把我的电话给他。能够成为非主流的头牌。我荣幸之至。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能够更红。
张海龙。兰州最好的编辑。他称呼颜峻为“我的兄弟颜峻”。我从来不花自己的钱买任何一张兰州出的报纸，从来不，中午的时候，降价成五毛钱三张也不买。我总是等在办公室里，等着这些报纸送来。但是惟独只有张海龙的那张周刊，我总是要买的，如果我出差，就要我的朋友替我留下来。《新生活》周刊，以前是周三出版，现在是周二。
张海龙总是把那些他在记者生涯里经历的事情讲给我们，从来不收费用，哪怕五毛钱，而这些经验对我们弥足珍贵。他告诉我们，来到报社上访的那些人是怎样的，他们看起来神智清楚，其中有一个，总是大声说，某某领导人刚跟他通过电话。还有，他采访过的那些案件，那些不适宜登在报纸上的部分，他还告诉我们，有段时间，兰州，抢劫的人有了新创意，他们拿着一只高压锅跟在一个目标身后，用高压锅当凶器。当然，我从此再也不能容忍一个人拿着沉重的物件跟我身后。
他是江西人。他胖。
金延。颜峻的师兄，后来成为他的同事。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子。
王轶庶。颜峻的同学，同事，以前，是《晚报》的记者。颜峻委托他为我拍过一辑照片，那些照片，后来用在杂志上。
师志凌。我的师兄。我是在颜峻那里见到的他。他曾经写过我，一篇很长的文章，《没有人是孤独的岛屿》，文章登出来的时候，我在敦煌，仅仅一个下午，我的电话被看到文章的人打得欠费停机了。这篇文章也被我父亲看到了，他说，他要告这个写文章的人，要告报社，他天天给报社打电话，找律师。在老一点的文艺言情小说里，经常有这样的父亲。忽然变成小说人物，我不能不羞愤交加，整整一个月，我没敢去过报社。在路上遇到张海龙，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京剧里的长袖子，可以高高扬起，遮住脸。
师志凌，是个好人，但是，但是。但是，上天在给他一些东西，在给他写作的才华，一颗悲悯的、安静的心的同时，拿走了另外一些东西作为交换。
还有，后来颜峻告诉我的那个站，北大新青年。和在那里认识的朋友。
也许，没有颜峻，也会有这一切，我也会慢慢走到这个属于我的世界中，但是，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我所感受到的那种亲切感，和那种信誉有保的感觉。不会。
就这样，我的世界逐渐展开。一点一点，引我看到更宽广的地方，那种知道自己永远在成长的感觉真是好。
见到郝的时候，是九九年，六月底，在颜峻离开兰州的前一天晚上。你要知道，那个时间，我们都在干什么，我们在唱歌跳舞，即使是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也不能幸免，脸上抹上锅灰也不能幸免。在他走的前一天，他说，我们一起吃饭？不，我没有时间，真的没有。那个时候，我必须跳舞，不能不跳，以前有一个教训，是《魂断蓝桥》里的那个女人，看看她，后来怎么了。
那么，等你跳完舞，到我们报社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
夜里十一点，我请到了半个小时的假。在颜峻即将离开的，荒城一样的《兰州晚报》社，我见到了郝。
那天我穿着什么？紧身的黄色背心，蓝色的短裤，跳舞的衣服，我也知道这样非常不象样，在这些外面，临时加了一件蓝色的西装。就这样，我到了报社。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郝是书商，他没有受到我穿的奇怪的衣服的影响。那天以后，我们开始合作，我开始为他的图书公司写文章。第一次，是为颜峻写的书做后期资料工作，写出来，要用邮件发送。没有人教我，在我住的宿舍里，有人是学计算机出身，我问他，可以教我用电子邮件吗？不，他没有时间，他晚上要去图书馆打电子游戏。按小时给钱可以教吗？一个小时一百块。不，还是不。
那篇稿子，我发了十次。要么，收不到，要么，残缺，要么，有乱码。终于，十次，终于发到了图书公司的编辑部。我想，好了，没有下次了，没有人要和这样愚蠢的人合作。我使颜峻丢人。打破壶的那个孩子再次回来了，我绕室喃喃自骂。
但是，郝的电话来了，他说，我们需要一本关于电影音乐的书，你愿意写吗？我？我不行，你在开玩笑。你行的啊，一定行的。
从那个时候，我知道，人间原来是有谅解，有宽容存在的，即便是在那些给你钱的人那里，也还是有。
一个月时间，我完成了那本小书。再一个月，我拿到图书公司的稿费。那是我一年的薪水。那时候，我是临时工，每个月，四百一十一块两毛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一份，绝不是四百一十一块两毛五。我搬出了由单位安排给临时工住的，锅炉房的地下室。从此，没有潮虫在床头爬来爬去了。在新家里，第一夜，没有锅炉的轰响，我彻夜不能入睡。
看看我，多么不清高。但是，不谈钱，谈什么。
就这样，一本一本的，我为图书公司写下去了，流行音乐，格莱美，邓丽君，我都写了，我决不会隐瞒。那些，都是我写的，署着我的名字。首先是我喜欢写，写什么也可以，只要是写，然后，我需要写。有的人可以不写，例如，后来，在网络上骂我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三十岁了，毫无廉耻，住在父母家里，连手纸都不要自己买。这一次，请他们闭嘴。
颜峻和他们相比，犹如天使。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登着关于一个贫困妇女生活的图片，报纸说，她做得一手很好的面食，可是她没有机会施展。现在，我终于有了机会，施展我安排生活的本领，把自己照顾好。
流行音乐那本，是两年多的房租，和一笔巨额住院费，格莱美，是一台大电视机，碟机，两次旅行，港台音乐，是两部电话，和一次旅行，邓丽君，是一台最好的计算机，一次旅行，猫王，是无数新书，碟，新衣服，水果，无数次酒吧微醉，还剩下一些，留着，足够让我有安全感，有底气去写一些我喜欢写的东西。就是这样。看看我的帐单，你就知道我终于有了机会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妥帖。我没有什么要隐瞒和后悔的。上天交给我的是这样的生活之路，我就必须要有自己迂回的方式。
属于我的世界一点一点展开。
那个打破了一只壶的孩子停止了恐惧。停止了哭泣。开始他应该有的游走和体验。尽管这来得迟了点。
颜峻在九九年七月一号，离开了兰州。在他离开之前，在请病假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就说你得了神经官能症”。我能够想象他那时的情绪状态。
他经历的一切，我随后都一一经历。写作中的劳累，欣喜，等待。
还例如。把自己置于公众面前的危险。
有一天，有个男人，跑到报社去，他说，他喜欢我的文章，于是，我的朋友，报纸的编辑，没有什么犹豫的，把我的电话号码，我的地址给他。他给我打电话，说，可以见我吗？他也是颜峻的朋友，我说，为什么不呢？然后，我见到了一个戴着小小的黑框眼镜的，剪着纳粹头的男人。真的该死，我看的那些好莱坞电影都被我抛之脑后，我居然没有意识到，那是多么经典的一个疯子的形象。好了，接下来的三个月，我被人跟踪、恐吓了，我家的门缝里塞满了写着宗教唱词的长信，办公室里充满了一接就断，没有人说话的电话，有一天，这样的电话每隔十分钟来一个，所有的人都看出来这些都和我有关。好了，三个月之后，我想明白了，不是我发疯，就是要他发疯，这出蹩脚的好莱坞惊悚片要结束了，于是，我告诉他，我都认识什么人，能做什么事。两个电话之后，妖魔鬼怪都消失了。我的朋友告诉我，应该把我的那些恐吓话语付诸行动。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个疯子设置的开头，即便是谎言，也那样令人眷恋，他说，他是颜峻的朋友。
这还没完。有个女人，从几千里地之外跑过来，认为她将实现她全部的生命寄托。还有个人，我曾经的朋友，发动了他所有的朋友，用过客的身份在网络上对我破口大骂，就因为，我写了些关于音乐的文章，而这，显然侵犯了他的领地。
如果有一天，有人像米塞丽里的那个女人一样对我说：“我是你的头号书迷”，我将避之不及。而颜峻，又是怎样面对这种由极端的善意所转化成的恶呢？怎样面对，不可测的人心呢？我从来没有问过。
但是，这没什么。我的世界正在展开。每一天，我都心醉神迷地发现，自己在成长之中，轻手轻脚地绕过昨天还令我沉迷的事物之中。
属于我的世界正在显露真相。我开始在这个城市，别的城市，在影象和声音里游走和体验。
我看到小猫的胡须，麻纸上的细绳。高原城市的晚上，钻石一样逼人的星空。
我看到阳关林场碧绿晶莹的葡萄园，在黄昏。
银川的碧野之中，吃草的羊群。
在草原上，在野花盛开的草原上，我被震慑得不能说话，在草丛间慢慢躺下。我把脸靠近它们，而它们竟然没有消失。
火车上交到的朋友。在酒吧里我带领所有人唱歌。
我看到Nick Cave 讲述一个男人怎样谋杀一个女人。
朱丽叶特·比诺什和她的爱人在新桥上重逢。
就算生活就此结束，我也没有遗憾。我已经看过了，我再没有什么要看的了。
他离开了兰州。我留在原地，留在兰州。有的时候，我乘着106，或者103路车，在这个城市到处漫游，车窗外面是碧绿的行道树，有风过的时候，树叶子就像绿色的急雨。我从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如此幸福，每次回头看，我都惊奇万分。
我也曾去过北京，去过他的家。在秋天。火车穿过小半个中国，穿过宁夏，陕西，河北，内蒙古，河南，穿过荒山，草原，有金黄色树林的河滩，收割后的田野。列车上始终响着肖邦改编的米尔斯坦的升C小调夜曲，还有舒伯特的钢琴协奏曲。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笑。有人问我，是来自哪里？兰州，我说。生活如同大海，没有形状，无与伦比。
所以，这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也不是文字。我写下的这个，没有形状，随心所欲，难以归类。为此，为了说出这些，我等待已久。
这甚至也不是一段音乐。一些画面。
这只是几个音符，几笔颜色。
一个#F，bB，一道稍纵即逝的金黄色。
或者，是那已经脱离了地球，向着黑暗的宇宙折射而去的光柱里，翻滚的形象中，扑朔迷离的一个。
关于颜峻，我还知道些什么呢？
他的样子。
他的身高。大约173厘米。他总是对我说，你又长高了，每次见到我，他都这样说。所有的人里面，这样说话的，永远觉得我在长高的，只有我的家人，还有他，只有他们，总觉得我还在成长之中。
他的体重。体重？已经成了秘密。胖人的体重都是秘密。
他的祖籍。他是湖南人，我们，也许是老乡。
他从小生长的地方。八里窑的部队大院。
他的安宁。我的安宁。颜峻，我，都和和安宁密不可分。（请你想象安宁的林荫道，夏天午后，空气中野草的味道，培黎广场黄色的蔷薇，在夏天，像要爆炸，还有那几千几万亩果园。想起安宁，想起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心像被驴踹。）
他在兰州的家，旧大路。那里，原来有个田园酒家，现在不存在了。
他的父母。
他在北京的家。他的爱人。
以及，我所能知道的，他的一切。
颜峻喜欢笑，从来都有个笑容在脸上。他笑起来，不是很张扬的那种，只是呵呵的，非常温和的那种笑。
颜峻在生活里不是个好的演员，从来不是，他也许能够压抑着不发脾气，但是，他的表情就会有变化，特别是，当他听到别人说了蠢话，灵魂一下就从他的脸上撤退了，眼睛也不发光。即使在朋友面前，也是如此。
颜峻从来不问，你有事吗？或者，你来做什么？你什么时候走？
颜峻是喜聚不喜散的，尽管他常常抱怨着，找他的人太多。
颜峻是习惯慢慢说话的。
颜峻有许多头衔。作家，乐评人，诗人，DJ，演出策划人。这些头衔是善意的，是要说明他的归属，没有什么好反对。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属于其中任何一项。他只要存在着，就是有价值的，他写不写作，或者写了什么，或者以何种方式写作，都无所谓。那些评论他的人，从来没有弄清楚一件事，他的写作，只是他在人间寻找的依附。他即使选择了做菜作为他的依附，也还是一样。他其实不应工作，他应被养活，供给他挥霍。他只需要负责他的存在。
颜峻总是重视别人的想法，即使这想法在别人看来荒诞不经，即使连提出这想法的人也是抱着随便说说的态度。有一群孩子在路上遇到颜峻，他们说，他们要成立一个乐队。他立刻忘记了他要走的路，他站在路边，就说起来，怎样成立一个乐队。有人刚说要做一场演出，颜峻就伏在床沿上，为那个人写宣传稿。他总是加固别人的想法，他说，行动胜过一切。
颜峻给很多写信给他的人回信，复制磁带。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千奇百怪，提出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提出许多在他们看来理所应当的要求。颜峻一一回复。有一天，我在他家里，看见他一封接一封地给他们回信，一盒又一盒地复制磁带，我于是知道，当初给我的信也是这样产生的，而这些信，又将改变谁的生活呢？你要知道，那些说他难以接近的话，都是不实之词。
还有，照片，颜峻的照片，我曾经没有一张颜峻的照片，我所见的他的照片都是在杂志上和他的书里。 一周前，我有了他的照片。
颜峻的书。我保留着他的一本书，普拉斯的《钟罩》。忘记还给他的。在他结婚的时候，我说起这本书，他说，那就送给你吧。
颜峻的身体。由一个男人来说另一个男人的身体，也许并不恰当，但是你要知道，大多数男人，年过三十，甚至，只要超过二十五岁，就会像一块大肉，摸一下手上也许都会有猪油。颜峻不在此列。颜峻也许永远在植物的行列里，一直在旺盛的成长之中，洁净，质朴。希望永远如此。
颜峻说过的话。很多，我都记得。他说“郑智化是个不需要声音的歌者”。“总有个地方会好一点”。“音乐的意义在于帮助人改变看世界的方式。”我都记得。
现在要我一一回忆这些话语，总是徒劳。这些话总是在需要它的时候出现。
还有，经常地，他会说：“写吧”。
我会写下去的。即使是在疲惫之中，还是会写下去的，总有希望度过心灵的枯涸期，好好保存下他的全——保存下他的全——部——才——能。
他写给我的信，我也记得。我们，从不曾停止通信。
“这是我最近写的，给你看看。”
“都收到了，这个是不是怨气太重？有一种狂野的气息，在你的文字里，有时候它又消失不见，被自我所圄。在细节上，它缠绵的时候是最有力的，但在你自己的心先沉浸在细小的地方时，它却也变小了。”
“昨天，在酒吧里，和很多朋友在一起。”
“有时候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在身边——北京。”
“我在努力地创造朋友。我曾经想，可能还有人像你一样，而我没有认识，那是多么遗憾。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所以也就不再有遗憾。有时候我也疑心是自己不够平和。”
“你总算开始去认识一些人，我很高兴。”
“兰州的秋天来了，所以我去安宁多一点，坐在空空的三路车上，觉得中间的时光全都没有记忆，‘而痛苦的消失，我竟是如此不适应’。”
“想起你说的，安宁区的车和路，我一下子傻了，我也知道那些都没有了。但是人生不过如此，在24楼看落日的时候，家里的猫跑过来，我又有了冒险一样的感觉——除了安宁区的气味，我还有新的味道要闻到。所谓无限，就是这样，许多须弥山，许多芥菜籽，等人真的长大了，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这是我的新电话。”
“知道了。”
“ 兰州最近演一个话剧，《兰州老街》，方言的，不是很完整很大气的，但是很有意思，我去看了两遍。今天下午我刚从贵清山回来。那里并不十分有趣，就是好在远离兰州，而且天气一直非常的好。不过，在那里我切实感觉到偏远地方的大厂有多衰败，那些往日热闹过的厂子十室九空，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在那里，没有水，没有电，人们无所事事，甚至也不觉得没有希望有什么不好。在那里走着，久了，就觉得鬼影憧憧，连人的话语仿佛都像垃圾一样沉积在天底下。斯蒂芬金的小说，多半就发生在这种地方吧。住在朋友家里，我们讲了大半夜的鬼故事，和这气氛倒是相配。”
“跟我多说说兰州。”
“不知道怎么样就走到了今天，有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都万分惊奇。”
“最近我在想，写作增加了我们的存在，让我们活得更多。”
“前段时间受了点伤。”
“我刚回来，真是糟糕，出发前都没有看你的信，现在才知道你受了伤，希望现在已经好了。”
“我在写你。越写越长。最后的那部分，我写了兰州，和你有关的兰州的“地点”，我想说明，你内在的兰州，阿干镇，八里窑，安宁，十里店，刘家堡，也许，还会有旧大路。但是，关于兰州，还能说些什么呢？好象又说不出，因为，兰州，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里在下大雨，兰州就是这样，秋天一下了雨，就有点像冬天，晚上走在路上，就想着早点回家。”
“我像是在潜水，虽然从来没有潜过。一下子忙了起来，一周时间，都是这样。压力带来亢奋的敏感，各种体验随时出现，我像以前，少年时候，双手盲目地招架和捕捉，突然地成长着。兰州，的确在我们的体内。”
“明天就去青海了。青海我是喜欢的，一想到那里秋天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在那里了。月底，也许去北京。”
“到北京给我打电话。”
“最近呢？在做些什么？”
“我刚印出了自己的诗集，一个10年的纪念，现在觉得总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所以过去的10年就这样总结一下，给自己一个交代好了。刚给你寄出去。 突然发现已经快到9月了，秋天要来了。在闻到秋天的气味之前，我要写出今年最好的文字。”
“告诉我一些好的音乐吧，当然，不要太吵的。”
“Tom Waits一定是要听的了，黑、老、沙哑、怪异。Mophine跟他差不多，但爵士化一些，主唱后来死掉了。Leonard Cohen是诗人兼歌手，越晚期越好，抒情，李皖说他的唱像在打呼噜。David Sylvian要更艳丽凄美，更细腻和光影流动。还有Black Tape For A Blue Girl，不过不一样了，更抽象，更纯粹。”
“你说的音乐我都找到了，Cohen我真是喜欢。”
“.....有好音乐听是幸福的，就怕像我最近这样，没心思和时间听。“
“给你看我画的画，和我拍的照片。”
“那些画，是你画的吗？照片和画，都像你的文字，好，但也许你并不能做一个摄影师，因为它们投射了你的感情、想象、凝固的时间里的沉默，并且太像文字了。”
“最近在做什么呢？”
“我从昆明回到北京后，写了大约25000字的东西，现在还在写，晚上又要去成都，回来还要赶新的稿子，像水龙头一样别人一拧我就往外流。不过最近写的都是很愿意写的题目，媒体也是些喜欢的。”
“ ......音乐真的是让我狂喜，好几天我一直在听Cohen，舍不得睡觉。还有什么适合我听的东西吗？”
“前一阵子我听自由爵士，不过好象有点太吵，不适合你，但我推荐一个网站，上面的网络电台实在是太好了，世纪音乐错乱之类的主题来听，从实验噪音到京剧，包罗万象，很有意思。”
“张海龙的周刊是看到的版面里最好的。”
“不知道兰州的年轻人是否可以在张海龙、你们的带动下找到文化生活突破的方式和信心。实际上，要影响别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去做。我渴望有一天不再看到兰州的年轻人全是梦想者和演说家，痛苦压抑而从不行动，从不去爱和追求。”
“我搬了新家，条件比原来的地方好一些。“
“新年未必新气象，可我要是自己决定展开新气象，那也不是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了的。刚从昆明回来，一个月来在深圳音乐节和昆明音乐节耗费时间，听音乐，喝酒想心事，间或哭和熟睡。问候你一下。希望我们都更快地进步。“
“哈哈新年好。”
“《书》第三期已经全部编辑校对完毕，除了韩松落，所有作者稿件都已经编妥。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更换你们的作品，如果有需要修改或更换的作品，请尽快发到我的邮箱来。”
“那我给你的稿子只能等到下次了真的是对不起。”
“那我还是等你。”
而关于兰州，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他的人口。三百多万。
他的三个县，五个区。有一个县，永登，将在今年变成市。那时，只有两个县。
地形。从城市中间穿过的那条大河。
最好吃的牛肉面。
绿色公园。
最美丽的滨河路。它夏天柳树的姿态，鲜花的颜色。
出租车的起价。
每一条街道，巷子，每一个有趣的店铺。香舍花园，我最爱的酒吧。
兰柴厂，电子商贸城，可以买到DVD的地方。
我的朋友们。王海林，马韬，小永，段。
还有，《兰州晚报》。每天的《兰州晚报》上的每条消息。每个熟悉的名字。
从报纸和传言中留下的，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九二年，人们传说，有个著名的包子店，是和火葬厂联营的，那里面所有的肉类，都非常可疑。九三年，有个女人掉进了下水道，十一天以后，她才被打捞上来。九四年，人们传说，在某条路上，出租车司机曾经载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给他的钱，在第二天变成了冥币。九八年冬天，这个城市老字号的百货大楼发生了火灾，整个区戒严。九九年，最末的一天，无数人聚在广场上，等待新世纪到来。第二年，超市的鸡蛋卖五毛钱一斤，所有的老太太都不再晨练，全部到超市门口排队。这一年，这个城市打击黑社会。接下来的两年，抢劫风行。
那些记忆也成为我的记忆。
还有，兰州，正月里是要闹社火的，以前，是在大街上，现在，是在隍庙。
兰州，春天是在二月底就来了。二月底，风里就会有河水解冻，野草生长的味道，即使是在城市的中心，也一样能够闻得到。
黑乌鸦成群成群的，在高高的天上飞过去。
二月，三月，沙尘暴也就来了。
三月，杏花。四月，桃花就开了。要看桃花的人拥着挤着要到仁寿山去，看桃花。
夏天，秋天，一个季节一个季节地轮转着，和别处没有什么两样。
冬天？冬天就下雪。
所有的这些，我都记得。
我热爱这一切。
[附录]兰州：地点
刘家堡（一）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些小巷和果园，还有那条大河。 在我意识到它之前，它已经存在了许多年。它为两岸带来了淤泥、垃圾、动物的死尸、奇异的植物，它带走了泥沙、种籽、在水面漂浮已久的污油，它也给两岸带来了适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土地。一棵桃树的长成需要三年，一棵枣树的长成则需要稍长的时间。在它们再也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它们将被砍下，它们深黑色的枝干在房前屋后沉默着，在夜里像是些巨大的怪兽。他们，刘家堡所有的居民，都是些菜农或是果农。起初，他们还能控制那些树苗，可最终，每棵树都长成了巨大的、深不可测的怪物，它们仿佛和地下某种可怕的力量接通了，在清晨或是黄昏紫色的微光里，它们缓缓摇摆枝条，发出种种不可辨别、无从模拟的声音。人们从那些树间走过去，就像是被那浓绿吞噬掉了，被生存吞掉了，被自己吞噬了。
还有，就是那随处可见的垃圾。废弃的地膜塑料、农药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废轮胎、胶皮桶、动物死尸在整整一个夏天的腐烂过程中从不间断地发出臭味。西红柿、茄子、番瓜的菜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堆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那上面没有被摘掉的果实发臭、腐烂、干枯。
整整四年，四年时间，我生活在那里，从没有离开。它的气味，颜色，节奏，渗透到我的生命当中，不能剔除。
他
我总是坐在围墙上，向他靠近。那个时候，一条树吱挂住我的后颈，我拨开它，茫然四顾。暮色来临了，树、房屋都像是剪影。我面前是那所大学的操场，空无一人。足球门在半是草地、半是黄土的操场上投下两个阴影，并和他们的本体相连，这么一来，大地像是不存在了，只有两个黑色的方框悬在空间之中。我身后的树枝颤动不已，带来了细碎的响声，也引起了什么地方鸟儿的梦呓。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我听见一种微微的，犹如猫熟睡时的那种震动，它来自什么机器，或是大气的下落，或是大地的震颤。我同时也听到了篮球击地的声音。
我跳下围墙，在操场上慢慢地向前走去，篮球击地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像是走在自己设计好的梦境里，是的，多年以后还时常会有那种情况发生，我忽然会记不清他的样子，怎样努力也是枉然，我甚而想象描绘嫌疑犯那样描绘他的形象，他皮肤的颜色，眼睛的形状，眉毛的扬起，也还是徒劳，我不会比任何一个只见过他一面的人描绘得更像他本人。他的形貌好象隐在幽暗里，仿佛只是一种感觉，一种由来已久的亲切感，一种声音，一种想摧毁自己的愿望，一种无力感，使我得以辨识他。也或者，他已混同了其他的形象而存在，或是因为，我想望得太过强烈，因而顺从自己的意愿塑造了他，也许，他就是我自己的形象，是我对自己的了解的一种投射？我不知道。
那时候也总是那样，我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紧紧攥住，我匆匆地以各种理由去找他，像温习课本一样使他的面容变得真切，然而，只需要一转身，就会重新忘记。或许，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我那些从未实现过的愿望的化身，只是那些我得不到的东西的一次集中的答案，一次解释，一次补偿。或者是这样吧。我不知道。
还有，他的身体，像个正在生长之中的孩子。他的肌肤，不是像成年人那样粘腻、僵死，而是像裹着丝绸，抚过之后，手上似乎有沙的空灵。
暮色在继续颤动着下落，整个世界成为一片没有层次的幽黑与墨蓝，只有我是鲜明的彩色。 在那之前我也曾无数次的翻过围墙，走近那个被梧桐树环抱着的篮球场，它是方形的，由五个小的篮球场组成。而他，通常是在最右边的那一个。他是孤独的，我即便是不懂得篮球也知道他是孤独的。他紧抿着嘴唇，在其他球手的包围中闪、躲、冲、投篮。他故意撩拨他们，故意显得迟缓或者笨拙，这激起了他们的热情，使他们满以为自己的蛮力占了上风，他转着球县出犹豫的样子，他们则向他叫好、招手、媚笑，忽然他机警地跃起，随意翻个腕子就把球投入网子，他们像争抢落地的人参果一样无目地、丑陋地试图掌握住跳跃不止的篮球，而他在旁边，目光变得邪恶、厌恶、慵懒。接下来又是这一套的重复。他身上的生命力使他像一个焦灼的点，一股黑色的金子，却散发着胶状的光芒。
就那样，我无数次靠近他，而他，也意识到我是有意而来，是的，他忽然停下动作，疑惑地看着我，随即，又继续他的动作。在少年时代，曾经有无数次那样的情景发生，他忽然停下动作，那一刹那，我再次听到大气在匀匀地下落。
忽然，悲伤就来了，我站在原地，毫无办法。我早已回不去。
她
许多年以后那里会以一种神秘的速度流传着关于她的传说。都说是她的脸像满月一样，眼睛像夜色一样，但却暗藏着深绿。她抚摸过的草木会干枯、焦黑、叶片翻卷，她的脚印里是苔藓的苍绿。直到如今，你沿着有着哭泣的柳树的河岸，你分辨着那些被蚂蚁占据的绿色印迹，还能够找到她。她平静地躺在河水之中，黑色的长头发随波浪和植物的根须一起飘荡，她贪婪地吞咽着泥土、沙砾、爱、激情或是其它的什么。她混迹在人群中，也是那么容易被辨识、指认。她精力四射，但通常却是一副懒洋洋的、妖淫的模样，她嘴角含着笑，像是热爱，又像是自嘲，她总是眼睑下垂，但张开眼睛又是那么迅速，一束亮光在眼底稍现即逝。别在她耳变的金盏花既不凋谢，也不枯萎。她来过了，又离去了。
妈妈，他，亲切感
再也不会有人让我感受到妈妈和他让我感受到的东西：难以言传的亲切，了解，用憎恶和冷漠表达的热爱，想要死去的强烈愿望。再也不会。这些已经足够了。
只要一段乐曲，一个在接头独行、和父母失散的孩子；只要一盏街灯，一个穿着黑皮裙子站在午夜两点的车站的女人；只要从热闹非凡的声色场合走出，来到寒风刺骨的大街上，裹紧衣服，抱起胳膊的一刹那；或者是躺在医院的床上被金属探进体内；或者是低头，微微闭上眼睛，或者是，和自己身体的接触；甚至街头小贩被警察欺凌、辱骂，甚至假扮痴傻的乞丐伸出的掉瓷的盆子，只要一刹那，只需要用低头和眨眼来掩饰，只需要深呼吸或是自骂出声，像用深呼吸来压抑咳嗽，就足以让它迅速消失，这种突然被唤起的难以言传的亲切、了解，以及想要死去的强烈欲望。一生都在焦灼地热爱着，循规蹈矩地狂乱着，象披着人皮的忧患重重的幽灵，不动声色地行走在广场、人群之中。
而凄楚的音乐在一切之上。
刘家堡（二）
我好象又走在刘家堡的小巷子里。夜气浓腻地充塞在每一巷、每一家、每一处，有没有人在离院门很远的地方掏出钥匙；有没有一双黑色的胶鞋，鞋底沾上了污物，因而在地上蹭着；有没有座在铁皮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汽，使得屋里充满了令人昏昏欲睡的温暖；有没有明天该去修理的老座钟，在不该鸣响的时候出了声，引起了埋怨；有没有贴在墙上的报纸，耷拉下一只角；有没有一个男孩子，在夜里被潮湿惊醒；有没有爱，梦话，有没有打点行李准备离开的人，把吃剩的半只饼子用纸包裹，装进行李。只有长巷子，只有画在墙上的、张牙舞爪的小人，只有月亮鬼鬼祟祟地在屋宇间游走。整个城市都像是睡着了，就我看见了这月亮。这月亮照着拉着窗帘的窗子，照着晾着一双忘记收回的鞋的阳台，这月亮在城市上空移动，像是一个蜷成一团、浊黄的、闭着眼的胎儿，它移过钟楼，移过有着呻吟、梦话、咕哝的小巷子的上空，移动了几百年，几千年，移动着，都成了一个死胎，也不烂，也不坏，像是泡在防腐剂里，只是移动，移过宇宙包裹着的大梦。整个城市，整个宇宙都睡着了，就我看见了那月亮，那月亮神秘地、不可告人地移动着，使我成了一个目击者。我满心都是恐惧，满心都是孤独。这种孤独还很漫长，还很漫长，应该忍受，并且喜爱。
赵家庄７２号，一九九四年六月
外面是墨蓝的夜，没有月，不见星，却有一盏灯，远远地，穿过树丛照了过来，白亮的。我知道那有灯的地方是很远的、很荒凉的地方，而那里竟也有灯了，倔强地、坚持地亮着，孤零零的，灯下是一个人？两个人？关着木头门，守着自己的灯，偶尔会想起一些小时候笑闹的事。而外面是猛兽一样咻咻的夜，和蛰伏着的大不安。
一九九五年秋天，安宁
一九九五年，安宁，一个僻静的小巷子里。一圈矮矮的白色栅栏里面，筑着一座两层的小白楼。院子里的花长得满满的。我至今记得那些花，那大多是些带着异域气氛的植物，开得素淡而不怀好意的白绣球，一种披鳞带甲的波斯菊，杂乱无章的荷兰菊，则东挑着一朵花，西挑着一朵花，朵朵花都像是呲牙咧嘴的脸，又有些深黄色的萱草，肥硕而淫荡的美人蕉，大片的金盏花，分了许多头的向日葵，还有些罂粟，红色，白色，橘红色，还有些花是我所不认识的，或者结着刺果子，或者开着蜥蜴那种灰色的、铃铛形的花串。 房前有一道白色的走廊，那走廊被几千几万条拉到屋顶的金银花枝子所遮盖。她就坐在那里。在秋天午后的，眩目的阳光里，她的脸像是一团白色的雾汽。她穿着一件少见的织锦长裙，底色是浅浅的米黄，裙子的下摆却用浅褐色印着许多花朵，沉积着，越往上越疏。裙子下摆是一圈流苏，直扫到脚面上。她上身的衣服是很普通的，长袖的灰白色线衣，罩了一件刚及腰的网眼绒线衫。她的头发好似是刚洗过，湿漉漉地打着卷子，直垂到肩上。脚是赤着的，穿着一双白色的拖鞋，坐在一张帆布躺椅上，看着一本书。一九九五年所有的气氛，都被这图景笼罩，那种干燥、温暖、安静的感觉，一旦感受，就再也不能忘记。
芦苇岛
怎么能忘记芦苇岛呢？怎么会在这么久之后才提及呢？那由岸边的沙洲向河心延伸而成的岛，遍生着及腰的芦苇，间杂着红柳和红蓼，十几里路啊，遍生着芦苇、红柳、红蓼。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岛子是可望不可及的，它被涨起的河水隔断了，只能望见毛茸茸的碧绿的草，或是黄绿色的芦苇穗子，以及出末其间的野鸟。
只有在秋天，冬天，只有在这两个季节。
八月之后，通往芦苇岛的路径就会慢慢显露。水鸟不再栖息，候鸟也是偶尔停留。人们涌上岛屿，采割芦苇，一把镰刀，一条绳子，就足以让一大片生长了一年的芦苇倒伏、成捆，而后，在老人和女人们的手下，它变成了苫盖在菜棚和育苗室上的草帘子。八月之后，浸润着芦苇岛的河水慢慢降下，那些生长在岸边的红柳，露出了白色或者黑色的根须，有些根须拖着成团的杂草，像是拖住了溺水者的头发。
等到岛上遍布芦苇的短茬，和一些生长得过于矮小的芦苇时，人们就不再上岛了，板车的车轮印迹，也终将因为长期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而板结，泛起白花花的碱。家家户户都在编织着草帘子。十一月，烧荒的就上岛了。
我们聚在河岸上，看着人们用火把把草丛点燃，奔跑在草丛和火堆间的是孩子和年轻男子们，火光闪亮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他们，亮过之后，就只看见些鬼魅一样的黑影子。火烧到深夜，这才渐渐地一处处寂灭了，偶尔会有一些灰堆，因着风过，因着没燃尽的草，互地爆起火苗来，那也不过是一刹那的事，随后又是黑暗，暗红的灰堆慢慢地变幻着颜色，像是有什么在那里面呼吸。站在岸边看着的人们，慢慢地也就散去了。一年一年，就是这样。
红古，国道109线
三个警察穿着深绿色的警服大衣，坐在一辆摩托车上，在乡间白土路上行进，只看得见三个人的背影，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像是一个人在三个不同位置上的定格。已经是初冬，路边的新疆杨萧萧地立着，连落叶都没有一片，阳光是晴好的，透过车窗晒在人身上暖暖的。四周非常安静，甚至听不到摩托的声音，让人不安，像是电影突然没有了声音。不知道他们是去什么地方维持什么秩序，更让人觉得心里恐慌了。
一只船小学
楼道里满是奔跑着、喧闹着的孩子，那声响汇合成一种宏大的、毫无理智、蛮横得让人恐怖的声音之流。孩子们毫无表情地推搡着，向前拥挤着，或是急急忙忙地爬上楼梯扶手，一滑到底，再毫无表情地跑开去，像一些上足了发条、精力充沛的小小机器。空气中逐渐弥漫着一股火柴点燃时候的苦香，并且愈来愈浓烈。
生活深处有一种野蛮的力量
这是抢劫在这个城市开始风行以来的无数案件中的一个，它刊登在《兰州晚报》上，它被我记住了，因为它那种生命予夺的残暴无理的气息。一个商人，在某天夜里步行回家，被人用铁棍击打头颅而致死，他的钱财、手机，都被那个站在暗处，手持铁棍的凶徒获得，那个凶徒甚至没有开口说话，它只是视他为一个活动的钱袋，他的生命只是它获取钱财的一个障碍，因此，它毫不犹豫，力求致他于死地，然后，它在他身上翻检财物，犹如在死去的猎物身上翻检皮毛、牙齿。这个案件被我记住，还不只是因为它的凶残程度，也不是因为它毫无理性，而是因为，报纸上登出了那个凶徒的照片，它被铐在一根钢管上，圆睁双眼，惊恐不安。那不是一张人的脸，那是一张类人猿的脸。报纸上说，它来自穷乡僻壤，来到城市，就像来到钢筋水泥的森林，它四处劫掠，杀人放火，以此为生。
面对那张照片，我怒不可遏，我想找到那个关押它的地方，浇一桶汽油在它身上，活活烧死它。
几十万年前，类人猿站在密林深处，等待一只鹿、一只野羊或者别的什么走过，它们一拥而上，打死猎物，剥去猎物的皮毛，宛如剥取一件皮大衣，它们咬噬分割猎物的血肉，很快就让眼前只剩下一具血淋淋的骨骼。几十万年后，类人猿依旧站在暗处，手持铁棍，等待猎物经过，就一拥而上。这两者之间不是相似，而是完全没有区别，几十万年，人性只进化了零点一微米。或者说，有一些类人猿，始终就没有进化。
生活深处有一种野蛮的力量。
这种野蛮的力量就蕴涵在这些没有进化的物种身上。我们的城市，正在被类人猿占领，我们终生都将陷于与类人猿的苦斗之中。在夜里，类人猿密布大街小巷，从一个暗影里跑到另一个暗影里，犹如鬼魅，有时候，它们也抬头望望月亮。一想到我和它们凝望的是同一轮月亮，我就怒不可遏，我才不要望它们望过的肮脏的月亮。
我们的城市，正在被类人猿占领，只要有一个类人猿开始强奸，其它的类人猿就急不可待，纷纷脱下裤子，嗷嗷乱叫，并且齐声数数，为实施者加油，等待强奸的类人猿队伍可以排到海石湾去。只要有一个类人猿手提凶器，走上街头，开始劫掠，它的身后就会有其它类人猿尾随，一个，八个，十个，一百个，一千个，类人猿们浩浩荡荡走在大街上，抹黑了脸，眼窝深陷，头发蓬乱，它们挨家洗劫，杀人放火，宛若黑色狂欢节。这样的末世图景并非不可能，甚至是指日可待，点燃这只火药桶的，也许只是一支火柴，一句言语，一个手势。
我们终生 都将陷于与类人猿的苦斗之中。
是的，终生都不能幸免。为什么要把人类的智慧用于探索太空、深入大海、制造机器人、用中子轰击质子上呢/为什么如此浪费？如此不切实际？人类的智慧，应该被用于在人群中鉴别出类人猿。应该把所有关于医学、遗传学、社会学、犯罪学、计算机的知识，都用于此。那些注定要终生贫困、愚昧无知、没有信仰、无法受到教育的人，应该禁止生育，那些具有类人猿潜质的人，应该被送进毒气室，每人造成一块肥皂。呵不，送进毒气室也是浪费，我才不要用它们造出的肥皂。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哪座城市将要地震，就把它们送到那里去，只等蓝光闪过。
其实根源不在这里，不在于人类的进化进程。我深深知道，根源在于，那些造成不公平、造成贫穷、造成世界走向腐坏和变质的力量，始终都存在。而且与日俱增。他们隔绝了乡村通往城市的路，他们让两个世界的人互相仇恨，他们躺在黑色的财富上自以为安然无恙。所有的类人猿，额头上都应该印上“他们制造”。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一万座毒气室也无法消灭这些力量。
我能做到的，只有眼前的粥趁热先喝。我只有，一，夜里减少出门，二，非出门不可，一定结伙成帮，并且坐车。
是的，我坐在车上，但这不能减少我的恐惧。身边的司机会忽然变成类人猿吗？当车子减慢速度，车门会不会突然被打开，我被拖下去劫掠一空？也许/我只有先下手劫掠，才能减少被劫掠的恐惧。这值得一试。
我坐在慢慢行走的车上，车子走过大街小巷，我看见街上行走的人们，他们好象忽然被神秘的力量控制，也放慢了一切动作的速度，他们仿佛在应和一种黑色的、奇诡的音乐，努力让自己的动作适合那音乐的节拍。
我慢慢举起双手，我举起双手捂住耳朵。
捂住耳朵，以为从此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
二00一年，九月三日的《兰州晚报》
在第一版上，有《奖、贷、助、补、减--贫困大学生走进“绿色通道”完成学业》，《今日再审李氏团伙漏罪者》，《万家灯火映金城》，《马路成河车成舟》，《曾任甘肃电视台副台长，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不幸遇难》，还有兰州市公安局的某路段交通管制通告。
A4版：《违章拆房砸破居民窗户》，《深夜作业惨遭殴打，环卫工人安全难保》，《赠物之中夹钱财，相互猜疑反成仇》，《柳忠高速公路在高滩“卡壳”》，《街头乞丐才艺双全，“下班”之后打的回家》，《广告标牌倒，砸伤过路人》。
C13版：周一话题：产后忧郁怎么办。
B1版：《盗版软件又上柜台，打击盗版，任重道远》，《路边国槐轰然倒，过路面的遭了殃》，《我省离婚的多了》，《馒头大战再起烽烟》，《红古查处一拼装车窝点》，《国芳百盛，现代商业的样板田》，《昨日紫云阁大酒店救助生命，书画义卖》。《三百元可以使一个孩子重返校园，请伸手帮帮他们！》
B6版面：《全国名牌集小城，秦安冒出四百多个体总代理》，《本届兰洽会上签约四个项目总投资7.
4亿元，临洮聚定西地区榜首》，《兰州一公司投资一亿元，景泰黄河石林旅游区工程开工》。
还有中缝的广告，无痛人流，特色妇科，高考落榜生的补习学校，烹饪学校招生，招聘，二手笔记本，服装学院招生，装修，私人侦探，用吊车，婚姻介绍所，住房出售，修电器，求购客车，当天电视，电影，信息台，寻车启事。
就是这些。你要知道，这是兰州，和别的城市没有什么不同。
我在这城市长大，上学，工作，每天看这《晚报》。将来也许还要看下去。
我热爱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