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1-14章）
秦 耕
一
1997年4月17日的傍晚，我家的电话响了，里边是一个男人陌生的声音：“你是秦耕么？”我楞了一下说：“是的”“那你下来一下，我们在楼下等你。”我说好的，几分钟后我就下来。
今天上午播出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因此我知道他们是谁了，我也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
接下来我继续把牛奶冲好，装在奶瓶里交给三岁多的女儿，然后把妻子叫来，交代她明天应该去买奶粉，并把如何辨别真假雀巢奶粉外包装方法教给她。她不解的问：你要干什么去？我说：公安厅的车就等在楼下，我不知我今天去了是否还能回来。她开始骂我，同时也发牢骚，并诅咒我干脆被拉去枪毙了才好。我说行啦，我要下去了——难道还要他们上来到家里吓着孩子吗？
跟女儿说过再见后，我就下去了。果然有一辆公安行政车牌的旅行车停在楼下，车上的两个陌生便衣对我非常客气。我调侃道：怎么？什么地方还有水库没有修好吗？
见他们不解，我就解释说：毛泽东死的时候，把四类分子全部集中起来到水库工地劳动，并由武装民兵看管——咱们现在就快点走吧。
他们两个都笑了，年长的便衣说：秦先生很有幽默感哦。咱们今天交个朋友，走，咱们去喝茶！”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和我很客气的聊天，五湖四海天上地下，但一句“接触”主题的话都没说，临结帐时，执意让收银员再去拿了两包红塔山香烟硬塞到我口袋。
我说你们这可是在乱花?纳税人的钱啊，见他们有点尴尬，我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这几天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也不去，好不好？
于是我们就此告别。
二
1997年后半年，他们似乎特别重视我，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有何政治背景。不久我单位所在地派出所经常与我联系，我明白我的名字当然列在“重点人口”名单上——刑满释放人员、有劣迹的人、吸毒人员、外地来的暂住人员等等。先是找我单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人事档案全部复印一遍送去，虽然那档案里一大半不过是我当年高考时的试卷；后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照一张全身照送去。我天生不爱照相，总是不记得；一天又把我叫到派出所，做谈话笔录。
我问：我出狱七年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完没了？这位姓刘的高个子警官，坦诚相告：这事永远不会完，除非你死了——中国的情况你不会不了解吧。“
接下来他告诉我，对我的监控，近期从省厅六处移交市局，市局必须建立完整的“重点人员档案”，他并发出感慨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市局里你的档案竟然是一片空白。
在做笔录时，内容涉及到我的家庭生活，刘警官对我的夫妻关系紧张一事特别敏感。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忧虑。我明白他担心什么。离异可能使我这个重点人口变得更加危险，至少是更麻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1997年11月11日下午16时我婚姻解体的这一时刻，他现在和我一样清楚吧。
刘警官一口东北腔儿，高个，红脸膛，很英俊，让我想起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那个东北小伙儿，他把他比喻为一株红高粱。做完笔录后，他反复提醒我尽快把照片给他送来。
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刘警官电话，还是为照片的事，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毫不客气：去派出所无公交车，我打的你报销吗？他提高声音：我对你一直很尊敬，按我们的要求，每两个月得跟进一次你的状况，但我都没有这样做，对你放得很松，希望咱们彼此互相理解。”我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你总不能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替你工作吧？
最后他口气缓和下来，催我快点送去照片。
几日后，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个下身着警裤，上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他们说：刘X叫你去一下。”
天下着小雨，路上很泥泞。我跟着两个小警察到了一处地方，见门口挂着街道综治委的牌子。上了狭窄的楼梯，刘警官果然在等我。
他诚恳又无奈地说：你太不象话了。
说完不停的摇头。不一会，小警官按他的指示，叫来一个照相的人。于是我靠墙站着，被正面、侧面、半身、全身地照了一遍。记得我始终很开心地笑着——我希望今后不管何时，我都在某间屋子的某个文件柜的某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笑着，而且不管哪个警官，只要他打开我的档案袋，首先看见我灿烂的笑脸。
照完像，刘警官说：你给他十块钱。
我说：咦？这才奇怪，我免费供你拍摄，不收你的肖像权使用费，你倒反要我出钱？他也笑起来，就从自己口袋掏了十块钱
给那摄影师。接着他在砧板上刷油墨，分别拓取了我的十个指模、两双掌纹、两双脚纹。我穿袜子时抱怨他未能提供洗涤用品——这样穿袜子肯定把袜子毁了！我假模假样地要他赔我一双袜子。
三
我出狱十二年了。
多年来，不管我浪迹萍踪、工作单位如何变换，以至于朋友失散无从联系，但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992年，当我出狱两年，准备与几千里外的未婚妻结婚时，她所在地的铁路公安抢先一步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结婚后两年多，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每次见到我都要告戒我：一定要小心！公安并不知道我和这位校长是好友，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每次去的时间、离开的时间、和谁接触过等等内容，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才懒得这么做！”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政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领导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刚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走出高墙、重获自由之后，始终有一张我虽然看不见、却有形、严密的网络在监控着 我。
李宪源先生嘲笑我“不敢用真名堂堂正正 在网络上发言时”，我回复“非不敢、实不便也”，他又是一番嘲笑。我不再回复他。但我知道，他像多年来我被人嘲笑的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
四
女儿两岁时，有一次在酒桌上听朋友说“你在监狱如何如何”的话。她未吱声，但记在心中。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你坐过监狱？”我大吃一惊，马上想起是朋友多嘴引起的。我懊恼万分：如何对女儿解释？如何让她相信爸爸并非坏人？
我抱起她，说：小姑娘，爸爸不是坏人，你要相信，好吗？等你长大些，能听懂时，我再讲给你听好吗？她未置可否。
在她不满五岁时，有一天，她又问起这事。我说：我说过等你长大些，可以听懂时我再解释给你听。
她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小学了，你现在说出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听懂。
稍作犹豫，我尝试着解释说：爸爸是因为从事 *** 运动被关进监狱的。 *** 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看，你觉得谁好呢，你就选谁当领导；谁当不好就另选一个来换掉他。而咱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不让老百姓选，有错误还不准批评.……..
女儿叫喊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jXX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dXX！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怕我听不懂？
这时我只好认真给女儿解释说，爸爸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只是希望把关系到老百姓的事能办得好一些。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决不相信。我告诉他：的确是真的，绝无虚构。
我女儿八个月时学会说话，一岁时可以与人交谈，而且她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出较长的句子，还可以不时在句子里用一、两个成语——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我用成人的语言，每天和她不停地说话，所以她一开口说话，就直接使用着成人的语言。
五
十三年前，当我还在四堵高墙电网之内的一间黑屋子被囚时，我就想我要把这段生活写成一本书。但十二年来，我从未动笔写过一个字，六本《狱中日记》也扔在了几千里外一个朋友处。原因有二：写了无法出版——写了是白写，说不定还因手痒而惹祸。我总不能像《红岩》那样、像方志敏那样把自己写成正面角色、把公安干警写成反面角色吧？第二是写出来之后有什么价值？
前天，当我看到余杰说“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黄喝楼主的“勇敢说”及任不寐的“专制是对人民心内怯懦的惩罚”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写这段经历了，我找到了主题：我要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我的狱中日记扉页自题四个字：爱狱如家。
我要告诉人们：坐监狱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暂定的题目是《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但愿不要写得太长。几十万字写起来很累，但愿我还能坚持下去，把它写完，与大家分享。
是为序。
如我在《序》中所言，是受余杰、任不寐、黄喝楼主等人言语感染，我才决定动笔写12年前的这段生活的，至少是他们给了我写的理由。
原计划每周写一节，在关天上连载。《序》贴出来主要是测试网管的态度——我把话说到什么程度是可以允许的？但现在看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题材”的问题了。他们是不允许这个“题材”引来众议的，这就成了“事”了。
本想每周一帖的，看几位网友心急，今天就贴出“抓捕”，以飨众友，但很遗憾，只幸存了20分钟。
我会坚持写下去，并尽可能让语言平和、中立、客观，不把警察写成坏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把自己写成“英雄人物”之类，我也和你、他一样，很普通。写出来后，我还是坚持首贴关天，然后再贴别处。王怡先生的《宪政论衡》像自己的家，但毕竟“家”是私人空间，还不是公共的广场。我希望于各位网友的是，我续贴出来时，大家能保持平静，不说太热的话，不要给网管造成刺激和压力，也让我能平静地写，至少有机会继续写。
发消息给我的，已经收到。谢谢！我既然是记实，必须是从实去记了，我将坚持“决不掺假”的原则，写绝对真实的监狱生活，也满足各位的“窥视欲”。至少我不恐惧黑牢！我们需要战胜恐惧。
谢谢各位的问候。那是一段普通的生活阅历，不值得炫耀，也不应感到委屈，只需以平常心待之。因为这既是我身体的经历，其实也是大家共同在心灵中的经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和他。我们需要平静地面对命运的安排。
一、 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我缉拿归案。
但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有几套预案。并且经历了失败、失望甚至沮丧之后，却意外将我抓获。
那天上午十点多，我上街去了。我家住在离县城大约三公里远的地方。为给母亲奔丧，我回家已蛰伏了几十天，母亲在1989年6月6日偷发脑溢血病故，昨天是母亲的百日祭奠，今天我计划和几位朋友告别，明天就将再次远行。
在街上首先遇见我中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他摆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儿，我站着和他聊了几句。他和我都无法预见，我和他的这次偶然闲聊，使他日后也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
刚走了几十米，正欲去一个朋友家，突然见我妹妹骑自行车迎面冲过来——看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果然，她大叫：“哥！公安局分三路到咱家抓你了！父亲叫你快走！”说着，她把我放在家里的证件、钱物等塞入我手中，同时说：“快，快点儿！”
我哈哈一笑，说：“没事儿，你回家去告诉父亲，就说我没事，让他放心。”
妹妹显然因我的平静和坦然而放松下来，但当她调头回家时，从她频频回头的动作和眼神中，我知道她当然不可能完全放松。我就微笑着给她挥手。
到了我计划中第一个告别的朋友处，坐下来喝完一杯茶，谈了我下一步的去向。这时我突然想到，兵分三路去我家围捕、并遭到失败的警方，现在说不定正在向我这个朋友处来呢。我就说，咱俩换个地方说话。
在这个院子，还住着我另一位大学同学，他在外地工作，只有他妻子和女儿在。我告诉我的朋友，咱俩去对面××家坐一会儿，半小时内，我让你看一出蹩脚的警匪片。朋友明白我的话意，两人就笑着移脚对面的同学家。
同学的妻子热情地把我们请进去。我说，你把门打开，再把竹帘放下，我等着看电影。同学四岁地女儿正在午睡，小脸蛋圆乎乎地，呼吸平静。我想起她出生那天，同学兴冲冲跑到我处，大叫“快去我家看我女儿！刚出生地孩子可真是丑呵！”于是我和他又兴冲冲跑去他家——结果遭他妻子迎头训斥：一对傻瓜！我和同学只有围在床边嘿嘿傻笑。
我拿起水果刀削好一个苹果，说：“等莎莎醒了，就告诉她，这是她叔叔专门为她削的。”同学妻子问我：“你今天怎么啦？”我说：“等下次再见时，说不定莎莎已长成大姑娘啦”。同学妻越发不解，我哈哈一笑，故意不作解释。
等了快一个小时，我预想的警方包围、埋伏、破门而入却扑了个空，岂不知我此时就在他们身后二十多米处隔着竹帘看热闹的情景并未发生。我不免有些失望，觉得他们真是太笨了。全县人都知道我最好的朋友是谁，他们怎么就找不到我？
其实妹妹刚才还告诉我，警方是兵分三路包围我家的。我已清晰地想出了那个场面：一队人马上到我家屋后的山上，负责外围警戒，高瞻远瞩，周围情况一目了然。另外两队分别从两个方向对我家实施突然的合围袭击。公路在我家门口一个大转弯，从我家出发，两个方向都可走到县城，只是在县城的不同地点。他们在我家扑空后，正在和我父亲谈话时，妹妹伺机从另一个方向离开，避开他们地目光，借辆自行车抢先到城里，并很走运地碰见我。
没有亲眼目睹紧张而失败地抓捕行动，我只有放弃了。我和朋友向同学妻子告别后，一边散步一边走到城外的河边。这时我实话告诉朋友，县城里，警察们现在正忙得满头大汗，恨不得把全城翻个底朝天。他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有点急了。我说：抓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急什么？
他只好陪着我继续在河堤上散步。
“下一次散步，也许是多年之后了。我今天要好好享受阳光和河水的哗啦声，还有杨树叶飘落时的轻盈。”我说。
差不多走了两公里远，也几乎是从城西绕到城东了，中间还有几次坐下来聊天。这真是一次很不错的散步。
我说：“现在进城去。”
朋友说：“监狱毕竟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我建议你还是设法逃走。”
“你真的以为我能逃脱吗？他们上午在我家的失败和此时在城里的茫然无措，只是暂时的——相反，你陪着我此时的闲庭信步，才真正是暂时的。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中国之大定然不会有我永久藏匿之地。王军涛在武汉等地的藏匿就是例证，当然我此刻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如果长期藏匿，唯一的后果就是让灾难波及那些好心的人，王军涛在武汉的躲藏终于连累了二十七个人共同受难。
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想过如何逃走，我的内心在激烈斗争，一个我强烈要求马上逃走，另一个却说：老兄，别逃了，没用的，你不可能逃掉。当时的每一分钟，我都可能跳下河堤，涉水而去，逃之夭夭。
但我始终面带微笑，好象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朋友只好陪我进城——沿着东环城路，我再次走到城里。生活一如既往，看不出任何异常的迹象。我顺路又拜访了两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朋友照例要留我吃饭，我笑着说，等我下次回来吧，你一定要准备一瓶好酒。
沿东环城路走到北新街，再沿北新街自东向西走去。
这条街既是本县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同时也是省际之间的国道，交通繁忙。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及县看守所都再这条街上，同时我两年前离开这个地方时所任职的那个部门，也在这条街上，在那里有一间我住了四年之久的宿舍。那是我阅读、写作和与朋友聚会的地方，我总是对那些聚集在我宿舍的朋友们说：这是全县唯一的言论自由之地。朋友们也曾把我的宿舍称作“第二图书馆”，言下之意：除过县图书馆，就是我这里藏书最多了。1986年底本地区最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在此地策源。我甚至有一个习惯，离开时不锁房门，以便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那是我把刘晓波的《与李泽厚对话》复印一份放在桌上，以便谁都可以随时来阅读的日子。
在这条街的另一处，还居住着我当时的恋人。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看她那瘦小的样子，我把她叫做“蚊子”。两年后的这次重回故乡，我曾与她有一次相遇。她个头长高了，也丰满了。我从人行道上走过时，她突然从屋里走出来。我一惊：好漂亮的姑娘！我笑着说：小姑娘，你长大啦！她飞红了脸，说：“我宿舍在506号！”说完就跑开了。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朋友都笑了起来。
后来曾听人说，我在监狱里时，她多次哭着说要去看我。这当然是不会被允许的。她终于读懂那些诗啦。真是一个好姑娘。
入狱那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在这条被称作北新街的大街上长达350米的散步途中，未能与她相遇。
我在这座小城里，也算是一个“名人”吧，虽然离去两年，此次在特殊情况下回来，基本不公开露面，但在几百米的路上，总要碰见百十个相熟的人和你打招呼。就在我走到县农业银行大楼前时，碰见一个熟人，握手，说话；正说间又有熟人路过，于是也停下说话。只要我停几分钟，就可能聚拢七八个人来握手、打招呼、站下来说话。当时正是这样，有七八个人停下来和我说话。
我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我本能地转过头。两个我不认识地男子，离我十多步远，缓缓向我走来——我知道时间到了。
他们走到跟前，再次招呼：“你是秦耕吧？”我说是的。我已看见他们下身是墨绿警裤，裤缝还缝着一条红线。其中稍胖地男子说“走，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去。”
我笑着对身边不解地人说：“朋友们，再见啦！”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我握着陪我散步地那个朋友的手时，用力握了一下，哈哈一笑。然后转身对那两个警察说：咱们走吧。
后来，本地区流传着一个说法——是这个朋友出卖了我，说他如何如何配合公安设计将我“诱捕”，并曾有多人——当然是一群热血的小青年了，
扬言要取他性命，幸亏有一位年长者劝阻，他说只要他不逃走，我们暂时先留着他的性命，等秦耕出来、确认之后再收拾他也不迟。这当然是一桩冤案了。
我们依旧用散步地速度向前走着，仿佛握刚才自东向西的散步仍在继续，只是陪同我的是另外两个朋友罢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他们表面放松，但心里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如果我试图反抗或逃走，那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一次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起他们了，我故意不给他们机会，也许我是小人之心了。看着我轻松的样子，他们一定以为我什么都还不知道呢。我终于忍住没有笑出来。
记得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我们快走到公安局门口时，另外一位在乡下中学教书的朋友骑自行车迎面过来，他看见了我，大叫我的名字，同时刹住车，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笑而不语，向他挥一挥手，表示再见。他不甘罢休，重新骑上车调头追来，一边喊：“停一下，停一下，我和你说几句话。”我回头笑笑，再次轻轻挥手表示再见，当他快追上来时，发现我们三人突然拐进县公安局大门去了，他一时刹车不住，前轮碰到公安局大门的左水泥墩上才停下。进门之后，我再次回头，这次我发现他一脚点地，一脚架在自行车横梁上，向公安局院内窥探，一脸困惑。
我就再次回头给他一个微笑。从他的视角，可以见到我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公安局院内大楼的墙角之后。
就这样，警方将我成功抓获。好戏也要开始了。
二．在公安局里做客
事实上审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始。
在刑侦领域，预审专家认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的最初24小时，是进行审讯并侦破案件的最佳时期。同时法律也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24小时内应该进行首次讯问，法律专家认为这是为了避免无辜者被错误羁押。但我认为，这个规定的本意在于保护人权，但更在于保证破案。
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随便坐坐一样，我被两个温和而亲切的公安请到了公安局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其中稍胖的公安已经告诉我他叫周胜利。他对我说：“你先坐，我给你倒杯水。”
我说：“那当然，我今天要毫不客气地当一回贵客。”
我和周胜利及另一个警察对坐会议桌两侧，一边闲聊一边喝茶、抽烟，在那一段时间，走廊上不断有人回来的脚步声，我知道满城搜捕的大队人马，陆续撤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便衣走到会议室来，说累死啦，一边说一边换他的警服上衣。周胜利问：各路口都撤啦？那人说：都撤啦。我心中偷偷地乐――把我上午未能亲眼目睹的一幕，总算多少给了一点补偿。
为了确认我并非是“随便来坐一坐”的，我说：“我要上厕所――我想应该有人陪我去吧？”
周胜利说：“好！我陪你去。”
听这么说，我轻轻一笑。不知他是否明白我的笑意？
从厕所回来，我们仍在那里闲聊，仿佛同事之间，在工作不紧张的时候所进行的无主题谈话，间或还讲几句笑话，大家就一齐笑。
突然，会议室的门嘭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人一齐受惊，同时转头去看――门口站着我的妹妹，她一脸怒容，说：“哥，咱们回家！”说着就走进屋来，拉着我的手往出走。她一定把自己当英雄，把大哥当作需要她保护的弱者了。但我相信她不知道她行为后果的严重性，不是劫狱、劫法场，也是妨害执行公务。虽然为了麻痹我，他们此时仍未表明已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但他们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宣布，并宣布妹妹的行为严重违法。
我赶紧笑着对妹妹说：“没事没事，你别急，我在这里没事，你赶快回家，告诉父亲，就说我很好，让他千万不要为我担心”。见我这么说，已经站起来的周等二人，才不紧张了。
我仍然面带笑容，一边劝说，一边按着妹妹的肩膀，把她推到门外，笑着说再见，并眨一下眼睛。妹妹一脸迟疑，带着一大堆的莫名其妙走。记得很清楚，是我亲手关闭会议室的门，走回桌边坐下的。
他们此时一定以为我很傻，是十足的呆子。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周问我吃了没有，我说没有，周就拿自己的碗，到公安局食堂给我打来一份炒米饭，我老实不客气地吃起来。米饭很香，公安局厨师的手艺不错，十几年后我还能回忆起那个香味儿。
吃完，我彬彬有礼的说：“对不起，只好请警察先去给我刷碗啦！”另一个警察忙说没事没事，我去洗。看来周是他的头儿。
六时许，会议室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位仪表堂堂的大汉，端坐在长会议桌一侧正中，身旁各列坐三位，另一侧坐着我一人——这阵势，我就像是即将给他们发表讲话的领导。
周胜利指着正中端坐的大汉，说：“这就是我们公安局的黑局长。”
“你好!”我仍彬彬有礼，面带笑容。
“你就是秦耕？年纪不大，名气不小呀!”黑局长开始说了第一句话。
我马上说：“你也不必谦虚，有话请直说。”
黑局长突然厉声说：“你是这个县的人，家乡把你培养成人才，但你不热爱自己的家乡，不建设自己的家乡，却跑到外地去……”
各位看到这里，一定莫名其妙，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人才自由流动初步开始，本省有大量知识分子流往沿海较开放地区，我所在的县也走了十多名，我是其中之一。据说县长一次在县政府礼堂召开的大会上，严厉谴责了这十几名逃兵，并说“他们是这个县的叛徒!”。黑局长从这里开头，当然是想从道义的制高点上，给我来一次迎头痛击了。
不等他说完，我也毫不客气地反击：“这是我的个性自由，完全是我的私事!”
“个性自由”现在已不成为问题，甚至这个词都已经消失了，但八十年代，公民有无个性自由，能否随便穿“奇装异服”、戴墨镜、蓄长发和化妆，都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学术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自由？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狂妄、高傲、目空一切、与党和人民为敌，这就是你的个性自由？”
我这时真生气了，说：“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作为公安局长，请你只和我谈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我的个性，不是你和我在此时此地应该谈论的。“
黑局长一时语塞，但他毕竟不简单。稍一犹豫，他说：“今天把你请到这里，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交代与法律有关的问题。”
我说：“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们公安局请来的客人，你们并未以任何罪名宣布对我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果惹得我不高兴，我站起来就走!”
说这一番话时，我语调高亢，表示我可不是开玩笑。说完，公安局会议室突然沉寂了。现在想来，他们当时一定是在琢磨，是改变原计划先宣布将我逮捕呢，还是计划不变，在我全无防备的状态下继续突审以智取胜，然后再宣布逮捕？
两侧的人都在看黑局长。局长很平静。
他开始说话了。他这次从今年四、五、六三个月谈起，先叙述、分析，包括“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名句，然后语锋一变，进行严厉谴责，中间还拍了一下桌子，最后宣布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碍于话语尺度，恕我不能写出他的原话，不过，当时的过来人，都从陈希同的一个长篇报告里看到过些内容。可以说，黑局长的谈话，就是陈希同报告的浓缩版，只是在宣讲过程中，融入了他的个性和感情色彩，包括他的表情、语气、手势。说实话，他的这一段话，感染力远在陈希同之上。至少他让人觉得他是发自肺腑的，是真诚的。陈希同在电视上宣讲那个报告时，全国人民只看见四个字：满脸横肉。
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平静地、专注地看着他。我表明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听众。但作为国家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否从我身上“侦察”出了什么？
只是在这一段讲话过程中，我没有打断他。
当他快要结束时，出其不意地说：“一小撮自不量力的人，妄图‘以人的姿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阳光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是不能得逞的！”
我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当然，我同时也明白，这是他精心准备的心理攻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罪行！现在就等着你坦白从宽了！
我面带微笑说：“呵！你读过《XX宣言》了？那是我执笔起草的，前半部分写得不是很精彩，当时我也不满意，后半部分还可以吧？——当然啦，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坦然地放在阳光之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
“……他们的梦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将会被砸得粉碎！”黑局长接着被我打断的话茬，继续说：“凡是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坦白从宽是唯一的出路！今天我的谈话就到这里，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向我们的同志老老实实交代！”
说完，黑局长立即起身，离席而去。
另外三个人也随他一起出去了。屋里还剩下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下午将我轻松抓获的周胜利，另一位姓杨的小伙儿，我本来就认识，他父亲去世，他顶班进公安局当了警察。小伙人不错，平时在街上碰见我，总要开口叫“秦老师”的。周胜利介绍说：
“这位是我局政治保卫股的刘中亚股长。”
“你好，刘股长！看来要和你打交道啦？”我笑着说。
刘股长回避了我的套近乎。他说：“刚才我们黑局长对你进行了一番开导，希望你能按我们黑局长的要求，老实交代你的犯罪罪行。咱们现在开始，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恍然大悟。刚才搞错了。黑局长并非来和我对话的，他是来一个居高临下的训斥，其目的就是给我来一个下马威或者叫“先打三十杀威棒”，便于即将开始的审讯能够顺利进行。明白了这个，我才意识到，黑局长此时一定还窝着一肚子火呢，谈话总是被人打断不说，训斥对象的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嘿嘿。
接下来，真正的审讯才开始了。
这是一次长达十个小时的马拉松审讯，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时以后。
三、我在秋夜感到了手铐的冰冷
这是我最难以叙述的部分。我如何能在完全不涉及内容的前提下，只叙述审讯中形式化的“我”和过程化的“我”？或者，借用郑振铎出版《金瓶梅》的办法，以“□”将相关内容隐去？
审讯很自然地开始了。小杨做记录，刘和周负责提问，我的任务是“老老实实交代”。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次审讯的漫长，以为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件工作就满可以结束了。
政保股刘中亚股长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吗？”
我说：“知道。你们对我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行为很感兴趣——当然，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太平凡了，甚至不直一说。”
刘股长说：“看来你已经有了心里准备……”
“那当然！”我抢过话头说，“但我肯定不如你们准备得充分。”
现在看来，以这种积极主动咄咄逼人的方式开始迎接这次审讯，固然有我年轻时自负与幼稚的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老奸巨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至少应尽量沉默放慢语速。但我没有。另一面就是，这种经历，是全新的第一次，我对这种体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记得我当时曾多次抱怨小杨记录的速度太慢——这使我总得停下来等他。
审讯者和我同样兴奋。本案件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被审讯者的知识水平，对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碰到，强烈的使命感和已经面临的挑战，使他们压抑着的兴奋爆发出来。
整个夜晚，谁也有露出疲态，甚至谁也没有打一个哈欠。我不停地抽烟，抽完我自己地一包后，又把周胜利的一包抽完，他起身出去，从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办公室——又拿来一包。我至今仍能记得那是一包淡黄色烟盒地“公主”烟。这反映了我内心的紧张。作为预审专家，他们一定从我平静、坦然、侃侃而谈的表象，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但看不见的拳击比赛。双方都有极大的消耗——如果称体重，在那十个小时内，我的体重至少下降两公斤。
审讯是一种外在暴力强制下的回忆。
四月十五日，那是一个周末。我们的沙龙正在举办活动。这个沙龙其实是以我、一位23岁就从同济毕业的硕士和另外一位律师等三人位核心，凝聚了几十人到一百多人的一个读书沙龙。活动是非正式的，其实是一次周末饮茶活动，由我们三人轮流召集，记得李硕士讲过“波兰危机”，蒋律师讲过“公共关系”和“公司法律”，我讲过一次“社会心理学”和一次“集体无意识”，还有安徽籍的一位陈先生讲过一次“围棋入门”或者“桥牌技巧”，有时就集体阅读《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7日，该报被 *** 在上海永久查封。
4月15日的活动是围绕我的一篇未能公开发表的文章进行的。那是一篇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主要论点是，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是一种逆向淘汰选择——以此时为坐标点，以过去为价值尺度来取舍未来，这种价值取向将导致文化递减式消亡。新颖之处是借用了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我朗读完这篇六千字的文章，大家正在讨论时，一位来自湘西的周先生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他大声说：
于是活动的内容变了，这也是这个松散沙龙的最后一次活动，虽然当时谁也意识不到这一点。相关的人员从此命途多舛天各一方而且永无重聚的机缘。当年才24岁的李硕士现在在深圳一家工程研究院；蒋律师不甘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行贿介绍人角色，现仅任广州一家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那位骑自行车的湘西周先生自费到北京读完硕士后，听说开了一家公司；而酷爱围棋或桥牌的安徽陈先生，听说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当医药销售代表，那是一个道德和法律都异常黑暗的职业。
把审讯比喻为“看不见的拳击比赛”也许并不准确，从双方角斗的方式上看，更像中国式的太极拳，而从双方所处的位置关系看，应是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才对。
猫和老鼠都把智慧发挥到极致，其中也不乏迪斯尼卡通片里的幽默。
当每一个问题提出时，我总是能在第一瞬间就洞悉问题的本质——或者当中隐藏着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只是换个角度，它将出乎意料地指向另外一个故意不说出来地问题。我表情诚恳、滔滔不绝，而且让人觉得我的回答都是未经思索就脱口而出的。我一本正经，其实心里总是忍不住在笑——猫走了很远，才发现掉进一个陷阱。老鼠当然要捂着嘴巴发笑了。
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总以为这个坑应挖得再深一些，里边藏着许多金元宝。当深挖之后，有时只找到几块瓦片，有时甚至连瓦片也没有。
每一次都成功地忍住不笑。但我也分明从刘中亚眼神中，一次又一次看到了狐疑。他不信任我。但他并不反对信息量地增大——当然，我也清楚这一点，我的回答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信息量越大出错的概率也越大。但这已经是我当时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反审讯方法”了。
我也希望他们提更多的问题，从而使我也能从信息的来流中寻找我所关注的人和事的动向。
在那年4月15日的几日后，我在北上的列车上，那是在京广线。我以某新创刊的杂志的特约记者的身份去北京。午夜，我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吸烟。我点上一支烟，一个人站在那里。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几年来，在东西南北的奔走中，我已十分熟悉这种声音。窗玻璃之外，是无边的黑暗，偶尔有一两点灯火一闪而逝。当我收回目光无意中扫视车厢时，一股巨大的悲哀袭上心头。
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互不相识的乘客，他们闭着眼睛，脑袋靠在座背上，也许睡着了，也许并未睡着。脑袋随着列车奔驰的节奏，在轻轻晃动。如果从一个外籍乘客的角度去看，这些中国人一律面黄肌瘦，汗珠挂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衣衫破旧，但都紧紧抓着自己简陋的行李。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苍黄的脸上，一律没有表情。我看到的只是枯瘦、麻木与僵硬。眼泪不知不觉涌上我的眼眶。生命在中国就是这样低贱和卑微！既不知道去要求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不知道应承担的基本的做人的义务。
当我把烟吸完时，我告诉自己，我所看到的景象，正是我行动的出发点，非但不应因此而放弃，相反，应更加坚定地去努力。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列车正要靠近长江，将要穿越武汉。这时我从列车上的广播中听到，上海已将《世界经济导报》查封。
感谢审讯者的提问，它使我得以反复回忆几个月前的一切。在审讯中我不能说的，此时也不能写出；在审讯中我坦然说出、并已记入我的刑事档案的，此时也不能写出。我要告诉人们的，仅仅是我的内心感受。
到达北京的当天，我在《日记》中写到：“这是我记的最后一次日记。已经记了十年的日记，应该在今天结束——今后的行动，已不适宜再记日记了。”当然，我此刻并不知道，几个月之后，我将再次在狱中开始并又写了一段时间的日记。
审讯终于在凌晨之前结束。小杨已经写了厚厚一摞共53页的《审讯笔录》。我看《审讯笔录》、改正错别字、逐页签名并捺指印——在每一个涂改处都捺上指印，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
“记录无误。”我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说不必了，但我坚持写下日期——我没有忘记已经是第二日了，审讯笔录开始的日期还是前一天的。前后日期的变化，表明这是一次漫长的审讯过程。
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们把审讯笔录理整齐，加入文件夹后，从另一个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纸，送到我面前。
这是一份《收容审查通知书》。写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85年第50号文件精神，决定将我以反革命煽动罪收容审查。这时我才在公安局长应该签名的地方，看见盖着一个正方形的印鉴：夜影踪。原来“黑局长”的“黑”字是个“夜”字——这是多音字吗？我至今还不清楚。
“收审”是公安机关广泛采用的一种强制措施，记得作家蒋子龙还写过一部《收审记》的小说，但我在当时的《刑法》和《刑诉法》中从未找到过“收审”的法律依据，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其依据就是公安部的这份秘密文件——它从未向社会公开过。
在小杨把笔递给我，要我签名时，我向刘中亚提出：请给我说明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收审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我表明，根据今天的审讯内容，我的所有言行，均未违反刑法规范。我同时还要求他说明收审的期限及审批程序——我想把它作为法律知识搞明白。
刘拒绝了我的第一个要求。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何时依法通知亲属？刘这次明确告诉我在明天上午通知，其实也就是今天上午了。后来我见到了那份由我弟弟签收的《家属通知书》，并知道他们那天上午在我家进行了第一次搜查。
在后来的一次审讯中，就收审的合法性问题，我和周胜利曾进行过一次“准学术”的法律讨论。我的观点在1997年才得以验证——新《刑法》和新《刑诉法》颁布之后，公安部的这份文件终于得以废除。此是后话。
我在《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下我的名字。
我看见周胜利从抽屉拿出一副手铐，他走过来。我马上站起来，笑着伸出双手。他走到我面前，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咱们也算是熟人了，按说都不必戴这个，可是按规定……”
我也笑着说：“不必客气，请吧！”
我把双手移到眼前，仔细观察手铐的结构和质地。结构看不明白，但我由衷地夸奖说：“钢材的质量很不错！”
周胜利像好朋友一样说：“我送你去吧。”
当要往出走时，我发现西服是披在肩上的，我要求暂时打开手铐，让我穿好衣服。周说不必了。我马上明白，他怕我耍什么诡计，于是就不再坚持。
下楼，出公安局大门，左手方向，沿一堵高墙和县人民医院之间的小巷前行60米，进一个绿色铁门，就是看守所。我曾来这里看过县中队打篮球，小伙子们的球技不错。那时中国人还看不到NBA。
门口站岗的战士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到院内。左手走不远，绕到一排平房背后，到一间亮着灯的屋子里。值班的是一位叫平福安的管教干部。办完登记手续，打开手铐，让我交出身上所有物品、并一一登记，包括我的裤带和鞋带、拆下裤腰上的金属挂扣，犹豫了一下，未收走我金属框架的眼镜。正在这时，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进来两名县中队的年轻战士，他们刚走近我身边，老平就斥责：“去！出去！也不看看是什么人！”小战士讪笑着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每有犯人送交看守所时，县中队的战士总要一哄而上，像打沙袋一样，把他们平日在训练中的各种格斗动作，在真人身上演练一番。这是我日后在漫长的黑牢中陆续结识在我之前和之后送进来的各种犯人之后，才得以知情的。
这次老平保护了我。
周胜利走了。老平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他说坐吧，于是我坐下来和他吸烟。他语气缓慢地说：“你都是知识分子，读书人，咋干出这种二球事儿？”“二球”是当地方言，指又傻又胆大地人。
我笑了一下说：“如果不读书，谁干这种事儿？”
于是我俩无语。吸完手中地香烟，老平抓起一大把叮当作响的钥匙，说走吧。我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小屋，小屋正对面，是一堵铁灰色的高墙，墙上有一个高高的哨楼，是五角形的亭子。记得儿时从县城各个方向，总能看到这个漂亮的小亭子，并能看见上边有一个竖垮长枪的士兵，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哨楼正下方，是一座拱形门，两扇巨大的钉满很大钉帽的门紧闭着，门上的拱形处，写着一个巨大的“狱”字。是一个繁体字。
四、我的第一个监狱之晨
哗啦一声，监狱之门为我打开了。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三合院，三栋监仓围出一片宁静的空地，灯光洒在水泥地上，无声无息。我的脚步声开始扣响这片灰白的水泥地面，清晰、平稳，但给这死寂的院落带来生气。老平把我带到院子的东北角，他开始打开坐北朝南的这栋监仓最东一间的铁锁。门用铁皮包裹起来，显得十分坚固、厚重。在门的上方，用红油漆写着阿拉伯字母：11。这是11号监仓。铁锁、铁链和钥匙的金属碰撞声中，老平用右脚猛力一蹬，吱咛，咣当！门开了。
走进监仓的同时，门在我身后又咣当一声关上了。
北面靠墙是一长排通铺，开门的声音惊醒了十几个光着的脑袋——它们受惊后几乎同时升起来，灰暗的灯光下，圆脑袋和惨白的身子显得十分神秘而古怪。
“你们好！打扰大家睡觉啦。”
我彬彬有礼，语气轻松。说完，我两手抄在左右裤袋，走到屋子当中站定，看着这些人。无人回应。沉默。几个圆脑袋在悄悄转动，互相交换目光。有两三个人下了床，向我慢慢靠近。
“叫这人过来！”
随着说话声，我看见通铺靠墙的一端，有个人在用手拍着床栏。那是示意我过去坐下的意思。我走过去，坐下。
“你犯的是什么事？”他问。
我轻轻一笑，反问：“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日×！”别处有人冒了一句。这句粗俗直白的抢答，在11号监仓引发一阵大笑。日后我知道这个抢答者叫卢传胜，盗伐林木犯。
“我看你像是闹事的大学生。”笑声过后，问我的这个人语气肯定地说。
“你很有眼力，但不完全对——我属于‘一小撮坏人’。”接着我给他介绍了什么叫“一小撮坏人”。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儿。我表示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进来，扰人美梦。我多年来每天只有五个小时左右睡眠，一旦被人吵醒，就无法再睡，所以对把别人吵醒，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大家都说不要紧，并给我解释，在这里有的是时间睡觉。他们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说大约凌晨四时以后。这时睡在床头的这个人从垫下掏出几张纸递给我，让我看看他能判几年。
这是一份《公诉书》。我在灰弱的灯光下，吃力地看起来。他叫张新良，36岁，犯抢劫罪。哪个时候，我尚未系统修习并完成我的第二个专业——法律的学习，只是平日零散涉猎过一些著作，认真读过几部重要法典，因此我还不能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这些犯罪构成要件去分析他的案情，当然更谈不上法律适用了。我从检察机关的指控到基本事实，并结合证据，给他作了一番分析——哪些证据存在问题，哪些证据法院可能会采信等等。最后他问我能判几年。我告诉了他抢劫罪的量刑幅度，说以《公诉书》所指控的犯罪情节来看，应在五年左右。
我分析完，他频频点头，之后，他马上让挨着他身旁睡的那个人让地方，安排我睡到他的身旁。我拦住那个已经开始搬被褥的人，说不必了，天马上就亮，我现在毫无睡意。
见我坚持不睡，他们又复睡去。我在床栏坐了片刻，站起来在监仓内轻轻踱步，并尽量把脚步放轻，不要吵扰别人。
这是一间约十二平米的房子。坚固的水泥地面；四堵墙壁在灯光下呈黄白色；屋顶是檩椽结构，中间高，两边屋檐低——但靠屋檐处也高约三米，中间的房檩至少高约四米以上吧；木椽之上，盖着一层铁板——铁板之上才是泥和瓦顶吧；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就安装在中檩上；仓门上方，在靠房檐处有一面小窗——叫小孔可能更恰当些，约有一份打开的《人民日报》那么大——这就是这间监仓唯一与外界相通的地方了；这时我发现仓门下有一条宽约五公分的缝隙，院内的光线也可以透一丝进来。我是否应绘一份立体示意图？
我兴致勃勃地观察我今后将生活地这个家。我的结论是：房子质量还不错，比我在机关工作，经常下乡时见过的农民的房子质量好多了。至少地面平整、干净，墙壁的白石灰也涂刷得很好。我知道在白灰的墙里，肯定是砖块砌成的坚固厚墙。我发誓我这样观察和思考，绝无毁坏监狱潜逃之意。我只是好奇而已。人有权利熟悉自己的家是吧。
我唯一的不满，就是太封闭了。这是一间黑牢。
我在影视作品中看过不少国民党的监狱，也看过《收租院》里刘文彩的水牢，那才堪称人间地狱。这间监仓应该说是一间质量不错的库房，而且干净、整洁。你瞧，还有一张不错的大铺呢。
记得后来有一天，我和这家看守所的郭铁汉所长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朝院子的这一侧墙壁建成铁栏杆？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铁窗。如果江姐许云峰是关在这样黑暗的库房里，那部电影的片名还能叫《铁窗烈火》吗？如果李敖在台湾也关在这样的牢中，他主编的那份期刊又该如何设计封面——是一面很大的铁窗，一只五指张开的手从栏杆中奋力伸出呢？还是只画一面墙壁？当然，在那之前，我只读过《红岩》、看过电影《铁窗烈火》、《在烈火中永生》之类，还不曾见过李敖的《铁窗评论》还是《千秋评论》呢。
后来，当我和因同样原因在全国各地分别去狱中“度假”的朋友们重逢时，谈起各自的狱中生活，我才知道，各地的监狱也是不同的——他们的监仓里有自来水、有厕所、有用铁栏杆封住的半间放风空间等等。看来只有我不走运。
我的这座监狱的设计者一定只认识“囚”字，可以说他就是按照“囚”字来设计并建造这座监狱的。我心里自嘲——要是让我当他的老师，一定要教他多认识几个象形汉字。当然，如果让他认识“囹圄”也没用，认识了“狱”字更可怕，想一想两头凶猛的大狼犬一左一右虎视眈眈，还真不如在“仓库”里倒头睡觉了。
记得我小时候，曾看见县中队的战士押解着几个犯人在街头清理污水沟，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的脸——象我练习画画时用过的双道林纸一样，白得可怕。我明白，从那时到现在，这个监狱的结构恐怕就不曾变过。当然，监仓之外，另有“回”字形的四堵高墙，儿时只记得那是土墙，很高很高，好像在若干年前，那四堵土墙变成砖墙了，而且更高，另外就是高墙上架起了高压电网。也许这“囚”字形的仓库式牢房也翻修过了，只是结构太奇妙，于是作为精华予以保留吧。现在，我也有机会把风吹雨淋已经变得不象知识分子的脸再弄白了。
在东边墙跟，叠着一摞大瓷碗，还有一个土红色的小塑料盆儿、沿墙跟再看过去，在门后的墙角，放着一个和塑料盆儿颜色相同的塑料桶，应该是同一个乡镇企业生产的吧。这个桶的作用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给张新良分析《公诉书》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意思时，陆续有人走到那里；站着，于是桶里发出悦耳的声音。那是马桶。
这就是我这个家里的全部家具了。
观赏完这些，天并未象我预期的那样亮起来。无所事事，我就走到靠张新良的那一端，坐在床栏边上，身子靠着墙。我竟睡着了。
我也许只打了个盹儿。等我听见响动睁开眼睛时，天真的亮了。虽然监仓顶上的灯泡还亮着，但屋里的光线好多了。同仓的其他人已经穿衣起床，但他们都在看着我。我明白，这是他们的生活，去的人和来的人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新鲜内容。他们最好奇的还是我的眼镜，把我的眼镜拿过去，轮流架在鼻梁上，把手背放在身后，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人物，在屋里神气活现地踱着方步，一边连叫“头晕”，并问我为什么戴着眼镜不晕，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什么叫晶状体、什么叫曲光率、焦距。这些“科普”平日他们肯定懒得听，但在这个地方，他们听得如此认真。也许并未听懂，但我相信他们至今仍会记得那几个古怪的词吧。
我真的给11号监仓带来了乐趣。
院内有了开门声，有了人声和水声。监狱活了。有人爬在门缝，用手拼命扳着门板，这样也许门缝会扩大几毫米，目光可以多观察院内几米的空间。观察的人不断报告信息：听声音是先开的十五号的门、现在已经到了十三号了、今天值班的干部是王胡子等等。
在等待放风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用手指门后的塑料马桶。我不解其意，未予理睬。但我走到哪儿，他仍跟到哪儿，始终把马桶指给我看。我不理他，我走到门后，正好门打开了，我第一个走出去。
初秋的早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空气没有国界，当然高墙也阻挡不了它。我一时有些感动了。我要好好享受我的第一个监狱之晨。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四周，沿各监仓的门口，有一道水泥水沟，一根黑色胶管扔在地上，里边有水涌出。许多人就围着水在洗脸，有的蹲在水沟边刷牙。见我出来，都好奇地看着我或者是我的眼镜。我一边抬头向上，近距离观察那个五角形的哨楼。小时候就从远处看过的这个哨楼此时近在眼前。楼身是青色方砖砌成的。五彩琉璃瓦顶下，是木雕的窗框，窗框打开着，有三个武警持枪站在窗口，监视院内动静。
我知道我所在的北侧监房后的高墙之外，就是我几个小时前进来时所走过的胡同，而东侧监仓背后，也许可以看公安局的大楼。这么想着，我仍两手抄在裤口袋里，衣服披在身上，悠闲的向院子西侧踱过去，心想也许高墙会挡住视线的。嘿嘿，这就是监狱了？我要好好看看的。这时，我听见一声大喝，并有拉枪栓的声音，但我没想到这声音与我有关。在院内洗漱的其他人都拼命叫喊起来，我抬头东张西望，才看见哨楼上有一支枪向我瞄准，另有一人指着我：“你！退回去！”我低头看看，才又发现地上有一道白线，我的一脚已经迈了过去。同监仓一个年龄不大的犯人，从我背后拉着我的衣服，把我拽回来。
我走到水管处开始用手捧起水来洗脸，张新良说：“你再走一步，今天就没命了——怎么，你还不信？我告诉你，这小孩今天是你的救命恩人哩。”我笑一笑，未置可否。
这时，总指着马桶给我看的那个人，又走到张新良跟前站着，不说话也不动。张新良说：“你的班你交不出去，看我干什么？！”那人悻悻而去，从11号把马桶提出来，到东北角的厕所倒掉，又拿过来用塑料水管反复冲洗几遍，再拎回监仓放在原处。
前后不到十分钟，被称作王胡子的管教就大声吆喝着把我们十几个重新驱赶进监仓，他正要锁门，我同仓一个四十余岁、面容憔悴的犯人又拿着塑料盆，表示要去装一盆水，听他口音是南方人。王胡子说：刘阳明，你不想活啦？刘阳明谦卑地笑笑，装满一盆水，小脚飞跑着回来。
门又锁上了。从晨光明媚地外边，一下子进到黑暗的监仓里，几分钟之内，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我的监狱生活就从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开始啦
五、最幸运的囚徒
总有一些天真的人问我：“你们‘政治犯’在监狱里是什么待遇？”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期《半月谈》上，刊登着一位外国记者对时任公安部长的阮崇武的采访问答，记者问：听说你们的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阮答：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
如果提问的人对我的回答不理解，一般情况下我还要再进行如下“普法教育”：反革命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而且是最为严重的一种，从以下方面就可以看出：反革命罪列在《刑法》罪行分则的第一节，在《刑法》准备惩罚的罪名中，它排为第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罪”。97新《刑法》改变了罪的名称，但位置仍排在第一；《刑法》规定，只有三种人除判罚主刑之外，还必须判处附加刑，这三种人分别是死刑犯人、无期徒刑犯人和犯反革命罪的人。也就是说，凡被判处死刑的、无期徒刑和犯反革命罪的人，除主刑外，还必须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或者判处罚金；以其他罪名服刑，期满后五年内再犯罪的是累犯，累犯从重处罚；而犯反革命罪的，任何时候再犯，均视为累犯，累犯从重处罚；而且，其他罪名作为累犯还有条件限制：前罪须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亦须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反革命罪作为累犯则无此条件限制；反革命罪的一审管辖法院须是中级以上且不适用于简易程序；刑罚分则在反革命罪一节最后一条的规定是：凡犯从某条至某条罪名的，如情节严重，均可判处死刑，这在所有刑罚规定中，是唯一的一处“概括式”规定，也是非常罕见的。９７新《刑法》虽作了修改，但以上“精华”则全部继承。
幸运的是，我所犯的第１０２条规定的罪名，未被“概括”进去，不至于“统统的死啦死啦的有”。
按照中国的刑法理论，其他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具体的个人权利或财产权利，而反革命罪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侵害如此“巨大”的客体，除过它，谁还有资格出任“中国第一罪”？大家此时当然也明白，公安部长阮崇武对记者的回答，是标准的“正确答案”了。
罗嗦这些“刑法教程”当然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的分享我日后在狱中的快乐。这里需要注解的一点是，对“中国第一罪”，当时的我是心中有数的，只是“犯罪客体”这个名词，是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派驻看守所的一位女检察官，把我提出号子，在外边的一间审讯室中，与我探讨“监狱管理法制化”时，才从她口中听说的。我对监仓里动辄给抢劫犯砸上脚镣提出异议。我说：犯人一律平等。这位姓张的女检察官，语气温和的说：抢劫犯罪，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害了两个客体，这就是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我把法律作为第二专业系统学习，还是后来的事，这位检察官就算是我的第一位法律老师吧。
“监仓”应该是牢房的学名吧，其实我们对它口语化的称呼是“号子”，这“号子”大概算得上是牢房的“昵称”了。
在“号子世界”，人在这里的“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 ，与其所犯的罪名直接相关，你的行为越是罪大恶极，在这里越能得到尊敬。一般说来，犯杀人罪，并将被判处死刑的人，是号子世界里的“一等贵族”，其次是抢劫罪、诈骗罪等等。至于强奸犯、盗窃犯，则是号子世界里的贫下中农了，相当于印度最低等的种姓。关于号子世界人们的社会身份方面的学问，是一门“大知识”，身份与罪名相关，但也并不绝对，比如说，盗窃犯中，小偷小摸、偶一为之的贼是最低贱的，至于惯偷、加入过“盗窃有限责任公司”一类盗窃组织、甚至出任过“总经理”之类职务的盗窃犯，其在号子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就会上升，甚至上升到抢劫犯的地位。再比如，同是强奸犯，其身份地位也不同，比如你强奸的是大姑娘，这大姑娘还相当漂亮，你很可能就会受到尊敬。至于强奸幼女，或者是一大把年纪了还强奸幼女，那就众人皆曰“该杀”了。
有一次，９号关进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１１号有人在门缝对外喊话，问什么罪名，９号答：强奸。过一会又报告：还是幼女。１１号对外指示：往死里打！然后你就回听见斜对面的９号监仓里传来一阵鬼哭狼嚎，刚完，斜对面的3号又喊“现在开始替我们打！”于是9号里又是一阵哭爹喊娘的嚎叫了。第二天再见到这个老头时，肯定是一脸青紫红肿，放风时最后一个出来，双手拎着尿液荡漾的塑料马桶。如果他胆敢在放风时报告管教，那他不管调到哪个号子，得到的都将是更重的惩罚。当然，他如果“不懂规矩”而报告了，９号首先就会为自己的“执法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管教打开监狱大门，把武警中队的士兵放进来。此后，９号的那些执法者的“白脸”就要变成“彩脸”了。
当然，影响一个人的号子世界的身份的，还有个性、能力、知识、人品、体格强壮与否等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门“大知识”没有成文教材可供学习，更没有毛泽东先生亲手制定的“划分右派六条标准”之类的量化指标可参照，只能靠个人在号子里日复一日的去体会、总结了。
中国各地的法院在对判处死刑的罪犯执行死刑时，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总是把他们放在元旦、五.一或十.一之前的一天拉出去执行枪决，很有一种“杀鸡宰羊庆新年”的意味，或者周周瑜在赤壁大战即将打响的前夕，杀掉两个曹兵俘虏祭刀这种仪式化的东西。也因此，在号子世界，把这种死刑犯称作“菜”——某某是“五.一的菜”，某某可能要等到“十.一”了，是“十.一的菜”等等。第二年四月，我已接触过各种类型的犯人了，惟独不曾与这种“菜”在一个号子里相处过。为了解和体会一个“生命倒计时”的人的最后日子，我申请调到６号监仓。人生中唯一可以绝对肯定的事就是死亡，其余一切都是无法预料和非必然性的，但奇妙之处在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死亡，又恰恰无法预知，所以每一个生命的死，都是“意外死亡”。但在号子世界则让死亡成为一种明明白白的事情。６号的刘双喜，清楚地知道，４月３０日上午十时，他将被拉到县城南边的河滩——就是我散步的那条河堤的对面，他将被双手反绑，跪在沙子上，在他听见一声枪响的同时——一颗铜皮包裹着锡金属、比花生米稍大一点的子弹头，将扑哧一声从后脑钻进来，以后的事就与他无关了。现在，时间正裹胁着他不可逆转地接近这一时刻，那么此时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很想知道。
所长郭铁汉拒绝了我的请求。
那是在一天早上放风的时候，我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申请。他双眼直直地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我正在纳闷儿，他说：“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我说：“在法院判决我有罪之前，我什么罪也没有犯”。
请原谅我，在这篇纪实文字中，我使用的相关法律名词，全部是９７《刑法》之前的概念，也就是“有罪推定”原则而非“无罪推定”原则时的概念，比如把关在黑牢中的人直接称作“罪犯”、“犯人”、“犯抢劫罪”等等，按今天的法律概念，应称作“犯罪嫌疑人”才对。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忠实于当时的语境。
见我这样回答，郭所长当然无可奈何。
他瞪我一眼，说：“好！好好！就算你说得对，但我实话告诉你——你是我１１号的重点犯人。小伙子你放明白点，我一个号子只放一个重点犯人，绝对不会把两个重点犯人放在同一个号子。小伙子，先搞清你自己的身份吧！”
就这样，我丧失了一个与死刑犯相处的机会。这是我在狱中留下的两大遗憾之一。
郭所长的话也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是１１号的“一等贵族”！怪我悟性不够，这么长时间，才搞请自己在号子世界的社会地位。此时心中还颇生出几分自豪。
十分荣幸，我犯了“中国第一罪”。
像我这种犯人，在狱中的身份，是与即将执行死刑的罪犯、杀人犯、抢劫犯、重大犯罪团伙首犯等人并列的。而这种“重大”、“恶性”犯罪分子，每个监仓只能关押一个，其他非“重大”、“恶性”的犯罪分子，负有监督、照顾这些“重点犯人”的责任。不知别的号子，
是否曾把我也列为某个节日的“菜”？
此时我才明白，那天凌晨，当我进入１１号时，为什么避免了一顿暴打。每个犯人被关进号子时，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见面礼”。当然，那天凌晨，我并不知道本来有一场“见面礼”在等着我。在我进入号子的第一时间，我的“重大”身份即得到了其他犯人的确认。
另外，我的那场“见面礼”的赦免，与当时１１号监仓的一号人物张新良有直接的关系。
在我进入１１号的三个月之后，他因抢劫罪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押送到对外以“Ｘ号信箱”代称的劳改场烧砖去了。
谁敢说我不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六．丰满的土豆片
约上午九时许，听见监狱大门的锁响，刘军马上爬到门缝向外窥探。接着我听见院内有脚步声，有放下什么东西的声音。然后我又听见打开监仓门锁的声音，声音逐渐近了，到了隔壁12号了，果然，我们11号的门也打开了。仍然是刚才放风时的那个被称作王胡子的管教。从开着的门口，我看见仓门外的地上，放着一个塑料桶和一只塑料盆――仍然是生产马桶的同一家乡镇企业生产的吧，公安局肯定是同一批采购的，只是两只桶各派了不同的用场。仇小汉和田金占走出去，一个把桶拎进来，一个把塑料盆端进来。
王胡子锁上门，又去开第10号的仓门了。
王胡子大脑袋，黑脸，一看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让人心里发怵。但接下来相处日久，我才知道他是包括所长、指导员和另外三个管教在内共五名干警中，最人性化的一个。有一次放风时，我讲了一句什么趣话王胡子扑哧一声笑了，阔大黑脸上淀放出来的笑，使我发现他是一个心地纯净的人。果然有一次轮到他值班，刘军把手作成“手枪”模样，单眼瞄准，对着哨楼上的执勤武警――“啪！啦啪！”这还了得！一个罪犯竟然“枪击”武警战士，人们以为王胡子要收拾刘军，准知他笑了一下。他明白，这刘军刚満十八周岁，那个“枪击武警”不过是调皮捣蛋而已。刘军逃过一劫。
王胡子非但未收拾刘军，还向我招手：“过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他说当年他在乡下派出所时，有一次追捕一个盗窃耕牛犯，那个人跑得飞快，像兔子一样爬上山了，他身体太胖，追不上，只好把枪掏出来，对着那个逃犯相反的方向开了一枪，谁知一声枪响，那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五胡子说，我的妈呀，这下闯大祸了，我咋能一枪把人打死？等我跑过去看，那人突然说“你把我打死了！”我说打死了还能说话？那人说我听见枪响就以为你把我打死啦……
我一手拿牙刷，一手端着小塑料杯，王胡子“打死人”的故事笑得我全身发抖，水沷了一地。王胡子两眼放光，十分得意。
我很喜欢这个王胡子。别的犯人也很喜欢他。
塑料桶里装的是玉米糊，这里把它叫做“包谷糊汤”或直接简称“糊汤”，在城市饭店里的菜单上，它的名称是“玉米稀饭”。塑料盆里土豆片，这里叫“芋头片儿”。
这时仓门上那个五寸见方的小风门打开了，刘军跑过去，外边递进来一只瓷碗和一双筷子。刘军叫嚷起来，说这个碗破了，让重新换一只，外边解释说没有碗了，先将就着用。我明白这是发给我的吃饭工具。
这个大瓷碗的碗沿上有一个三角形的缺口。
桶和盆放在囚室中间，所有人围拢过来，眼中放射出兴奋、急切的光芒。田金占拿起饭勺，刘阳明、陈济仓等人把刷牙用的小塑料杯伸过去，田金占舀起几片“芋头片儿”，分别给他们装在杯中。我站在外圈旁观，只有我的那只带豁口的碗还放在地上。
“他怎么办？”田金占问。“他”是指我。
“他一起吃。”张新良回答。
于是田金占又开始给刘、陈等人往大瓷碗里盛“糊汤”。凡分到“芋头片儿”和“糊汤”的人，马上找到一个角落狼吞虎咽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吃饭时各自蹲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就像一个人在村里的居住位置是固定的一样。
这时张新良自己到桶里盛了满满一碗，蹲在菜盆边吃起来。刘军、田金占、仇小汉等依次盛了“糊汤”和张新良一起围在菜盆四周，吃得津津有味儿。“芋头片儿”在他们的嘴巴中发出悦耳的脆响。
见我站着不动，田金占抬起头问：“你怎么不动？”
我说肚子不饿，一口也不想吃。
张新良停下，对我说：“刚进来的人都是这样，没有胃口。可是你听我说，外边的事就不要去想了，把它忘了。现在就把心安下来，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过几天你就知道了，那时见了饭你恨不得去当土匪！”
我确实一点儿也没感到饿。昨天下午在公安局吃的那份炒米饭真管用。
我说昨天周胜利给我打了了一份炒米饭吃了，到现在肚子还不饿。
张新良说不饿也得吃。
于是仇小汉拿起我的破碗给我盛糊汤，离那个倒三角形缺口的顶角还很远，我马上说够了够了。于是我接过来，蹲在菜盆边，张新良大声说“让些地方！”仇、田等人马上蹲得离盆远一点，给我让出空间。
芋头片没有削皮，刀法粗糙，可以想象切的人很随意。切好后用热水一烫，半生不熟，拌上一把盐，就是这“凉拌土豆片”了。
我用筷子夹起一块，说，这土豆片长得真丰满！大家笑起来。丰满的土豆片在我的嘴巴里也发出美妙的脆响，我不觉之间有了吃的兴趣了。“糊汤”很稀，但很香，只能喝，因而你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囚室里突然变得充满生机了。
此时我当然不会知道，这脆响将日复一日的相伴相娱，直到我只要一吃土豆片嘴巴就发麻时——不是为止，而是继续吃！记得有一天刘阳明抱怨说实在不想吃了，我说这有什么不好，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一半啦——就差牛肉了。我还鼓励来自乡下的囚犯要乐观，你回去时可以告诉村支书，就说这里仅差一件东西就可实现共产主义啦。那位四十余岁的老实囚犯说，这么一说，全村男女老少还不争着抢着来坐牢？
这就是我在监狱吃的第一顿饭。
饭后，大家轮流到刘阳明端回来的那盆水中洗好各自的碗。到我洗碗时，那盆水仍是清澈的，水中没有一星饭粒。我明白，他们虽然没用舌头舔饭碗，但筷子发挥了更好的功效。
刘阳明把碗摞好，把筷子理整齐，架在碗上，他居然还有一块白抹布，搭盖在上边。到刘阳明准备倒掉洗碗水时，他的南方口音小声嘀咕了几句，刘军马上跑过去看。我也伸头去看。是水中有几星饭粒。众人的目光都看着我，那是愤怒的目光。刘军和田金占已经冲到我跟前，刘军伸手推我的肩膀。看这阵势，他们非我把我暴打一顿了。
这时张新良说：“这‘眼镜’不懂，他们是城市里的先生，那里懂我们乡下农民的辛苦？今天这事就算了，今后要是再敢浪费一粒，我就要把他饿得爬到地上站不起来！”
他说完，众人散去。刘阳明刚才在众人围攻我时，已把那盆洗碗水从门下的缝中沷出去了。后来我也练过这门手艺――很巧妙地从约五公分宽的门的下沿与地面之间的缝隙中，把一盆水唰地一声沷出去。关键是沷完之后，囚室一侧的地面上，尽量不留下水渍。在11号，我的手艺练得最精湛。常常是吃完饭后，大家屏气闭声，伸着脖子观看，我深呼吸，双手把盆向右侧身后慢慢收缩，突然出手，在出手的同时手腕一抖，唰地一声，洗碗水呼啸一声，像解放的农奴一样，冲到了囚室之外，欢唱着跳下门外的台阶，流到水沟，再从水沟穿过高墙，不慌不忙地到了大墙之外。它们自由了。
每在这时，我身后总是一片掌声。
张新良总说还是知识分子水平高。
另有一次，卢传胜沷水，倒了几次，把水倒得门板上、地上倒处都是，招来张新良一顿臭骂，刘军还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两脚。
刘中亚昨天曾宣布“明天接着审讯”，但现在仍不见动静。听说我待会儿还要出去审讯，其他人都十分羡慕。那是难得的可以使目光看见其他东西的机会。有人抱怨说，8个月了，一次也没提审过他，外边现在不知是什么样子？
我不屑地说，外边还不是那个样子？并说我离开这地方两年多，这次回来一看，什么变化也没有。
刘军要我讲外边的故事，问外边现在流行什么歌曲？人们现在还流行穿“老板裤”吗？今年九月开学，不知课本封面变了没有？田金占则坐在床板上用扑克算命，预测他开庭的具体日期；刘阳明一个人低着头，在囚室内走圆圈，走了一圈又一圈。陈济仓说“南方人，你别走了，就那一碗稀糊汤，再走五圈就消化完啦。”刘阳明笑一下，仍低头走着。
张新良让我讲大学生是怎样闹事的，我从今年4月15日到6月12日，大致讲了一下运动的过程。张说你看我这人怎样？到时可以给你们扛机枪吗？我打仗肯定是一个好手。我笑着说：“我们反对暴力，只是主张加快改革进程。”田金占问你们上台了是不是会把我们全放出去？我笑而不答。陈济仓说，你做梦去吧，抢劫罪就是过去说的土匪，他们上台了把你拉出去枪毙得更快些！
张新良听说我今年四、五、六三个月共去过十七个省，一百多个城市，他说你这人值，就是现在把你拉出去跪到河滩嘣了也值，并说他这一辈子还没出过省。那时如果已懂了监狱里的语言，我一定会说，行吧，就把我当作“明年七一的菜”吧。
那天下午，才把我提出来进行第二次审讯。我知道他们熬了一夜，上午一定在睡觉。另外，他们还得根据昨天的审讯情况，制定新的审讯计划和策略。
当天的傍晚，我家里给我送来了被褥、床单、枕头、牙刷、毛巾等日用品。
我开始享受我的狱中时光，这是一段异常宁静的日子。
七：“土铐子”的象征
当天下午，听到有人走到11号门外，在开锁。等门打开，我看见一位小个子，脸蛋黑里透红的干警站在门外。他用手把我一指：“你!出来!”
其他人马上说这是提审。我走出去。这位我第一次看见的管教，他拿出生铁铸的两个两端带孔的弧形物件，分别扣在我的左右手腕上，再把我的两只手腕并拢，又拿出一个铁栓，从铁扣这头穿进去，经过手腕之间的空隙，又从那头穿出来，然后在铁栓的下端，加上把铁锁。这样，我那一双明显的知识分子的无力缚鸡之手，就被这个铁家伙实用而效地锁在一起啦。
这不知是县城中环城路赵麻子铁匠铺打造的，还是河南乡刘铁匠打造的，总之这是一件不错的小发明，应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当天我结束审讯回来之后，张新良问我：今天戴“土铐子”感觉怎样？并问我昨天是戴洋铐子还是土铐子？我说昨天是洋铐子，张说他至今还没戴过洋铐子，那可能很舒服。他还听人说洋铐子很容易打开，但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第二年春，11号关进一个外地流窜作案的惯偷，在各地看守所无数次进进出出，是他给大家传授了用一根火柴棍加一根细线就可把洋铐子打开的绝技。我未学会。那时张新良已去了“*号信箱”劳改了。不知他后来学会没有。六年，他应该有机会学的。
至于这种赵麻子或者刘铁匠发明的“土铐子”，则没有办法偷开，除非有第二个人帮你用铁鎯头把锁砸烂。
我跟着小个子管教来到监狱门口。我又看见了刘中亚、小杨，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女警官，他们三人并排站着，面向监狱大门。
我笑着说：“你们好!又见面啦!”
刘和那个女警故意不理睬我，只有小杨对我点了一下头，表示问候。
他们把我领到昨晚进来时的那间值班室东侧第三间审讯室。我看见门外墙上钉着一块向空中横伸出小木牌，上边写着的三个黑字就是“审讯室”。就像你在某处见过的“党支部”或“厂长室”那种。
这是一间有五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靠墙的地方是一块小水泥礅。泥地，且不平整。水泥礅放在地上，可以搬动。
刘中亚指着地上的水泥礅，对我说“坐吧”，他们三人则挤坐在小木桌后。刘居中，小杨居右，那女警因为挤不下了，侧身挤坐。这就使她对我始终只能是侧目而视—也许正因此，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很恶劣，直到有一天我教训了她。
刘中亚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安局老卢。”
后来我知道这位娇小的女警，她的丈夫是本地区的地委副书记，她本人在这县公安局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
刘问我昨天在号子里挨打没有，我说没有，刘说我们监狱管理现在好多了，对于牢头狱霸坚决打击，不许欺压犯人。
我油腔滑调，说：“感谢党的领导!”
我看见小杨在偷偷发笑。他仍负责记录。
刘首先表扬了我，说我在昨天的审讯中，表现很好，算是坦白从宽吧，希望我在今后的审讯中，能继续配合他们。
这一次是我在偷偷发笑。
卢警官侧身而坐，双臂环抱胸前，对我侧目而视。她自始至终一言未发。
在这次审讯的过程中，约下午三时，号子里开过饭了。刘中亚找小周—就是那个红脸小个的警官，小周跑到11号，发现我的那份已经被众人分吃了。无奈，小周只有到伙房另拿一份给我。一个馍头和一碗白菜汤。他们打开我手上的土铐子，我就在审讯室吃了在监狱的第一顿午餐。
审讯结束时，小杨问我需要家里给送我什么东西，我想想说：送几本书、笔记本、再送一支笔。
当天傍晚我收到了家里送来的日用品，但没有我要的东西。
进监狱程序是这样的：小周领我到那个写着繁体“狱”字的大门前，说大声报告，于是我仰起脸对着哨楼大吼一声报告!看不见哨兵，但我可以听见一声命令—进!听到这声命令，小周打开我手腕上的土铐子，揣进他的警裤口袋，再把大门打开。等他反锁大门时，我已独自走过监狱的院子，走到11号的门外。我听见门板在撞得咣咣作响，那一定是里边的人挤在门缝后向外窥探。
我低头看看被“土铐子”箍红了的手腕，趁机思考一下土、洋手铐的异同。它们都是暴力工具，都是对手所象征的自由的直截了当的取消，但洋手铐更精致，更科学，而土手铐就更原始、更粗暴。如果说洋手铐给手还留下一定的活动余地，甚至自己可以偷偷打开，它对自由的取消只是象征性的，因而它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是符号化的；那么，土手铐则还停留在工具的水平上，它要的就是对自由的“确实”的取消，由此土、洋手铐的使用，可以从中更多的看出一国法制的原始色彩的浓与淡。
回到号子，刘军等几个照例抢着让我讲在外边的见闻，我说什么也没看见，只好把姓卢的女警官攻击了几句，算是人身攻击吧。我对卢警官的攻击就是11号今天傍晚的精神生活或文娱节目了。
张新良问我吃过没有，我回答说吃过了，他说他11号今天托你的福，多吃了一份饭，类嘴猴腮的陈济仓说，托什么福，祖宗八代被小周操了一遍!我明白刚才小周来找那份饭时，他们一定没少挨骂。
家里送来的日用品，是监狱的炒事员送来的。他不是管教干警，也不是武警，当然也不是犯人，他每天把饭送到院内，再把空桶空盆收走。听说他是某管教干警的亲戚。他抱着东西走进来，把物品从五寸见方的小风门一一递进来，轮到被褥时，他先塞进一只被角，仇小汉和刘军等往里拉，他在外往里塞，经过五分多钟，一条棉被就硬扯进来了。
张新良让我把被褥铺在他旁边，我说我睡那头吧。于是大铺另一端的人在田金占指挥下，把自己的铺位向中间挤挤，把另一端靠墙的位置让出来。这里从此就成了我的铺位。
他们一律两人合睡，每人家里只送一条棉被，其中一个人的做垫褥，另一人的就做盖被，这样两人在一个被窝里分头合睡。这是我约对无法接受的。张新良也是和田金占合睡，陈济仓和刘阳明合睡，刘军和仇小汉合睡，忘了卢传胜和谁合睡了。幸好当时我是11号的第13名犯人，无人搭配，而我家里给我送来的日用品齐全，甚至还有一条枕巾，我想这一定是我妹妹给我配备的。
在号子里，懂得的人根据睡觉的位置，就可以看出谁是“领导”，也就是牢头狱霸。靠墙的一端，至少有一侧避免受“敌”，墙也是防止背后进攻的依托，另外，这一侧至少可以相对安静，如果你把脸转过去对墙，这时脸上的表情就可以成为“相对隐私”。也因此，号子里的“一号人物”一般选择靠墙的一端安铺，而二号人物一般贴着他睡。空间距离反映的是心理距离，能挨着一号人物身侧安铺，是一种荣耀，也便于得到一号人物的保护，当然更重要的，表现的是对一号人物的忠诚和护卫。
入狱当天，我自然是不明白这些奥妙的，甚至我也未体会出张新良的用心，我以为他的安排，都是自然而然的。直到几天之后，老狐狸陈济仓给我讲了号子里的许多规矩，我才恍然大悟。
我的铺位无意中的安放，在11号监仓从此创设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一号人物睡大铺一端，睡大铺另一端的，肯定就是二号人物。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罪犯，人来人往，11号里后来发生的系列“权力争夺战”，莫不围绕这大铺两端的象征权力的位置而展开。此是后话。
当天我还学到的，是另外的知识。
入睡前，刘军过来问我提审时抽烟没有，我说抽啦，是刘中亚给的。刘军问我为什么不多要几支带进来给大家抽？我说不懂。刘告诉我咱11号已经断火二十多天了，并用威胁的语气告诉我，今天我本来有一次为11号“立功”做贡献的机会，可是我太愚蠢，没有为大家做出贡献。后来我知道，这件事若放在别的监仓，我从皮肉到骨头，都将有一次“痛快”的洗礼!
田金占接着给我讲了种种藏烟的方法，一种是塞在衣领里，一种是塞在鞋垫下，另一种是塞在内裤里，放在睾丸旁，武警搜身时摸裤档也不一定摸得到。更安全的方法，是把剥成烟丝，直接放在衣服的夹层内。
最后刘军命令我，今后一段时间，你出去提审的机会多，咱11号的烟就靠在你身上了。
我问了一句，没有火怎么抽烟？
陈济仓说，这你放心，我们有的是办法。
我头放在靠墙的一侧，脚伸在床栏那头，左边是囚室的墙壁，右边是另一个犯人。房顶的灯泡发出昏暗弱的光线，照着安静的囚室。
我的心情也很安静。
我把脸朝向墙的一侧，准备入睡。
我的三边都没有“敌人”靠近，只有背后有危险，可我用背把它屏蔽了。至少我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空间。
我甚至笑了一下。觉得能在这个神奇的地方睡觉，真是人生的奇遇。仿佛冥冥之中，早会有这么一天似的。
那就安心睡吧。
